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 第６期
外國文學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ｏｖ．２０１２
Ｎｏ．６，２０１２
《波比》：一部后激進女權主義的人生書寫＊
黃 潔
內容提要：《波比》是澳大利亞女作家德魯希拉·莫杰斯卡基于自己母親的生平經歷創作的一部人生書寫。在這部作品中，作者重點闡釋了三組關系，即“母親”與“女兒”之間、“父親語言”與“母親語言”之間以及形式創新與女權主義政治任務之間的關系。本文試從分析這三組關系入手，揭示這一作品實質上是一部借著為母親作傳來反思在女權運動熱潮消退后的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澳大利亞社會中激進女權主義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的嚴肅的理論著作。
關鍵詞：《波比》 莫杰斯卡 后激進女權主義 人生書寫
中圖分類號：Ｉ６１１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２－５５２９（２０１２）０６－００１５－０８
《波比》（Ｐｏｐｐｙ）是澳大利亞文學史家、作家德魯希拉·莫杰斯卡（Ｄｒｕｓｉｌｌａ Ｍｏｄｊ－ｅｓｋａ）于１９９０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莫杰斯卡１９４６年出生于英國，１９７１年經由巴布亞新幾內亞來到澳大利亞，從此在這片新大陸上定居、工作和生活。她曾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習，從新南威爾士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奠定其在澳大利亞文學、文化研究領域突出地位的著作是由其博士論文改編的《流放于祖國：澳大利亞婦女作家１９２５—１９４５》（Ｅｘｉｌｅｓ ａｔ Ｈｏｍ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Ｗｏｍｅ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 １９２５—１９４５，１９８１）。這部以活躍在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澳大利亞婦女作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著集中體現了其激進女權主義思想。在這部著作中，她
考察了公共和私人領域的男權統治對女性創造力的壓制，并揭示了為對抗國際、國內乃至家庭等領域的父權制的脅迫，女作家們互相扶持、互為精神支柱的姐妹情誼。批評家伯德認為該著作標志著澳大利亞女權主義批評的一個重要轉向，即從關注婦女在文學中的形象轉向挖掘婦女作家作品和重寫澳大利亞文學史。（Ｂｉｒｄ：２０５）費里爾則認為它“將會揭開澳大利亞婦女文學創作的完整歷史”。（Ｆｅｒｒｉｅｒ：７７）
《波比》是莫杰斯卡在八十年代后期轉向文學創作后取得的第一個豐碩成果。此后，她還相繼創作了《果園》（Ｔｈ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 本文在資料收集階段得到澳中理事會的資助得以赴悉尼大學調研，在此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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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午餐》（Ｓｔｒａｖｉｎ－
ｓｋｙ’ｓ Ｌｕｎｃｈ，２００１）。這些作品游離于小說與非小說體裁之間，探討不同年代、不同階級的女性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種種困境，其中既蘊含厚重的歷史感，又不乏細膩的心理分析。與《流放于祖國》中展現的激進鋒芒不同，這些作品常常表現出對兩性關系的重新思考、
對激進女權主義的反思以及對形式創新的探索等。《波比》曾獲得赫伯·托馬斯文學獎（Ｈｅｒｂ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ｗａｒｄ）、全國圖書理事會班卓獎（ＮＢＣ Ｂａｎｊ
ｏ Ａｗａｒｄｓ）、１９９１年年度有聲讀物獎（Ｔａｌｋｉｎｇ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Ａｗａｒｄ）以及道格拉斯·斯圖爾特獎（Ｄｏｕｇｌａｓ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Ｐｒｉｚｅ）等重要獎項。該作品的面世不僅給作者帶來了巨大的榮譽，還對其學術和社會生活造成了深刻影響。“該書標志著莫杰斯卡在澳大利亞身份的變化：從女權主義學者變為出類拔萃的（女權主義）知識分子。”（Ｓｃａｒｐ
ａｒｏ：１２５）《波比》出版后，莫杰斯卡放棄了大學的教席，
