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考試名詞解釋

2024年2月21日發(作者：小貓咪舞蹈)

1、熹平石經：中國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本。一稱“漢石經”。其字體為一字隸書，故又稱“一字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175）,議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得到靈帝許可。于是,參校諸體文字的經書，由蔡邕等書石,鐫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陽城南的開陽門外太學講堂（遺址在今河南偃師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許，廣四尺。所刻經書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和《公羊傳》、《論語》。除《論語》外,皆當時學官所立。石碑已毀。宋代以來有殘石出土，近代人馬衡匯為《漢石經集存》。考證其源流的有顧炎武的《石經考》、萬斯同的《石經考》和張國淦的《歷代石經考》等。魏文帝正始中又新立石經﹐稱“正始石經”。

2、三體石經（正始石經）：《三體石經》建于公元211年，三國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體寫刻，故名。石經刻有《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是繼東漢《熹平石經》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經。《三體石經》在中國書法史和漢字的演進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3、法門寺：法門寺位于陜西省扶風縣，1987年4月，法門寺地宮被發掘，出土了佛指舍利及一大批唐朝稀世珍寶，包括金銀器、琉璃器，以及珍貴“秘色瓷”器，還有錦、綾、羅、紗、絹、綺等各類紡織品。據考證，法門寺始建于北魏時期約公元499年前后，唐朝是法門寺的全盛時期， 法門寺地宮是國內迄今發現的佛塔地宮中最大的一個。前室發現了《大唐咸通啟送歧陽真身志文碑》和《監送真身使隨負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器衣物帳碑》，這兩通碑不僅是研究法門寺歷史，而且是研究唐朝佛教的重要資料。從地宮發掘了四枚佛指骨舍利，地宮出土的佛指舍利，是世界上目前經過考古科學發掘，有文獻和碑文證實的釋迦牟尼真身舍利，是當今佛教界的最高圣物。 地宮中還有25000多枚唐朝貨幣，其中有13枚玳瑁幣，是世界上至今發現的最為珍貴的古代貨幣品類。

4、大明宮含元殿：大明宮中最宏偉的宮殿建筑是位于丹鳳門正北的含元殿，它是大明宮第一大殿。也是當時整個長安城中最宏偉的宮殿，重大慶典和朝會多在此舉行。它修建在龍首原上，殿基高四丈多。殿前東西兩側建有向外延伸的閣樓，東名翔鸞閣，西名棲鳳閣。殿閣之間以回廊相互連接。含元殿的作用和太極殿相似，它與丹鳳門配合是舉行“外朝”的地方。所謂“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就是描寫當時含元殿大朝會的盛況。為百官朝見的方便，在殿前修建了二條平行的斜坡磚石階道，長70米，群臣即由此而上。這兩條階道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生而垂其尾，極為壯觀，稱為龍尾道。龍尾道的修筑更加映襯出了含元殿的高大雄偉，但也因這條道坡長階高，成為年邊大臣朝見之畏途。含元殿用減去中間一列柱子的辦法，加大空間，使跨度達到10米，可證唐初宮殿中木架結構已具有與故宮太和殿約略相同的梁架跨度。

5、號墓為陵：唐代高級貴族墓葬。“號墓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規格相似者有成王李仁墓、章懷太子墓則等，都有前后兩室。這些墓葬多長墓道多天井，如懿德太子墓有天井7個、壁龕8個，章懷太子墓有天井4個、壁龕6個。號墓為陵，是盛唐時期皇室一種極為特殊的埋葬制度。始于唐中宗初期。它有兩層含義，一是把陪葬墓稱為陵，而不稱墓。二是墓葬和隨葬品實際上按帝王等級對待 。“號墓為陵” 強烈地表現出李氏集團在政治上的復辟。他們借用遷墓之事，為他們的家人平反昭雪，同時進一步打壓武氏集團。由此觀之， “ 號墓為陵 ” 制度的出現有強烈的政治背景，因此，它的實施極短，僅有熬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 這兩座墓是按此制修建的。這 3 3 3 座壁畫墓規格高于普通的陪葬墓，藝術造詣很高， 反映了初唐人物畫的水平。

