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洋務運動時期的文化教育事業(yè)

2023年12月27日發(fā)(作者：夸幼兒棒的表揚語)

淺析洋務運動時期的文化教育事業(yè)

前言

洋務運動是1861年(咸豐十年底開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內(nèi)的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的“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的改良運動。這一時期，隨著洋務派洋務活動的開展，由于意識到新型人才的極度匱乏，洋務企業(yè)逐漸增多，對外交往日益頻繁，清朝廷調(diào)整教育方針和策略，舉辦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事業(yè)。洋務文化教育涉及面是比較廣泛的，它培養(yǎng)了包括翻譯、外交、科學技術(shù)、電報、礦務、冶煉、機械制造、水陸軍事等多方面的專門人才。之后又意識到光在本國學習西學，并不能深入研究，所以又提出留學到國外再次深入研究所學科目，這些文化教育事業(yè)，是由于洋務派在洋務活動的實踐中，認識到培養(yǎng)新型人才的急切需要性而逐漸進行的，是為適應洋務活動的具體需要而進行的。洋務運動時期的文化教育事業(yè)主要在于設立新式學堂和派遣留學生。

一、新式學堂的設立

（一）新式學堂設立前，清政府與洋人的外交

清政府在與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不是到鴉片戰(zhàn)爭之后才開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才開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時的通事，主要是因為廣州一口對外貿(mào)易等活動，和澳門一隅同洋人接觸及傳教士的活動等關(guān)系，而自發(fā)的出現(xiàn)和形成的“通事”群。只有在北方因與沙俄交往很多，但是俄語通事難尋，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設立過俄文館。在鴉片戰(zhàn)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公使駐京，與西方國家交涉事件也開始增多，以英法為最多。因此，對于懂英法語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頗為急切。以前雖有從買辦等渠道自發(fā)形成的通事，只是一方面這類人數(shù)量有限，質(zhì)量也不高，不能適應通商形式和國家外交的需求；另一方面，這類通事大多與洋人關(guān)系密切，清政府對他們并不是很信任和安心，而事實上“通事”的品行也確實無法讓清政府放心。而且洋人又多懂漢語，在交涉過程中，清政府由

于語言不通而吃虧的事情也比比皆是。同治元年（1862年）馮桂芬在《上海設立同文館議》中即指出：

“互市二十年來，彼酋類多能習我語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讀我經(jīng)史，于朝章國政吏治國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無其人...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于所謂通事者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其人不外兩種：一為無業(yè)商賈，凡市井游閑嬌弛，不齒鄉(xiāng)里，無負轉(zhuǎn)移執(zhí)事之路者，以學習通事為 ；一為義學生徒，英法兩國設立義學，廣招貧苦童稚，予以衣食而教習之，市兒村豎流品甚雜，不特易于沾染洋涇習氣，且多傳習天主教，更出無業(yè)商賈之下。此兩種人者，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外（他）；惟借洋人勢力，狐假虎威，欺壓平民，蔑蔑視官長，以求其所欲...”[1]

上面一段話即指出：一、過去從事通事工作的人多數(shù)是市井游民；二、這些人多是洋人培養(yǎng)出來的；三、這些通事借洋人勢力，對中國的人和事起反作用。鑒于這些情況，中國必須培養(yǎng)自己的翻譯人才不可。

較早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的是代表請政府與英法談判并簽訂《北京條約》的奕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三奕 等人在《統(tǒng)籌善后章程折（節(jié)錄）》奕 等人中指出：“...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xié)...” [2]再則曰：“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3]從消除“隔膜”到“不受人蒙騙”的發(fā)展，固然是認識上的一大進步。而處于上海交涉前沿地區(qū)的江蘇巡撫李鴻章，對清政府自己培養(yǎng)翻譯人才的迫切感不亞于奕 ，他表達這種心情說：

“伏惟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意，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后有稱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jīng)史，于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設立翻譯官二員，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達，亦難無偏袒捏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guān)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活，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4]

以上言論，點出兩個問題：一則中外交涉，憑外國翻譯傳達，恐生“偏袒捏架情弊”；二則僅靠“覓雇通事”傳話，可能成為“洋務之大害”。因此，對洋人要做到“通其志，達其意，知其虛實誠偽”，必須有自己的譯員才行。可見，清政府洋務派積極培養(yǎng)翻譯人才的目的，不是像有些人說的是在培訓買辦人員，而是為了更好地實現(xiàn)清統(tǒng)治者的目的，這個目的顯然是有防備和抵御外國侵略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國當時已逐步淪為半殖民地，才使這類型的人才蒙上買辦色彩。

