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賞析

2023年12月11日發(作者：咄咄逼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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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賞析

《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風格獨特的諷刺小說。作者錢鐘書是一位學貫中西而富才情的學者。創作《圍城》時，作者正蟄居上海，耳聞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蠻橫，“兩年里憂世傷生”，同時又堅韌地“錙銖積累地”把自己對人生、對學術的感悟與思考付諸筆端，完成了長篇小說《圍城》。 錢鐘書這部唯一的長篇小說自四十年代末出版以來，先后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受到國內外眾多學者的好評，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不知道有多少人為它哭，為它笑，為它深深長嘆，為它久久思索。人生是圍城，婚姻是圍城，沖進去了，就被生存的種種煩愁包圍。錢鐘書的深入透徹的見解，通達超脫的生存智慧足以讓讀者品評再三。

小說的主人公方鴻漸一九三七年夏天旅歐回國，一踏上闊別四年的故土，就接二連三地陷入了“圍城”。小說以他的生活道路為主線，反映了那個時代某些知識分子生活和心理的變遷沉浮。他們不屬于那個時代先進的知識分子行列，當抗戰烽煙燃燒起來的時候，他們大都置身于這場偉大斗爭的風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繼在湖南一個僻遠的鄉鎮，圍繞著生活、職業和婚姻戀愛等問題，進行著一場場勾心斗角的傾軋和角逐。這也是場戰爭，雖然不見硝煙，卻處處閃現著舊社會你搶我奪的刀光劍影，騰躍著情場、名利場上的廝殺和火拼；雖然沒有肉體的傷亡，卻時時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樣蠶食著人們的年華和生命，那惡濁的空氣又是怎樣腐化著人們的操守和靈魂。自然，這里也有真誠的友誼，善良的愿望；但這些在那個強大的舊社會壁壘面前，是顯得多么軟弱和無力。在那隨處都可以陷入“圍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這些還沒有消磨盡人生銳氣的知識分子的出路呢？這是這部深刻的現實主義小說留給人們深思的一個嚴肅問題。

結構上，《圍城》共分九章，大體可以劃分為四個部分。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個部分，寫方鴻漸在上海和家鄉（江南某縣）的生活情景，以寫上海為主。在這個單元中，方鴻漸和蘇文紈的“愛情”糾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蘇文紈的傾心相與和方鴻漸的另有所歡，使他們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戲。暴露了蘇文紈官宦小姐矜持自負、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對鏡花水月的尷尬相，也暴露了方鴻漸紈袴子弟優柔寡斷、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華相。圍繞著他們，作者還寫了十里洋場社交生活的各種人物，在美國人花旗洋行里做買辦、喜歡人們喚他jimmy的張吉民，外表時髦、骨子里守舊的董斜川，“對雌雄性別，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學家褚慎明，滿肚子不老實、自我標榜是“新古典主義”的詩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鴻漸當做情敵、枉費了心思的趙辛楣，甚至還有生得漂亮、頭腦乖巧的唐曉芙等等，他們都在作者筆下顯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們宴飲會客、談詩論文以及各種應酬交際是那樣的內心空虛、百無聊賴以及庸俗不堪，這種生活不會培植健康的愛情，更不會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個有待沖破的“圍城”。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個部分，是“過渡性”或“銜接性”的。在這個部分中，在個人生活上分別吃了敗仗的方鴻漸和趙辛楣，從“愛情”牢籠中沖了出來，他們由假想的情敵變為真正的摯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閭大學謀事。作者在這一單元里，還為下一單元的鬧劇準備了新角色：未來三閭大學的訓導長李梅亭，副教授顧爾謙和青年助教孫柔嘉。他們和方、趙結伴由滬啟航南下，組成了一個臨時的“小社會”。發生在這個“小社會”里的種種矛盾困擾和嬉戲調侃，以及沿途的所見所聞，構成了小說所描繪的現實主義畫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第六、七章是第三個部分，主要描寫三閭大學里的明爭暗斗。其中第六章是這個部分之中的重場戲。上自校長、訓導長、各系主任，下至職員、學生、甚至還有家屬，都卷入了一場令人頭暈目眩的人事糾紛。職業上的排擠，情場上的競爭，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見不得人的謠言誹謗、陰謀詭計，一時間三閭大學成了競相逐鹿的舞臺。一些學者文士粉墨登場，他們之中有李梅亭那樣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半舊遺老，也有韓學愈那樣外形木訥、內心齷齪、偽造學歷、招搖撞騙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樣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其實卻是酒色之徒的偽君子，也有汪處厚那樣依附官僚、謀取職位、意在結黨自固、終于自蹈覆轍的阿木林；有陸子瀟、顧爾謙那樣一心攀龍附鳳、專事吹拍、淺薄猥瑣的勢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樣雖然混跡學府、卻只在情場上顯露頭角、推波助瀾的名門女士。總之，活躍在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雖然用不著再把八股文當作敲門磚，卻都扯起一面自認為是最漂亮的旗幟，將真面目掩蓋起來，施出周身解數去追求新的晉身之階，仿佛自然界的動物蒙上保護色，追求自身的發展一樣。自然，他們之中也還有沒耗盡兩肩正氣的某些較好的人物，如雖則荒唐、孟浪，到底還有一些責任感的方鴻漸、趙辛楣，嬌弱深沉、很有心計的孫柔嘉等等。這些人物，或像方鴻漸，不失為“可造之才”，或像趙辛楣，終竟有一技之長；或像孫柔嘉，是思慮周密、深藏韜略的女中強者——他們在好的社會里，完全有可能發展為出類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烏煙瘴氣的環境里，由于缺乏明確的人生目標，倒像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余人”那樣，讓社會的惰力抵消掉了他們的聰明才智。第八、九章是第四個部分。方鴻漸和孫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結了婚。這對雙方來說，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動的結合，加以失業造成的對于前途的焦慮，使他們婚后不斷發生爭吵。這種爭吵在返滬途中還較為單純，定居上海后，由于雙方家庭和親族的介入，矛盾更復雜了；在婆媳、翁婿、妯娌、親朋、乃至主仆之間，一度曾發生了一系列齟齬和糾紛。最后，方、孫的矛盾終因前者辭去報館資料室主任而面臨再次失業時激化了。方鴻漸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家解體，他再次沖出一個“圍城”，又來到一個“圍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慶當官的趙辛楣謀取職業，這肯定也是一條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說在一陣老式自鳴鐘的“當、當??”聲中結束。

