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一座不倒的精神家園——走近汪山土庫

2024年2月12日發(作者：分數除以分數)

【原創】一座不倒的精神家園——走近汪山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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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以為風景都在遠方，從來沒有想到離南昌市區如此之近的新建大塘鄉還保留著汪山土庫這樣規模宏大號稱“江南一絕”的迷宮般的家族式院落。我們不僅為建筑之美所傾倒，更為在這院落里生活學習過人們的人生跌宕起伏所驚詫。都說富不過三代，可是土庫家族從一門同時出現三個紅頂子，被人們稱為絕世奇觀開始，追隨著時代的步伐，在中國從晚清嘉慶年間到民國近現代漫長的歷史舞臺上卻延續輝煌了一百五十多年，幾乎每一個時期每一個領域都有他們留下的深深的腳印。我不知道要鑄就這樣一個龐大而持久的文化群體，需要怎樣一種堅毅和勇氣？需要怎樣一種隱忍和大度？需要怎樣一種克制和犧牲？需要怎樣一種責任和擔當！這種頑強不屈精神的源頭又來自哪里？土庫現象在史學家們看來已經成了一個文化奇跡。后來雖然由于政治的原因原來意義上的土庫沒有了，但是他們的后人帶著長風般的翅膀過盡千帆后飛向了更遠，散落在了世界各地，在那里繼續開花、結果。

——題記

不知什么時候，腦子里有了“汪山土庫”這個名詞。是從網上那些靚男俊女發上來的照片里得到的信息吧。這些照片有的是在春天的暖陽里，一色青蔥的少男少女站在一大片金黃的油菜花地里，顯得那樣水靈；也有那梳著一個發辮的清純少女倚在一扇古色古香老房子門前留下的倩影。哦，一座民宅。心里好像并不那么在意。“亂世逃命，盛世建樓”似乎已成了歷史的一條規律。改革開放以來，各地都對許多古村落采取了保護性搶救恢復措施。這幾年很多古代建筑民間老宅并沒少去，如，江西的安義古村落、最美鄉村婺源，深圳的大鵬所城。所以看到這樣一座老宅也沒太在意。

去年春節兒子從深圳過來團聚，于是和兄弟家一起開了兩部車子去看新發現的震驚全國的海昏侯墓。到了那里才知道，該墓已經被一個臨時搭建的房子圍住，外面并不能看到什么，稍稍溜達了一下便只

有打道回府。這時兒子說，到汪山土庫去。兒子長期在外地，對南昌的事居然這么熟悉，不得不佩服現在年輕人的腦子靈光。去看看這個地方也不枉此行，心里也就欣然同意。于是兩部車子旋即調轉了方向向土庫駛去。

土庫離海昏侯還真是不遠，一會兒就到了。

土庫外面看不出什么，平淡、平凡。走進去才發現就像進入了一座迷宮。一個占地七萬多平米的豪宅，里面縱橫廣闊，犬牙相錯。每一個結構，每一種裝飾都極有講究，富含寓意。每一幅雕刻、每一塊匾額都有禪機，都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建筑是凝固的音樂！”這是歌德說的。因為它保存著人類文明中那些最動人心魄的旋律；金字塔的永恒、古希臘廊柱的經典、古羅馬穹頂的宏闊、巴洛克建筑的雍容，無不證明這個論斷的無比正確。北京的故宮，從正陽門、端門、午門、太和門到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直到景山，沿長達七華里的中軸線展開，十幾個院落縱橫交錯。有前奏、有漸強、有高潮、有收束，幾百所殿宇高低錯落，有主體、有陪襯、有烘托，雄偉壯觀的空間序列儼然一組“巨大的交響樂”。

讓我們回到土庫，不平凡的宅子必定有不平凡的的過往。

再往里走，三個紅頂子的畫像赫然擺在最醒目的位置，這是我們首先必須要認識的三個重要人物，因為土庫的故事就是從他們身上開始的。三個紅頂子分別為程矞采、程楙采、程煥采。他們當年科第高中，官至總督、巡撫，在晚清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叱咤著風云，放射出奪目的光彩。“一門三督撫，五里六翰林”，這是歷史的一筆記錄，族人因此引以為耀。為了將這些榮耀變為一種意志，成為一種家風遺傳下去，三個紅頂子決定由他們出資來建造這樣一個土庫，通過嚴格的祖訓家規來統一全族人的意志。這看起來有點殘忍，但古人認為，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土庫人覺得有責任將老祖宗的東西傳播發揚下去。繼三個紅頂子后，從這里又走出了4名進士，11名舉人、遍布清朝各部各省官員100余名，受封為“總督”、“尚書”、“一品夫人”的有十幾位。