專門從事研究和寫作。除了在業余時間從事編輯工作外，
她還在報紙和期刊上發表文章，針砭時弊。在其公開領域的活動中，最能體現其公共知識分子的清醒意識的，當屬她對一系列社會熱點問題大論爭的積極參與。她在澳大利亞和其前殖民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關系上，以及澳大利亞殖民者與土著居民之間和解的問題上，都不吝抒發自己的見解。
《波比》是一本獻給母親的書。在書末的致謝中，莫杰斯卡提到起初她想寫一本單純的傳記，打算以忠于證據為第一準則。但在寫作的過程中，她越來越發現這是一個不可能達成的任務：
我發現自己無法自拔地被夢境、想象和虛構吸引。作為結果，《波比》是事實和虛構、傳記和小說的混合體。僅僅忠于事實似乎
否認了真實本為虛構的這一悖論，也拒絕了本書迫切需要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放棄了事實以及歷史和傳記的嚴肅的歡愉，將背離我創作的初衷。（３１７
）圍繞母親生平的種種疑問是創作這本書的出發點，但本書又不僅僅是母親一個人的故事。在寫作的過程中，拉拉吉（書中的主
要敘述者）
①發現，她書寫母親的人生并不僅僅是為了將一個普通的女人從在歷史上缺場的窘境中解救出來，還是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認識波比的過程就必然包含將拉拉吉作為敘述的主體來加以考慮的過程。這里的悖論，
《波比》中眾多的結構和文本悖論之一，
就在于“為了通過認識她的母親來認識她自己，莫杰斯卡不得不創造出一個母親來供她認識……既然‘波比’是一種創造，那么可以說莫杰斯卡也在進化或創造她自己；
創作這本書的行為本身就是作者自我不斷創造的一部分”。（Ｌｏｒｄ：６６
）通過追尋具有代表性的母女兩代人建構自我的不同軌跡，
莫杰斯卡還試圖揭示關于女性生存的某些共同命運和普遍真理。
一、“母親”與“女兒”：愛與恨的漩渦
婦女作家作品中的一大永恒主題———母女關系，同樣是《波比》中重點探討的一組關系。無論對于波比還是對于拉拉吉，母親都似乎是她們早期痛苦的根源。波比的母親齊娜出身于靠鋼鐵業發家的暴發戶家庭，從小養成驕奢放縱的惡習。她寵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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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拉吉和德魯希拉是波比最喜歡的書———羅伯遜（Ｅ．Ａｒｎｏｔ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的《普通家庭》（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中的姐妹。拉拉吉是書中的敘述者，她聰明、勇敢、精力充沛，而德魯希拉則是個俗氣的、不討人喜歡的角
色。在寫作中，
現實中的德魯希拉把書中虛構的自我命名為拉拉吉，一方面是因為她一直認為自己被取錯了名
字，
因此想通過為自己重新命名來清算舊賬，另一方面，“ｌａｌａｇ
ｅ”一詞本身意味著“安靜的談話、靜靜述說的河流”等，在作者看來這也是個非常恰當的敘述者的名字。
兩個兒子，卻對大女兒波比極為冷淡，甚至不惜以在精神上折磨她來發泄對丈夫的忿恨和對生活的不滿。在拼貼波比的童年意象時，拉拉吉發現，波比的保姆在她的成長過程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波比擁有的不是一個壞母親，而是一個分裂的“母親”：一邊是自我放縱、顧影自憐的齊娜，被渴望著卻不可得；
另一邊是自我抹煞、觸手可及的保姆、仆人式的母親。“她是在這個夾縫中學會沉默的嗎？沒有卑躬屈膝，而是沉默著觀察、
收集信息，等待她的機會，等待保姆向她許諾而齊娜卻禁止的未來？分裂的母親。她是否為了治愈這個分裂而分裂了她自己呢？”（３２
）對于年幼的拉拉吉而言，她擁有的也是一個分裂的母親：一邊是使家中永遠井井有條、充滿歡歌笑語的“家中的天使”，另一邊則是毫無征兆地某天突然精神崩潰的可憐女人。波比的患病打破了家中原本的秩序與平靜，也使拉拉吉和她的妹妹們被迫離開她們熟悉的家園。拉拉吉被送到了寄宿學校，那里的封閉和壓抑使她深感孤獨和痛苦，
這也使她在成年以后的很長一段時期都無法原諒母親。成年后的拉拉吉對于母親的恐懼也是非理性的。“當我三十出頭時，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很害怕會患上波比的那種精神崩潰，
就好像這種事情是我們遺傳的一部分一樣。這種我們將遵循我們母親設下的模式的恐懼似乎牢牢植根于女性心理的深處。”（７７
）然而，排斥和恐懼不可能是母女關系的全部內容。波比最終找到了和女兒們和諧相處的方式。她學會了放手，從而使女兒們也使自己獲得了全新的生活。她還做到了和自己的母親和平共處。在齊娜最后的歲月里，波比承擔起照料她的大部分責任，雖然后者直到生命的盡頭也未曾改變驕奢、
刻薄的個性。年輕一代女兒的代表拉拉吉則認識到，如果不能了解自己的母親，她就無法了解她自己，只能不斷重復以前的失敗。她意識到，
