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絲綢的歷史淵源與文化底蘊

2023年12月4日發(作者：堡壘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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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絲綢的歷史淵源與文化底蘊關注我們絲綢是中國的瑰寶，中國是絲綢的發源地。杭州絲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是我國桑蠶絲織生產的發祥地之一。傳說遠在黃帝時期，元妃嫘祖“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遂開始馴養野蠶為家蠶，取蠶絲織成做衣服的錦帛。在古老的耕織圖上，已詳盡地記錄了古代蠶農育蠶、養蠶、繅絲、織造的整個過程。杭州絲綢的歷史淵源據《杭州歷史叢編》記載，“1936年以來，考古學家對杭州北郊良渚等地陸續發掘出的大批黑陶、石器、玉器及麻絲綢品等進行考證，確定是距今4700多年以前新石器時代的遺物，史學家稱之為‘良渚文化’”。1986—1987年，在良渚的反山和瑤山出土的文物中有古代原始腰機部件，經有關專家復原，確認這是一部具有經軸、提綜桿、打緯刀、卷緯軸等部件的原始腰機。1958年，浙江省文管會和浙江博物館在杭州北鄰湖州錢山漾東岸，兩次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在探坑22號第四層，出土了絲線、綢片、絲帶等，經鑒定，絲纖維截面呈三角形，系出于家蠶蛾科的蠶。絲織物殘片呈灰褐色、薄如蟬翼，表面細致、光潔，4700—5200經緯密度為每平方厘米48根，系繭絲捻合的長絲交織而成的平面織物，這塊距今年的絲絹，堪稱“世界第一片絲綢”。1973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單位，在杭州南郊——余姚河姆渡村發現新石器時代重要遺址，在第一期發掘時出土了一批打緯刀片、梭形器等紡織工具。1977年冬第二期發掘時，又出土了一個盅形雕器，上面刻有4條似在向前蠕動的蟲紋，蟲紋的身節數與蠶相同，結合同時出土的大量蝶蛾形器物，學者認為此蟲形紋是蠶紋。據測定，這批遺物距今約為6700多年。在上述三處實例中，有兩處雖不屬杭州區域，但均為杭州的近鄰，其文化歸屬在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時期。從中我們可以得知，早在4700多年前，杭州的先民就已經進行植桑、養蠶活動，并且繅織出具有一定技術水平的蠶絲制品。據此，我們可以將杭州絲綢的歷史源頭定位于4700多年以前。杭州絲綢的歷史沿革先秦以前，杭州地名還未出現。春秋時期，浙江大部分地區屬于越國（都城在今紹興市）。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踐自吳返國后，用謀士計然和范蠡的復國滅吳之策，“省賦斂，勸農桑”，并且“身自耕作，夫人自織”，發展農桑生產，終于增強了國力，滅吳稱雄（《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漢時實施“休養生息，以農桑為本”的政策，重視和發展蠶桑絲綢生產。浙江蠶桑絲綢生產的重點區域，出現了由浙東會稽（今紹興市）一帶向浙西杭（州）嘉（興）湖（州）平原延伸的局面，杭州絲綢生產得到了發展。漢末魏、蜀、吳三國鼎立，杭州地屬吳國，吳主孫權為富春人（今杭州富陽市龍門鎮），將發展蠶桑絲綢作為“解救民生凋敝，贍軍足國”的重要舉措。1958年10月19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清理浙大古蕩鋼鐵工地時，發現并確認了兩座古漢墓，其中2號墓為漢代武官朱樂昌夫婦合葬墓，墓中有大量的隨葬品，其夫婦所蓋的絲綢被子為杭州出土最早的絲綢品實物。隋代以前，杭州還只是一個江濱小邑。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滅陳統一全國后，廢錢塘郡，設杭州。隋開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大臣楊素調集民工筑杭州城。隨著杭州城市的形成和經濟的發展，絲綢生產亦同時興起，當時杭州城內已有絲綢買賣，而且向朝廷納貢絲綢。隋代推行均（受）田制和租調制，規定桑田為“永業田”，凡“土不宜桑者，給麻田”。當時新安、遂安（今淳安縣）一帶，普遍推廣“一年蠶四、五熟，勤于紡績”的經驗，可知當時杭州區域內的蠶桑生產已比較發達。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興盛時期。蠶桑絲綢生產得到了發展，并且出現絲綢中心由北方向南方的轉移，當時杭州生產的絲織品不僅是當地的商業貨品，而且遠銷西北邊陲，再沿著陸上“絲綢之路”銷到中亞諸國。