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法學院“非典型”的法律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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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學院“非典型”的法律史學者

2013-10-12

編者按：

為加強法學院校友工作，凝聚人大法律人身份共識，加強人大法律人共同體建設，宣傳

報道人大法律人發展成就，啟迪在校學生成長成才，法學院黨委決定推出“人大法律人”校

友系列專訪活動，組織在校學生采訪優秀、青年校友，定期推出人物專訪，敘說人大法律人

多姿多彩的人生經歷，感受曾經發生在人大法學院的動人故事??

“人大法律人”，架起心靈的橋梁，感受榜樣的力量。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校友名片：

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取得法學學士、法學碩士、法學博士學位，在人民

大學就讀期間曾先后在臺灣地區政治大學法學院和哈佛大學法學院游學。主要研究領域為法

律史和比較法，在比較憲法與憲法史，中國古代政府組織與司法制度、財政制度，法律現代

化的歷史與理論，臺灣地區法律制度等方面亦有深入研究。現任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正文：

翻開聶老師的履歷，會驚訝于他研究領域的寬廣與多樣：從法律史到比較法，從憲法到

古代財政制度，從臺灣地區法律制度到比較憲法。作為一名“非典型”的法律史學者，聶鑫

老師對于法律有著自己獨到的解讀。

求學之路

也許是受到名人傳記中共同的法學背景的感召，也許是受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法理學”

研究熱潮的影響，聶鑫選擇成為了一名法律人，并在本科畢業后到北大攻讀法學理論專業碩

士。而作為當時重要爭議之一的“中國法律現代化問題”更是吸引了聶鑫的極大興趣。有學

者主張要原汁原味的學習西方，也有人認為中國應珍惜自己的傳統、正視其本土資源。而聶

鑫卻有著自己的思考：“何不如回到現代化的原點，去研究中國法律現代化的開端呢？”正

是在這種對問題根源的追問中，聶鑫開始與法律史結緣，逐漸把“法律史”作為自己的主要

研究方向。

從北大畢業后，聶鑫來到了人大攻讀博士學位，并在第二年得到了前往臺灣政治大學交

流的機會。在訪問期間，正好趕上島內倒扁運動如火如荼。“法理臺獨”一時成為社會熱點，

臺灣在憲法上的重新定位問題更是吸引了法學界的普遍關注。聶鑫回到大陸后，基于自己的

研究寫作了3萬多字的《“中華民國憲法”在我國臺灣地區的變遷——“修憲”與“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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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重變奏》一文，并于2007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內刊》發表，受到了一定的重視。聶鑫

因此又與“對臺研究”結緣，開始從事臺灣地區法律制度的研究。在人大法學院組建臺灣法

研究所的時候，聶鑫還被聘為特別研究員。

從臺灣回來后不到半年，聶鑫又作為教育部的公派留學生前往了哈佛大學，主要進行比

較憲法、美國憲法，以及更具體的憲法財產權的研究。并在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研究中承擔

了英美法律教育部分，著有《美國法學教育模式利弊檢討》、《英國法律教育改革管窺》等

3篇論文，廣泛接觸了美國的比較法領域。

回國后，聶鑫順利就職于清華大學法學院，成為了一名法律史學者。

“非典型的法律史”

訪臺期間師從的老師黃源盛老師既是法史學者，也是刑法學者；另一位老師蘇永欽教授

既是民法、經濟法的學者，又是憲法的學者。聶鑫坦言，這種綜合性、多領域的研究風格對

自己產生了很大影響：“一個人原來可以在多個領域均有所建樹。”因此，聶鑫也將自己的

研究笑稱為“非典型的法律史”：主要和部門法結合，并與國外比較法的研究齊頭并進。在

研究方法上，不是采用斷代史的方法，而是探求一個個具體制度的歷代變遷和延續。

聶鑫如是說道：“‘抽刀斷水水更流’，我認為一個制度不能的簡單斬斷為唐宋元明清，

因為一個制度并不會因改朝換代而真正被斬斷。‘前學未滅，后學轉精。’因此我這代人做

法律史會更加具體，比如我做的領域就更多和憲法史、司法史，以及古代的財政制度有關。

同時兼顧了臺灣地區法律制度與比較憲法的研究。”

因曾參與整理民國法學名著，聶鑫接觸了吳經熊等法學名家的大量著作，“和憲法史結

緣”。并在博士階段，將“憲法史”確定為自己的專攻。在臺灣地區和美國學界，甚至有很

多人認為聶鑫是從事憲法領域研究的。同時，又由于在臺灣地區和美國的游學經歷，培養了

聶鑫對于比較法領域的濃厚興趣。這種經歷的豐富性決定了聶鑫的研究既有歷史的縱深感，

又有廣闊的全球視野，同時結合了多學科的豐度，具有極強的綜合性與靈活度。

橫向和縱向雙重維度的思考

直至現在，臺灣仍保留著相當完整的中華傳統文化，甚至有些部分是大陸這些年逐漸淡

忘的。有臺灣學者如此評論道：“我們總強調1949年國民黨撤退時從大陸帶去了黃金、故

宮的寶物，但是很少有人講帶去了完整的《六法全書》。”的確，臺灣現有的法律體系較好

了延續了從清末以來的法律制度。因為北京政府的法制是在清末變法的基礎上完成的，而南

京國民政府則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北京國民政府的法制系統。因此，在臺灣法律制度的血管