《圍城》并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它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它的象征是多層次的。 《圍城》的象征源自書中人物對話中引用的外國成語，“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又說像“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但如果僅僅局限于婚姻來談“圍城”困境，顯然不是錢鐘書的本意。“圍城”困境是貫穿于人生各個層次的。后來方鴻漸又重提此事，并評論道：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這就是點題之筆。錢鐘書在全書安排了許多變奏，使得“圍城”的象征意義超越婚姻層次，而形成多聲部的共鳴。

《圍城》從“圍城”這個比喻開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人類的“圍城”困境：不斷的追求和對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隨之而來的不滿足和厭煩，兩者之間的矛盾和轉換，其間交織著的希望與失望，歡樂與痛苦，執著與動搖——這一切構成的人生萬事。“圍城”困境告訴我們人生追求的結果很可能是虛妄的，這看起來好像很有點悲觀，但骨子里卻是個嚴肅的追求，熱忱深埋在冷靜之下，一如錢鐘書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終極理想、終極目的的虛妄，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過程不再僅僅成為一種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義得以被認識和承認，使我們明白追求與希望的無止境而義無反顧，不再墮入虛無。

但錢鐘書并不是要簡單地演繹這個比喻，他不時地消除“圍城”的象征。

錢鐘書的夫人楊絳曾經說，如果讓方鴻漸與理想中的愛人唐曉芙結婚，然后兩人再積愛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圍城”的字面原義；錢鐘書在《談藝錄》中批評王國維對《紅樓夢》的誤讀時，也說過類似的話。方鴻漸想進入唐曉芙的圍城卻始終不得其門；蘇文紈曾經以為已經進入了方鴻漸的圍城，其實進入卻等于是在外面，而當她與曹元朗結婚并過上真正的市儈生活時——那種生活在錢鐘書看來是絕對應該逃離的，她卻安之若素；她曾經似乎已經進入了文化的圍城，但她只有在成為發國難財的官倒時，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處，你用槍逼著她也不愿意出來的。方鴻漸并不想進入孫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進去了；結婚后，他也有想沖出來的沖動，但他是個被動的人，不敢行動，也不會行動。從表面上看，方鴻漸去三閭大學的經歷與“圍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實際上，方鴻漸之無法在三閭大學如魚得水，是因為他還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分子操守，或者說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處厚，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來么？

《圍城》的直接時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但要理解《圍城》，必須追溯到近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大炮軍艦之下，被迫地、卻歷史性地開始了與世界的接觸，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與西方文明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鋒、碰撞、沖突以至交匯、融合。這種文化現象在一大批留學生的身上具體地、活生生地體現出來，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義。

