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及歷史文化內涵

2024年2月18日發(作者：聯合果品公司)

大運河及歷史文化內涵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運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進程的文化意義談起。

資料圖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進程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盡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于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說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通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陜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祐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余杭水門，二水合于北郭稅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

吉州界，曰下塘河。”這里所說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布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說法，但使用并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并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余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歷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后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置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后，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說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2014年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鑒》中說：“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后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并未脫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

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后，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后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征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于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進程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于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游離于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接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于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辯證地看，這關系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恒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于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后，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淀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征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征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范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類型，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于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

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筑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系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里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布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筑，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并通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于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交互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簽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接南北，并進而通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絡。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

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接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系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絡，溝通古今且連接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于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通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中國大運河(The Grand Canal of China)是世界文化遺產，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在中國東部平原上創造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長的運河 ，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

歷史背景

水道運輸經濟而省力，因此水道交通很早便受到人們的重視和利用。但是，中國的主要河流絕大多數是東西走向，沒有南北水道，這種橫向封閉的自然水系嚴重地制約著全國各地的交通往來，不利于國家的統一、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開始設法開鑿南北走向的人工河——運河中國大運河。從吳國開鑿的邗溝起，此后有戰國時期魏國在中原地區開的鴻溝，三國時曹魏在華北平原開的白溝、平虜渠、利漕渠，吳國在江南開的破崗瀆。但直到隋朝以前，這些運河規模都不大，而且互不連貫，時興時廢，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水運系統。因此，就將這個時期所開鑿的運河統稱為早期的運河。

隋代統一中國后，為了進一步鞏固其對全國的統治，發展江淮漕

運，增強北方邊防力量，從公元584年(隋文帝開皇四年)到公元610年(隋煬帝大業六年)20余年之間，充分利用了過去開的運河和天然河流，先后開鑿了通濟渠、永濟渠，并重修了江南運河，終于鑿成和疏通了以國都洛陽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達浙江余杭的大運河。唐代的運河基本上是沿用了隋代大運河的體系，只是作了局部的變更和整修。所以后人有“隋朝開河，唐宋受益”之說。

隋唐以后，伴隨著中國古代政治中心的東漸北移與經濟重心的逐步南移，開通疏浚聯結南北方重要交通運輸干線的大運河，已經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共識和奉行的基本國策。

北宋皇朝都開封，即十分重視開發運河交通運輸，通過開鑿整治汴河、惠民河、廣濟河、金水河以及江淮運河、江南運河、兩浙運河等重要運河河道，把江浙、兩淮、荊湖等南方地區與河北、京東、京西以及京畿一帶等北方地區連接起來。南宋皇朝都杭州，偏安東南半壁，也大力疏浚江南運河以供運輸。

金、元、明、清四朝都建都北京，更進一步開鑿溝通河北、山東運河河道以南接江淮各地。尤其是元朝世祖忽必烈時開鑿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等運道，遂使大運河直接貫通南北，也使前代呈多支型分布的運河轉變為單線型的大運河，從而把南北方各大經濟區更直接地聯系起來，成為中國運河變遷史上自隋代以后又一次重大轉變，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運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規模。此后，明朝的永樂皇帝、清朝的康熙皇帝也在整修運河工程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與此同時，運河的開鑿整修技術也日漸成熟，運河的管理更是日臻完善。這一時期，不僅在解決運河水源、保護河堤、開鑿河道、利用各種閘、堰以控制調節運河水量等關鍵技術上有重大創新突破，涌現出郭守敬、潘繼訓、靳輔等一批卓有成就的水運專家，而且還完善了各個職責分明的運河管理機構，制訂了較為嚴密的規章制度，以確保運河的航運暢通，極大地發揮著運河在漕運等方面的功能。

主要航道

中國大運河是京杭運河、隋唐運河、浙東運河的總稱。2014年6月22號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布,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

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京杭運河

中國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在元代成為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縱貫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明、清兩代維持元運河的基礎，明時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廢的山東境內河段，從明中葉到清前期，在山東微山湖的夏鎮（今微山縣）至清江浦（今淮安）間，進行了黃運分離的開泇口運河、通濟新河、中河等運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間開挖月河，進行了湖漕分離的工程。

