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解析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一、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督權的應然含義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在我國，檢察機關被《憲法》明確定性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其所

行使的是法律監督權，這是一項以人民檢察院為監督主體，依照法定職權和程

序，運用法律規定的手段，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以及公民個人遵守憲法和

法律的情況進行監察、督促，以保障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為目的，并能產

生相應法律效力的權力。其具體的法律特征表現為：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一）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具有國家性和權威性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檢察機關行使的法律監督權是一項由權力機關授予并受權力機關領導

和監督的專門國家權力，它在最高國家權力之下，依據憲法的規定，與行政權、

審判權和軍事權處于平行、獨立存在的狀態，是人民代表大會下一府兩院政治

體制中重要的一項二級國家權力，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嚴肅性和強制性，有其

獨立存在的特殊重要價值。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二）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具有普遍性和廣泛性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沒有對行政行為包括具體行政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和地方立法行為

的法律監督權，檢察權就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法律監督權。”1檢察機關行使的

法律監督權是一項對行政權、審判權、軍事權、地方立法權和公民遵守法律的

情況實施全面監督的專門性權力，其存在的目的不僅在于確保行政權、審判權、

軍事權、地方立法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防止權力的腐敗和專斷，實現

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更在于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和正確實施。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三）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具有規范性和合法性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檢察機關行使的法律監督權是一項程序性的權力，不具有終局和實體

的意義，其本質就是要用程序性的制約權來實現對實體的監督。檢察機關法律

監督權的行使必須依照法定的程序進行，且其最終要服從于有權機關的終局裁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二、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督權的理論基礎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一）列寧法律監督思想是我國檢察制度的直接理論淵源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我國的現行檢察制度，是根據列寧社會主義檢察制度的思想和人民民

主專政的理論，在總結革命根據地檢察工作的經驗教訓，吸收蘇聯社會主義檢

察制度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為了解決社會主義條件下法制建設中的諸多實際問題，

列寧逐步提出并完善了他的法制統一思想和法律監督理論，其主要內容包括以

下幾點：1、為了保證社會主義法制在全國統一實施，必須建立專門的法律監督

機關；2、法律監督機關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產生，并與行

政機關、審判機關具

有平行的憲法地位；3、檢察機關內部實行垂直領導原則；4、檢察機關的法律

監督不僅包括對刑事犯罪行為和民事違法行為的監督，而且包括對一切國家機

關、社會組織、公職人員違法的行政行為和執法行為的監督。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二）中國古代的御史制度是我國檢察制度的歷史淵源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我國檢察機關憲法地位的法律淵源，包容了很多中華法系文明的豐富

歷史內涵。中國古代長期盛行御史制度，御史作為“天子之耳目”，其主要職

責就是“糾舉官吏不法”，以維護封建國家法律、政令的統一，并受理申訴，

糾正錯案，平反冤獄，監督官吏的斷案。如漢朝的御史有九項職能，其中就有

査辦“吏不廉”、“獄不直”。宋朝時，御史臺設臺獄，凡違法失職的官員，

在送大理寺審判前，先送御史臺偵查。明朝規定，御史的職責是“糾查內外百

司之官”，發現問題“大事奏裁，小事立決”。御史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獨立

發展起來的一項特殊的政治制度，它被控制在皇權之下，備受歷代封建統治者

的重視，它在維護封建綱紀、肅清吏治、整飭風紀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

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御史制度與現代法律監督體制并非完全等

同。但仔細考察，它們兩者在產生的原因、職責和地位方面卻有不少相似之處。

我國檢察機關在法律監督地位的形成和發展上，雖然基本上是參照前蘇聯的模

式，但由于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延續性和繼承性，使當代中國的法律監督制

度也就當然不可避免地包容和吸收了傳統文化的先進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

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督權的憲法地位是有著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和深厚的歷史底

蘊及文化傳統的本土資源的，那種認為中國檢察機構的設置只是根據列寧個人

的一篇文章而產生，并由此主張取消中國的檢察院體制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3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因此，檢察制度不能說完全是舶來品，應該說是在其深厚的歷史根源

的基礎上，借鑒了蘇聯的檢察制度模式，并在我國長期的實踐中逐漸發展完善

的，其符合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和民主集中制理論，有著深

厚的現實理論基礎。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三、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詮釋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一）檢察機關固有司法權與法律監督權的關系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在我國的政權體系中，檢察機關同審判機關和行政機關一樣，直接對