6、克孜爾石窟：新疆地區佛教石窟寺，位于拜城縣東南，主要是4---8世紀的遺存。克孜爾石窟是古龜茲境內現存規模最大的石窟群，是龜茲石窟的典型代表。早期以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為主；中期出現了較多方形窟；晚期規模變小，漸趨衰落。壁畫早、中期以佛本生、因緣故事和佛傳為主要內容；晚期壁畫出現大乘佛教的千佛一類題材，說明大1 / 14

乘佛教對龜茲佛教藝術的影響逐漸加深。

7、永樂宮：蒙古及元代道教全真派的重要宮殿，故址在山西省永濟縣永樂鎮，元代稱大純陽萬壽宮，是集元代建筑、繪畫、雕塑諸藝術于一區的重要古建筑群。重要建筑包括無極門、三清殿、純陽殿、重陽殿等，其建筑構架基本上沿襲了宋式但有新的變化，是研究木結構建筑從宋式到明清官式演變的重要例證。

8、雞冠壺：遼代陶瓷制品，模仿契丹族各種皮囊容器燒制。由于壺的上部有雞冠狀的耳，故名雞冠壺。式樣頗多，有扁身單孔、圓身環梁等多種，其年代早晚多以壺身所保留的皮囊容器特點的多少來區分。

9、薩珊銀幣：薩珊波斯(226-651年)是伊朗古代歷史上的一個政權。從4世紀起，薩珊銀幣就已在中國各地出現，新疆、青海、內蒙古、陜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及廣東等地都有發現。數量之多、分布范圍之廣，都是很驚人的。薩珊波斯銀幣的流行，是中古時代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一項重要內容。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和波斯間的友好往來較頻繁，《魏書》記載，波斯使臣來中國交聘達數十次之多，給北魏皇帝帶來的各種禮品，有珍物、訓象等。隋唐時期，中國和波斯間的友好往來更為頻繁，從初唐時期的金銀器造型到隨葬的絲綢織錦紋飾，均呈現出濃郁的波斯風格和前所未有的多樣性。1970年，在張掖大佛寺內金塔殿基下舍利石函內出土的波斯薩珊王朝銀市，就是與波斯經濟、文化交流的珍貴歷史物證。

10、永寧寺遺址： 中國佛寺遺址。位于河南洛陽漢魏洛陽城遺址內。原是一座以佛塔為中心、 專供皇帝太后禮佛的寺院，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至永熙三年焚毀。20 世紀60 ～

80 年代勘察 、發掘后發現 ，寺院平面為長方形，四周有夯筑圍墻。佛塔居寺院正中，山門在塔前，正殿在塔后，三者位于中軸線上，屬于中國早期寺院典型布局。佛塔原為木構，九級，是當時聞名國內外的高層建筑。今存方形塔基，四周有青石包砌，每面各設一踏塔基中心部位，殘存木柱與土坯混筑的方形實心體 ，殘高3.6米 。其南東西三面壁上，各有5座弧形佛龕 ；北壁有方形柱槽 ，是當年用來支架木梯登塔的。

11、馮素弗墓：十六國時期北燕貴族馮素弗夫婦合葬墓。馮素弗為北燕天王馮跋之弟，是鮮卑化的漢人，生前官職顯赫，死于太平七年（415）。其墓位于遼寧北票西官營子村， 1965年發掘。該夫婦合葬墓為同冢異穴，并列兩具石槨，槨內壁有彩畫，包括天象圖及墓主人家居、出行等內容。槨室內的木棺七彩繪云氣、羽人、屋宇等圖像。表明北燕沿用漢制，皇室勛臣使用畫棺。其妻槨內殉犬，應是鮮卑風俗。馮素弗隨葬龜紐“范陽公章”金印和“大司馬章”銅印，是漢族官制的體現。墓內隨葬品豐富，有陶、銅、漆、玉、鐵及玻璃器等，總數達四百七十余件。其中的步搖金冠飾，金冠飾冠前飾片上有一佛二菩薩的形象，是中國東北地區最早的佛像資料，反映出當時佛教的東傳情況。兩只鎏金銅馬鐙整理頗為精致，是研究馬具發展的重要資料。嵌骨長方漆盒用菱形骨片作鑲嵌平列成行的幾何紋圖案。盒上有帶鏈環的六瓣花形銅飾件及小銅把手，整理精美。此盒為現知較早的嵌骨漆器。1號墓出土玻璃器有五件，晶瑩剔透，色彩艷麗。鴨形玻璃水注美觀精致，堪稱珍貴的古代工藝品，為研究當時中西交通提供了寶貴資料。馮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以透明深淺綠色為特征，器胎較薄又是卷邊，玻璃碗下仍留有粘疤殘痕。鴨形玻璃注更是造型奇特，以粘貼玻璃條裝飾細部，這一切都是以吹制工藝聞名于世的古羅馬玻璃器的重要特征。