京杭大運河作為南北的交通大動脈，歷史上曾起過巨大作用。運河的通航，促進了沿岸城市的迅速發展。京杭運河的通航里程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黃河以南的山東、江蘇和浙江三省。

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經北京、河北、天津、山東、江蘇和浙江六省市，全長1794公里,比蘇伊士運河長十倍，比巴拿馬運河長二十倍，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條人工開鑿的運河。

京杭大運河流經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廊坊市、滄州市、衡水市、邢臺市，山東省德州市、泰安市、聊城市、濟寧市、棗莊市，江蘇省徐州市、宿遷市、淮安市、揚州市、鎮江市、常州市、無錫市、蘇州市，浙江省嘉興市、湖州市、杭州市20個市區。

通州古詩云：一支塔影認通州。燃燈塔矗立在大運河的北端，是京門通州的標志性建筑。天津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師，又在這里被海河一齊送入渤海。據記載，漕運發達時期，從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每年要承載2萬艘運糧的漕船，官兵12萬人次，連同商船共3萬艘。水道的開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發展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

鎮江、揚州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聊城湖、河水面積占城區的三分之一，被稱為“中國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見，這其中就有京杭大運河的功勞。 蘇州“蘇湖熟，天下足”。運河的開通，使蘇州水多糧豐。京杭大運河蘇杭段有客運航線往返。 淮安大運

河的入淮口，運河東岸古鎮碼頭下便是《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的故居。

隋唐運河

隋唐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隋朝開鑿全長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個緯度，縱貫在中國最富饒的東南沿海和華北大平原上，經過浙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河北、北京七個省市，通達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在中國的歷史上產生過巨大的作用，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公元605年，隋煬帝征發百萬民工，修造通濟渠。同年又改造邗溝。608年，又征發河北民工百萬開鑿永濟渠。610年溝通長江河。至此，開鑿大運河的工程基本完成，是中國大運河為隋大運河。

隋代開鑿的大運河，以京都洛陽為中心，東北抵涿郡，

東南至余杭，全長2500公里。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師、東都、涿郡（幽州）、浚儀（汴州）、梁郡（寧州）、山陽（楚州）、江都（揚州）、吳郡（蘇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聯綴在一起，從而加強了各地區間的聯系。當時運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絕”，它對隋唐時期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維護全國統一和中央集權制的加強，都起了促進作用。

唐朝時，對運河作過一些修整。如于公元742年在三門峽以東，人們在巖石中曾開鑿一條渠道，為“天寶河”。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條件：①南朝以來，江南經濟地位不斷提高，而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因此，開通運河勢在必行；②隋朝完成統一，社會秩序逐步穩定；③社會經濟得到初步恢復和發展，為大運河開鑿創造了物質條件；④中央集權加強，能夠組織大規模人力和物力進行開鑿。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主觀動機：①加強南北交通，鞏固對全國的統治；②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③對江南產生糧食的漕運；由于在隋朝之前，江南經濟已趕上北方，那么，隋朝開鑿運河與江南經濟地位的提高是有關系的。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客觀效果：①運河的開通產生了久遠而積極的影響。它為以后的歷代所用，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澤被至今；對鞏固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②開鑿運河必然帶來沉重的徭役負擔，導致階級矛盾激化，這也是隋朝暴政的內容之一；同時，隋煬帝利用大運河，組織到江南巡游，也進一步加劇了當時的階級矛盾，成為隋亡的原因之一

浙東運河

浙江省東部寧紹平原上的主干航道西段蕭紹運河（舊稱西興運河）系古代人工疏浚、開鑿而成；東段利用余姚江天然水道，余姚江在余姚縣丈亭以下，江寬可達150～250米，水深約4～5米，至寧波市匯入甬江。因運河穿越的錢塘江、曹娥江、甬江的水位高低不一，歷史上只能分段航運。1966年興建15～30噸級升船機多座，1979年又按40噸級標準浚治航道，1983年全線通航。第二期運河改造工中國大運河程航道標準提高為100噸級，錢塘江溝通運河工程實施后可直達杭州，與京杭運河聯結。