同級人大負責。在憲法架構中檢察權是與審判權和行政權并行的基礎權力，是

立法機關約束下的三大核心權力之一，是一種獨立的司法權。但同時憲法又規

定檢察機關為法

律監督機關，賦予其對于司法及司法行政范圍內的權力運作行

使法律監督的權力，使檢察機關具有了實質上的“司法監察權”。從嚴格的意

義上說，這已經超越了一般司法權的范圍。因此，我們認為，我國憲法對檢察

權的設置已使檢察權不僅僅是一種司法權，或者至少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司法

權。

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正是因為法律的這種規定，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憲法已

明確規定檢察機關的性質就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因此，檢察機關任何一種執

法行為本身都是在行使法律監督的職責。我們認為這種字面化的理解在邏輯上

是難以成立的。世界各國的檢察官都在行使以訴權為中心的司法職能，而絕大

多數國家并沒有明確賦予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責任，也就是說檢察機關行使以

訴權為中心的司法權限并不決定于其是否具有法律監督者的身份。4我們還認

為，之所以會產生將訴權、職務犯罪偵查權等視為包容于法律監督權之下的延

伸性權力這一觀點，是因為錯誤地理解了列寧對于檢察機關職能定位的思想。

實際上，列寧并不是基于單純行使法律監督權的需要，構想出了檢察機關的概

念，再從法律監督的總概念出發，延伸出職務犯罪偵査權、訴權等司法性權限。

事實上，列寧認為新的社會主義政權需要一個對執行社會主義法律的狀況進行

專門監督的機構，但并沒有獨立地創設這樣一個機構，而是經過慎重地考慮，

將這種監督職能賦予了在沙俄時代即已存在的行使傳統司法權限的檢察機關。5

很明顯，檢察機關固有司法職能的行使并不產生于法律監督，它們是兩個各不

相同的視角。當然檢察機關在行使純司法職能的同時必須從法律監督的視角去

觀察問題，但這并不等于說兩者是同一或者包容的關系。事實上，兩者分屬于

不同的層面，法律監督權是從司法監察的視角來審視整個司法活動，而職務犯

罪偵查權、訴權等則是基于傳統控方固有司法職能的體現。可以說，不僅僅是

法院、公安、監獄機關，而且檢察機關自身的自偵權和訴權的行使也被納入司

法監察的范圍之內t（二）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與人大監督權的關系

在司法改革研討中，有的學者認為“應重新確立人民代表大會依法享

有法律監督權的惟一主體資格，廢除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并建立相應的保

障機制，使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律監督真正具有最高的權威性、根本性和內容的

普遍性。” 6筆者認為這一理論混淆了人大監督與檢察監督的關系。

首先，人大監督不能取代檢察監督是由人大的地位決定的。毫無疑問，

人民代表大會的確

享有法律監督權，但人民代表大會并非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

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與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不僅

法律地位不同，其權力屬性亦迥然有別。這一區別取決于人民代表大會在國家

權力體系中的地位，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享有和行

使的是國家的統治權，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只是根據它的意志和制定的法律，

進行具體的司法活動。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不是執掌國家權力的機關，而只是

執行國家權力的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則只是執掌國家權力，而不具體執行國家

權力7。如果由人民代表大會直接行使人民檢察院的審判監督權，監督具體案

件的審理，必然導致國家權力機關和其具體執行機關之間職能的混淆，使人大

陷于具體的事務性工作中，甚至會越俎代庖，最終損害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威。

其次，檢察監督是由人大授權和憲法規定的。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卜-的“ 一統三”(即人民代表大會下的“ 一府兩院制”）的權力配置格局，

不僅符合通行的分權制衡的基本原理，同時也適合我國獨具特的國情。在人

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源于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是對國

家權力機關監督權力的合理分解。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和法律，授權人民檢

察院作為專司法律監督的機關，行使專門的法律監督權，一方面實現了司法權

力的相互制約，維護了國家法制的統一，另一方面，在這種權力配置格局中也

沒有造成檢察權的失控，檢察機關不僅依法要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接受人民

代表大會的監督，同時也要受制于審判權。盡管這種權力制衡機制仍需發展和

完善，但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實踐檢驗，應當充分肯定這種具有中國特的權力

制衡機制是科學的、可行的，并符合中國的國情。

1張智輝、謝鵝程，現代檢察制度的法理基礎一關于當前檢察理論研究學術動

態的對話，《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P127

2劉樹遠，王維飛，《法律監督理論與檢察監督權》，《人民檢察》，1999，

(9)

3夏邦，《中國檢察院體制應予取消》，《人民檢察》，1999，（7)

4陳健民主編：《檢察院組織法比較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

88-90 頁，第 69-71 頁。

5陳健民主編：《檢察院組織法比較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

88-90 頁，第 69-71 頁。

6郝銀鐘，《檢察權質疑》，《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t(3)

7冰青，《中國的檢察體制不能取消》，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