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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南風窗(ID:SouthReviews) 作者：楊露

韓國財閥有一個專門的英文單詞“Chaebol”，由韓文直接音譯而來，意為“擁有巨大財富的宗族”。

韓國經濟命脈掌控在幾大財閥手中，以三星為代表，不少人直接把韓國稱為“三星共和國”，說韓國人一生難逃三件事，“死亡、交稅和三星”。

而從李秉喆創立三星之始，到兒子李健熙，再到孫子李在镕，三星的三代人都觸過刑，但“運氣”也都特別好。在這個國家，“政商一體”的傳統和黑幕重重的臺下交易早已不是秘密。

（左起）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兒子李健熙、孫子李在镕

回顧韓國經濟崛起的“漢江奇跡”，財閥功不可沒，同時它們攫取了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大多數利潤。盡管難以根治的“財閥病”令韓國人十分頭疼和惱怒，但韓國經濟發展一時之間仍無法從財閥體制中抽身走出。

在韓國經濟無法擺脫“財閥經濟”為基礎的當下，韓國政府的頭等任務顯然是提振經濟發展，對財閥的治理雖然不宜緩，但更不宜猛。否則，難以承受之重的致命打擊，將令韓國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

小國家，大企業

在韓國，大大小小企業的所有者一家對自己的傭工或一般市民作威作福的事件經常發生。

比如大韓航空的韓進集團會長夫人李明姬曾對建筑工人又推又罵，被警方問話。而她的二女兒趙顯旼，曾是“潑水門”事件當事人，在一次會議上辱罵廣告代理商，朝人家臉上潑水，囂張至極。

種種事件的發生讓韓國國民至今對財閥家族并沒有什么好感。不過，大部分韓國人都承認，財閥是經濟開發時代的產物。韓國作為后發國家，為了發展經濟而不得不選擇了以財閥經濟為中心的這條路。

韓國仁川大學教授曹亨真向《南風窗》記者分享了今年韓國釜慶大學產業生態系研究組的一項研究結果：財閥體制與社會普遍認知有所不同，其在減少諸多轉包企業即中小企業的風險、提高他們的收益等方面均有正面作用，這些結論是根據實證得出的。

曹亨真緊接著指出，“但是因為財閥企業的成長過程并未遵循公平競爭或合理革新等原則，讓人看到了企業壟斷與榨取依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60年代，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奪得了韓國的最高權力。他上臺之初，也曾經試圖對壟斷經濟的財閥進行打擊，甚至采用沒收財產的辦法。理由是他們的財富都是通過與前政府的勾結非法攫取的。

彼時，韓國經濟處在“低投資—低生產—低收入”的惡性循環之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足100美元，是當時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之一。

樸正熙很快就發現，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在不計其數的小企業面前顯得十分乏力，而財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經濟力量。最后他不得已釋放了90%以上的企業家，但條件是他們必須與政府合作。

樸正熙夫婦與子女們

那些順從政府、忠實執行政府政策的財閥，往往能夠獲得極其優惠的金融貸款和財政補貼。

而在有些產業，一旦獲得生產許可證，則幾乎形成市場壟斷。此后，政府、財閥、銀行三者之間逐漸形成了緊密的聯合體，甚至被形容為“魔鬼三角”，共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漢江奇跡”。

根據韓國金融監督院的數據，1989年韓國前5大財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已經上升為60%以上，前30大財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更是高達95%。

在韓國從積弱積貧邁向成長繁榮、創造“漢江奇跡”的過程中，政府與財閥之間形成一種“榮辱與共，同進同退”的非典型“互助”關系。

韓國樂天世界塔

山東大學(威海)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焦佩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將政府和財閥之間的關系概括為三種形態。

樸正熙時代的韓國政府和財閥的關系基本屬于國家主導財閥的形態，國家雖然扶植財閥但也能規制財閥。1987年以后韓國的民選政府開始漸漸被財閥所左右，則出現“鐵打的財閥，流水的總統”現象，屬于財閥主導國家的形態。