浙東運河據考證約在春秋晚期，至今已有2400多年歷史。越國時稱為“山陰古水道”，它從錢塘江開始，經曹娥江、姚江和甬江，匯入東海。此后，經歷朝歷代的多次整治和疏浚，形成了集灌溉、防洪、運輸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水上大動脈。在越國有了杭甬運河前身的基礎上，晉人溝通了姚江與蕭紹平原河道的聯系，使它的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秦統一中國后，對溝通錢塘江和長江的對道作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江南運河浙境段的基本走向。隋煬帝在開鑿京杭運河時，對它也作了整治，使它與京杭運河溝通更暢。唐中葉，曾多次對杭甬運河進行疏通、深挖和修筑，并對兩岸平原河渠作了整治，便利了灌溉和航運。南宋時，歷時近一個世紀，對其全線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疏浚，通航狀況又有很大改善。清康熙年間，在杭甬運河上大規模修筑了運道和河堤，方便了運河沿線的水路交通。

運河兩岸，山川秀麗，人才輩出，古跡薈萃。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是中華古文化的杰出代表，以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等為代表的大家蜚聲中外。有以天一閣為代表的藏書文化，以山堰為代表的水

利文化，以越窯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保國寺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天童寺、阿育王寺為代表的佛教文化，還有運河畔的愛情圣殿——梁祝文化公園。招寶山留下了戚繼光、林則徐等眾多民族英雄的史跡。

保護狀態

2014年6月22日，正在卡塔爾多哈進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布，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大運河是世界建造時間最早、使用最久、空間跨度最大的人工運河。開鑿至今1600多年，是中華民族留給世界的寶貴遺產。

河北段

河北段大運河始于東漢末年，溝通海河和黃河兩大水系，流經河北廊坊、滄州、衡水、邢臺和邯鄲5市，總長近600公里。

其中，京杭大運河河北段共有滄州東光縣連鎮謝家壩、衡水景縣華家口夯土險工和滄州至德州段運河河道3處入選。

孫晶昌說，迄今為止，京杭大運河河北段運河的流向與河道基本沒變，真實性和完整性保持得很好，能有力展示出北方運河的特色，因此，該段是京杭大運河申遺的重要一環。例如，入選的滄州至德州段河道是利用河流走向的彎度來減緩水流速度，這明顯區別于南方運河利用水閘控制水流的方法。

孫晶昌介紹說，大運河的所有遺產點、段都需完成準備工作。當前，京杭大運河申遺已進入“倒計時”階段。另外，滄州東光縣連鎮謝家壩和景縣華家口夯土險工是南運河僅存的兩處人工夯土大壩，都采用了獨特的建筑工藝。其中，東光縣連鎮謝家壩，是由清末民初連鎮一謝姓鄉紳捐資興建，壩體為灰土加糯米漿逐層夯筑，是南運河結構保存最好的夯土壩。

邯鄲境內現存大運河主要流經邯鄲東南部魏縣、大名、館陶縣等地。肇始于東漢末期、形成于隋朝、繁榮于唐宋、延續至今的邯鄲運河文化，以其跨越時空之長、流經地域之廣、遺存之豐富，在中國大運河文化體系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2007年9月，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工作啟動。2008年3月，邯鄲市成為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33個聯盟城市之一。大運河邯鄲段是中

國古代運河的肇始地之一。

經考古調查統計，大運河邯鄲遺存豐富，全長141．8公里，流域面積701．5平方公里，是中國大運河中段重要流域，并保存大量與運河有關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開鑿貫通

