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地位問題資料

2024年2月18日發(作者：變身記)

一、古代在人類歷史漫長的母系社會中,女性曾經占據過生產和生活的主導地位。隨著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轉變,女性逐步由主導變為男性的附庸。在中國父系社會形成發展過程中,女性被驅趕到一個有別于男性的生活空間,從而導致女性集體的沉默。生產本身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無論是哪一種生產,女性最初都是處于支配地位的。所以,在人類的歷史上,女性也曾經占據過主導地位。世界各民族的發展史,以確切的材料證明史前時期都存在過一個母系社會。根據文獻學、古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世界范圍內的母系氏族文化有大致相同的特征：第一,生產力水平的低下決定了男女分工,從事采集的女性比較從事漁獵的男性能提供相對穩定的生活資料。第二,群婚制的婚姻形式,使子女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因而氏族成員的世系只能根據女性的系統來確定。第三,由于上述自然的、人文的原因,婦女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成為生產和生活的組織者,因而也就成為社會的中心與秩序的代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農耕成為主要的生產活動,擁有較強體力的男性在生產部門中逐步居于主導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說:"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生產地位的改變,導致婦女社會地位和社會認同的整體滑落。在父系社會里,男性的作用和地位提升,日益成為物質生產、社會組織中的主角,婦女被排斥于生產領域之外,從事為父系家族生育下一代的人口生產、家務和其他"私人事務"。"古代婦女謀生能力也只限于一定范圍,'職業婦女'古即有之,也許做得有聲有色,但其不出巫、娼妓、女仆、乳母、媒婆、牙婆、穩婆、藥婆、賣婆、女紅等不甚了了的行業。中國婦女的生活限制已發展到極點。"女性從事的人口生產和低賤職業只被看做一種本能的和私人的活動,而非社會性的勞動,其表征孕育生命的光環被與自然和社會的抗爭中占絕對優勢的男性的體魄和力量所打碎,女性因生存上的弱勢而處在了相對次要的、第二性的位置,最終成為私有財產的一部分,變為男性的附庸。對于中國古代社會尤其是封建社會整體婦女地位低下的原因剖析，有學者這樣總結：第一，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從屬地位是歷史根源。在原始社會后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男子的勞動在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等主要的生產部門中逐漸占居主導地位,婦女則以從事家務勞動和家庭副業為主。隨著母權制"十分自然地過渡"為父權制,"尤其是隨著一夫一妻制個體家庭的產生,......家務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質。它不再涉及社會了,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事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盡管婦女的勞動在家庭生產中起著重要作用,盡管婦女從事的紡織業對家庭、乃至封建國家都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但女性仍然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處于被支配和從屬地位。究其原因:其一,女性從事的紡織業屬于家庭手工業,僅供滿足家庭生活需要和納賦,而她們紡織所需要的原料仍然倚重于男耕。況且土地的開墾、棉麻的種植,由于所需的勞動量大,主要由男子來承擔。在家庭中,男性家長既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又是生產原料和生活資料(口糧)的提供者,而女性從事的紡織只不過是生產環節中的加工部分。因此,婦女所從事的家庭紡織業當然不受重視,其勞動也得不到社會的承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個體家庭不再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恰恰相反,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個體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經濟單位,因而婦女也就無社會地位可言。其二,在物質供應比

