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_王守華

2024年2月20日發(作者：兒童長高食譜)

佛教于兩漢之際從印度逐漸傳入中國內地，

經過五個多世紀的傳播與發展，于6世紀初經朝

鮮傳入日本。中國佛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唯

識、華嚴、律、天臺、密、禪、凈土相繼傳入日

本。在日本經過六、七個世紀的傳播與發展，大

約在13世紀以后，佛教與日本的民族信仰和習慣

相結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日本佛教宗派—

凈土真宗、日蓮宗。歷史上，日本曾向中國派遣

了大量的“學問僧”，也有不少中國名僧去日

本。在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

的地位。佛教曾對日本的歷史和文化發生過重大

的影響。因此，研究佛教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的

歷史，對于研究日本思想史與中日文化交流史都

有重要的意義。

(一)佛教的傳入與奈良

時期的佛教

佛教傳入日本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它是在

與中國和朝鮮的交往中逐漸傳入日本的。最早可

迫溯到公元522年，中國南梁人司馬達等(亦作

司馬達、司馬達止)來到大和(今奈良縣)，在

高市郡坂田原建草庵，妄置佛像進行禮拜，這是

民間輸入佛教之哺矢。但當時人們不知佛教為何

物，把它看作是一種外國的神，未有祟奉它的。

佛教正式傳入日本是公元552年，百濟明王進獻

金銅釋迎佛像一尊和經論、蟠蓋等物，并上表贊

頌弘布佛法之功德。天皇應大巨蘇我宿稱稻目之

請求，將佛像授于他，試行禮拜。正好當時瘟疫

流行，死人很多。大臣物部尾輿上奏說這是國神

的譴責，并把佛像投于難波(今大阪)的崛江、

殿堂被燒毀。以后，佛像、佛經不斷傳入，僧人

(如高麗僧人慧慈、百濟僧人慧聰)、工匠、畫

工不斷到達日本，日本也向中國派遣了留學僧

人，佛教逐漸在日本傳播起來。至7世紀初全國

已有寺院46所，僧尼r1300多人。這時日本佛教的

發展，是和圣德太子的提倡分不開的。

圣德太子(579-622年)名廄戶，推古天皇

初年被立為皇太子，掌攝政大權，隋朝時曾兩次

派小野妹子為使臣，攜同留學僧人到中國學習，

大量接受大陸文化，并下詔興隆佛法。他曾拜高

麗僧人慧慈為師，學習佛教。對于傳入日本的佛

經和儒書，他隨得隨讀隨講。曾開講過《法華

經》、《勝矍經》。604年制定了“十七條憲法”

(即政治原則)，其內容大部分是宣傳儒學倫理

道德和佛教思想。其中第二條“篤敬三寶”(佛、

法、僧)和第十條“絕忿棄鎮，不怒人違”就是

宣傳的佛教思想。圣德太子著有《三經義疏》

(《法華》、《勝貧》、《維摩》三經之疏)。

在《維摩經義疏序》中說:“維摩潔者，乃是已

登正覺之圣也。論本既與真如冥一，談跡即示萬

品同量。”這里所講的“本”、“真如”有本體

的意思，“跡”、“萬品”有現象的意思，可算

作是日本佛教展開的初步的哲學思辨。圣德太子

一生中30余年扶植佛法，其目的是利用大陸的制

度和佛教提高皇室的尊嚴，以建立中央集權制的

國家。

公元645年，日本發生了“大化革新”，這是

一場皇室聯合部分貴族，利用從中國回來的留學

僧人為基干力量，模仿中國唐代制度，進行政

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改革運動。曾留學中國的

學問僧，因在革新中有功，被授予高官(如僧

星、高向玄理被任命為國博士)，使佛教發展進

入一個新的時期。大化元年頒布了興隆佛教的詔

書，首次任命了“十師”，并設置了“法頭”檢

查全國各地僧尼，對于僧尼脫籍的寺院，都施給土地，還撥款資助興建寺院。夭武天皇(673-

686年)還下令，每家必須設置佛堂禮拜，這是日

本各戶所供“內佛”的起始。從此佛教逐漸遍及

各地，至7世紀末，全國寺險多達540余所。這是

日本佛教初傳時期的概況。

在8世紀以前，由于迷信，經常遷都。后來

受中國的制度和唐代建筑的影響，自701年遷都

奈良后，有74多年沒有遷都，歷史上稱為奈良時

期(710-794年)。其中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

間，是奈良佛教的極盛期。該時期直接或間接從

中國傳入了三論、成實、法相唯識、俱舍、華嚴

和律六派，在日本被稱為“奈良六宗”或“南都

六宗.