大運河的開鑿與貫通，營造著新的自然環境、生態環境、生產環境，極大地促進了整個運河區域社會經濟環境的改善，使運河區域成為繁榮昌盛的新的經濟帶。 首先，大運河的開發與農田水利建設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開拓航道的同時，以消彌水患和引水灌田為主要內容的南北方農田排灌工程在各地大量興建起來，使運河區域的水利田獲得大幅度的擴展，尤其是江南的圩田、北方的淤田、各類的水利田以及沿運地區的官府屯田和營田等等，都有顯著的增加。隋唐以后運河的貫通更直接導致了南北方農業生產技術的廣泛交流、南北方農作物品種的相互移植與栽培，促進了各地區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更促進了南北方商品農業經濟的發展，使運河地區的生產力水平獲得顯著提高，也使運河區域成為全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從而推動了農業經濟的穩步發展。

大運河的貫通，也極大地促進了運河區域工商業的發展。在沿運地區尤其是運河兩岸城市中百業俱興，商業氣息尤為濃厚，一大批官私工商業如造船業、瓷器業、釀造業、紡織業、編織業、印刷業、造紙業、金屬品制造業、生活品制造業及其他各種手工業等，蓬勃興起。各種商業店鋪數以千萬計，商業人口大增，呈現出從業而聚、活動頻繁的特點，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運河工商業文化。隨著運河的貫通，也促進了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南北(也包括東西)物資大交流，密切了各區域市場的聯系，促進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以運河為主干線的水上銷售渠道來往不斷地將各地區的巨額商品輸送到各類城鎮市場，形成了完整而系統的商業銷售網絡，打破了并改善著地域性商業的閉塞狀況，使運河經濟帶在推動全國經濟發展方面起著更大的作用。特別應指出的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運河區域，如蘇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業中已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廠和包買商，這是

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標志。

運河區域商品經濟的繁榮，更直接導致一批運河城市的興起。由運河開發、暢通而興起的商業城市，從今日北京南下，經天津、滄州、德州、臨清、聊城、濟寧、徐州、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嘉興、杭州、紹興，直到寧波，宛如一串鑲嵌在運河上的明珠，璀璨輝映，耀人眼目。其共同特點都是工商繁榮、客商云集、貨物山積、交易繁盛，成為運河上一個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隋唐的長安、洛陽，北宋的開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更是運河區域乃至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從歷史上看，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對歷代封建皇朝的政治局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運河的開鑿與開發，無不是圍繞著鞏固和強化皇朝統治而展開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出于軍事需要和經濟需求。由于運河區域在全國范圍內，始終處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為歷代封建皇朝著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區域，每一代皇朝統治者也都要憑借運河這個理想的地理位置、優越的經濟條件和人文環境，總攬大局，駕馭全國。同樣，當皇朝遞變與變革之際，發生在運河區域的戰爭，包括統治階級內部的戰爭、農民戰爭和民族戰爭最多，也最為激烈。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誰控制了運河，誰就能取得戰爭的勝利，誰就能建立起穩定的對全國的政治統治。因此，大運河也就成了維系中央集權和中國大一統局面的政治紐帶，使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漸北移的歷代皇朝呈現出強烈的大一統色彩，特別是元朝實現全國統一以后，直至明、清兩朝，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大的分裂，從而奠定了祖國大一統局面的堅實基礎。大運河的貫通，大一統局面的形成，又加強了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緊密聯系與融合，進一步增強了民族團結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文化價值

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體的文化，其所以存在著文化上的多元化，是由于各個區域地理環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條件的差別，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引起的社會條件的差異，生活習俗不同所帶來的文化背景的各異，軍事上的封建割據所形成的政治上的隔絕，這一切都足以造

成了區域文化的不同特色。隨著運河的南北大貫通和迅速開發，運河區域的社會經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興盛與繁榮，這不僅為運河區域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且也促進了南北(包括東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種地域文化和外來文中國大運河化相互接觸、融會、整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運河文化。 運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統一性、廣闊的擴散性和開放性、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僅加強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發源地齊魯地區與中原地區、江南地區的文化交融，更把漢唐的長安、洛陽，兩宋的開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為首的文化中心聯為一體，不斷減少區域文化的差異而呈現共同的文化特征，從而使各個區域文化融合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文化；同時也使運河區域成為人才薈萃之地，文風昌盛之區。大運河的水哺育了許多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文學家和藝術家。他們不但對運河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都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南北大運河的開通，使東南沿海地區與全國各地的聯系更為直接而緊密，尤其是運河區域經濟文化的繁榮與發展，使之成為擴大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區。中國的鄰近國家和地區以及西亞、歐洲、東非各國紛紛派遣使團和商隊來到中國，在各沿海港口泊岸，遂即沿運河航行到達京師及各地，進行著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有的更直接遷居于運河區，使這一地區成為內遷各少數民族和外國使者、商人、學問僧、留學生及其他各方人士集中的地區。他們把中國先進的文化帶到世界各地，擴大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而國外優秀的文化也傳播到中國，不僅更加豐富了運河區域文化的內容，而且也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全面發展。