較貧乏的古代社會,民以食為天,人們對衣著的追求遠遠少于對糧食的需求,俗話說: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而糧食的消耗則是每日不可缺少的。因此,糧食的生產更受到人們的重視,而作為糧食的生產者--男耕者的經濟地位自然高于從事紡織加工業的女性。正是由于男女在社會生產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的差異,男子居于主導和支配地位,婦女則處于從屬和被支配地位。第二，古代宗法制和分封制剝奪女子政治權和獨立的經濟權是社會根源。宗法制度是在父權家長制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和發展起來的。由它構成了奴隸主貴族統治層中的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等級階梯,形成了我國奴隸社會基本政治制度。土地分封制是按宗法上的嫡長子系統來進行的。這樣,宗法制和分封制緊密地結合起來,使得國家各級政權機構,在一定意義上講擴大了的宗族組織。這種層層相屬的宗法關系,使族權與政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上到下組成了一張嚴密的統治網。在這個統治網中,同樣有血親關系的女子被排斥在政權之外,完全被剝奪了受封和爵位的繼承權,因而也就被剝奪了財產繼承權和在社會中的地位。因此,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完全剝奪了女子的政治權利和獨立的經濟地位,是造成中國古代婦女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第三，封建禮教的嚴重束縛和禁錮是思想根源。由于封建禮教對"男尊女卑"地位的界定,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而嚴重摧殘了婦女的身心,禁錮了婦女的思想,約束著婦女的行為。它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體現出來:首先,封建禮教把婦女發揮作用的領域嚴格限制在家庭內部。再次,封建禮教規定了男女雙方在婚姻方面的不平等。第一,男子可以一妻多妾,女子只能從一而終。第二,男子可以休妻,女子不能離婚。第三,妻死夫可再娶,但夫死妻則不能再嫁。第四，封建國家以法的形式將婦女的從屬地位加以定格則是制度根源。首先,法律剝奪了女性的財產繼承權。在封建社會中,女性作為女兒,在法律上沒有財產繼承權。其次,封建法律規定了男女雙方在婚姻方面的不平等。法律規定丈夫有休妻的權利,如唐律正式把"七出"作為男子休妻的條件。但是法律卻剝奪了女子離婚的自由權。再次,封建法律規定了男女同罪不同罰。男女雖然犯了同種罪,但法律對其懲罰卻完全不同。漢律規定:丈夫與人通奸,只"耐為鬼薪";妻子與人通奸要處以極刑。也就是說,同樣是通奸罪,如果丈夫犯了此罪,只是象征性地罰他為宗祠砍木柴,但如果妻子犯了此罪,則要處以死刑。惡逆、不睦、不義都屬于"十惡",都是"常赦不原"的罪狀,要處以死刑。相反丈夫毆傷妻子則減輕或勿論。從而使封建禮教規定的男女不平等和對婦女的種種限制以封建法律的形式加以確認,使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加以定格。傳統禮教（女教）：值得一提的是，束縛了中國古代婦女的女子教材--《女四書》（《女誡》、《女論語》、《內訓》、《女范捷錄》）全是由女性寫成。而且，在封建社會，許多女性視"貞潔烈婦"、禮教規范等為理所當然，自覺地遵守甚至親自執行（如裹小腳便是由母親為女兒進行的）。中國古代社會層出不窮的烈女、節婦，不得不說她們是中國古代封建女教的巨大成功，也是封建女教莫大悲哀！女四書：《女誡》--《女誡》成書于東漢,作者班昭,字惠班,是東漢著名史學家、《漢書》作者班固的妹妹。班昭自幼博學多才,在其兄班固死后,續寫了八表和《天文志》,使《漢書》得以完成。因長期出入宮闈,為皇后和諸貴人師,故號"大家",以夫姓曹,又被稱作"曹大家"。《女誡》是班昭為教育其女而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女性勸誡著作。《女誡》主要基于古禮與儒典闡述女子修身齊家之道,教育婦女柔順之禮。全書共分成七篇:一卑弱、二夫婦、三敬慎、四婦行、五專心、六曲從、七和叔妹。《女論語》--《女論語》成書于唐朝,作者宋若莘出生于唐代一個書香門第,父親宋庭芬以儒學聞名于世。宋若莘共姊妹五人,都聰慧善文,若莘為長女,才華尤為出眾。唐德宗聞宋