其中，國家的權力因為金錢選舉和三權分立而被大大削弱，國家元首成為壟斷資本的代理人。

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韓國政府對財閥企業的態度在規制和合作之間左右搖擺，可以看作是財閥和國家相互依存的形態，強調國家權力干預與市場適應的有機銜接。

不過，就本質來說，這種特殊的“互助”關系其實就是變種的“官商勾結”模式，由此為韓國等一些國家埋下了“巨商富、官員腐”“財閥獨大、家國式微”的禍根。

韓國電影《國家破產之日》劇照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系主任郭銳認為，“在‘威權主義’時期和國家快速成長階段，這種有悖于法治精神和市場規則的‘官商勾結’模式，尚可暢通無阻。

一旦國家政治邁向民主化階段，加之國家經濟進入下行通道的沉重打擊，由‘威權政治’和‘財閥經濟’相結合的怪胎惡果就會迸發出來，成為阻礙國家政治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難除毒瘤。”

無論如何，沒有財閥的超常規發展，是很難理解韓國經濟的奇跡的，但當韓國經濟逐漸進入發達經濟體，財閥問題就成了制約韓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目前，財閥企業的工資和福利與中小企業相比仍然明顯優厚，所以成為了大多韓國年輕人的就業目標所在。曹亨真指出，“這不是單純的就業問題，新挑戰的產生和革新的可能性大為減少。”

“房地產階級社會”

“我自己的土地我想怎么著都行，你們這些家伙造什么反，造反有什么用？”這句硬氣的話來自韓國著名小說家趙廷來的長篇小說《太白山脈》。

一般而言，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基礎在于處在社會位置頂端的大資本家和靠打零工度日的工人階層組成的“勞動市場食物鏈”。但在韓國，房地產投機的食物鏈才是韓國資本主義的真正基礎。

韓國的基本國情是國土狹小，多山地，地狹人稠。雖然世界上也有很多這樣的小國，但卻很難找到像韓國這樣一天內土地價格暴漲的情況。

韓國土地問題的核心在于應該是所有人都有權利擁有的國土，卻70%以上都成為少數人的私有財產，并作為投機的手段謀取大量利益。

一位女士在山上看手機，遠處是首爾的住宅區

曾任韓國國會議員的輔佐官，韓國著名社會活動家孫洛龜在《房地產階級社會》中統計過，韓國私有土地中有63%被占總人口5%的土地富人所壟斷。

住房問題的核心也是在于100萬套房屋被空置，但10名國民中就有4名租房生活，10名房產富人卻擁有5508套房，甚至1人擁有1083套住房，形成了極端的房地產兩極分化現象。

企業和財閥被指控為韓國第一次至第四次房地產價格暴漲的罪魁禍首。比如在1985年至1988年的4年內，三星、樂天、起亞、錦湖、斗山五大財閥花在技術開發方面的費用為5334億韓元，但用于投資房地產的費用竟然是前者的4.3倍。

遼寧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劉洪鐘向《南風窗》記者分析，韓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從兩個方面加劇了普通勞動者的貧困化，一是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不斷上升，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陷入買不起住房的困境。

二是由于東亞金融危機以后韓國投資環境的惡化，企業收益率很低，投資意愿下降，導致金融機構不愿給企業進行貸款，轉而把資金貸給了那些有住房需求的中產階級，從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房奴群體。

韓國電影《寄生蟲》劇照

在日本有個詞叫“土建國家”，就是一些政客利用行政資源，不斷規劃興建大型道路、機場、大樓等公共土木工程，拆了又建，建了又拆。他們的目的是賦予大型企業財閥的開發建權，從中贏得財閥提供的資金支持。

日韓兩國在這方面很相似。1975年起，韓國政府模仿日本的綜合商廈制度，給予資本10億韓元以上、年輸出額5000萬美元以上、海外子公司10個以上的財閥企業10年以上期限8%的低利率高額貸款。

當時韓國銀行的存款利率高達20%，這種倒掛式融資使財閥企業大量買進土地，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現象。