一部大運河變遷史，反復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歷代運河的開鑿、整修都需要大量的財力和人力，所以大規模地開鑿、整修運河，常常在政治比較清明、國家富強時期；反過來說，運河的開鑿和整修對國家的繁榮富強、統治的鞏固和穩定，又起著積極作用。而當政治腐敗、國家貧弱時期，不僅沒有或很少有開鑿運河的盛舉，即使前代開鑿的運河，也往往難以保全，而時常湮廢。一旦運河不能通航或部分湮廢，

必將給國家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或危害，甚至導致皇朝的滅亡。所以中國古代的運河問題，不僅是一個交通運輸問題，涉及國計民生的經濟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對歷代統治者來說，也就是一個政治生命線的問題。

公元1855年（清咸豐五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后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黃河兩岸的運河航道淤塞，河道廢馳。這時清朝已進入腐朽衰敗的階段，內憂外患重重，根本無暇顧及也無力解決運河通航的問題。到公元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清朝廷下令停止各省河運漕糧，從此南北航運中斷，清朝也走上衰亡的道路。民國期間，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黨政府，都忙于內戰，排除異己，鎮壓人民，當然也不可能對運河進行妥善的治理，運河各段終于任其自行廢棄。

當代價值

解放后，百廢待舉，百業待業，國家將京杭大運河列為重點發展的內河航運主干線之一。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南水北調東線工程的實施，運河建設的步伐進一步加快。20多年來，各級政府和部門不斷投入巨大財力和人力對運河進行擴建。例如1988年，完成了蘇北運河徐州至揚州段404公里的擴建工程，達到通航2000噸級船舶的標準。1995年，京杭運河又被列為國家內河航運兩橫一縱兩網的發展規劃。1997年底，江蘇省境內208公里（即蘇南運河）的建設任務順利完成。2000年，山東濟寧至臺兒中國大運河莊段168公里三級航道擴建工程正式通航。2003年，斷流百年的運河通州段也重新通航。2004年，京杭大運河經過五次大規模整治后，承擔了華東地區大部分電煤運輸任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運輸航道之一。 運河不僅承擔了繁忙的運輸重任，同時還發揮著巨大的防洪、灌溉、供水、旅游等多種綜合效益。京杭運河在中國內河航運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蘇北運河每年運輸的貨物已經相當于一條電氣化鐵路的運量，而蘇南運河每年運量已超過一億噸；京杭運河還承擔著淮河、里下河、太湖等農業發達地區的灌溉和防洪重任。運河又是凝結著兩千多年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沿河眾多的歷史名城、名勝古跡，擁有著豐富而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旅游已成為一項世界性的重要的文化經濟活動。歷經滄桑，

飽受風雨后的古運河，經過治理，必將重新煥發出青春的塵機，對今后運河沿線的經濟文化的發展繼續發揮其重要的作用。

大運河是中國兩千多年歷史的現實見證，是保存中國古代燦爛文化最豐富的文化長廊、博物館和百科全書。對于歷代祖先給我們留下來的這筆珍貴的遺產，不僅需要后代子孫很好地加以保護和利用，而且迫切需要今人加以認真的發掘、總結、繼承和發展，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積極的貢獻。

運河沿線的24個城市，分布在五個不同水系的區域，經濟水平、管理水平都不一樣，運河的保護現狀也不一樣。申遺辦工作人員推測說，申遺進行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可能還是城市間的協調問題，“不同的經濟地帶、文化地帶的城市能否做到同步”。“我們要統籌沿線所有城市，也希望每一個區域、城市都能重視和配合。”