12、龍門石窟：龍門石窟是中國著名的三大石窟之一。石窟分布在河岸兩旁的峭壁上，南北長約1公里。始鑿于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后，歷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等朝代，連續營造了400余年，從五代到清代也有少數的雕鑿。龍門石窟共有窟龕2100余個，佛塔 43 座，碑刻題記3600余方，大小造像10萬余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17.14米，最小的僅2厘米。 龍門石窟的造像藝術集世俗化和民族化于一體，完全擺脫了早期造像藝術的神秘色彩和外來影響。到了盛唐時期，石窟造像藝術更是別出心裁，自成一格，成為2 / 14

中國古代雕刻藝術品中的佼佼者。此外 ，藥方洞中提刻的治療 140 多種疾病的藥方，集書法藝術之大成的 "龍門二十品 "等 ，也為研究中國古代醫學和書法發展歷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龍門石窟是中國古代石窟雕塑藝術的集中表現。

13、內蒙古遼耶律羽之家族墓群：耶律羽之墓，是遼太主耶律阿保機之堂弟。耶律羽之家族墓群在阿旗罕蘇木蘇木古日班呼碩嘎查的朝格圖山南麓,是一座規模宏大的遼代前期墓葬，其墓室建造之豪華，結構精細考究，猶如地下宮殿。尤其墓室地面采用琉璃磚鋪砌，整個墓室典雅豪華，四壁溢彩，這在以往發現的遼墓中尚無先例，堪稱一絕。耶律羽之家族墓群被列為1992年十大考古發現。據墓志記載,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于天顯元年(公元926年)建立東丹國時,“乃授公(指耶律羽之——筆者注)中臺右平章事。”耶律羽之墓志當屬近年的發現中較為重要的一方，是耶律羽之墓出土文物(20張)研究契丹早期至遼初歷史彌足珍貴的資料。耶律羽之為契丹皇族成員，其仕途生涯的輝煌時期，是從遼初東丹國的建立開始，此后執相柄近十六年，成為東丹初創時期最具盛名的人物。

14、安伽墓：北周時期墓葬，位于西安市北郊龍首原。安伽墓坐北朝南，方向180度，墓葬由斜坡墓道、天井、過洞、磚砌拱形甬道及磚砌穹隆頂墓室組成。天井東西兩壁及過洞、甬道進口上方原繪有壁畫。墓葬中首次出土的圍屏石榻及祆教祭祀圖，反映的多為中亞人的生活場景，安伽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墓葬主人可能是掌握“絲綢之路”貿易的具有一定官職的粟特貴族。石刻圖案所反映的內容大部分為粟特人的生活場景，另有一部分則反映了他們旅居中國后的生活場面。安伽墓的發掘，為我們研究北周時期粟特文化及其對中原文化的影響等方面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出土一批罕見的淺浮雕貼金彩繪石刻，為研究祆教徒的葬俗及中國與西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15、墓志：埋入墓中的記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跡的文字。由于在志文之后附有韻語所作志銘，故又稱為墓志銘。中國墓志約起源于東漢時期，魏晉以后盛行：河南省洛陽市出土的延平元年（106）賈武仲妻馬姜墓志，雖不自稱為墓志，但所記內容已與墓志相近。江蘇省邳縣元嘉元年（151）繆宇墓后室石門上方所刻題記，又官職姓名、死葬日期、韻語頌詞，實為后世墓志銘之濫觴。由于東漢盛行在墓前立碑，故此種埋入墓中的石刻文字實很少見到的。魏晉時期由于嚴禁在墓前立碑，而埋入墓中的小型墓碑的數量增多。自稱為“墓志銘”的實山東省益都市出土的劉宋大明八年（464）《劉懷民墓志銘》，這是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墓志銘。6世紀初的南北朝后期，墓志逐漸定型，志石多呈方形，志蓋多呈盝頂形，也有個別作龜形的。墓志蓋在南北朝時期尚不普遍，隋唐以后，志蓋相合，遂成定制。志文的內容也逐漸形成一種固定的文體，首先敘述死者姓名、籍貫和家世譜系；再記其水平事跡，官職履歷，并頌揚其政績德行；最后記其卒葬年月和葬地；志文后為四自韻語的“銘”，以表達悼念哀思之情。南北朝至隋的墓志上皆不署撰者書者姓名，唐代以后才在至文標題下署撰者書者姓名和官銜。