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錢鐘書必然地要從文化上來認識“圍城”的精神困境，從而產生深刻的孤獨感和荒誕感，在全書的結束部分，方鴻漸在經歷了教育、愛情、事業和家庭（婚姻）的失敗后，這樣感嘆：在小鄉鎮時，他怕人家傾軋，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覺得傾軋還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條微生蟲，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擱它在顯微鏡下放大了看的。擁擠里的孤寂，熱鬧里的凄涼，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心靈也仿佛一個無湊畔的孤島。這里已經明顯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人生感嘆。但這種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卻是發生在衰微積弱的老大中國與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劇烈沖突中的。

有些西方批評家說《圍城》寫了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 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也有中國批評家說表現了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文明不救中國的主題。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錢鐘書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場，他更著力于嘲諷偽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更多地是要寫出中西文化沖突中的尷尬、窘迫和困境。而從更廣闊的文化意義上來體認，《圍城》更主要的是寫“圍城”困境，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結著作者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和人類的基本根性的歷史反思。

《圍城》一書刻畫了一群知識階層人物，從紳士、淑女、貴婦到教授、作家、哲學家等各色新儒林人物紛紛登臺亮相，人物眾多，性格各異。錢鐘書用高超的人物塑造藝術和獨具匠心的表現手法，刻畫出他們各自的性格特點和本來面目，將書中人物塑造得既形象傳神又細致入微，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同時，人物的心理描寫犀利而細膩。通過犀利而細膩心理觀察和分析，準確揭示人物內心深處的活動與情感，形象刻畫出人物形象。在小說中，作者或是以機智幽默的筆觸層層剖析病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怯懦與丑惡，或是以個性化的人物語言來揭示他們隱秘心靈的微妙變化，使得人物形象鮮明可見，真實可信。《圍城》中心理描寫最為細膩的地方是寫方鴻漸與唐曉芙分手時的那一段。他用簡短的文字將唐小姐譴責方鴻漸時愛恨交織的心理表現得很準確，對她與方鴻漸決裂后混合著后悔、痛苦和矜持的矛盾心理也寫得細膩、生動，同時也寫出了方鴻漸無奈、軟弱和又悔又氣的心理。

語言上，《圍城》以作者豐富的學識為基礎，以形象、新奇的妙喻為特色，以幽默、諷刺為語言風格，使得全書充滿了趣味性和知識性。

錢鐘書認為比喻是“文學語言的特點”。他的比喻常將兩個看似毫不搭連的意象接通在一起而出奇制勝地產生出奇妙的效果。對此，他認為，比喻的兩者之間，不同處愈多愈大，則相同處愈有烘托；分得愈遠，則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穎，效果也就愈新奇創辟。在圍城中的比喻形象而新奇，多與機智輕巧的諷刺、幽默結合在一起，使得讀者既感到輕松愉快，又忍不住要細細品味。例如，書中寫到：“方鴻漸受到兩面夾攻，才知道留學文憑的重要。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自己沒有文憑，好像精神上赤條條的，沒有包裹。”用遮羞的樹葉來比喻文憑的重要，體現了錢鐘書比喻的兩方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大差別，而且分得愈開，合得愈妙。他從事物的本質入手，巧妙地將差別很大的事物聯系在一起，努力實現形象、深刻的比喻效果，讓人耳目一新。同時將文憑的作用這種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在輕松的筆調中對比喻對象予以嘲諷，這是鐘書比喻運用的成功之處。

諷刺，也是《圍城》的語言特色。小說主要是反映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灰色人生，但在書中作者充分發揮自己知識淵博的特長，對眾多社會現象和人情世態都作了或深或淺的諷刺。在主要描寫和論述的對象之外，還附帶著對其他社會現象或是人和事進行諷刺。如書中即借方鴻漸之口說道：“從前愚民政策是不許人民受教育，現代愚民政策是只許人民受某一種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為不識字，上人的當，受教育的人因為識了字，上印刷品的當……”寥寥幾筆，即對當時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教育作了嘲諷。 書中的諷刺由此可以略見一斑。

《圍城》確實是中國現代小說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在語言方面，它妙喻珠聯、幽默風趣，形象上，它犀利而細膩地揭示人物內心深處的活動與情感，形象刻畫出人物形象，內容上，它包含了無比的智慧與知識，體現出的獨特諷刺藝術和豐富想象力，并且體現出對現代人生和生存智慧的深入思考和獨特見解，所有的這些都使它真正稱得上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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