與此同時，財閥集團帶動的房地產投機熱潮形成了房地產階級的金字塔最高頂點“房地產五敵”——建設業財閥、房地產官閥、政客、保守輿論媒體、一部分學者等，形成了“政經輿學大聯盟”。

相比之下，同樣人口稠密的新加坡房地產市場卻非常穩定。郭銳向《南風窗》記者分析，新加坡由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而韓國則黨爭十分激烈，這造成雙方貫徹落實國家發展方針的意志和能力是截然不同。

加之新加坡政府對本國經濟的宏觀調控更加到位和強勢，其注重經濟發展中的公平性問題，財閥經濟也就缺少了存活的土壤。

反觀韓國，各大財閥在國家邁向民主化階段時實現了華麗轉身，其搖身一變從聽命于威權政府指令的弱勢群體一躍成為掌控國家經濟命脈、令民主政府式微的關鍵一方，諸如“三星帝國”等說法不脛而走就是最好的反映。

當國家經濟蛻變為“財閥經濟”后，政府力量對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也就無法展現出來。

“青瓦臺詛咒”

韓國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或者說貧困化現象主要是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后開始的，是多種原因綜合的結果。危機爆發后，韓國企業大量裁員，導致失業率快速上升，這些失業者被迫進入低收入服務行業或中小企業。

面對這種情況，韓國政府未能及時作出調整。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5年韓國公共養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1.6%，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而美國、法國、德國和英國的這一比率分別為6%、12.4%、11.4%和5.7%，東亞的日本則是8.7%。

在財閥資產繼續膨脹的這些年來，韓國本身的平均GDP增長率已經下滑到不足3%。2018年，韓國的GDP增速僅為2.7%，創六年新低。而家庭債務總量高企、年輕人就業不足等痼疾卻沒有絲毫解決的征兆。

事實上，從金泳三開啟“文民政府”新篇章以來，此后的歷任韓國政府都致力于革除“財閥經濟”這一弊端，致力于斬除“官商勾結”的“財閥政治”禍患。

金大中時期借助亞洲金融危機之際，曾經一度出手整飭韓國財閥體制，包括公司治理制度改革、更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是，財閥體制已深入韓國骨髓的現實，令金大中政府和此后的政治強人盧武鉉總統也不得不畏首畏尾、瞻前顧后，始終拿不出切實可行的革除財閥方案。韓國歷屆總統如多米諾骨牌般接連倒下，幾乎無一幸免，被稱為“青瓦臺詛咒”。

近些年仍在不斷暴露出政商勾結的丑聞，比如樸槿惠出事后，九大財閥被集體調查。文在寅是在樸槿惠政府腐敗案爆發引起全民討伐的特殊時期上臺的，因此在徹底解決財閥政治問題上處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正如郭銳向《南風窗》記者所分析的，“文在寅政府以‘干政門事件’為中心試圖斬斷‘官商勾結’鏈條的努力，也被從寬審判三星太子李在镕案擊得粉碎。與其說這是文在寅政府對財閥經濟的網開一面，不如說這是韓國歷任政府共同的無奈之舉。”

與此同時，受到日韓貿易戰的影響，韓國財閥主導的半導體產業受創。雖說韓日兩國的矛盾暴露出過去財閥體制抑制中小企業成長的問題，但是當下有能力扭轉局面的行動者只有大企業而已。這種情況下，財閥企業宣布加強自主研發和進口多元化，與韓國國內的反日示威形成了相互呼應的效果。

曹亨真也表示，“出于這一現實，對財閥體制的抨擊不得不暫且偃旗息鼓。在這種情況下，文在寅政府也很難拿出針對財閥的根本對策，當務之急只能先著手防止財閥介入政治、強化對社會弱者的支援和保護等問題。”

治理“財閥經濟”是一場持久戰。短期看，保證經濟的穩定發展、緩和外部環境保證安全的發展空間就成為其最為關鍵的兩項任務，這必須借助于各大財閥而不是打擊其力量。但如果長期沒有培育起中小企業創新的經濟環境，單憑一屆政府的力量，不可能終結財閥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