16、湖州鏡：從紀年墓出土南宋銅鏡看，湖州鏡始鑄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明清時期也有所發展。南宋湖州鏡幾乎都沒有花紋，僅在鏡背刻鑄作坊主姓名等內容。這種招牌式的鏡銘，是南宋私家鑄鏡的特點。形狀有方形、圓形、心形、葵花形和帶柄葵花形。湖州鏡在宋代是最為流行的鏡類。當時的湖州鏡不但質量好，品種齊全，而且紀名、字號也極為豐富，有石家銘鏡、薛家銘鏡、陸家銘鏡、方家銘鏡、孫家銘鏡等多家字號。從湖州鏡的出土報道資料看，全國10多個省市都有發現，在北方地區發現較少，在鄰國朝鮮和日本也有出土報道。從資料來看湖州不僅是宋代的鑄鏡中心，而且湖州鏡在整個鑄鏡業中有著很高的地位和聲譽。

17、華清池：唐代皇家行宮，位于今陜西臨潼縣城南驪山西北麓。唐貞觀十八年（644）在此建湯泉宮，咸亨二年（671）改名溫泉宮，天寶六載（747）再行擴建，改名華清宮。1982年，在基建施工時偶然發現了唐華清宮御湯建筑遺址，經考古發掘清理，發現了五個湯池3 / 14

遺址。。

18、葡萄鏡：唐代典型銅鏡，著名者如唐代早期的瑞獸葡萄鏡，也稱海獸葡萄鏡，主要裝飾為葡萄紋，間飾海獸，有的裝飾面用圓圈分為內外區,葡萄枝蔓由內區向外區伸展,被稱為“過架葡萄”，典型的海獸葡萄鏡為獸紐。 海獸葡萄鏡主要流行在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其形制主要為圓形，少量呈方形、菱花形。鏡背紋飾系高浮雕，主題圖案以葡萄和海獸組成，主紋飾的布局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內區為數只海獸相互追逐嬉戲，海獸之間為蔓枝葡萄的葉子和果實，外區為飛禽葡萄蔓枝葉實；另外一種被大家成為“過梁式海獸葡萄鏡”，畫面雖被分為內外兩區，但是內區的葡萄枝蔓卻沿著中間的分割圈伸入外區，外區雖以葡萄蔓枝為主，但是還間以飛禽走獸和小型蜂蝶之類，有些邊緣亦有裝飾。海獸葡萄鏡的尺寸是幾厘米到三十多厘米之間皆有。從拍賣會成交記錄來看，高價銅鏡尺寸一般在十七厘米左右。海獸葡萄鏡的仿制自宋代開始，明清仿制的也時有發現。但由于仿古鏡在銅合金的配料比例上不同，因此銅鏡外表的色澤也各有差異。唐鏡呈銀白色且閃亮，宋鏡黃中發紅，明鏡黃中發白，清鏡為黃銅色。宋金信鏡銅質粗糙，紋飾模糊，線條粗放，顯得板滯，明清仿鏡紋飾遠不如唐精致，也不如宋鏡。