“二十四橋明月夜”的揚州掛在大運河的肩頭，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在這里鏟下第一鍬土。自隋朝開始，貫穿南北水系的大運河從這里延伸開去，逐漸成為如今世界上最長、歷史最悠久的運河。而枕在運河上的揚州，也成了沿岸最為繁華的城市之一。

2007年9月26日，“大運河聯合申遺辦公室”在古城揚州一幢古色古香的宅院門口掛牌。在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22年后，這條以往被通稱為“京杭大運河”的水運生命線正式更名為“中國大運河”，淌出了申報世界遺產的第一股泉流。

“落實組織和人員、啟動聯絡工作、制定工作方案、招兵買馬……”揚州市文物局副局長顧風10月30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大運河聯合申遺辦公室”成立后，擺在工作人員面前的工作，可謂“千頭萬緒”。在他看來，“無論就歷史、長度，還是文化含量來講，中國大運河在世界十大運河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大運河申遺，將是“喚醒人們對運河的感恩情懷的契機”。

申遺過程

1986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公約的中國開始申報世界遺產。現任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的羅哲文是當年最早提出大運河申遺的人之一。“有人認為，大運河還在流淌，還在使用，還在變化，

因而，不能算文物。”羅哲文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的確，運河平靜而熟悉，在枕水而居的人們眼中，這是再尋常不過的景象。上世紀50年代，在文物局工作的羅哲文曾提出將大運河列入文物保護單位，也是由于同樣的原因，無人理會。此外，大運河有些部分已經斷流、部分河段污染嚴重、中國大運河某些地方已經改道，也成了申遺的障礙。

在這輩人的眼中，大運河正式申遺，是一個遲到了整整20年的決定。羅哲文如今年屆83歲，而另一位運河申遺的有力推動者鄭孝燮，也已年過九旬。搞古建筑出身的羅哲文視大運河為與長城一樣偉大的工程，但長城早在1987年便毫無疑義地列入中國首批“世界遺產名錄”，大運河卻一直未能獲得同等的承認。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最長的運河，大運河貫通南北，工程極大，而且在經濟、交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大，沿岸都是文化繁華地帶。”羅哲文一直這樣認為。事實上，包括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等在內的國外十大著名運河加起來，總長度也遠不及中國大運河。五六十年來，羅哲文到過杭州上百回、去過揚州數十回，考察運河的次數更是數也數不清。就在他反反復復考察、研究、呼吁的過程中，運河申遺正慢慢進入人們的視線。

2004年7月，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俞孔堅、副院長李迪華等人帶著學生，開始對大運河沿岸的自然文化和保護現狀進行考察。他們的課題由國家文物局立項，納入了運河申遺的整體視野。這是一次揭幕性的考察，可以預計，在未來，將有更多文化、考古、歷史、水文方面的考察將在運河沿線展開。 在俞孔堅心目中，“大運河的價值絕對不是單一的運輸或文物價值，大運河連綴了各地城市，伴隨著船運和經濟交流，還有豐富的民俗、飲食等文化的傳播。”在10月下旬結項的《為實現整體保護目的的京杭大運河遺產廊道研究》項目中，俞孔堅等人將大運河沿岸的1562個遺產點進行GPRS定位，建立數據庫，并制定了相關的保護原則

2006年，轉折性的時刻到來了，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上，包括文化名人舒乙、王鐵城，國家文物局前后兩任局長張文彬和單霽翔在內的58位政協委員聯合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從戰略高度啟動對京

杭大運河的搶救性保護工作，并在適當時候申報世界遺產項目。當年6月，京杭大運河被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2月，國家文物局公布了重設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將原先榜上無名的京杭大運河列在首位。

2014年6月22日，在正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剛剛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46項世界遺產和第32項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流經中國八省市33城市，大運河及其支流長度達到3000公里，是世界上由國家修建的最廣闊的、最古老的內河水道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