參觀時，發現一直在屋堂里忙著收拾什么的那個人有點像是這個

家族的后人。于是上前和他搭話。問：這房子看起來這么恢弘霸氣，享有“江南小朝廷”之美稱，怎么取個名字叫土庫呢？他笑著作答：因為它座落在“汪山”，又因鄱陽湖濱湖地區常把規模大的青磚斗式瓦房稱為“土庫”，自然就叫“汪山土庫”啰。聽了他的回答我也笑了。現在很多開發商給樓盤起名字喜歡講噱頭，似乎越牛叉越好，什么世界名人苑、丹楓白露、盛世經典、地中海陽光等等。而真正的豪宅卻又叫土庫，真是讓人有點不可思議啊。那人又接著對我說，這房子的圖紙出自一位設計過圓明園、北京故宮等宮廷建筑的設計師的后人雷氏之手。我說，我看過介紹了，說它糅合了皇家宮廷建筑、徽派建筑、蘇州園林、贛南圍屋和南北民居之精粹。他點點頭。否則怎么會顯得這樣精巧、合理、大氣呢，對吧？他又點點頭。

雖說是一幢豪宅，卻并不奢華。足跡所到之處，聞到的是陣陣書香。土庫是沒有繡樓的，唯一能滿足的就是書，看得最多的也是書。土庫的女孩要和男孩子一樣，“幼承庭訓，上私塾、讀經史，工詩詞。”她們中也有漂洋過海，也有當選為“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成為一代女杰的。記得余秋雨先生在他的《風雨天一閣》一文中說過這樣的話：“只要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只有書籍，才能讓這么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么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么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也有人說過，讀書是世界上門檻最低的高貴舉動。土庫當年的學子們一定也和照片上那些讓我對土庫留下最初印象的青年男女一樣，朝氣蓬勃，對未來充滿著期盼和憧憬。但他們更多的是把功課做到了實處。在土庫，有供學子們讀書用的“稻花香館”、有鼓勵后人勇于登攀的“望廬樓”、有官宦們回家以后自覺反省的“退思堂”；更有無處不在鼓勵學子們奮發上進的楹聯對聯：“春風大地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萬卷詩書教子弟文章報國，一言忠厚建功名道德傳家”、“游宦一身存正氣，歸家兩袖帶清風”、“為政不在多言，須息息從醒身克己而出，當官務恃大體，思事事皆國計民生所關”，讀起來真是讓人蕩氣回腸呀。

自孔子以來，歷史上就產生了一個獨特的“士”階層。這個階層

在中國延續了二千五百多年。“士”忠于道，追求君子、圣人人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是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承載者。"士"階層的存在、"士"精神的張揚，是華夏民族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人類歷史上的其他文明古國先后覆滅，唯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這其中必然包含其他民族未曾擁有的堅強精神。當文天祥在過零丁洋吟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時、當于謙在韃靼鐵騎吟誦“粉身碎骨不怕死，留得清白在人間”時，他們的聲音，他們躍動的精神已經跨過了時空，跨越了具體的時代。成為人類只要存在就不會過時的精神財富。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做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種中國的“脊梁精神”在汪山土庫無處不在。程懋型是三個紅頂子之一程煥采的第四代子孫，生性敦敏，讀書一目十行。二十歲東渡日本，學成回國后在省里任電學教師，一時俊彥多游門下。他的才學得到高層的賞識，進入了仕途。職務不斷地遷升。1945年剛過完五十歲生日，程懋型被調任糧食部參事。不久日本投降，江西省政府復歸南昌，程懋型又榮膺新命，受任為江西省政府委員兼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這時的江西已經是元氣大傷，民生顛沛，饑饉流亡。程懋型深以為憂，為謀一裕國蘇民的方略常常是焦慮萬分、寢食難安，以致常常咯血。此時內戰開始，各地軍需催繳公糧的命令又十分緊急，數字比以前還要加倍。程懋型總是因完不成征糧任務常常遭到上面的苛責。無奈之下，程懋型只有扶病親征，督促各地田糧人員大力運購。可青黃不濟時節，農民已生饑荒，此時向百姓征糧如何下得了手？程懋型進退維谷，憂憤交集。征糧任務沒有完成，政府又廣告職責給了他更大的擔當。既不能強迫農民，自己又完不成任務。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有以死殉職。他給妻子留下了一封長長的遺書交代了一些相關后事后，攜隨從一人，步行至吉安白鷺洲江畔，自沉殞命。終年五十一歲。程懋型的死令業界震驚，萬民悲痛。省、市各界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四周掛滿了挽聯。“逝者此斯夫，己溺竟先天下溺；千