19、長沙窯：窯址位于今湖南省長沙市境內，唐代晚期出產的瓷器頗有特色：不僅裝飾手法突破了傳統的單色（即使是單色裝飾的模印貼花也頗具特色）胎體裝飾。而是用綠彩畫外輪廓和棉軟的線條（稱為棉線），用褐彩畫細而剛勁的線條（稱為鐵線），在胎體上作畫再用青釉罩掛之，一次燒成。這就是著名的長沙窯釉下彩繪瓷器。畫的內容有各種各樣的動物、人物、花草植物，還有各種文字裝飾（詩詞、警句、吉祥語、諺語等）。

20、灣章墓：北齊皇室大墓，在河北磁縣灣漳。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甬道、墓室為磚結構。墓室為單室，平面呈方形，四壁作弧狀外凸,棺床設在一側，有的頂呈四角攢尖式。墓道、甬道、墓室壁畫均用白灰涂抹，上繪彩色壁畫。灣漳村墓墓道壁畫保存較好。隨葬品有陶俑、陶制禽畜、陶制模型、鎮墓獸、陶瓷器、墓志等。

灣漳北朝大墓：中國北齊墓葬。推測為北齊文宣帝高洋的武寧陵。位于河北省磁縣灣漳村。

1987年發掘。是研究北朝陵寢制度的重要資料。該墓地面原有圓形墳丘，南邊立一高3米的石人。地下有斜坡式墓道。墓室為弧邊方形的單室，四角攢尖頂，面積約7.5米見方。墓中保存大量壁畫和路面彩畫 ，是迄今北朝畫跡的最重大發現。墓道兩壁分別繪以青龍、白虎為引導的儀仗隊列，上方有神獸、靈鳥、云氣、蓮花。墓道的地面，繪仰蓮紋地毯。甬道券門上方繪一朱雀，兩側分繪獸首人身像與羽 兔 。墓室頂部是星象圖；墓壁3欄，上欄分格繪動物，中欄繪瑞獸靈鳥，下欄繪人物。該墓雖早年被盜，仍出土陶俑1600余件 ，以及若干青瓷器 。其中兩件高達1.42米的大型門吏俑，在北朝墓中為初次發現。

21、朱封大墓：中國黃河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山東龍山文化墓地。位于山東臨朐的西朱封村。1989年后已發掘3座大墓。均有棺槨葬具。三墓隨葬品豐富，陶器有鼎、豆罍和蛋殼陶杯，玉器有鉞、刀、簪、頭（冠）飾，還有綠松石串飾、石鏃、骨鏃、骨匕等。其中一座墓的墓主，身旁有木邊箱，腳下有木腳箱，主要隨葬品放置在箱內。三墓的墓主，是當時社會上有特殊地位的顯貴人物。

22、天龍山石窟：中國北方地區佛教石窟寺。在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的天龍山。從現存造像和《開皇石室銘》碑記考察，石窟創建于東魏末年，其后北齊、隋、唐續有開鑿，以唐窟最多。用圓雕法雕出的佛像，華麗美觀，世稱“天龍山樣式”。天龍山石窟造像可分為東魏、北齊和隋唐兩期。

23、《世說新語》：南朝志人小說(記述人物的軼聞瑣事、言談舉止)集。編著者劉義慶(403～444)，南朝宋宗室。內容主要是記載東漢后期到晉宋間一些名士的言行與軼事。書中所載均屬歷史上實有的人物，但他們的言論或故事則有一部分出于傳聞，不盡符合史實。此書相當多的篇幅系雜采眾書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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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方山永固陵：北魏文成帝之妻文明皇后馮氏（孝文帝祖母）的陵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北的西寺兒梁山（古名方山）南部。馮氏曾兩次執政，握有實權，陵墓又是她生前所建，所以大體上可反映北魏帝陵的情況。陵園背靠方山，座北朝南。屬于永固陵的建筑自南而北分別為：“思遠靈圖”、“永固堂”、永固陵。思遠靈圖乃一處帶回廊的塔院建筑，塔基方形；永固堂也方形建筑；永固陵為圓形但基底為方形。這是將陵園與佛寺建筑融為一體的的南北朝陵園特點，但在陵前建有石殿則是繼承了東漢的作法。墓下是帶墓道的雙室磚墓前、后室均為近方形，室內建筑構件的石雕和鎮墓石獸等，工藝精美，費工浩大，又行厚葬之風。