近年在甘肅敦煌莫高窟等地發現的唐代絲織品中，據專家分析，有不少為杭州生產的絲織珍品柿蒂綾。唐末五代十國時期，杭州屬臨安人錢镠為國主的吳越國所治。出現了“年年無水旱之憂，歲歲有農桑之樂”的盛世。當時不僅農村“桑麻蔽野”，城鎮也出現了“春巷摘桑喧姹女”的盛況。在絲織生產方面，據《吳越備史》記載：錢镠在杭州設立不僅農村“桑麻蔽野”，城鎮也出現了“春巷摘桑喧姹女”的盛況。在絲織生產方面，據《吳越備史》記載：錢镠在杭州設立了官營絲綢織造工場——織室，這是杭州設立官府織造機構的開端，對后世杭州絲織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宋代杭州絲綢生產達到了鼎盛時期。北宋年間，杭州的官營絲綢業有了一定的規模，呈持續發展的態勢。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廷在杭州設立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使杭州成為重要的對外港口，杭州的絲織品由此遠銷阿拉伯及東南亞一些國家。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在杭州又設立了織造機構——織務。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正月，南宋正式定都杭州，大批官宦巨室、商賈工匠等亦隨之來杭。為皇室服務的宮廷綾錦院、染院、文繡院、裁造院等工場紛紛遷杭，工匠們帶來精湛的絲綢織染制作技藝，對杭州絲綢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杭州成為當時全國的絲綢生產、貿易、技術和信息中心，由此，“絲綢之府”的美譽名傳天下。元代杭州絲綢生產與貿易依然相當興盛。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世祖設“東西織染局于蘇杭”。后南宋設在杭州的官營絲綢織造工場改稱文錦局，仍設于武林門外夾城巷晏公廟舊址，另有織染局位于太平坊織造署。文錦局、織染局是官營織造工場，而織造署為織造管理機構。元代還是杭州對外貿易的極盛時期，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與海外的商務貿易往來相當頻繁，馬可·波羅曾稱杭州羊壩頭一帶為“阿拉伯世界”。明代杭州絲綢業發展較快，成為杭州絲綢史上又一個繁榮時期。據《明會典》記載，明廷在浙江共設10處官營織染局，居全國各行省之首，而杭州染織局的生產規模和絲織品的實際產量，均為全省之首。明代杭州民營蠶桑絲綢業更有“習以工巧，衣被天下”（《明書·方域志》卷三十九）之稱。并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業工場，生產技術水平比前朝有顯著提高。明代杭州絲綢業行會組織的建立，也可作為絲綢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又一明證。清代杭州絲綢業仍分為官營與民營兩大系列。順治初年，清政府即在北京設立內織造局，在江寧（今南京）、蘇州、杭州建立了官府織造局，統稱為“江南三織造”。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至嘉慶十一年（公元1860年），是“江南三織造”絲織品年產量比較穩定的高峰期，這時杭州局平均年產量4683匹，江寧局3585匹，蘇州局為2815匹，杭州局占三織局總產量的40.40％。清道光年間（公元1821—1850年），杭州民營絲織業呈現“機戶萬計”的盛況，不僅城中絲織業發達，而且鄰近城鎮如塘棲、臨平等處的絲織業也相當興旺。民國期間杭州蠶桑絲綢生產發展態勢大致上可分為“盛”和“衰”兩個不同時期。從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到25年（公元1936年）之間，絲綢業的發展雖有波折起伏，但總體上呈上升趨勢，主流是“盛”；而從民國26年（公元37年）到38年（公元1949年）上半年之間，前有日本侵略者占領杭州八年的摧殘和掠奪，后有全國內戰造成社會動亂，經濟崩潰，期間雖有過短暫繁榮，但總體上是“衰”，是遭受劫難。”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五十年（1949—1999年），杭州絲綢經歷了波浪式的發展道路。