秋有公論，官悲不及路人悲”是百姓對他最公允的評價。

土庫里還有一副楹聯重復鐫刻在了好幾個顯眼的立柱上，這是林則徐撰寫的。內容為“湖山意氣歸詞苑，兄弟文章入選樓”。當年土庫中的第一個紅頂子程矞采和林則徐同榜錄取，同成為朝廷的一品大官，因而成為好友、知己。后來徐又與第二個考上進士的程楙采同在翰林院中共事；再后來程矞采的胞弟程煥采考試時林則徐又是江西鄉試的副主考官。徐與程氏三兄弟可謂有同學、同事、師生的情誼。林則徐十分欽佩程氏兄弟的學識、文采。在嘉慶庚辰（1820）程煥采中試二甲第53名進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后，便親臨汪山土庫祝賀。他在這里看到了巍峨的廬山和浩淼的鄱陽湖，感慨萬千。特意索來筆墨為他們兄弟題寫下了這副對聯，成為他們兄弟仨和林則徐友情結交那段佳話的一個佐證。當我徜徉在這樣的一座宅子里的時候，恍若走在了一個隔絕了一切浮躁的世外桃源里，只感覺一股清風撲面而來。

人們說，即便汪山土庫被夷為平地，不復存在，在汪山這一垅土地上，仍有一座不倒的精神家園，這就是數百年來被汪山程氏發揚光大的家風。

這時由于天色已經向晚，我們還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帶著一些迷惑，一些疑問便匆匆離開了。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在華夏文明幾千年的綿延傳播中，汪山土庫的現象并非孤立存在。只是他們沒有汪山土庫走得這么遠。在我們江西，最典型的有和汪山土庫相隔不遠的新建魯江村曹氏家族、有婺源坑頭的潘氏家族和號稱千古第一村的樂安流坑。這些老宅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村里出了個讀書人，在科舉考試中取得了功名，在當地成為一顆耀眼的明星，給村子里帶來了福利。人們在羨慕的同時也爭相效仿，用現在的思路來說，就是一帶一路。但大多到了近代便退出了歷史舞臺，慢慢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位于新建縣的曹氏家族，在早于汪山土庫一百多年的乾隆年間，出了一個和紀曉嵐齊名的人物曹秀先。曹秀先宦海50年，和紀曉嵐兩人先后擔任四庫全書館總裁。任禮部尚書，最終成為帝師。在曹秀先的影響下，小小的魯江村、小小的曹氏家族（直至清末，也不足百

戶），從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開始，直至清朝末年，出仕為官者竟然有一百余名，其中進士出身者36人，而且大多為兩榜進士；舉人出身者有三十余名，秀才一百七十余名，成為華夏奇觀。嘉慶皇帝曾御封為“江南望族”。但到了近代就很難覓見這個家族的蹤影了。現在，昔日的古村落已被夷為了平地。成了一個經濟開發區。所剩古董只有原來曹秀先老宅門口的一對紅石回頭獅。其凄慘、凄涼之景令人潸然落淚。

婺源坑頭的潘氏家族歷史上曾經出了九個進士，明代進士潘潢曾先后在四個部當過尚書，相當于現在正部級啊，那是一個何等榮耀的事。因此村中有副對聯：“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地方官吏只要一見這幅對聯，武官下馬，文官下轎。這個村至今還能看到有三十六座半橋。橋的來歷是這樣的，根據這里的風俗習慣，每出一個官就要建一座石橋，一共做了三十六座半橋。其中一座橋之所以稱為半座橋，是因為有個官銜是一個商人花錢買的。當地人不買賬了。認為買來的官不算數，最多只能算上半座橋，于是就有了三十六座半橋的說法。這也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反腐拒腐吧。如果走下拱橋，貼著水面向遠處看去，橋橋相連，活像是龍的脊梁，龍頭就在潘潢的故居。

號稱“千古第一村”的古宅位于樂安縣的流坑。也許是交通相對閉塞的原因，村里歷代民居大多都保存了下來。這里最早的村民來自五代，一董姓家族因避亂遷入客居于此。自那一天起，他們就將這個地方當作了故鄉，在這里繁衍生息，因此村里清一色姓董。宋朝的時候這里出了一個好玩的人叫董德元。董德元自幼讀書勤奮，少時工詩，16歲考中秀才，20歲時參加鄉試，獲魁首。后來總是累試不第。于是作《柳梢青》詞一闕：“滿腹文章，滿頭霜雪，滿面塵埃。直至如今，別無收拾，只有清貧。功名已是因循，最惱恨，張巡李巡。幾個明年，幾番好運，只是瞞人。”讓人讀起來頗為詼諧沉痛。紹興十七年（1147）丁卯秋試時，已經51歲的董德元，進取之心已失，不想赴考。無奈諸考生強拉他同行，才勉強上路。途經臨江（今江西樟樹市內），地方太守彭合對他不以為然。并說“老榜官何足道！”用我們現在的話簡單一點解釋就是，你這個老是榜上無名的考場老油子，都