25、拓拔魏北邙墓地：拓拔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其陵區設在河南省洛陽市邙山東南山腰的纏水兩側。其布局大體上是：孝文帝長陵位于中心位置上。它的右前方依次有子宣武帝的景陵、又一子懌的墓；左前方依次是孫孝明帝的定陵、又一孫寶月的墓。此外，在孝文帝長陵左前方更遠的“龍崗”上，埋葬有孝文帝的近支皇族；龍崗坡下為妃嬪的埋葬地；再往下是北魏王朝的“九姓帝族”、“勛舊八姓”和內入余部諸姓及其他降臣的墓地。上面所述乃北魏洛陽陵區的總體布局，下面再看其局部的布局：在龍崗近支宗族的墓地里，又以孝文帝拓拔宏的七世祖道武帝拓拔圭的子孫墓地為中心。在其右是孝文帝拓拔宏的六、四、二世祖明元帝拓拔嗣、南安王拓拔余、獻文帝拓拔弘的子孫墓地。其左則是孝文帝拓拔宏的五、三世祖太武帝拓拔燾、文成帝拓拔浚子孫以及孝文帝自己的“庶子庶孫”的墓地。——整個墓地布局表現了三點：其一，帝陵和貴族墓幾乎在同一墓地里，有類于周代的“公墓”墓地；其二，就整個墓地言，這個邙山墓地是由孝文帝所創建的，其他人都是他的臣子或晚輩，他的陵墓理應居中，其他的“帝子”、“帝孫”只能居其下方的左右。其三，在局部的龍崗墓地中，因為拓拔圭是北魏王朝的締造者，他的一系的子孫的墓葬居中也是“禮”中之理，而其左右又以“奇世”和“偶世”子孫的墓地分居下方的左右，這都類似于周禮中的“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歸結之，北魏洛陽陵區的布局，既保留著原始氏族族葬的遺風，又糅進了中原漢人的禮俗，這是民族融合的生動反映。

26、司馬金龍墓：北魏瑯琊王司馬金龍與其妻姬辰的合葬墓，位于陜西省大同市。司馬金龍是降附于北魏的西晉皇族，深受寵信。根據墓志知，姬辰死于延興四年（474），司馬金龍死于太和八年（484）。墓室為四角攢尖頂的磚室。磚為特制的銘文磚，磚銘是“瑯琊王司馬金龍墓壽磚”。墓早年被盜，尚存：雕飾精美的石棺床，床足間所雕形象既有佛教題材的，又有傳統的，如力士、忍冬紋、伎樂、龍虎、鳳凰、金翅鳥等；室內1具漆屏風上則彩繪烈女等題材的圖像，并附有榜題；碑形石墓表；陶俑及動物模型，其中不乏“甲騎具裝俑”和馬駝畜群；各種質料的生活用具。

27、竹林七賢和榮啟期模印畫像磚拼嵌磚畫：東晉南朝墓葬中，有一些墓室內壁用模印畫像磚拼嵌成大幅磚畫，畫面的題材受當時“天下多故”的影響，有“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等。《晉書.嵇康傳》云嵇康所與神交者惟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孔子游于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 “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 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列子》可能是南朝人所集之類《論語》體例之書，書中視榮啟期為春秋時“高士”。

28、鎮墓俑：中國東漢的文獻中已多見“厭勝”一詞，厭勝即厭服其他，詛咒求勝之意。《后漢書.班固傳》則有“禽相鎮厭，獸相枕籍”之說。可見要鎮服其他而求勝，還有“一物降一物”的說法。東漢墓中的買地券和鎮墓瓶，以及依靠書畫在上面的“符”，希望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西晉以后則依賴放置于墓門前的兩個鎮墓俑。開始有兩種，一是四足作行走狀5 / 14