三論宗根據龍樹(大乘空宗)的《中觀論》、

《十二門論》和提婆的《百論》建立教義。5世

紀初由鴻摩羅什傳入中國，后來又從中國傳到朝

鮮、日本。629年一位曾入唐學習過三論宗的高

麗僧人慧灌來到日本，講“八不中道”教義，被

稱為日本三論宗的始祖。其第二傳智藏、第三傳

道慈都曾入唐留過學。三論宗被稱為日本佛教宗

派的開始。與三論宗同時傳入的還有成實派(研

究《成實論》的學派)，但一直未成為獨立的宗

派，被稱為三論宗的附宗.

法相唯識宗(大乘有宗)以《瑜咖論》、

《唯識論》建立教義，主張“萬法唯識，心外無

法”，它由玄類傳入中國。653年日僧道昭入唐

受教于玄類，在唐7年，回國后盛張法筵，為日

本法相宗的始祖。道昭園寂后，遺言將其火化，

據傳這是日本火葬之起始。658年日僧智通、智達

入唐從玄類和窺基學習，為日本法相宗第二傳。

703年日僧智鳳等入唐，跟隨中國法相宗三代祖智

周學習，為日本法相宗第三傳。717年日僧玄防

入唐留學，在唐18年，回國后為日本法相宗第四

傳。第一、二傳以元興寺為道場，故稱“元興寺

傳”，亦稱“南寺傳”。第三、四傳以興福寺為道

場，故稱“興福寺傳”或“北寺傳”。傳入日本

的俱舍派也未成為獨立的宗派，被稱為法相宗的

附宗。

《華嚴經》傳入日本較早，但作為一個宗派

是由新羅僧人審祥到日本開講《華嚴經》而成立

的。審祥曾到中國隨中國華嚴宗三代祖法藏學

習，被稱為日本華嚴宗的初祖。良辯為二代祖，

以東大寺為本山。

律宗淵源于印度，S世紀傳到中國，發展至

唐代分為南山、相部、東塔三支。傳到日本的是

南山宗。律宗主張按照佛教的規定修持善行，制

止惡行，所以要根據律藏接受五戒、八戒、十

戒、具足戒等。佛教傳入日本以來，因日本不具

備“三師七證”①的條件，不能執行“白四揭

摩”②的別授戒，僧侶要到百濟去受戒。653年道

光律師入唐受傳戒律，在唐23年才回國，是日本

律宗第一傳。736年中國的道嗜和尚受日僧榮睿、

普照的勸請到達日本，成為日本宗律的第二傳。

753年鑒真和尚抵日，為日本律宗第三傳。次年

在奈良東大寺開戒壇，為天皇、皇后、皇太子以

下400人授戒，又仿唐代建筑建造唐招提寺。鑒真

和尚對日本的影響不只限于佛教，對日’本的文

化、藝術、醫學也作出了貢獻。

此時期日本流傳的三論、成實、法相、俱舍、

華嚴、律六宗，可以說是原原本本從中國引進，-

除成實、俱舍由學派(在中國)發展為宗派外，

在教相判釋、教義戒法方面沒有什么發展。奈良

佛教的制度逐漸完備，對僧官設置、僧位授予、

僧尼的品行衣食住所等均有詳細規定。佛教被作

為鎮護國家的要法，與政治關系比較密切，僧侶

染指政治，朝廷對僧侶待遇優厚，寺廟都建于城

市中，被稱為“都市佛教”。僧侶們在朝廷的支

持下，放債牟利，兼并土地，穢亂法門，逐漸表

現出墮落的傾向。

(二)平安時期的日本佛教

794年，日本的都城由奈良遷至平安(今京

都)，開始了平安時期(794--1184年)。此時

曾不斷向唐朝派遣使節及留學生，著名的最澄和

空海就是隨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入唐求法的，回

國后分別創立日本的天臺宗和真言宗，被稱為口

本“平安二宗”。

最澄和天臺宗。最澄(767 -822年)俗姓三

津首，近江(今滋賀縣)人，幼年出家在奈良東

大寺學佛.804年與空海一起入唐。先在天臺山

隨天臺宗九世祖湛然的門人道邃、行滿學天臺宗

教義，后又到越州(今浙江紹興)龍興寺學密

宗。回國后在比睿山建立道場，開創日本天臺

宗，并建立大乘園頓戒壇。以前日本所授的是小

乘戒，他所授的是大乘戒，因此受到奈良僧綱的

反對。最橙據理力爭，并上奏朝廷，說明大乘是

鎮護國家利益的，即所謂“護國主義”，最后取得了勝利。最澄所創的日本天臺宗已不再是中國天臺宗的簡單移植，而是把天臺、密、律、禪四

宗加以融合，被稱為“臺密”，作為佛教宗派來

說是一種發展。在他寂后45年溢號“傳教大師”，

這是日本佛教大師稱號的開始。他著有《愿文》、

《照權實鏡》、《法華去惑》、《守護國界章》、