多大年紀了還考什么功名呀！于是不給資助路費。誰知，董德元當年預薦時選中。第二年，即紹興十八年（1148）戊辰科中進士，居第一。與理學名家朱熹同科。董德元中第之后，授左承事郎，任鎮南軍（今江西南昌市）節度判官。歸家時，又路過臨江。彭太守趕緊迎接，設宴招待。宴席上，董德元即賦詩一首：“黃牒初開墨未干，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知己來相迓，便是從前老榜官。”讓彭太守好生尷尬。后來，董德元為相時，捐棄舊怨，啟用彭合為戶部郎中。成為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現在流坑保存最好的宅子是“理學名家”董燧的故居。董燧因累試不第在外潛心心學多年，成了有名的心學家。歸鄉后，除繼續辦學講授心學外，更主要的是倡集族人對社區進行大規模的整治。今日之流坑，一走進村，便見村內宗廟祠堂星羅棋布，房房有祠，巷巷有祠，房巷對應。大宗祠，小宗祠，總祠，分祠，家廟，系統支派嚴整，源流譜系清晰。還有遍地匾聯，字體篆、隸、楷、行、草齊備。書法多出自名家之手，或飄逸俊秀，或凝重端莊，或氣勢雄渾。雖經數百年滄桑，仍可細賞。董燧應該是最勞苦功高。千年流坑，前五百年仕宦，后五百年經商。鴉片戰爭之后，江右商幫也就是贛商幫逐漸衰落，流坑便被隱匿在了歷史的風煙中。

而汪山土庫正是這些先人的繼承者并將這些傳統發揚光大的典范。

選擇了一個晴天朗日，我又一次站在了汪山土庫前，是由老公陪著來的。為了弄清土庫的來龍去脈，我用相機在里面足足拍攝了三個多小時。出來時已到下午，外面已經沒什么客了。于是就走到收門票的那里和他交談了幾句。談到最后他告訴我，如果你要仔細了解的話，可以買兩本書帶回去看看。“哦，有書嗎？”我有點意外。他指著一位正朝這邊走過來的中年人說，你跟他去好了。這個人聽了又把我們帶進了土庫，然后打開一扇房門的鎖，里面像個辦公室。進去后他從抽屜里拿出兩本書：一本的書名為《神秘的汪山土庫》，另一本為《府第書香》。書的作者為潘后軍。后來知道，潘是從教育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后，專門在土庫負責景區管理和搜集整理文史資料工作，最終就將這些資料匯成了這樣兩本書。我有一次為了從網上搜集資料無

意中發現了他的手機號碼，試著加了一下。便和他成了微友，偶爾會就一些問題向他請教。他能回答的也作了一些解答。

汪山土庫的先人最早來自中原，遷到大塘以后世代為農。從第一個紅頂子程矞采的太祖開始，萌發了通過讀書入仕的夢想。他們也參加過科舉考試都以落敗而告終。但讀書使他們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自省自律，樂善好施。讀書也使他們懂得了經營之道。大塘地處低洼地帶，經常會鬧水災。當別人家因欠收揭不開鍋蓋的時候，他們家卻從一汪汪被淹的水塘里發現了商機，那就是養鴨。忙時種田，閑時養鴨，被人稱作“鴨太公”，所以家里的光景要比其他人好很多，村里生活困難的人會常常得到他們的幫助。雖然讀書的風氣一直在延續，甚至出現老子、兒子、孫子同窗苦讀，同科進考的情景，但也還是屢試屢敗，又屢敗屢試。

及至到了程逢壽程逢祿兩兄弟這一輩。他們的家這時已從大塘遷到了汪山。正值乾隆盛世，國泰民安之時。程家也鴻運當頭，所養鴨子一天生兩個蛋，晚上進籠生一個，早上放出來又生一個。大好年成里，兩兄弟哥哥程逢壽連著生了兩個兒子，這就是程矞采和程煥采；弟弟程逢祿也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程楙采。汪家土庫的歷史大幕就是從這三兄弟出生正式拉開……。

三兄弟稍大一點的時候，他們的父親就商量一定要讓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在孩子還沒上學之前他們就做了一個有心人，對當地一位久負盛名、傲骨錚錚的先生頗為關照，經常會上門去噓寒問暖。及至到了孩子上學的年齡便正式登門聘請到了這位不輕易出山的先生授教，這就是程聘野先生。“筆插安峰寫就乾坤錦繡，墨磨厚石讀通古今文章”正是這位先生一生的寫照。

聘野先生在教給三兄弟知識之前，先教給他們必要的禮節。如著衣、叉手、作揖、行路、視聽以及各種稱謂等，讓他們養成良好的品德和生活習慣。在教給他們知識時，也是因人而異，根據兄弟仨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性格施與不同的方法和內容，給他們今后的成長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三兄弟在這位先生的悉心調教和培育下，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三株小樹苗正在茁壯成長。先生對他們也寄予厚望。只

是沒過幾年，聘野先生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臨終前把他們三個叫到床前叮囑他們要把書繼續念下去。并告誡說：“讀書之要在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不可隨波逐流。”良好的品行來自于良好的培養和社會的價值認同。古代錄取生員的標準有對品行考察這一項，品行不好的人絕對不能被重用。一旦這位考生被錄取后成了國家的棟梁，皇上的賜匾也會到。在汪山土庫“退思堂”的后堂上就擺著一塊兩米多長一米多高上面滿刻著表彰和鼓勵之詞的圣旨碑。這是道光皇帝頒給第一個紅頂子程矞采父親程楷的“表揚信”，表彰其“教子有方。”后面提到的熊豹文先生也得有皇上贈“欽賜國子監”金匾一塊。