氏姊妹才名,將她們召入宮中,試以詩賦和經史大義,對她們的才華非常賞識,稱她們為"學士先生"。德宗更讓若莘掌理宮中記注簿籍。《女論語》是宋若莘仿《論語》體例,以問答的形式,用四言韻語,闡述了婦德的內容,并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行為規范。《女論語》內容具體而豐富,可以說是一部女子訓誡全書。《內訓》--《內訓》成書于明朝,是明成祖仁孝徐皇后為教育宮中婦女而作,后來頒賜全國。徐皇后,明朝開國元勛中山王徐達的女兒,自幼好讀書,被稱作女諸生。徐皇后以傳統的《女誡》等過于簡略,乃特別選輯了先人的女教典訓,較多地從理論上闡揚婦道。《女范捷錄》--《女范捷錄》簡稱《女范》,是明朝晚期儒者王相之母劉氏所作。該書以儒學的綱常之理作為"正內之儀",除一般地闡述女教原理外,特別大量地引述了歷代的貞婦、孝女、賢妻、良母的封建典范,也列舉了一些烈女和才女人物。從內容上說,《女四書》與其他女訓著作并沒有多大不同,主要闡述了婦女應遵守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基本上秉承了封建綱常禮教思想對婦女的規定和要求。但作者身為女性,除了從一般社會認識角度來談論女德問題,還摻雜了自身的理解和感受,所以《女四書》帶有一定的感性成分,體現了女性獨特的視角。概括說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女四書》強調,婦女要有卑弱意識,要"明其卑弱",認識到自己在社會、家庭的卑弱地位,并要接受這一現實。其二,《女四書》認為,操持家務、孝順公婆、服侍丈夫、教育子女,是每個婦女都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婦女不能以其為苦,而要"明其習勞"。這需要婦女不僅要有無私奉獻精神,而且需懂得持家之道,識大體,知輕重,待客有禮,營家有方。其三,《女四書》主張,婦女應以守節為重。古代對婦女較為寬容的表現：春秋戰國時代幾百年間戰爭頻仍、人口損失慘重，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更多的勞力，這使得婚姻所承擔的繁衍人口任務更為重要。于是，連青年男女的私奔在當時都不被絕對禁止，孀婦再嫁自然就不成問題了。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后，貫徹法家思想，講求國家利益至上，禮法道德傳統相對受到忽視。秦代家庭立法中，婦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擁有平齊地位，如婦女可殺死通奸丈夫，丈夫毆妻與妻毆夫同等處罰，等等。反映在婦女再嫁的問題上，也就非常地寬容。兩漢時正統儒者的言論尚未完全拘束人們的社會行為。當時的成文法律沒有明確地限制婦女再嫁。而實際生活中，婦女再婚的現象屢見不鮮。古詩《孔雀東南飛》敘述東漢建安年間的故事，劉蘭芝不見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馬上就有眾多提親者找上門來，可見婦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婦女的再嫁，都不是羞恥之事。三國時代，由于連年戰亂，人口銳減。為了生息繁衍，統治者對婚姻的要件給予了寬松的規定對于婦女再婚的問題，同樣沿襲了漢代法律的寬松規定。大體來講，在東晉、南朝的宋、齊兩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國、北魏時期，由于玄學的興起，儒學處在相對低潮的發展階段。反映在家庭法領域，婦女的地位略有提高。東晉時甚至出現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婦女再婚，也較為普遍。隋唐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由于北方異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這之前幾百年間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視婦女地位、婚姻自由結合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會輿論和官方立法對婦女再婚的問題顯得非常寬容。當時年輕又無子的孀婦改嫁，是社會的常例，"守節"說不定才是不正常的。從條文來分析，其實女子守節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個社會風氣并不特別注重貞節的時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兒改嫁。所以，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臨朝的事情屢見不鮮。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韋氏、肅宗后張氏，都是掌握實權、炙手可熱的政治女性。安史之亂后，唐王朝由盛轉衰，思想控制反而甚于從前。公主改嫁、母后臨朝等情況都趨于絕跡了。以上均是婦女婚嫁方面的情況。在刑法方面，也有許多朝代對婦女都采取了寬容的政策：第一，主犯從犯之別，反映"婦人無罪"的思想（一男一女，必男為主犯，即使是婦女出