(由家學生式》、《顯戒淪》等，現均收入《傳

教大師集》。

空海和真言宗。空海( 7 7Q---835年)贊岐

(今香川縣)人，幼年學儒，后飯依佛門。801

年入f唐學佛，遍訪各地高僧，后入長安青龍寺，

從J}果受密宗嫡傳，并受“傳法大阿阇梨位”，

還學習了梵文及中國書法。在唐3年。回國后以

平安東午及高野山菠剛峰寺為根本道場，開創日

本真言宗，后世稱空海所傳密宗為“東密”。寂

后溢號‘“弘法大師”。空海著有《十住心論》，

將_I I:它流派和沸教的發展分為十個階段，即十住

心。一至九莊心是顯教(包括大、小乘及外道各

種派別)，第十{上心為“秘密莊嚴心”，即密

教，它們之間有深淺高下之差別。他把密教作為

佛教的最高頂點，要達到它非要經過顯教的九個

臺階不可。這種觀點對佛教理論本身說來是一種

發展。空海的《聲字實相義》認為如來說法，必

借文字，文寧是反映對象(六大、六塵③)的，三

密(身、冂,意)是不二而二，二而不二。反映

了空海在解釋概念和對象(客體)的關系問題上

的唯心主義觀點

最澄、空海之后，密教在口本較盛，主要流

行于上層。繼他們兩人之后入唐留學的，臺密系

有園仁、園珍、東密系有常曉、園行、慧遠、宗

杏與蛟澄、空海一起被稱為“入唐八家。

該期的日本佛教，如同當時政治一樣，深受

盛衍的影響，建筑寺院從城市到名山，開始了日

本的“山岳佛教”.此時的佛教不如前代那樣與

政治聯系密切，可以說是從政教合一轉變為政教

并立，佛教的任務是祈禱國家平安。此時期的日

木佛教宗派不再是單純的中國佛教宗派了，最澄

的臺密是臺、密、禪、律“四宗合一”，“園密

一致”，’已與空海的“十住心”均是日本佛教的

發展。在此時期，奈良佛教(南都佛教)繼續流

行，但表現出衰落的趨勢(特別是華嚴、三論兩

宗)。此時還出現了神(道)佛(教)習合的趨

協。由于皇室及貴族信佛甚盛，加之教義之深

奧，天臺、真言兩宗以貴族宗教的面貌出現。同

時由于武士的板依，僧兵的出現，引起派別之間

的傾軋爭伐。至本時期末，凈土、禪宗開始流行

起來。

(三)鐮倉時代至安土

桃山時代的佛教

此時期為日本佛教的重要時期，包括鐮倉時

代(1184-1333年)、南北朝時代(1336---1392

年)、室叮時代(1392-1573年)和安土桃山時

代(1573-1600年)。這時的日本佛教除前代諸

宗延續以外，產生了日本的凈土宗和禪宗，還產

生了日本特有的凈土真宗、日蓮宗等新宗派。

凈土宗的思想早已傳入日卞。9世紀時，在

園仁入唐學習臺、密的同時，也學習了凈土，并

將它傳回日本。后來經先軀者源信(921-1017

年)的倡導，直至12世紀，才由源空c1133-

1212年)開創了日本凈土宗。他著有《選擇本愿

念佛集》，認為世風混濁，靠“自力”來解脫是

“難行道，主張靠佛的本愿力(“他力”)來

解脫是“易行道”，只要修“稱名念佛”，即可

往生凈上。由于它的教義和修行簡單易行，深受

武士及庶民的歡迎。

禪宗思想傳入日本也較早，奈良時代日僧道

昭入唐學法相時，也學習了禪宗。天平年間津宗

傳入的同時，禪宗(北宗)也一起傳入，但未形

成宗派。

開創日本禪宗派別的是榮西(1141-1215

年)，號明庵，初學臺、密，1168和1187年兩度

入宋，先后在天臺山、天童山從虛庵懷敞學禪

(臨濟宗黃龍派)。共在中國居留6年，承臨濟禪

正宗法脈，宋孝宗曾賜予“千光法師”封號，回

國后開創日本禪宗。榮西著有《興禪護國論》，

主張“單傳心印，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和護國主義，特別受到武士階層

的歡迎，日本歷來有“武士好禪”的說法。榮西

寂后，又有許多日僧入宋學禪。宋滅后，一些中國

禪僧不服元朝統治，不少到口本避亂者，又將臨

濟宗楊岐派傳到日本。曹洞宗是1223年道元入宋

時傳回日本的。從此日本禪風大盛。曹洞宗信徒

多為下層農民，臨濟宗信徒多為將軍武士，日本

歷來有“曹洞土民，臨濟將軍”的說法。

親鶯創建的凈土真宗(亦稱一向宗、真宗)