在痛失良師后，程楙采的父親又不惜重金讓三兄弟去拜了另一名高師熊文豹先生。正是這位精通文墨，武藝高強的先生使程氏三兄弟由三株小苗長成了三棵參天大樹。經過十多年的寒窗苦讀，他們先后通過煉獄般的考試和層層篩選成了朝廷的重臣，官從一、二品。程氏家族有這樣一條家訓：“有仇不報真君子，有恩不報枉為人。”三兄弟把這些訓詞牢牢記在心里，即使在仕途飛黃騰達時也沒忘師恩。每次衣錦還鄉時不僅要備上重禮，而且在離先生的家門很遠的地方就要下轎，步行到先生家。離開先生家也要先步行很長一段距離才上轎。這種尊師重教的好品行即使今天讀起來也會令我們熱淚盈眶。在汪山土庫里正是基于這種良好的家庭教育，良好的家風，才使汪山土庫的文彥俊士如雨后春筍涌出。

汪山土庫所處的時代到了晚清，由于鴉片戰爭的爆發使朝廷陷入內憂外患，江山只在風雨中了。土庫的人們在輝煌了大半個世紀以后沉默了下來。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和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建立了民國。隨著新學的建立，汪山土庫的一大批后人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走出了私塾，分別進入了南昌心遠中學（即現在的二中）、上海復旦大學和清華北大讀書，然后又漂洋過海去了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留學。回國后進入了急需用人的政府部門和學界，成了各行業的領物，所涉及的領域有國民黨中央、教育、文藝、建筑、醫學等，土庫人又迎

來了第二個輝煌期。其中在留學人員中職位最高，名聲最大的要數程天放先生。

程天放是第一個紅頂子程矞采的第四代子孫。從小天資聰穎，記憶力超群。有一目觀七行的本領。別人到書店去買書，他只需進書店把新到的書看一遍就記住了。精彩段落和詩句竟然可以原原本本背出來。以前學生入學講究破蒙，即由有名望的人士教學生認四個字。程天放的破蒙老師叫吳士鑑，吳士鑑曾做過江西的學政，主管當地的教育科舉。他為程天放破蒙的四個字是“國泰民安”。應該說，程天放先生一生所遵循的也是這四個字。

程天放因為家學淵源深厚，通曉詩詞歌賦；稟賦優異。對新思想極易接受。1919年為響應北京五四運動，在上海復旦大學就讀時組織上海學生聯合會，因文思敏捷、長于辭令、雄辯滔滔，被選為會長，使上海學生成為了“五,四”運動的主力軍。他也因此受到孫中山先生的接見，后又數次被孫中山先生召到寓所聽其談論對政局的看法。他講究“忠孝廉節”，所以一生堅定地追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大學畢業后，程天放赴多倫多深造，并獲得博士學位，后又公費留美。回國后，在民國外交、教育、政治等方面都顯示有出眾的才能和手段，是大家公認的“才德能”兼備的“江西才子”。程天放并不是學教育的，也許是對中國過去的教育有了反思，也許是他覺得民族要復興，要糾正中國國民的許多弱點首要的問題是振興教育。他認為，“中國人有一種惰性，無論干什么總是不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做事情總喜歡挑簡單的做，而不愿呆在圖書館和實驗室里腳踏實地地做學問。愛出風頭，湊熱鬧，喜歡表現自己。”他覺得這些都必須要通過教育才能得到糾正。因此，他的一生除去當過三年的駐德大使外，基本上一直從事教育管理和研究工作。他擔任過多省的教育廳廳長和一些著名大學的校長，當過中央大學的總教務長和中央宣傳部長。在長期的教育工作實踐中形成了一整套關于教育的理論、思想和具體要實施的辦法，對中國教育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程天放學貫中西，他始終堅信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以及中國人民的天賦絕不輸于外國人，中國人面臨的窘況是不努力。西方國家之所

以先進，是因為他看到他們的學者都在那里“潛心地研究社會、研究自然，用人類的力量改造世界。最終建立了健全的政治制度和完善的社會。”他認為，“光是工商業不及人家還不要緊，最怕的是教育不及人。”他提出的教育思想內容為：

首先要普及中小學教育，要讓中國人從小認清自己身上的責任。而小學和中學的側重面又不同。小學主要是把國民教育和生產教育作為兩個基本的方面。生產教育主要是讓小學畢業后無法繼續接受教育的孩子，能夠掌握一技之長，足以讓其自食其力。