謀也如此）；第二，女子不緣坐（出嫁女娘家犯罪）；第三，對待犯罪的孕婦，刑法更為寬松；第四，刑具使用上，對婦女較寬松......同時，我們對于儒家"禮教"的認識似乎也有失偏頗。一直以來，人們抨擊禮教對于女子的歧視與不尊重，更由于孔夫子的一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而痛斥孔夫子為不尊重女性的"典范"。但，事實如此嗎？禮教之初，與男女性別無關。孔子所注重的"禮"是人的內心，而非表面形式。直至漢朝董仲舒論證"三綱五常"，斷定君、父、夫三者為陽，臣、子、婦為陰，為陰者被為陽者支配。至此，儒學成為封建禮教的開端，禮教才真正成為束縛婦女的繩索。兩漢時期關于"男女"與"夫妻"的儒家學術觀點與先秦時期是有不同的。魯哀公曾向孔子請教關于"禮"的問題，孔子也表示要"隆重其禮"以表現對妻子的敬慕和愛。由此可見，孔子所提及的"禮"是以"仁"為核心的，是有理性的。但從西漢武帝以后，所謂"三綱五常"、"夫為妻綱"，是董仲舒、班固、班昭等人把倫理觀念演繹得太遠，造成了偏差，它是為了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實非"禮"之本。直至宋明之后，受程朱理學的影響，"存天理，滅人欲"束縛人們思想，也給婦女悲慘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明清時代對于婦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壓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程度。加上到南宋時期，纏足成為一種社會流行風尚，婦女又開始承受一種殘忍的身體上的摧殘。女性在封建社會的黑暗中不得不苦苦掙扎了幾百上千年！與之相對應的是，《宋史》、《元史》列女傳中的節婦、烈女的記載與前代相比，大為增強。本來《列女傳》這種體裁是劉向所創，范曄在《后漢書》中首次將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幾部史書所贊揚的列女系各個領域優秀的婦女，如拯救父親的緹縈，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輔佐丈夫的樂羊子妻等，相當于一部"各行業出色婦女傳"。但《宋史》之后，所謂列女幾乎全都是保持貞操、不事二夫的節婦，當然有立志守節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與之同歸于盡的。總之，修史者認為婦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堅守節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傳》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傳"。二、近代近代由于思想的解放，國外民主、平等思想的傳入，許多有識之士對于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呼聲越來越高。由于本文由戊戌變法所談到的，因此著重談談維新派人士對婦女解放所做的努力。1840年鴉片戰爭后，由于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早期維新派為了改變中國積弱積貧造成的社會危機，把視野放得更開闊，留心西方社會上的各種事物，并與中國的傳統做初步的、感性的比較。社會上最敏感的婦女問題，也必然映入他們的眼簾，促使他們去思索。在維新派的新道德觀念中，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是重點，實現男女平權則是重點中的重點。幾乎所有的維新志士，都努力辦女學堂，組織不纏足會。在戊戌思潮的倡導下，近代中國婦女中的一批優秀人物開始脫穎而出：陳擷芬、張竹君、康同薇、秋瑾等。《戊戌百年祭》P1032-P1041興辦女學--何為中國傳統女學？鄭觀應在《女教》一文中概括："中國古女學諸書，失傳已久。自片語散見六經諸子外，以班昭《女誡》為最先，劉向《列女傳》、鄭氏《女孝經》、《女訓》、《閫范》、《女范》各有發明，近世藍鹿洲采輯經史子集為婦人法式者，謂之《女學》，頗稱詳瞻。"這些歷代女子著述，又成為歷代的女子教科書。以"三從四德"為核心的古代女子教育，"四德"：婦德（指婦女應具備的德行）、婦言（指婦女的言語）、婦容（指婦女的服飾打扮、舉止儀態）、婦工（指婦女所作紡織、縫紉等事），構成以德為本的女學體系。這種女學體系在清代發展到高峰，出現了從通俗的《女兒經》，到權威的《內同衍義》系列女學經典。前提是"三從"："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封建社會傳統女學的三大特征：其一，女學處于一種混沌狀態，它是女學觀、女學內容、女子教育的一種相互矛盾的混合體。其二，女學淪為封建宗法制度的附庸。其三，女學的傳