是日本獨有的派別之一。親鶯(117 3--1262年) 9歲出家，遍學諸宗教義，后板依凈土。曾因受

法然私度宮女罪的牽連，被判處流放，遇赦后在

各地傳教。1220年著《顯凈土真實教行信證文

類》(真宗的根本經典)正式開創凈土真宗。真

宗是從凈土宗派生出來的一個派別，它以凈土三

部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

陀經》)為依據，但不注垂念佛，更沈重信念，

“一念發起，平生業成‘，，是絕對的他力宗派。

還提出“惡.人正機”說，主張越是惡人，更是阿

彌陀佛拯救的對象，只要堅信阿彌陀佛，即使犯

了大罪，死后也可往生凈土，成為佛。并且允許

僧侶食肉娶妻，僧俗一樣。所以真宗已不是凈

土宗的一個支派，而是一個獨立的新派別。在戰

國時代，真宗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至德川初期，

分為本愿寺派(西本愿寺派)、東本愿寺派(大

谷派)、高田派、佛光寺派、木邊派、興正派、

出云路派、山元派、誠照寺派、三門徒派，被稱

為“真宗十派”。

日蓮宗也是日本佛教特有派別，由日蓮創

立，故名口蓮宗，亦稱法華宗、日蓮法華宗多日蓮

(1222-1282年)出身于貧苦漁民家庭，早年游

歷各地，遍學各宗。工253年登家鄉清澄山，面向

旭日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10遍，被作為創宗

的開始，直至20年后著述的《觀心本尊鈔》才闡

明宗義，完成了日蓮宗的創建。該宗以《法華

經》為唯一的正法，認為其它經典都是非正法，

咒罵諸余“念佛無間，禪天魔，真言亡國，律國

賊”。認為當前是“末法”時代到來了，只有“妙

法蓮華經”5個字才能拯救眾生。并著《立正

安國論》.上給當時統治者北條氏，要求禁止凈

土、禪、密、律宗，因此觸怒了鐮倉幕府，以“誑

言惑眾罪”兩度被流放，還受到暗害，險些喪

命。被釋后回到鐮倉，先住妙本寺，后到甲斐(今

山梨縣)身延山，創久運寺作為日蓮宗的根本

道場。該宗以書寫有“南無妙法蓮華經”，的卜界

曼茶羅作為本門的本尊(“定”);以口唱“南無妙

法蓮華經”作為木門的題目慧”)，以

口唱“南無妙法蓮華經”作為本門的戒壇

(“戒”).被稱為日蓮宗“三大秘法”。總之只要

信仰和口唱這7個字，有邪見的惡人也可成佛，

十法界都能同樣得到好處。口蓮宗流傳很廣，影

響較大，分派很多，著名的有戶蓮正宗、法華宗

本門流、法華宗陣門流，本門法華宗、本門佛立

宗、創價學會、靈友會、立正佼成會等等。在近

現代新興教團中，有2/3屬于口蓮宗。

此時期的各宗派不像前代各宗派那樣肯定現

實，而是采取否定現實，厭惡穢土，欣求凈土或

耽禪悅，教義及戒律都比較簡單。如果把而代的

各宗派稱為“貴族宗教”，那么本期的各宗派可

謂平民化的廉價宗教。

此時期末，由于儒學的影響逐漸擴大，佛教的影響相對地逐漸縮小了。

(四)德川時期的日本佛教

德川時代(1603-1867年)是日本封建制度

全面完成時期，德川末年也是日本封建社會任

落、解體時期。德川幕府為鞏固封建秩序確定

了各種制度，佛教的各項制度也隨之完備起來。

幕府設置了“寺社奉行”，專門管理宗教書務。

為了禁止天主教，在“島原·擺”之后，幕府強

制推行“改變宗門”的制度，形成了嚴格的“寺

檀(寺院與信徒)關系”。前代形成的務宗派在

德川時期持續延行。這時，天臺、真言宗依靠公

家、禪宗依賴武家，凈上宗流行于武士和平民，

真宗和日蓮宗得到下層的信仰。各自在固定的

地盤進行割據，長期仃留在沉滯的境地。只有隨

著政治中心轉移到江戶，而使關東地區的佛教勢

力有所發展。165年，隱元禪師(1592-1673年)

應邀到達日本，建黃槳山萬福寺，開創日本的

黃粟宗，與臨濟、曹洞并立，形成了日本禪宗三

大派。

儒學自傳入日本以后，一直依附于沸教，禪

僧好佛同時好儒，使得儒學逐漸得到發展。到德

川初期，儒學擺脫了禪僧的控制，形成了獨立的

學派，并成為德川封建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特

別是朱子學被奉為“官學”，成為占統治地位的

意識形態。儒學家中出現了林羅山、新并自石、

熊澤蕃山、伊藤仁齋、荻生祖徠、太牢春臺、山

縣周南、富永仲基、藤田東湖、會澤正志等的排

佛論。國學家本居宣長、平田篤胤也倡導古道”

(神道)，力主排佛.這些都是對佛教的打擊。再

加僧侶本身的腐化墮落“就使佛教沉淪于衰敗的

境遇之中”④，佛教在日本的影響進一步縮小。

(五)近現代的日本佛教

明治維新(1868年)前后，出于反對封建幕府、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及天皇專制主義的需要，

1868年頒布了“神佛分離令”，命令“宮門跡”

(出家的貴族)還俗復飾，廢止宮廷內的佛教儀

式，后來又解除食肉、帶妻、蓄發的禁令。并且

把神道定為國教，強制對人民進行“敬神愛國”