自己和同性密友以及戀人之間的關系是在不斷重復每個人最初與母親之間展開的原始競爭：“對愛的欲
望將我們拖回最初的那一刻，然后我們被舉到鏡子前，她說，看，這就是你，在那個倒影中，她的和我們的，我們看到了未來。搖擺；波動。對分離的欲望；對回歸的欲望。我拋棄了喬斯①，就像我在很多年前拋棄了波比，
在其他人身上尋找她的影子，在不被承認的過去尋找沒有希望的未來。”（１０２
）根據拉康對自我意識形成的重要時期“鏡像階段”（ｍｉｒｒｏｒ ｓｔａｇｅ）的闡釋，嬰兒最初認同在鏡中抱著自己的母親，渴望與之合而為一，當他／她發現父親而非自己才是母親欲望的對象時，無奈之下只好認同父親代表的語言文化法則，從而進入象征秩序，希望以此來填補欲望的空缺。對以語言為代表的父權的服從使個體獲得了掌控世界的能力，
暫時平息了其欲望叫囂，但這卻是以母親的缺場為代價的。
女權主義精神分析學家朱莉亞·克里斯蒂娃則指出女性建構自身的主體性并不需要以割裂與母親之間的聯系為代價。在《詩歌語言的革命》中，她指出同一意指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兩種形式—
——符號和象征缺一不可。只具有符號性或只具有象征性的系統是不具備示意功能的。而意指能力的獲得依賴于說話主體在前俄狄浦斯階段與母親之間的聯系。在主體尚未形成的這一階段，嬰兒沒有把自己當成主體，也沒有把母親當成不同于自己的客體。嬰兒會以一些特殊的表情和動作向母親示意，這些表情和動作具有特定的意義。通過研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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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潔 《波比》：一部后激進女權主義的人生書寫
①
喬斯是拉拉吉的一位同性密友，文中暗示兩人
之間存在著某種超越友誼的深刻情感聯系。
一時期嬰兒的行為特征，克里斯蒂娃得出語言的習得最初是發生在身體間的，然后才是主體間的。語言的產生與前俄狄浦斯階段密不可分。（Ｓｃｈｍｉｔｚ：７４—７５）從女權主義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波比的一生是在追求與母親的重新團聚，追求恢復前俄狄浦斯階段母親和孩子間的永恒紐帶。她深陷符號學意義上的分裂／沉默、對母親渴望、被父親拋棄的狀態中，她不得不沖出泥沼，發現自己的聲音。而拉拉吉則像她那一代的許多婦女一樣，通過接受菲勒斯中心主義思想的熏陶和教育長大，自然而然地重視公眾的、世界性的、外在的現實而對內在的現實不屑一顧。對于拉拉吉而言，她需要學會的是對符號系統的重視，學會接受符號和象征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Ｈｏｐｋｉｎｓ：５３）
波比對自我的追尋由其逃離社會強加在女性頭上的種種要求的欲望來界定。她的斗爭是對戰后英國社
會的中產階級婦女被強加的角色身份的反抗。這些角色所蘊含的意識形態意義常常被生物學話語所掩蓋。波比的前半生都活在別人的期待和注目下。當她在眾多的社會角色，尤其是“母親”的角色上，竭力達到社會普遍要求的努力遭遇嚴酷的現實時，心理平衡就被打破了。“因為母親占據了政府政策、精神治療策略、大眾社會學和日常思考的中心舞臺，她只能認為自己辜負了我們”。（８６）然而，精神崩潰恰好成為一個轉機，使她開始正視自我的不完美和有時的無能為力。從家庭生活中得到滿足的幻想破滅后，她開始安排自己接受再教育。新獲得的人生智慧使得她順利度過了被丈夫拋棄的痛苦時光。她隨后開展的極富開創性的社會服務工作、她對與神父情人之間艱難愛情的長期堅守以及對印度佛教的信奉，都標志著她脫離了傳統社會期待的束縛，開始了全
新的生活。
波比的奮斗經歷給了拉拉吉重要的人生啟示。在嘗試了解波比的人生之前，拉拉吉對于自己從事的正統的學術工作及其背后的理性組織原則沒有產生過絲毫懷疑。在英國待上一年后，當她返回之前的工作崗位，卻發現自己對在學術機構被解碼的龐大的文學理論體系不再感興趣。她認識到，自己以往一向得心應手的研究寫作的方式實際上割裂了文字和用它們來寫作或閱讀的人們的真實生活之間的聯系。她嘗試說服她的同事在教學中關注“再現的母性紐帶”，通過研究“婦女運用寫作的方式、她們的作家身份來凸顯女性的主體性”，但她的提議卻遭到了冷遇。一位同事回答，“我們不想社會性別淪為女性懺悔，或僅僅是心理分析”，另一位同事回答，“我對消化分解的修辭不感興趣”。（１５２）拉拉吉
的同事們將對再現的物質紐帶的關注視為現代的異端，“因此《波比》戲劇性地展現了女權主義內部的爭論和焦慮，以及拒絕向女性前輩學習的應當受到譴責的行為”。（Ｔｒｉｇｇ：１４１）
二、“父親語言”與“母親語言”：
知識女性的突圍
莫杰斯卡曾表示，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眾多歷史學家、批評理論家和小說作家都對歷史、傳記和小說之間的關系提出質疑。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她無法抗拒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是傳記？（Ｇｌｅｎｄｉｎ－ｎｉｎｇ，ｅｔ ａｌ．：３２）在這層意義上，《波比》還承載了作者對傳記這一文學樣式本身的探索。