（二）新式語言學堂“同文館”的設立和管理

鑒于以上不同意見和建議，洋務運動中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和使用可謂當時洋務派的重要任務。而人才培養(yǎng)，就不得不談及當時適應形勢發(fā)展而設立的新設學堂，其中一項則是外國語學堂，首推北京的京師同文館，接著的是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方言館。

從新式學堂的教習設置和管理上看，主要設漢教習和西教習。以同文館為例，主要設漢教習和西教習。漢教習負責教授學生經(jīng)史文章, 最初擬從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八旗官學教習中選拔。但由于四省中八旗教習投考人少,無合適人選。同治七年五月( 1868 年7 月) , 恭親王奕 奏請朝廷變通教習選拔辦法,

擴大招考范圍：“ 無論何省, 凡系舉貢正途出身, 俱準取同鄉(xiāng)京官印結(jié)，赴臣衙門具呈投考...擇其文字優(yōu)長、語言明白者，詳慎錄取。”[5]再加上漢教習每月給薪水銀八兩, 后來增至十二兩, 按月支給, 還可外放官員, 不失為一條較好的謀生之道, 所以后來有許多人愿意應考, “每次考試, 總有一二百人應考。”人選有了,

但教學效果并不理想, 許多教習“支了幾年膏火銀兩, 并得到了保舉, 而自己并不知館地在何處者。”[6]

對于西洋教習的選擇, 權(quán)力主要控制在外國人手中。經(jīng)英國公使威妥瑪推薦,

總理衙門考察, 英國人包爾騰被選為第一任英文教習。同治二年( 1863), 《奕

等：延聘同文館各項教習折》，同文館開設法文、俄文兩館, 由法、俄兩國公使推薦, 法國人司默靈、俄國人柏林分任兩館教習。后來西教習的任免權(quán)基本被海關(guān)總

稅務司赫德控制。據(jù)齊如山回憶, 許多外國人初到中國, 不懂中國語言及文字, 同文館教習一職就成了他們學習中文, 日后謀職的跳板, 如其所說: “ 在當教習期間, 自己在外邊請著中國人,學中文及語言, 學得夠用之后, 即派往各省海關(guān)去當差, 這幾乎是定例。至于館中的功課, 他并不十分注意, 而且他走的時候, 并不告知總理衙門, 只告之總稅務司, 由總稅務司, 再通知總理衙門。”[7]清政府給西教習很高的薪水, 規(guī)定試教時為每年三百金, 一年后, 統(tǒng)一為每年庫平銀一千兩。總教習的薪水比普通教習要高, 但無定數(shù)。同治八年( 1869)至光緒二十年( 1894),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一直擔任同文館總教習, 掌控同文館長達二十余年。后來, 他還曾擔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 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匪淺。

從學生招收和出路上看，由于同文館是首創(chuàng)，各方面的措施不盡完善，所以剛開始是學生不宜過多，“擬先傳十名，俟有成效，再行添傳...在八旗中僅挑選二十名，除已傳十名外，記名人數(shù)無多...年在十五歲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8]這就是說，在剛開始時學生只在八旗中選，但在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1868年）增設了天文、算學科目后，這對于十五歲上下的八旗子弟有一定困難，“惟年幼學淺，于漢文義理本未貫串，若令其以洋文翻譯漢文，功夫分用，速效難期；若在令講求天文、算學，更恐博而不專，迄無成就。”[9]于是決定“擬廣招取滿漢年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文理業(yè)已通順者...至招滿漢之有功名者一節(jié)...招取滿漢舉人及恩、拔、副、歲、優(yōu)恭。”[10]依上文所見，同文館學生的招收突破了年齡和種族的限制。另外，由于社會風氣未開，許多世家大族的子弟觀念還停留在傳統(tǒng)的科舉制上，認為科舉制是求取功名的唯一途徑，所以大部分并不肯學洋文，“從孟夫子時候起,‘華夏正音’ 以外的語言就被貶為‘舌之音’。意思是并非人類的語言。讀書人誰要學它, 就是‘下喬木而遷于幽谷’┄自甘墮落。”[11]于是，清政府一方面在學生入學待遇上給予優(yōu)惠：“同文館既系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而設, 則入館學生向例按等給予膏火薪水。其入后館肄習洋文者, 月給膏火三兩; 俟學有成效, 選拔前館, 月給膏火六兩; 越數(shù)年課業(yè)頗有進益,則增至十兩; 更責其優(yōu)長者舉充副教習, 月給薪水十五兩。至選派出洋充翻譯學生者,