第一階段，從1949-1952年的三年多時間，基本上完成了恢復生產的任務；第二階段，從1953-1960年前后，全行業的生產和經濟效益達到新水平；第三階段，從1961-1965年，通過貫徹黨中央“八字調整方針，生產水平和經濟效益都創造了建國后的最高水平；第四階段，從1966年下半年到1976年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生產時開時停；第五階段，從1977-1999年，杭州市絲綢行業進入改革開放和產業結構大調整的新階段，在這一階段的中前期，絲綢生產雖有過大波動，但總體上處在穩步發展中，其中1993年全行業的生產和經濟效益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期間，杭州的絲綢產業雖歷經結構調整、改革重組等波動和起伏，但一直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杭州絲綢的文化底蘊“千里迢迢來杭州,半為西湖半為綢”。杭州絲綢的巨大吸引力，甚至不亞于美麗的西湖。人們向往杭州這樣一座絲綢般柔軟的城市，既鐘情于風光旖旎、美不勝收的西子湖，也愛慕那色彩繽紛、優美華貴的絲織品。絲綢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生活消費品，而是承載了杭州人的生活情趣、歷史情懷和藝術感悟。在長期的絲綢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形成的杭州絲綢文化，它集中反映在與絲綢相關的歷史記載、文物遺跡、故事傳說、詩詞篇章、人物傳記、習俗禁忌及蠶桑絲綢生產、商貿等各個領域之中，同時彰顯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蘊。春秋時代，越王勾踐以“獎勵農桑”為富國政策。相傳我國古代美女西施在被獻于吳王夫差之前，曾在家鄉諸暨浦陽江畔的苧蘿村養蠶織帛，常浣紗于村旁江邊。后人在江邊立石紀念，刻“浣紗”二字，還在附近建“浣紗亭”。這一美麗的歷史傳說，成了當時越國鄉村已生產絲織品的佐證。漢代絲織物已被人們廣泛使用。漢末三國時期，杭州屬吳國，據《浙江蠶業史》引日本人佐藤真《杭州之絲織業》一文稱：三世紀初，從吳國去日本的人很多，其中有著名的織工和裁縫，日本人稱之為“吳織”。到日本聚集的地方叫“吳原”，從杭州輸入的絲織品叫“吳服”。隋代，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開通，杭州“水居江海之會，陸介兩浙之間”，逐漸成為繁華的都市。特別是大運河南端終點的北關門外（現武林門外至湖墅一帶），更是“人煙輻輳，商賈云集”。浙江向朝廷納貢的絲織品，多由杭州裝船，經運河北關門外（現武林門外至湖墅一帶），更是“人煙輻輳，商賈云集”。浙江向朝廷納貢的絲織品，多由杭州裝船，經運河輸往京城。進入唐代之后，隨著杭州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絲綢生產也得到了發展，絲織品的品種也更加豐富。唐穆宗長慶二至四年（公元822-824年）間，擔任杭州刺史的大詩人白居易，寫過一首《杭州春望》的詩，詩云：“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提白踏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痹娭刑岬降摹笆恋佟?，即為當時杭州盛產的柿蒂花綾。唐代杭州生產的絲織品不僅是市內的大宗貨物，而且也是對外貿易的重要貨物之一。唐代大詩人杜甫在《解悶十二首》中寫道：“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古驛樓。” 寫的就是國內外商人往來于杭州與揚州之間經商的情景，詩中所提到的“西陵”即現杭州市濱江區的西興鎮。近年從中國絲綢博物館獲悉，杭州雷峰塔地宮曾出土過吳越時期的越羅，當時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越羅在唐代已很有名，杜甫的《白絲行》中已經將越羅與四川的蜀錦相提并論：“越羅蜀錦金粟尺”，意思是越羅和蜀錦一樣非常珍貴，要用金粟尺來量，金粟尺是富貴人家的用品，尺上的星點用金粟嵌成。杭州絲綢的織造技藝水平在唐代后期有很大的提高，相傳唐初重臣、著名書法家褚遂良的九世裔孫褚載，他從以織錦袍聞名于世的先家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得“機杼之法”，歸杭傳授里人，對以后“杭州所出，為天下冠”起了積極作用，杭州絲綢業中人感其功德，在褚家堂（后稱忠清巷，今杭州市新華路）建廟奉祀。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改為觀成堂，有碑文可鑒。宣統元年（1909年）“遷地改筑”至直大方伯，稱“綢業會館”，舊址現存浙醫一院內。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錢镠受封吳越王，審時度勢，實行“保境安民”國策，遂“善誘黎氓，……八蠶桑拓”（《吳越王錢公生祠堂碑》）。后人在論及錢氏的功績時，多次提及他對發展蠶桑絲綢生產方面的貢獻?！跺X武肅王功德史》中說：錢镠“勸民從事農桑，至今千余年，江浙絲綢業為全國之冠”。民國十二年（公元1923年），杭州士紳募修錢王祠，當時的浙江總督亦稱頌錢镠“功在河山，利在農?！?。