的牛形，一是全裝甲胄的武士。北朝時作獸面的一具力求猙獰可怖，作人面獸體的一具力求形狀奇異（或可認為模擬巫師形象）。唐初的立于山石座上作按楯甲胄形貌；逐漸的演變為不持楯的甲胄武士，或雙腿直立的踏牛天王形貌→→踏小鬼天王形貌（盛唐）。晚唐鎮墓俑逐漸消失，也是厭勝之用的“金牛鐵豬”及鉛人等，開始出現。

29、關中唐十八陵：唐代21個皇帝除了武則天合葬于乾陵，唐代末年的昭宗皇帝埋在河南澠池，哀帝埋在山東菏澤之外，其余18個帝陵都集中在西安北面的渭北第二道塬和北山各嶺的頂峰上，西自唐高宗乾陵，東止玄宗泰陵，綿延100多公里，是為關中唐十八陵。其總體布局不在于諸陵的排列，而是要求面南而坐，居高臨下。唐諸陵中，無論是依山為陵還是積土為陵，均具宏偉高大的陵丘。并在陵丘的周圍筑有垣墻，或稱內城。內城（包括墓下建筑）模仿唐都城的宮城，四墻各開一門，四隅建有角樓。其中建有供上陵朝拜或舉行重要祭獻典禮之用的獻（享）殿，供墓主靈魂飲食起居的、宮人和官吏留守居住的下宮。內城南門正對神道。乾陵神道自南而北有三對土闕，南面的土闕與南面第二對土闕之間模仿郭城，其間立有華表和翼馬，還分葬有眾多的陪葬墓。第二、三對土闕之間模仿皇城，其間立有石鴕鳥和眾多的石像生。整個神道長3公里。帝陵地下建筑為斜坡墓道多過洞多天井的弧方形雙室磚墓。從其構造和壁畫得知，整個墓中建筑分別模仿都城中的宮城（宮門、殿門、殿、宮）。

30、唐太子公主陵：指業已發掘的唐懿德太子墓、章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乃中宗長子李重潤，于大足元年（701）與其妹永泰公主（李仙蕙）等被武則天杖殺；章懷太子是高宗子李賢，于文明元年（684）流放巴州（今四川省巴中縣）后自殺。中宗復位后于神龍二年（706）將他們的墳墓遷至乾陵陪葬，均“號墓為陵”。他們的墓地均有封土堆和圍墻，以及規模較帝陵為小的神道。地下結構為斜坡式墓道、包括一段很長的隧道、隧道頂部開天井兩壁設壁龕。懿德太子墓設7井8龕，章懷太子墓設4井6龕。墓室分前后兩室，兩室間設甬道。墓之地下滿設壁畫——在唐代，貴族墓一般在墓道前部兩壁各繪青龍、白虎，墓室頂部繪日月星辰，其他則有鞍馬、明駝、牛車、列戟、步兵儀衛、屬吏、男女侍者以及樂舞伎等，各繪在墓內相應部位，其內容和規格視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區別——懿德太子墓在墓道東、西兩壁，繪三出闕和城墻為背景的太子儀仗，象征現實中的宮門。隧道前半段繪棨戟等，壁龕中主要放置儀仗俑，象征現實中的殿門。隧道后半段和前室，壁畫多為婦女群像，有持團扇的、提炭爐的、捧杯的、執瓶的、掌燭臺的、拿佛塵的、等等，壁龕中除了各類陶俑之外，還有各種生活用具，象征現實中的殿（前朝）。甬道和后室中的壁畫為侍女形象，有捧果盤的、執箜篌的、持琴的、懷抱琵琶的、等等，后室內置雕刻精致的廡殿頂石槨，象征現實中的宮。隨葬品以大量的陶俑為主，懿德太子墓的陶俑總數達千件之多——大約從武周時開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分為出行儀仗俑和家臣侍者兩大類，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裝俑，以后逐漸減少；武周時出現高大的馬俑和駝俑。后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斷增多，樂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屬此類。受佛教影響，鎮守墓門的一對武士俑在盛唐時演變為天王俑。鎮墓獸一為人面，一為獸面，而武周時期又進一步演變為頭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獸。隋代開始出現的人身禽獸首的十二生肖俑到開元、天寶時期更為盛行。陶俑的數量，因墓主的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額。方形有蓋的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為普遍，其大小也視墓主的身份而有等級之分。