月給薪水一百兩; 充三等翻譯官者, 月給薪水二百兩; 余隨升階逐增, 以昭激勸。”[12]另一方面，采取“每三年舉行大考即歲考后，由總督擇優(yōu)奏保官員，自

八九品銜起至分步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館肄業(yè)譯書，并在總署充當翻譯；其課業(yè)較精者，選派隨使出洋。”[13]這樣就保證了學生的升途，學生也更增信念好好學習。

此舉沖破了八股取士的陋習，初步實現(xiàn)鴉片戰(zhàn)爭以來先進人士給務實學者以功名的愿望，是近代教育的進步，但是同文館設立的位置和數(shù)量有限，雖后來也有類似的上海廣方言館、廣東方言館、新疆俄文館、琿春俄文書院、湖北自強學堂等的設立，但是沒有統(tǒng)一的建立管理標準和數(shù)量規(guī)劃以及課程設立，使得近代化的教育存在局限，人才的搜羅和培養(yǎng)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教育不存在普遍性、人才選拔也顯得不全面，不由有所疑問：“方今人才之進，取諸藝諸藝之術(shù)，果可以盡人才乎？”[14]所以新式學堂的設立雖是近代教育的進步，同時也是一項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的過程。

（三）新式學堂“軍事”“技術(shù)”學堂的設立

洋務運動時期外國語學堂培養(yǎng)了大量的專業(yè)翻譯人才、外交人才和對外交流的人才，“通洋文”固然重要，但只是一方面，國家對軍事的重視程度并沒有下降，而且事實證明洋務運動時期軍事學堂培養(yǎng)的人才在清末有很大影響，如船政學堂的畢業(yè)生一部分是海軍駕駛，而且成為軍艦上、兵輪上的骨干，如威震一時的北洋艦隊12艘主力軍艦的管帶，除了吳敬榮為留美學生，其他11名均為船政學堂學生；一部分畢業(yè)生從事輪船制造業(yè)。從1873年起，船政局“逐廠考校，挑出中國工匠藝徒之精熟技藝、通曉圖說者為正匠頭，次者為副匠頭，洋師付與全圖，即不復入廠，一任中國匠頭督率中國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學堂之學生、繪事院之畫童分廠監(jiān)之。數(shù)月以來，驗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15]真正做到了“管輪學生凡新造之輪船機器皆所經(jīng)手合攏，分派各輪管車者已十四名。”[16]由此，在制造上也取得了明效。輪船制造在僅僅五六年間取得上述可觀成績，可以說是有對的教育方針，合理而實用的教學原則，教育成效頗為顯著。左宗棠高興他說：“今船局藝堂既有明效，以中國聰明才力，兼收其長，不越十年，海上氣象一新，鴉片之患可除，國恥足以振。”[17]另外部分畢業(yè)生從事海軍教育事業(yè)。船政學堂創(chuàng)辦之初,

所有教習、幫教均用洋人。后來, 船政學堂的畢業(yè)生逐漸取代了洋教習。到光緒十三年( 1887), 船政學堂“ 僅以四洋員為總教習, 其余每班教習均以學成制造駕駛管輪之學生充當。”[18]其中福州船政學堂還為其他水師學堂輸送了教習和管理人才, 清末規(guī)模較大的幾所水師學堂如江南水師學堂、天津水師學堂等都曾聘請福州船政學堂的畢業(yè)生擔任總辦或教習。嚴復就曾擔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總辦, 負責學堂事務長達20年；還有部分則轉(zhuǎn)行到其他技術(shù)課堂繼續(xù)深造，如畢業(yè)生可進福州電報學堂，利用數(shù)學知識，繼續(xù)學習電氣的相關(guān)知識，“把對電氣原理的相關(guān)知識和操作時所用的方法相結(jié)合，適應于電報員的職位。”[19]，李鴻章說：“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而數(shù)萬里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20]可見這些技術(shù)課堂的作用都是為晚清的統(tǒng)治而設，是近代教育中完全西化的課程，促進了西方文化的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