而中學教育除了注重小學教育的內容外，還包括師資教育和預備人才教育。學校可以劃為三類：一是職業教育，側重生產教育方面。考慮到選擇就讀職業學校的學生大多家庭比較貧困，可以減免或不收學費，多建立獎學金和助學金項目；二是師范教育，側重師資教育；三是普通中學，側重對預備人才的培養。

他說：“師范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師范生肩負了中華民族興起的橋梁，是學生和社會之間的紐帶。要達到有一個健全的國民的目標，就要有優良的小學和優良的小學教師。而現在的師范生就是將來的小學教師，所以師范生是肩負了造成大多數健全國民這個使命的。他們對國家的責任何等地重大。”

“大學應絕對注重質而不是量，大學之與教育所有階段，相當于人的頭部之與整個身體。在近代中國，大學教育毋庸置疑就是精英教育，是少數人的教育。即使大學教育最終會普及全國，那也會因為要求嚴格而只占全國人口的少數。大學的性質和專門學校的性質根本不同，專門學校注重技能的訓練，而大學則應注重學理的探討，問題的研究。這一類的工作任何一個國家只有少數人能做，也只需要少數人去做。專門學校盡可以多設，而大學則絕對注重質而不注重量。因為大學生承擔了不同于普通人的社會責任。”

程還說，教育是一項久遠的事業，并非一段時期內就能完成。地方行政人員要有清醒的認識。懷著一顆真誠、寬廣的心，才能造就中國繁榮的社會。我們的努力縱然一時無效果，但自有他人來收獲，何必要去斤斤計較呢？

我想，當我們現在的教育已經走入了迷惘，人們的道德觀、價值觀已被嚴重扭曲，師者已不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己神圣職責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從程天放先生的這些教育理念中重新找到一些定位呢？

在蔣家王朝即將覆滅的頭兩年，對政治異常敏感的程天放似乎意識到了土庫的結局會是什么，他最后一次來到了江西廬山和家鄉土庫。受到鄉族親人們前呼后擁的隆重歡迎。也許這時其他人并沒意識到中國的政局將會發生的變化，但程天放卻說了一句話：“一擔谷買一斤肉可以吃，一擔米買買一斗種不要買。”見大家不明白他也沒多作解釋。1949年他帶著家人去了臺灣，后來又到了美國，故園只在夢中了。

二零零八年，省文化廳副廳長汪天行視察汪山土庫，作藏頭詩一首：

汪氏先人別大塘，

山重水復欲斷腸，

土地依稀回夢里，

庫房不知在何方

中途忽至徽州客

華發孕育好兒郎

一世英名傳千古

絕妙家風萬年長。

“汪氏土庫，中華一絕”這是在新的時代里，人們對曾經華夏文明的急切呼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作為主戰場，分為16個受降區接受日軍投降。每個儀式最主要的一項儀式就是升國旗奏國歌。其中有一個受降區是北京故宮的太和殿。10月10日那天，陽光一片燦爛。上午十時整，景山上汽笛長鳴，國歌奏起，升旗典禮開始。在莊嚴肅穆、回蕩著浩然之氣的國歌聲中，以根本博為首的五名日軍降伏代表一一解下他們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佩刀雙手獻上，向中國人民彎腰鞠躬，低頭謝罪。這令多少人淚水滂沱、揚眉吐氣。

這首為中國人贏得尊嚴的國歌還在當年德國舉辦的世界國歌評比中奪得了第一名，作曲者名字 因此蜚聲海內外。他就是來自汪山土庫的音樂天才程懋筠。

程懋筠是三個紅頂子之一程煥采的第五代子孫也是程天放的堂侄。正是這首曲子的成功奠定了他在音樂界的地位。當然也正是這首曲子，在新中國成立后他被邊緣化了，他的名字被從音樂出版刊物中抹去，之后便是銷聲匿跡。直到半個世紀后的2007年程懋筠冥辰50周年，中央音樂學院“蕭友梅音樂教育促進會”遵循“尊重歷史人為本，面向現實唯求真”的學術理念，策劃、發起并聯合西安音樂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家協會理論委員會以及程懋筠故鄉江西省新建縣人民政府等單位，于6月16、17日在中央音樂學院舉辦了紀念程懋筠的大型專題學術會議。來自音樂界的權威人士、中央音樂學院的師生、程懋筠的親屬、學生、家鄉代表和來自臺灣音樂界、文化界的代表三百人蒞會。形成了海峽兩岸同堂紀念的感人場景。人們這樣評價他：如果說蕭友梅是中國近現代音樂的奠基人，那么程懋筠就是中國近現代音樂的開拓者。

程懋筠17歲隨兄長赴日本留學時沒有遵循父命學理工，而是自主選擇了聲樂專業。其中的原因也許是想到滿目蒼夷、受盡屈辱的祖國更需要用音樂這個武器去喚醒她的人民起來為之奮斗和獻身。肖邦就這樣說過：“我愿意高唱出一切為憤怒的、奔放的感情所激發的聲音，使我們的作品——至少我的作品的一部分——能夠成為戰歌。”音樂也是唯一不需要翻譯就能讓人讀懂，可以跨越語言障礙進入一個民族靈魂的藝術；也許是他覺得音樂更符合他的個性。他不喜歡政治。便天真地認為音樂可以超然于一切黨派之上。但政治卻跟他開了個極大的玩笑。