的軍國主義教育。一度形成了“廢佛毀釋”運

動，全國各地發生了毀壞佛像、廟堂，僧尼還

俗，寺廟改為學校醫院，對于佛教無疑是個重大

的打擊。加上啟蒙運動的蓬勃展開，科技及文化

教育的發展，使得佛教的影響更加縮小，但不久

又被統治階級扶植和利用。1.889年頒布憲法以

后，確定了“信仰自由”的政策，一部分佛教學

者為了跟上“文明開化”的潮流，極力用西方哲

學來解釋佛教理論，以西方的自然科學的片斷知

識來附會佛教原理，企圖使佛教更生。一時各宗

競相興辦學校和各種社會福利事業，派人出國留

學、考察，出版佛學著作，佛教又重新取得了某

些發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佛教形成了

十三宗五十六派。改革以后的日本佛教適應日本

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和向外擴張的需要，成為重要

的意識形態之一。

二次大戰期間，政府制定了“宗教團體法”，

將原來的十三宗五十六派，統合為十三宗二十八

派.還成立了“大日本宗教報國會”(1941年)、

“大日本戰時宗教報國會”(19.14年)，佛教也

被政府納入戰爭的軌道。

二次大戰后，廢除了“宗教團體法”(1945

年)，頒布了“宗教法人法”(1951年)，實行

信仰白由及政教分離的政策。各教派沖破了原有

的限制和隸屬關系，形成了270個教團。這些新

興教團發展很快，并與政治關系密切，如日蓮宗

的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等。由創價學會創立的

公明黨〔已于1970年實行政教分離)是日本第三

大黨。戰后在政府和財團的鼓勵與資助下，佛教

的研究也有很大的發展，各宗派擁有大學20多所，

各種佛.教學會、研究會50余個。不少宗派還積極

在國外傳教和發展組織，如創價學會在國外擁有30萬會員。口前佛教還是日本的主要宗教，有十三宗，一百六十余派，約有信徒8700余萬人。傳

統宗派中的真言宗、禪宗、凈土真宗、日蓮宗在

政治和教育界仍有較重要的影響。

日本佛教為何至今尚能盛行?其原因是較為

復雜的。首先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戰后日本經

過了經濟恢復階段，從50年代后期開始了“經濟

加快發展”的過程。六七十年代迎來了“經濟高

速成長”時期，國民收入超過了許多發達國家，

經濟實力躍居西方第二位，僅次于美國，并同美

國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但是高速成長的經濟成

果，生產力的發展，并沒有帶來生產關系的進

步，反而使矛盾進一步激化。這些經濟和社會結

構方面的矛盾，必然在社會意識及精神生活中反

映出來。日本現代佛教同現代日本流行的其它意

識形態一樣，是戰后初期人們失望、仿徨心情和

“高速成長”以后人們的苦悶、煩惱心情的反

映，及對現實固有的各種形式的勞動異化的抗

議。其次，就佛教本身來說，它能不斷改革，

以適應日本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另一個重要原因。

現代日本的一些新教團都有自己的學說，它來自