播，對女性而言，主要在社會生活中進行，基本脫離學校教育的軌道。在封建社會女學的熏陶與渲染下，中國女性突出的特征是人格依附感，尋求人身依附成為女性生存選擇的主要方式。因此其對女性的教育更多地是一種束縛，而不是一種發展。興辦女學問題的提出，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始于在華教會興辦女學的刺激。1844年，英人愛爾德賽夫人在浙江寧波創設寧波女塾，是為外國教會在華創辦女學之始。1877年，教會女學已有學生2046人。外國人在華創辦的中文報紙對教會女學也進行渲染："女學不可不設也，申報屢論，即詳且賅。"使維新派對中國女學的空白而痛心疾首："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梏！譬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鄰室；有田弗蕓，乃假手于彼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國之羞也"可見興辦女學問題的提出，與教會女學不無關系。康有為：《大同書》是他"能夠最完整地抒發自己的政治見解、描繪所欲達到的理想境界"的一本政治理論專著。書中系統地闡述了康有為對現實社會的認識,及對未來社會政治的構想。其中,通過對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中國封建禮教進行分析與批判,對封建禮教對婦女的壓迫與摧殘進行揭露與控訴,初步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婦女倫理、婦女解放的思想主張。這些思想主張,對后來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1.禁止婦女纏足；2.主張男女平等；3.婚姻自主，離異自由；4.提高婦女家庭地位；5.爭取婦女國民自由權。梁啟超：雖然在梁啟超一生多產的著述當中,有關婦女問題的文章并不多見,但是作為戊戌變法的倡導者,梁啟超一直把婦女問題視為挽救民族危機、強國保種的一個重要環節。他積極推動不纏足運動,倡議母教以圖強國保種,協助創立第一所中國人自辦的女學堂、首個女學會和女學報等等,對近代中國的婦女解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在婦女解放問題上,重點提出了四個問題,分別為:禁纏足,興女學,禁早婚和倡女權。其中首兩項發表于維新變法時期,后兩者則發表于變法失敗之后。他倡導婦女解放的最終目的,一方面為達致"保種強國",另一方面亦為了壯大救國隊伍,一如他所說的"天下興亡,匹婦有責焉"，其中的政治掛帥意味很強。他用報刊雜志作為宣傳婦女問題的主要渠道--這種維新派宣傳變法主張的慣用手法,成功地把婦女問題引入社會領域,成為青年士子關注的重心之一,其社會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既往的婦女同情論者的著書立說,實為辛亥革命前后較全面的中國婦女運動,撒播了茁壯的種子。康有為、梁啟超等鼓吹倡辦女學的目的，一方面是培養婦女獨立自主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培養"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的賢妻良母，而對男女平權問題的闡述不及當時維新女子。主張維新的婦女有些言論還把興辦女學與國家命運，民族安危相聯系。他們還勇敢地向光緒皇帝提出成立"貴婦院"，"并推薦拔高等女學生及閨媛，入貴婦院受職理事"。這一主張，表面上是要求興辦女學，實際上則是她們要求參政的呼聲。盡管接受維新思想的婦女人數極少，卻奏出了當時婦女解放運動的最強音。不纏足--據說,婦女纏足最早開始于中國歷史上五代時期的南唐,起初是在上流社會中流行,五代時期開始有一些婦女仿而效之,用布將雙足纏住,使其變得又尖又小,以博得男性的垂青。北宋以后,纏足的習俗已經影響到一般的平民百姓,下層婦女也開始纏足。南宋時期,婦女纏足成為時尚。高洪興認為,"到了南宋末年,小腳已成為婦女的通稱,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成為纏足盛行的地方。"明清的時候,此風愈刮愈烈,婦女的腳越小越好,以至于有"三寸金蓮"之稱。女子纏足的具體過程,在論述纏足史的書籍中都有具體描述:一般從五六歲或者七八歲開始,之前要備好一些必需的用具,如纏足布、纏足鞋、纏足用的針線、棉花、木盆、溫水、剪刀、明礬。通常由小女孩的母親幫助纏足,也有講究的家庭專門請纏足高手幫忙。纏足給小女孩帶來的痛苦,可以說是慘不忍睹。它讓人坐立不安,行走艱難,特別是在初期階段疼痛不已,夜難以寐,哭泣哀號之聲揪人心肺。因此常有"小腳一雙,眼淚一缸"的俗語。為了一雙三寸金蓮,多少女子付出了血的代價。纏足使少女的身體發育備受摧殘,給婦女的心靈帶來巨大的痛苦,它是婦女的精神枷鎖。纏足風行古代中國的原因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在分析纏足產生的原因方面,學者們的觀點較為一致。"婦女纏足,