錢王祠現為杭州西湖風景區一著名景點。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吳越國王錢镠納地歸宋，杭州和浙江大地屬北宋政權管理。期間杭州的官營、民營絲織業都具有一定規模。朝廷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雕刻織繡之工，曲盡其巧，諸色匠役數千”（《宋史紀事本末》），可見當時規模之甚。著名詞人柳永在《望海潮》詞中如此盛贊杭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南宋定都杭州，改名臨安，歷時150余年。當時杭州絲織業盛極一時，僅官營織錦院就有雇工數千，織機數百，私營紡機也有很大發展。《夢梁錄》所列絲織品就有綾、錦、絹、羅、紗、綢等十多個品種，杭州市內呈現“機杼之聲，比戶相聞”和“都民女士，羅綺如云”的盛況。時任於潛（今屬臨安市）縣令的四明（今鄞縣）人樓璹作《蠶織圖》，將蠶桑、絲織生產分為24事，圖及所附的24首詩，完整地記載了南宋時杭州蠶桑、絲織生產的主要技術水平，經高宗續配吳皇后修改加注后，廣為流傳。元代杭州絲綢遠銷海內外。那時，杭州城里的商賈一半以上從事絲綢貿易，裝載綢緞的船只川流不息，遠及歐美。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游記中稱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城市”，是“天城”，“人在其中，自信置身天堂”。據《馬克·波羅游記》記載：“由于杭州生產大量的綢緞，加上商人從外省運來的綢緞，所以，當地居民中大多數人，總是渾身綾羅，遍地錦繡。”游記中還說：杭州各地市場很多，不只附近農村、全國各地，甚至印度及其他鄰國，都有商人來此貿易，市場商品很多，絲綢產品占很大比例。當時阿拉伯一帶來杭州經商的人相當多，他們在羊壩頭（今杭州市中山中路中段）一帶聚居，開設店鋪。由于他們大多信奉伊斯蘭教，有位埃及富商歐斯曼出資創建了真教寺（清道光十八年改名為鳳凰寺），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又增建了大殿，現今尚存。明、清時期杭州絲綢絲織手工業及家庭小綢坊充斥大街小巷，當時有“日出萬綢，衣被天下”之譽。清代康熙皇帝在《桑賦序》中寫道：“朕巡浙西，桑樹被野，天下絲綢之供，皆在東南，而蠶桑之盛，唯此一區”。杭州絲綢在國內外均有著很大的市場，張瀚在《松窗夢語》中說：“雖秦、晉、燕、周大賈，不遠數千里，而求羅綺者，必走浙之東也”。清中葉，杭州絲織業有兩大集中地，一是東園巷一帶，多為熟織物（先染后織）；一是艮山門外閘弄口一帶，多為生織物（先織后染）。而絲綢市場則在忠清巷、東園巷一帶，每日從寶善橋、倉河下“裝船埠頭”裝載的綢緞，連接運河運往全國各地乃至國外。有詩曰：“荘船埠頭掛布帆，微風掠水日西銜。夜來別有空蒙景，漁火星星隔翠衫。”這些滿載絲綢的船只，“初則行銷南洋”，然后，“愈推愈廣，遠及歐美”（《杭州重建觀成堂記》）。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分重視杭州的絲綢產業與歷史文化。1957年3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參觀視察杭州都錦生絲織廠時，曾指示：“都錦生織錦是中國工藝品中的一朵奇葩，是國寶，要保留下去，要后繼有人?！痹趪彝馐禄顒又?，杭州絲綢也往往成為禮送國外首腦和貴賓的首選，它傳遞著中華文明，成為東、西方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重要載體。蠶桑絲織是中華民族認同的文化標識，五千年來，它對中國歷史作出了重大貢獻，并通過絲綢之路對人類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2009年9月30日，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會議決定，“中國蠶桑絲織技藝”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杭州絲綢中的“杭羅織造技藝”作為“中國蠶桑絲織技藝”中的重要代表性項目，正式加入“世遺”，為杭州絲綢歷史文化書寫了濃重的一筆?！俺鞘屑次幕?，文化即城市”。絲綢文化是杭州文化的物化代表，它彰顯著杭州發展的獨特優勢。當杭州絲綢文化的唯一性、差異性、獨特性與城市經濟運行相結合，就會形成城市的核心競爭力。如今，發掘杭州絲綢文化的內涵，突出杭州絲綢的歷史文化特色，提升杭州“絲綢之府”的文化品位，更是歷史賦予杭州的責任，也是杭州絲綢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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