傳統佛教的某一原理，或把各種宗教教義的折衷

結合。與傳統佛教相比，新教團更能適應現代化

的生活條件及日本社會的需要，它們不再追求來

世而著眼于塵世，不再宣揚解脫而宣揚真、善、

美，甚至參與各種政治活動。例如創價學會，利

用各種宣傳手段號召人們去改造社會，建立“第

三文明社會”、“佛教社會主義”等等，所以在

平民中有很大影響。第三，日本的佛教思想家們

能夠在不利于佛教發展的條件下，通過和其它流

行思潮的融合，求得佛教的生存和發展。在古代

曾有過儒佛習合、神佛習合、神儒佛習合。在近代

有過井上園了等人的佛教與西洋哲學的融合。在

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大泛濫的日本，也出現了類似

的情況。例如存在主義與佛教的交互作用。日本的

存在主義者為了克服存在主義思想的根本矛盾

(二重性)，乞求子佛教的教義和范疇。佛教思

想家們也想借存在主義來振興佛教，使之擺脫日

趨衰落的處境。他們把存在主義學說與佛教理論

加以比較，舉出在把人的存在分為真實的(存在

主義認為的個人的非社會的存在，佛教認為的不

死的靈魂)和非真實的(存在主義認為的社會方

面的存在，佛教認為的肉體)觀點，及佛教的

“無”的概念與存在主義對于人同周圍環境道德

倫理的解釋是相同的。有人甚至把佛教說成“亞

洲型的存在主義”，把存在主義說成“現代化的

佛教”。盡管這些論證對佛教起到了暫時“輸

血”的作用，但卻不能使佛教完全擺脫日趨衰落

的，命運。

(六)佛教在日本歷史

發展中的作用

作為日本社會重要意識形態的佛教，在歷史

發展中的作用是較為復雜的，有它為剝削階級

辯護、欺騙群眾、麻痹人民斗志的消極方面，同時

在某種程度上也曾起過積極的作用。

首先是消極作用。馬克思在揭露基督教的社

會作用時指出:“基督教的社會原則宣揚階級

(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存在的必要性，它們

對被壓迫階級只有一個虔誠的愿望，希望它們得

到統治階級的恩典。基督教的社會原則把國教顧

間答應對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補償搬到天

上，從而為這些弊端繼續在地上存在進行辯護。

·一基督教的社會原則頌揚怯懦、自卑、自甘屈

辱、順從馴服，總之頌揚愚民的各種特點”⑤這

個論斷同樣適用于佛教。佛教傳入日本以后，適

應統治階級的利益和需要，得到統治階級的支

持，逐漸傳播發展起來。奈良時期，出于確立封

建制度的需要，急于效仿中國的制度，佛教被作

為重要手段之一，熟悉中國情況的留學僧人成為

政界的基干力量，直接染指政治。平安朝以后，

佛教與政治的關系‘雖然有所疏遠，從政教合一轉

到政教并立。但是佛教的職能仍然還是祈禱國家

平安，論證政權的合理性，勸導受壓迫者要順從

忍耐，把希望寄托于來世的恩賜。勸導剝削者

“行善”，為剝削者辯護，并廉價地向他們兜售

登上“極樂世界”的門票。在近現代，佛教經過

改革，適應了資本主義的需要。由于人民群眾對

資本盲目勢力的恐懼，它所起的作用仍然如此。

所以佛教在日本歷史上主要起著“麻醉人民的鴉

片”、“精神上的劣質酒”⑥的作用。

其次，佛教在日本歷史的發展中也曾起過某

些積極的作用，主要表現于以下兒方面。