那年，二十六歲的程懋筠學成回國。在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教育專修科第一任系主任、聲樂副教授。由于性格剛直，為人清高，不懂得職場圓滑，事業上并不順利，甚至面臨著系主任一職被撤換的可能，心情有些沮喪。

一天，他從報紙上看到中國國民黨以孫中山先生在第一屆黃埔軍

校開學典禮上的訓詞作為黨歌征求曲譜，一時熱血沸騰。便在在書房里按照孫中山先生的四字韻文，一字字地譜曲。他認為，這樣的曲子，一定要韻律感強、節奏雄渾有力，因而對每一個樂句、每一個樂段，仔細推敲，反復演奏。完成后，自己卻又不甚滿意，煩躁之下，便將寫好的稿紙一把揉爛，扔進了廢紙簍。他的夫人舒文輝女士收拾房間時在廢紙簍里發現了這樣一張草稿，舒女士師范畢業懂音樂。她彈了一遍，覺得作品很有感染力，便自己重新謄抄了一份，悄悄地寄給了當時的“黨歌編制研究委員會”。

當時，評選極為嚴格、公平。評選的過程是，由合唱團在幕后逐個演唱參選作者的作品，評委們則坐在臺下聆聽，看不到譜稿，也不知作品的作者，完全通過作品演唱的實際效果來進行評選。音樂家選精后，有4首曲譜被選出。經過再次審聽，覺得第80號作品即程懋筠所作之譜莊嚴平和、雄壯有力，有激發民族意識之效果，最終程懋筠“大難不死，劫后余生”的作品在139件作品中拔得頭籌。消息傳來，連他自己都難以置信。這使他在音樂界聲名鵲起，成為音樂界的一名巨擘。

一次，在上海的一場音樂會上，時任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客席指揮的日本音樂家、指揮家近衛秀磨面色凝重地登臺，他深吸一口氣，緩緩地拿起了指揮棒。此刻，臺下觀眾屏住呼吸，大家都對這場精彩的音樂會充滿期待。驀地，音樂響起，“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久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當這首雄渾有力的《中國民國國歌》的音樂響起時，觀眾激動不已，滿眼淚水。歌曲奏罷，異常熱烈的掌聲四起。這時，坐在觀眾席上的著名京劇大師梅蘭芳飛快地跑到臺上，與近衛熱情握手，并接連向他道了兩聲“謝謝”。民國國歌確實成了那個時代的經典。鼓舞著億萬人民同心同德朝著國父孫中山先生指引的偉大理想前進。

雖然身為國民黨黨歌的曲作者，但是程懋筠卻終身未入國民黨。國民黨內部很多人勸他加入，都遭到了他的拒絕。他覺得他的生活不需要政治，音樂應該是屬于全人類的。他也不留戀官場，他只愛音樂，

只希望能全心全意做個音樂人。這種獨特的個性讓我想起貝多芬。貝多芬成名后,許多貴族拼命地想結識他，但是貝多芬對那些依仗權勢的貴族格外鄙視。一次,貝多芬應一親王的邀請，參加一個音樂會,并將在音樂會上演奏自己的作品，音樂會在親王的莊園里舉行，那天天氣十分寒冷，并且下著傾盆大雨。貝多芬坐在鋼琴旁熟練而深情地彈奏那首著名的《月光曲》。沉靜幽雅的旋律在大廳里回蕩，讓人陶醉。大家忘記了周圍的一切,似乎他們不是在風雨中聽演奏,而是沐浴在明亮柔和的月光中。這時,有一位伯爵旁若無人地說起話來，而且聲音越來越大。貝多芬再也忍受不了，憤怒地停止了演奏。他站起來高聲說道：“我絕不能為這些蠢豬們演奏!”主辦音樂會的親王不但不干涉制止那位破壞全場氣氛的伯爵，卻大聲訓斥貝多芬，以親王的威勢欺壓貝多芬。面對這種侮辱，貝多芬怒不可遏，對親王說：“親王,你成為親王，只不過你的出身而已，而我卻是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親王有成千上萬個，而我----貝多芬,卻只有一個!”說完,離開了音樂廳,頂著風雨，拂袖而去。

此后，程懋筠的音樂事業進入了黃金期。像是得到繆斯的頻頻眷顧，程懋筠的音樂創作靈感噴涌而出。他緊隨時代的步伐，開全國之先河創建江西音教會，培養了一大批音樂人才和專家學者；創建音樂月刊，在上面發表了一百多首鼓舞人們與日寇決一死戰的歌曲：組織民眾演出，他的漂亮的男高音征服了在場所有觀眾。他無愧于作為音樂巨擘的光榮稱號。

