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服務理論
新公共管理理論（或管理主義）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公共行政領域最為引人注目的理論。它是指包括重塑和新管理主義在的一系列思想和實踐活動。最近，以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登哈特教授夫婦為代表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則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批判的同時，建構出了一套比較系統(tǒng)和完善的理論體系。
一、新公共服務理論產(chǎn)生的背景
（一）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缺陷。
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chǎn)生，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員的“經(jīng)濟人”假設，政府相似于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企業(yè)組織，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公共服務的生產(chǎn)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因此，其核心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yè)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門，強調(diào)市場競爭、政府工作的績效評估、行政過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顧客導向等。一時間，“企業(yè)化政府”、“市場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員使用率極高的流行詞語。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沒有涵蓋當今政府在實踐中所應
該涵蓋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過分強調(diào)市場機制的作用，過分強調(diào)政府向企業(yè)學習、用企業(yè)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務，往往會而且在實踐中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差別，從而產(chǎn)生倫理上和責任上的問題。另外，在市場化過程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不盡人意的腐敗現(xiàn)象。這一切，導致公平與公正問題的凸顯。
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政府不再同時掌舵和劃槳，而是把劃槳的任務賦予更為高效率的市場，政府則專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婦則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我們急于掌舵時，我們是否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從掌控和駕馭社會的角度講，政府過去已經(jīng)做了很多，也的確發(fā)揮過積極的意義。但是對于現(xiàn)代社會，這種單極化的掌控結構是否還合理呢？現(xiàn)代社會更多意義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構，即便在公共行政領域它更多的也要體現(xiàn)出公民的主體性。其實公民才是一個多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供給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各種生活的參與者和公共利益實現(xiàn)的監(jiān)督者。歸根到底，作為最終的授權者，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新契約的形式向民間公共組織授權，而非單獨指向政府，這樣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戰(zhàn)。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政府在許多時候的角色將不再是主導型的，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與者，至于劃槳手也不僅僅是市場這一單一結構能夠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為多元的參與力量來重構體系。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
與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jīng)濟觀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并確實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xiàn)在： （1） 新公共服務呼吁維護公共利益，“ 當公民能夠根據(jù)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并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整”，這種觀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個人自利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論。（2） 新公共服務強調(diào)尊重公利。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堅持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不同于企業(yè)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的, “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新公共服務倡導者相信公共組織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分享的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3） 新公共服務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務看到當今政治生活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變化,政府不再是處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更多的利益集團直接參與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中。新公共服務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意識到,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并不屬于他們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yè)家,他們是“公共資源的管家、公和對話的促進者、社區(qū)參與的催化
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 ,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diào)解、協(xié)調(diào)甚至裁決的角色。
（三）新公共服務理論產(chǎn)生的基礎理論
1．社會的公民身份理論：
認為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主導模式是建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之上的，即政府的存在就是要確保一定的程序（如投票程序）和公利，從而使公民能夠根據(jù)自身利益作出選擇。
近年來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研究，都提倡復興和更為積極的公民參與、公利與責任。如巴波、曼斯瑞奇、培特曼、桑德爾等人都提出過這一觀點。其中桑德爾是這樣指出的：“關于州政府和公民之間關系比較普遍的模式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上：即政府的存在是為了確保公民可以選擇通過一定的程序（如投票），將他們的私利與社會利益相一致，保護個人權利。顯然，這一觀點將公共選擇經(jīng)濟學理論與新公共管理理論相結合。”〔2〕同時，桑德爾還提出了一個關于公利與責任化選擇理論的觀點，在這一觀點中，公民個體更加積極地參與了政府治理。這一觀點認為：通過長期和廣泛的觀察，由于公民對公共事務的認知和歸屬感的建立，集體意識的形成，以及危機時刻將自己的命運與社會命運相結合的認識，公民超越了私利而關注的是公共利益。
與此認識相一致的是柯因和斯締文斯，他們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把公民看作是公民而不僅僅是投票者，不僅僅是客戶、顧客或消費者；他們應該和政府共享權威、減少對公民的控制，行政人員應當相信協(xié)作的功效。而且，與功利主義者要求更高的效率相反，柯因和斯締文斯認為公共管理者應當追求更高的責任心和增加對公民的信任。這一認識直接鞏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
2．社區(qū)和市民社會模型：
認為在市民社會中，人們需要在社區(qū)的利害關系體系中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只有在這里，公民才能夠以個人對話和討論的形式參與進來，而這種方式便是社區(qū)建設和本身的實質。認為政府的作用，特別是地方政府的作用，事實上就在于幫助創(chuàng)立和支持“社區(qū)”。
此外，近年來，美國關于社區(qū)和市民社會的思想和理論又再次成為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主要政治黨派的政治領導者，不同陣營的學者，暢銷書的作家和受歡迎的評論家，都非常關注社區(qū)與市民社會。他們不僅認為美國的社區(qū)環(huán)境惡化了，而且失望地認為需要思考社會所面臨的各種新的問題。盡管美國社會中的多樣性不斷地增加，也許正是因為如此，社區(qū)被認為是產(chǎn)生整合和融匯各種思想的主要途徑。在公共行政領域，關于社會的需求表現(xiàn)
為政府的角色，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角色，確實需要幫助創(chuàng)造和支持 “社區(qū)”。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一努力建構在一系列健康和積極地“協(xié)調(diào)機制”基礎上，同時關注公民的愿望和利益，并且為公民更好地在大政治體系中的參與提供了良好的經(jīng)驗準備。如同普特南所認為的那樣，美國的政治傳統(tǒng)建立在公民參與的基礎上，是各種類型的活躍組織、協(xié)會以及政府團體共同作用的結果。且無一例外地，這些小的組織都是公民為了實現(xiàn)他們的利益和能得到社會的關注而結合在一起，共同組成了所謂的“市民社會”。這種由公民參與的對話與協(xié)作是社會和民體系建立的基礎。如同柯因和斯締文斯再一次指出的那樣，政府在創(chuàng)造、促進和支主持這些公民與社會之間的聯(lián)系中扮演著重要而又關鍵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