合地球五大州九萬里,僅有中國而已"。的確,纏足為中國古人所特有。那么,為什么它會產生并且風行如此之久?從高洪興的《纏足史》中可以看到好幾條原因:審美觀念、禮教觀念、心理變態、婚姻與纏足、上行下效;權貴與纏足、推波助瀾,文人與纏足等。上述原因不可否認,但是筆者以為,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因被忽略了,這就是女性的經濟地位。在中國封建社會里,男性是一家經濟生活的主要支持者。在外掙錢、養家糊口是男性的責任,因此家中的經濟大權掌握在男性家長手中,一切都要以他的意志為轉移。女子一般在家中操持家務,無需外出從事其它繁重的勞動,有錢人家的女子連家務也不必做。因此纏足才在女子中間找到了市場。在中國歷史上,客家女子就不纏足,因為她們常常要從事戶外的一些繁重勞動;此外,太平天國的女子也不纏足,因為她們要與男子一起參與軍事活動。正因為女子要靠男性來供養,她們自然就處于依附和屈從于男性的地位。為了謀取生活來源,她們不得不取悅于男性。當社會盛行的審美觀念要求女子嬌小柔弱、細腰小腳時,女子就不得不委屈自己去迎合男性的胃口,以博得其歡心。正因為如此,纏足才得以風行,并非女子心甘情愿地要以三寸金蓮來追求美。此外,從中國的封建禮教來看,它強調的是"夫為妻綱"和女子"三從四德"。男性可以娶妻納妾,女子則必須"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從一而終",嚴守貞操。纏足能保證封建社會女性的最高道德"貞操節烈"的普遍實現,也使女子無學無才、不出家門、不介入社會,永遠處于封建綱常倫理的束縛之下,對維護男尊女卑的封建秩序有著重要的作用。纏足是使女子受制于中國禮教的最好方法。正如安德里亞.德沃金所說:"纏足不是強調而是創造了男女之間的差異,然后,這些差異就可以以道義的名義永存永續了。纏足猶如希臘神話中守護冥府的三頭狗,是道德的守護神,在一個婦女不能'亂跑'的國度確保女性的貞潔。"筆者認為,纏足的其他原因都是由經濟因素派生出來的。纏足產生的催化劑--封建禮教觀念。"婦女必須纏足，否則強壯如男子，為丈夫者不能制服也"。此乃將纏足的本質一語道破玄機，女子若不殘不缺，就難以永遠地卑賤下去。男性優越的社會地位就要受到被動搖的威脅。妝飾出于愛美之心，悅人悅已。但為悅人而不惜弄殘弄傷自己的肢體，卻源于女子屈辱卑賤的社會地位。胡也頻所著《小縣城中的兩個婦人》一文中有段絕妙的女子自白："可不是，男子喜歡小腳，我們就把腳纏得又窄又小，窄小得，至于不能走路"。這實實在在的話語，透露出女子的悲哀與無奈。女子所以要纏足，所以要取媚于男子，無非是要為自己爭取到好一點的生存條件罷了。封閉的性觀念結構。從纏足的出現，到宋形成第一個高峰，而明清達到鼎盛。在這種發展過程中，性意識、性行為、性關系日趨神秘化、封閉化。中國封閉的地理環境孕育著封閉的性觀念結構，使人們日益趨向于自我封閉，家庭生活中的家族本體和婦女內守就是封閉的性觀念的反映。在"道之以德，齊之以理"等觀點的教化下，"性"成為淫亂，成為褻瀆神明的罪魁禍首。"多育寡欲、敬老慈幼、貞節操貞"的道德要求，成為社會對婦女行為的期待模式，婦女必須遵守"道德"準則，觸之則罪惡滔天。這樣將婦女牢牢禁錮于窄小的家族統治之中，遂成為一種天經地的事。男權社會根本就沒有、也不可能為女性提供與男子一樣的生存天地，女性的行走功能越弱越好，纏足作為一種男性社會的需要應運而生了。傳統的宗法觀念，強調的是血緣關系，強調其血統是否純正。它關系到家庭的權勢與財產能否為確有血緣延續與繼承只是單方面的，僅對男性而言，女性只作為一種使家族得以延續的工具而存在。一般來說，小腳從正面看，像火傷之后，脫去陳皮爛肉，露出變形、變顏的一個肉疙瘩。只有一個翹起的趾頭，依稀可辨上面的指甲，其它，一概呈現出可憎的模糊輪廓。從側面看，腳趾和腳跟已從中折斷，兩部分緊挨在一起，在軟肉的附和下，形成一條由兩端站立的曲線，腳跟臃腫，腳掌消失，腳背凸起。腳的全長不及自然長度的一半，整只腳像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最恐怖的是從正面看腳底。那是一幅完全消解了人足的原始形象的荒誕圖案。除了變形的足跟之外，已沒有一丁點平滑的腳板。四個腳趾長短不一地向外轉折，圍繞在以大腳趾為軸心的腳心下面，腳趾的正面因此變成了腳板心，完全扭曲地壓在了腳板底下。