四十年代末即將覆滅的蔣家王朝準備撤離大陸遷到臺灣，以程懋筠對國民黨執政時的民國音樂文化的貢獻和社會影響，他完全有足夠的資格和理由像其他一些文化名人一樣舉家隨遷臺灣，國民黨政權方面也希望這樣。可是，程懋筠卻毅然決定留在大陸，因為他的根基在這里，這里有他取之不盡的創作泉源。但在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這就無可避免地使他在今后的音樂生涯中處于一種尷尬的地步，成為一個生活在夾縫里的人。

因為他留在大陸，臺北國民黨政權雖然還在繼續用他作曲的民國國歌，卻很少提及他的名字，大家甚至忘了作曲者是誰。大陸這邊因

為他曾經為《民國國歌》譜過曲，所以把他邊緣化了。在走過了人生太多的風雨，在和音樂結緣四十年之后，五十七歲那年，我們這位偉大的音樂家帶著一些愁緒、帶著一些不解，悲愴離世。——一顆璀璨的音樂彗星過早地隕落了。

歷史終究沒有忘記它的那些優秀兒女。程懋筠今天再次被人們提起就是一個明顯例證。

程懋筠不僅自己在音樂上貢獻卓著，還培育了一個音樂世家的名門望族，他的三子三女除長女程應鈿是讀的醫科大學，成為一名醫生，小兒子就讀清華外，其余四人都是畢業于高等音樂學府，或任高校教授，或任文藝團體藝術指導。第三代八人中有七人在音樂專業有突出成就，或任職音樂教授或在專攻音樂研究生。像這樣一個在音樂園地里的名門望族，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程懋筠精神不死！

在汪山土庫還有這樣一個革命家庭：九房中的七房程一烯一家。時值清末民初，戰火不斷，城里難以找到工作。程一烯便只好回家務農圍湖造田。鄱陽湖地勢低洼，有一年遭特大洪水，堤潰家淹。一家數口生活難以維繼。醇厚的家風使他養成了良好的讀書習慣，并且不放棄對后輩的教育培養，盡力供他們念書。有一天，程一烯看到了毛澤東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等書，了解到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是一支“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為廣大人民謀幸福的隊伍。程一烯敏銳地感覺到共產黨有可能會打敗國民黨奪得天下。于是馬上想辦法籌集了一筆費用鼓勵三個已長大成人的兒子投奔延安去找共產黨。只把最小的老四留在了身邊參加了當地的一些革命組織團體。

三個兒子分別是程時軒、程曉侯、程時福。老大程時軒因故沒有去成延安，在皖南事變后被鋪入獄，獻出了年僅25歲的生命；程曉侯輾轉在各個解放區，擔任過中央各大報刊的編輯和總編輯、新華社分社社長等職，1947年隨劉鄧大軍南下；程時福隨西北抗日救國團的代表奔赴延安，在那里接受了馬列主義教育，1945年日寇投降后，進入了中央組建的干部大隊。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他們兄弟幾個都有了

一個“革命干部”的身份，在政府機關、科研單位擔任了重要的領導職務，直到到離休。他們迎合了時勢，時勢也造就了他們。

汪山土庫曾是被毀了的。土庫的重建有賴于當年南昌市市長李豆羅的膽識和魄力。2002年臘月二十五，一個隆冬季節，李市長來到汪山土庫，看到這樣一座飄搖在風雨中的陳宅老院，心生感慨。他立即作出搶救汪山土庫的決定。汪山土庫這一重建就是十年。

修葺一新的土庫在等待著它的那些曾經的兒女。2013年9月20日上午九時許，一架銀灰色飛機從臺北桃園機場起飛，穿云破霧、直上藍天。飛過臺灣海峽，在江西南昌昌北機場徐徐降落。這是東方航空公司從臺灣飛南昌的客機。迎著金秋的陽光，從機場五號出口走來六位客人，兩男四女。除兩位年齡在六十左右外，其他都有七八十歲。這六個人中有前面介紹過的一代梟雄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程天放的養孫女程寶珠，有程學恂的孫子程應鈿和三個外甥女、還有一個是程時彭的兒子程懋墩。程學恂是一個怎樣的人呢？現在他的孫子和親人回來了，有必要在這里交代幾句。程學恂是土庫第一個紅頂子程矞采的曾孫，做了一生的學問但不戀官場。其主要精力是用在工詩詞、書法和繪畫上，他在這些方面的造詣在同行里面已達到一個頂峰境界，被業界人士譽為“詩書畫三絕”。解放前夕，因考慮到自己年歲大了，還是留在家鄉好，沒有和家人一道移去臺灣。1951年鎮反運動中因其屬于著名的士紳和其他一些留在土庫人一起被鎮壓，享年78歲。

汪山土庫的重建昭示著人們理性的回歸，但愿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但愿文明之花在我們這片土地上開得更加繁華絢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