第一方面，在佛教傳入日本的過程中，同時

將中國的文化、藝術、醫學和工藝技術傳到了日

本，對日本歷史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促進作用。如

鑒真和尚渡日，同時將中國建筑藝術、醫學及技

術傳到日本。空海和尚入唐學佛，同時將中國文

化介紹到日本。雪舟入宋修禪，同時將南宋“浙

派山水”繪畫技藝介紹到日本。日本的茶道、花

道、香道、書道都是隨著禪宗的發展而流行。五

山僧侶開創了策榮的“五山文學”。濡學也是由

于禪僧好佛同時好儒而逐漸得到傳播發展的。在

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佛教又與日本民族的風俗、

習憤融合，形成為日本民族文化、風俗、習憤的

一部分，在日本歷史發展過程中起過重要的積極

作用。所以福澤諭吉曾經說過:“總之，把我國

人民從野蠻世界中拯救出來，而引導到今天這樣

文明境界，這不能不歸功于佛教和儒學”⑦。

第二方面，佛教某些派別在15世紀的農民起

義中曾起過積極的組織作用。如“一向宗起義”，

它是一場以宗教形式出現的，包括農民、土豪、

僧侶在內的凈土真宗信徒聯合力量的農民大起

義。1488年加賀國真宗農民信徒，為反抗封建領

主的壓榨舉行武裝起義，北陸一帶的真宗僧徒也

趕來援助。結果擊潰了奉將軍之命前來討伐的軍

隊，起義軍獲勝，大名富鏗親政自殺。在以后的

一個世紀中，加賀國的政權一直在寺院管理之

下，由土豪、僧侶和農民代表組成合議機關。此

外還有1531年北部一向宗起義、1532年大和一向

宗起義及日蓮宗教徒起義，均給封建制度以沉重

的打擊。這些以宗教形式為外衣的農民起義的原

因是較為復雜的，除經濟、政治上封建領主的殘

酷剝仰和壓迫外，還有宗教方面的原因。凈土真

宗、日蓮宗等新教派不要求信徒施舍錢財，不要

研習經典，不拘形式，只重信念，很受下層人民

的歡迎。這些新教派又往往受舊教派的迫害。在

這種情況下，“對于完全受宗教影響的群眾的感

情說來，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

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⑧。一向宗起義正

是這種’‘披上宗教外衣”的“群眾的切身利益”

的表現。盡管當時的宗教領導人(如真宗本愿寺

八代祖蓮如上人)的本旨并非如此，但以宗教形

式組織起來的農民一旦發動起來，就超越了界

限，他們要在現世尋找“凈土”了。所以宗教在

農民起義中曾起過積極的組織作用。

此外，佛教在日本傳播發展的歷史，也是中

日兩國政治、思想、文化交流的歷史和兩國人民

友好往來的歷史。戰后隨著中日友好關系的發展，

日本佛教界成立了“日中佛教交流懇談會”

1955年)，該會組織了鑒真大師逝世1200周年

紀念活動(1963年)。近凡年又成立了‘日中友

好佛教協會”1974年)，各宗派也成立了類似

的組織，如‘舊中友好凈土宗協會”、‘日中友

好真言宗協會”等等。1980年鑒真和尚像在唐招

提寺森本孝順長老護送下回中國巡展。這些活動在促進中日兩國人民友好方面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