纏腳纏裹的過程，簡單地說就是裹尖的時候將外側四個腳趾蜷握，并將腳掌上的外側縱弓部分拗屈。裹瘦的時候腳橫弓向下拗屈，并進一步對外側縱弓拗屈。裹彎的時候才將腳的內側縱弓拗屈，并進一步將外側縱弓拗得更徹底。腳裹好以后，腳掌上用于緩沖沖撞力量的腳弓消失了，走路時得用膝關節和踝關節做緩沖。因為腳掌裹瘦到僅剩大拇趾，走路時腳掌向前推的力量很小，多以腳跟著地，運用大腿的力量運步，小腿肌肉萎縮不發達，所以纏腳了以后小腿也跟著變細，大腿則反而增粗，也有人走路時用大拇趾球和腳跟一起著力的，這樣走路就變成外八字走路，也是小腳常見的走路形態。云南六一村的吳楊氏老太太這樣回憶她的纏腳的經歷：她母親用織布機上的"射通"，橫墊在她的腳腰下，讓腳腰凸起。然后，裹扎起來，逼她走路。慢慢的，腳腰被"射通"凸斷了。她因此一個多月不能下床走路。雖然腳腰折斷了，但她的腳仍然臃腫難看。她母親又念叨：你這雙男人腳，怎么還不爛？她奶奶也說：難爛了，該使用法子了。于是，她母親在她奶奶的指導下，找來半個瓷碗，砸成碎片，放在她的腳底、腳腰、腳面上，再用纏足布包裹起來，套上小鞋，讓她下地行動。她的腳被劃破了，血跡從纏足布中滲透出來，變黑，發腥，發臭。她經常疼得臉色蒼白，精神恍惚，體重大減。纏足通過外力改變腳的形狀，嚴重影響了腳的正常發育，引起軟組織攣縮，這個痛苦的過程是用言語不足以描述的。而一千多年以來中國的千千萬萬的女性從小就要經受這樣的痛楚，不情愿的忍受這種從心理和身體上的摧殘。但是,纏足惡俗的廢止則是在近代以后的事情。鴉片戰爭使中國國門被迫向列強開放,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思想也隨之傳入中國,這對于中國人,特別是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以極大的震撼。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出國留學,他們接受了不少的新思想和新觀念,對摧殘女子的纏足惡俗深惡痛絕;此外,西方國家將中國女子的三寸金蓮作為笑料,也給在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以極大的刺激。因此,近代中國的許多有識之士,希望現代化能夠在中國實現,希望中國強大起來。而強國與強民是聯系在一起的,國民的身體之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民之母。因此,反對纏足、解放婦女就成為愛國的有識之士的共識。19世紀60年代的太平天國革命,禁止纏足,主張天足。進入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康有為、譚嗣同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呼吁改革政治制度,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實現中國的富強。他們從強國強種的立場出發,激烈地抨擊纏足為"最駭笑取辱者",指出婦女纏足是中國衰弱的原因之一,因為纏足使婦女"血氣不流,氣息污穢,足疾易作,上傳身體,或流傳子孫,弈世體弱。"而"歐美之人,體直氣壯,為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康有為、梁啟超還組織發行《時務報》,除了介紹歐美各國情況,也宣傳變革思想。這變革的思想中就包括革除陋習,廢止纏足是其中之一。后來又有孫中山和黃興用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并且為共和國制定了向現代化邁進的藍圖。孫中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于1912年3月令"內務部通飭勸禁纏足文"。文中指出,纏足"惡習流傳,歷千百歲。害國兇家,莫此為甚。""此等惡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國本"。由此可見,反對纏足、婦女解放與中國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現代化的實現有密切關系,。此外,在上述學者的論述中,多有男性對纏足的反對聲音,少有婦女本身對纏足的反抗行動或者反對言論。在筆者看來,這可能是由于古代婦女所受教育的機會較少,給予她們表達自己心聲的渠道也極其有限。因此,她們對纏足的看法很少公諸于世或者難以被世人皆知。在研究過程中,許多學者都注意到西方來華傳教士及教會在反對纏足等社會惡俗方面所起的領先作用。的確,近代最早出現的反纏足宣傳和戒纏足會,都是由教會和傳教士發起的。教會和傳教士把戒纏足作為突破口來開通社會風氣,解決中國的婦女問題,以便更為廣泛地傳播福音。《戊戌百年祭》P1041-P1066眾所周知，不纏足運動并沒有鏟除纏足的陋俗，這固然與戊戌變法的失敗有很大關系，與當時的社會狀況有關，也與維新派本身的特點有關，然而維新派在不纏足運動中的局限也