在創作之初，拉拉吉傾向于將傳記寫作與歷史寫作相認同，認為兩者都是建立在證據和可供佐證的事實的基礎上的。作為一名受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學者，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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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 外國文學 第６期
吉深信她可以通過借鑒傳統的歷史寫作的方式，寫出母親的人生故事。她收集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資
料，在對這些資料進行歸納、整理、校對后，就開始了曠日持久的艱辛創作。她并不滿足于給出一個縱向的、孤立的人生故事，而是傾向于將波比一生中的重要事件都置于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從而將母親的故事從私人領域引向公共領域。“我曾試圖把波比的生命附著在歷史的運動和我所了解的辯論與闡釋上，似乎唯有這樣才能夠治愈一代代傳下來的傷口”。（１２）在她看來，將波比的個人經歷與重大歷史事件交織在一起是賦予波比的生命以意義的重要手段。她試圖誘導波比進入宏大敘事的話語框架，但波比卻堅持個人歷史是游離于傳統歷史敘事之外的。當拉拉吉詢問她對歷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時，她的回答是一連串日常家庭的瑣碎細節。拉拉吉認為，母親對歷史的概念持敵視的態度，“可能是她對理查德和我的敵意的移植，因為這是我們共享的東西，歷史，我敢說我們曾用它來把她排除在外”。（６７）波比則表示，她對歷史的反感是基于她對這套話語的冷漠和非人性化的清醒認識。她認識到歷史話語對少數族裔、婦女、兒童等個體弱勢生命和邊緣群體極度缺乏尊重。“進步”或“歷史”這類抽象概念常被政客們挪用，成為他們逃避責任、粉飾太平的有效工具。
拉拉吉本以為自己可以像找到雜線團里的每一根線是來自哪件織物那樣，對每個事實、每件證物進行背景還原，從而將圍繞波比故事的空隙填滿。但她很快就發現，這一解決方案實際上是行不通的。“我對文件的欺騙性的權威和聲音的自我迷惑力保持警惕。有時我為證據的不足而感到無力，有時又因為同一原因而充滿釋放感：如果沒有證據，我又該如何寫呢？我發現
我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騙，被記憶所辜負，被爭先搶后、互相矛盾的故事所捉弄。情感可以作為證據嗎？
記憶呢？故事呢？”（６７）寫作中面臨的困境使拉拉吉認識到，僅僅以歷史書寫的方式來撰寫母親的人生故事是行不通的，于是她開始更多地求助于小說的寫作模式，并從而發現這樣做可以使以往寫作中遇到的困難迎刃而解。“因為缺乏信息，所以我不得不把它編造出來。一旦我開始編造，就感到無比的自由。”（Ｒｉｖｅｒｓ：３２０）
拉拉吉作為歷史學家和女兒的雙重身份也決定了她必然走上探索自己語言的艱辛道路。作為一位深諳歷史書寫方法論和模式的歷史學家，她認為將個體生命楔入歷史運動的洪流中的這類敘事是一個可操作的領域。而作為書寫母親人生故事的女兒，她又試圖為這個拒絕秩序，堅持活在當下，活在未被記錄、沒有系統性的每一天的個體描繪出生動的人生畫卷。這兩種身份之間形成了明顯的張力：
她的故事，對于歷史學家而言，是一個禮物……我本以為我擁有宏大的設計，兩條河流將匯入同一部作品：一本傳記。但當它遭遇日常細節時……沒有什么是連貫一致的，那里有巨大的缺口和沉寂。我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來接近證據，卻發現一旦我走出公共領域來到幽暗的私人水道，證據變得不像我的教育告訴我的那么堅實可靠……我所持有的歷史學家的聲音將壓倒女兒聲音的自信開始動搖。（Ｇｌｅｎｄｉｎｎｉｎｇ，ｅｔ ａｌ．：３３）
這就需要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為了再現被湮沒的個體的日常經歷，拉拉吉從公開的話語———“父親語言”（ｆａｔｈｅｒｔｏｎｇｕｅ）（以歷史話語為代表，這也是她在長期的教育中習得和內化的）轉向“母親語言”（ｍｏｔｈｅｒ ｔｏｎｇｕｅ）———“談話式的、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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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潔 《波比》：一部后激進女權主義的人生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