中，仍奔流著綿延了數千年的中華法系的血液。而大陸對臺灣法治的學習，一方面是借鑒他

們近來的發展，但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重新吸收那些既與歷史相銜接又能走向世界的有益精

華。

至于美國，有人曾戲言“當今全球化就是美國化”。雖值得商榷，但也指出了美國對世

界的巨大影響。其特殊的憲政經歷和司法審查模對中國的法治發展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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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同時涉獵比較法領域的法律史學者，聶鑫在一個問題上往往同時考慮過去和國

外的作法，一方根植于中國自身的土壤，一方面學習西方的優秀經驗。中國100多年近代化

的歷程往往是“救亡壓倒啟蒙”，導致對歷史的理解和對外國的認知常常是一知半解的。因

此，聶鑫認為，通過縱向和橫向雙重維度來思考問題，無疑是拓寬學術思路的重要途徑。拿

民法典的修訂為例。清末民初曾進行大規模的民事習慣調查，在此基礎上再來決定民法典制

定的具體內容。而這種對于過往民事習慣的總結和尊重就值得現在的立法者學習。同時，在

立法體例上當時有法國、德國、瑞士等國家的模式可供借鑒。“選擇得當也是一種創造。”

如何選擇得當？也是要根植于對中國傳統和現狀的深刻了解。

Justfollowyourpassion

在清華大學擔任班主任期間，聶鑫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同學們關于出國的咨詢。若

是本科時期的出國交流自然是很好的機會，有利于在較早階段對國外的學習生活有所了解；

但若是本科畢業之后立即出國深造，聶鑫坦言“需要冷靜對待”。

大部分學生出國都是選擇去英美接受LLM教育，因為只有8個月時間，很多人都是懵

懵懂懂的去，連滾帶爬的學，還沒深入英美法系的精髓，就草草的拿了個碩士學位回來，浪

費了比較多的時間和金錢。因此聶鑫認為：“是否出國取決于自己是否做好了知識上的準備。

只有對自己的將來有了一個清楚的定位，這樣出國才更有效果。”聶鑫以自己為例說道：“我

出國算是同學里面最晚的。在博士階段才出國。在美國的時候，我見到了很多在美國工作的

同學，甚至還有一些小師弟師妹。但是在與大家交流的時候，并沒有覺得我出來的太晚。是

否出國取決于對自己人生合理的規劃，而不是跟風隨大流的盲目決定。”

學生們對出國顯得“比較著急”，究其根本，還是因為國內浮躁的氛圍使然——在大一

的時候就開始設計未來，大四的時候考慮或保研或出國，希望自己走一條特別順的路，交出

一份完美的履歷。但是有時候履歷并不能與“真正有意義的人生”畫上等號。

“我有很多國外朋友都沒有過早的為自己的人生做這么清楚的規劃，而是根據自己的愛

好充分的選擇自己的生活。好些法學院的教授在從教之前都有很長時間的職業經歷，如律師、

GO志愿者、政府官員等等。按照中國傳統主流的想法，一個人在35歲左右還沒有定下來

自己的職業無疑是離經叛道的做法。但我覺得不見得就要這么按部就班的活著。我們的上一

代面臨著資源短缺的問題，但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較好地解決了。再如上一代人那樣小心翼翼、

斤斤計較的規劃自己的未來是一種悲哀。大學四年不應該是把全部的時間花在準備出國考試

上，也不是對保研的學分績斤斤計較，而是真正去讀書，去到自己感興趣的所在，去經歷

人生應該經歷的事情。只要做的事情沒有虛度自己的時間，這樣人生可能將會更有收獲。”

“在我回國前和導師最后一次談話時，我曾向老師表達了我的困擾：我的朋友都在做著

一些很‘對’的事情，而我只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一點小小的事情，看起來實在不夠偉大。

而我的導師送給了我一句話，直到現在仍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justfollowyourpassion。”

聶鑫進一步解釋道，“只要跟著自己的感覺與激情去做，不一定要和主流的看起來最有前途

的人去做相同的事情。當然，前提是你自己理性的選擇。我有一個學生對法學的興趣不甚濃

厚，因此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經濟學的二學位上，現在在北美念經濟學。每個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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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和興趣都不同，不能給每個人都規劃相同的道路。只要大學這四年的時間沒有虛度，無論

是整天呆在圖書館里，還是選擇了其他方式了解這個社會，都可以。”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大街59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校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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