不可忽視。從范圍來看，不纏足運動的主要組織形式是不纏足會。而在那些沒有成立不纏足會的地方，不纏足運動沒有得到開展。即使成立了不纏足會的地方也是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從層次來看，維新派的宣傳活動主要在士大夫階層展開。從實際功效來看，戊戌時期的不纏足運動并未從根本上鏟除這一封建陋俗。三、現代現代女性地位提升，困惑依舊由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組織實施的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公布結果，這是繼1990年第一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后的又一次全國性大型抽樣調查。此次調查將"婦女社會地位"定義為：不同群體婦女在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中與男性相比較的權利、資源、責任和作用被社會認可的程度。調查較為全面描述和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狀況及變化。從調查中可以發現，現代女性在婚姻家庭及生活方式上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和參與性，但在社會性別角色意識中傳統色彩依然濃重。家庭大事女性做主多、女性休閑愈發精彩、女性能力自我認可度高、掙不脫的家務負擔、"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性支持率高于男性。所以現代社會仍不能說男女社會地位平等了。以前兩天看到的十七大報告為例，其中有介紹中央委員名單，在念名單時有女委員，可是非要在后面加一個括弧女，不管是出于提倡、保護或者其他什么目的，我就覺得這是極大的不平等。同樣是人，為什么非要將女性分出來，同樣在黨員統計時也有這個現象，如果有一天那個括弧不在出現，也許就是平等了。西南政法大學最近組織的女大學生就業情況調查顯示，女大學生就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性別歧視。重慶晚報報道，專家為此發出呼吁：通過立法，保障女大學生平等就業。傳統觀念：影響男女平等就業調查數據顯示，目前約70%的女大學生認為在求職過程中存在男女不平等。著名的婚姻家庭法專家、西南政法大學外國家庭法及婦女理論研究中心主任陳葦教授向記者介紹，此次調查發現，女生在校的成績普遍要好些，參與社會活動擔任社會職務的比例并不低于男生，而且工薪預期值也低于男生，但就業簽約率明顯低于男生。陳教授分析，這種情況是傳統"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男強女弱"觀念的影響。"除了繼續大力宣傳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外，還必須立法明確禁止對婦女的就業性別歧視，包括在就業領域禁止帶有性別歧視的招聘啟事和以性別為由不錄取女性等，以創造一個男女平等的就業環境。"她說。性別歧視：機關單位約占四成調查中，認為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存在性別歧視的，占四成以上。其中，政府機關居于首位，其次是事業單位，第三是國有企業。1.性別歧視現象(1)就業過程中的性別歧視。。①年齡歧視。大齡女性比同齡男性更容易被解雇且再就業困難。②智力和能力歧視。認為男女智力和能力上存在差距,女性承受能力差、獨立性差。表現為:女性較男性在智力型職業中的比例小,在體力型職業中所占比例大,在領導崗位上所占比例更是甚微。③外貌歧視。多數企事業單位對所招聘的女性要求年輕貌美、形象優雅等,使得一些相貌普通卻德才兼備女性難以獲得同等競爭機會,一些身殘志堅的女性更是被拒之門外。以下統計數字--男女性就業中的相關指數也不難看出歧視的存在:--就業穩定性指數:男性合同制工的比例高于女性5個百分點,女性臨時工、試用工、學徒工的比例高于男性8個百分點。--就業質量指數: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收入分別是7434.10元和4552.73元,男性是女性的1.63倍(其中部分因素是男性的受教育水平和職務高于女性)。--職業發展指數:男性處于領導地位的比例是79%,女性是21%,其中高層領導職務男女比例為5:1。結論:"男性和女性工資差別可以用教育和工作經驗的差異來解釋,剩下的1/4-1/2可以用歧視和其他解釋"(2)受教育過程中的性別歧視。(3)參政過程中的歧視。(4)生育過程中

的性別歧視。對策：(一)貫徹、完善法律和其它相關制度,強化民主法治意識；(二)加強文化對社會發展和女性解放的促進作用；(三)加強和諧道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四)女性從小接受良好教育,培養自強、獨立的人格意識；(五)確保女性就業公正是企業應負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