31、明十三陵：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除了第七個皇帝（代宗朱祁鈺）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之外，其余13個皇帝均葬于北京西北的天壽山一帶，是為明十三陵。這里天壽山主峰居北，其左右又繞以群山，山巒是緩坡均向著之間的盆地，盆地之中又有河溪逶迤東流，盆地之南還有龍山（東）和虎山（西）與群山遙遠相對，不失為一塊風水寶地。所有帝陵都位于山巒緩坡上，背靠高山，面向盆地，取居高臨下之勢。十三陵區的神道建筑自南向北分別是石牌坊、大宮門（門外兩旁各立有“官員人等至此下馬”石碑1座）。由此開始算6 / 14

是進入了神道。大宮門北有碑亭1座，乃大明長陵神功圣德碑。碑亭往北神道的兩旁排列著石獸24尊、石翁仲12尊。整個神道長約5公里。

明帝陵陵園的建制，可以朱棣長陵為例說明。進入陵門之后，即為陵恩門，再北為陵恩殿，殿北為方城（下）明樓（上），方城明樓北即為高大的封丘（名寶頂）。寶頂四周繞以城墻和明樓相銜接，總稱為寶城。所有這些高臺建筑均坐落在一條縱軸線上，其兩側又繞以圍墻，各建筑物間又有隔墻，使之各成院落。這完全是模仿北京紫禁城的建制。明帝陵地宮的情況可以神宗定陵來說明。地宮在寶城下面，深距地面27米，原有磚、石隧道與地面相通，下葬后封閉。地宮由前、中、后、左、右5個石結構的拱券式殿堂組成，總面積約1195平方米。后殿作橫向（面寬大于進深），其余作縱向。后殿建有棺床，上置神宗皇帝、孝瑞皇后和孝靖皇后的梓宮；隨葬品也多集中于此。中殿可能相當于現實中的殿，這里按品字格局放置著3個漢白玉雕成的寶座，每個寶座前又各放置著一個點燃長明燈的大龍缸和一套“五供”（中1香爐，兩側燭臺、花瓶各1）祭具。前殿空無一物，可能相當于現實中的門。左右兩殿結構相同，雖然修有“金磚棺床”但無物。

32、里坊制：是把城市居民區劃分為網格狀的里或坊，制訂相應的制度進行管理。有學者根據古文獻認為早在西周時期已經產生了以套以經緯涂為座標，以“夫”（方各百步）為基本網格的井田式方格網系統的規劃城市的定式。比較明確的記載言及西漢末年的長安城、曹魏的鄴城均設里或坊。目前考古勘察印證文獻資料，中國最早實行里坊制的是北魏洛陽城（《洛陽伽藍記》卷五說到：“（北魏洛陽城）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隋大興城唐長安城的里坊制最為典型。該城住宅區被街、陌和坊墻劃分為109坊，各有坊名；坊內雖有三縱三橫的巷以便通行，但只在四面坊墻上各開1門通往坊外，并且定時開閉坊門。各坊均設有坊正，負責坊內督察催驅之事。由于這樣的設置和管理造成市民生活的不便，唐中晚期逐漸受到破壞，北宋及后代則不置坊墻，建設開放式的街巷，實行“廂坊制”進行管理。

33、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種盛行于唐代的低溫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屬氧化物，經

過焙燒，便形成淺黃、赭黃、淺綠、深綠、天藍、褐紅、茄紫等多種色彩，但多以黃、褐、綠三色為主，因此被稱為“唐三彩” 。它主要是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過程中發生化學變化，色釉濃淡變化、互相浸潤、斑駁淋漓、色彩自然協調，花紋流暢，且吸取了中國國畫、雕塑等工藝美術的特點，采用堆貼、刻畫等形式的裝飾圖案，線條粗獷有力，在色彩的相互輝映中，顯出堂皇富麗的藝術魅力，是一種具有中國獨特風格的傳統工藝品。唐三彩常用于隨葬，做為明器。

34、鎮墓瓶：鎮墓瓶也叫鎮墓罐、斗瓶、五谷瓶，是中國古代墓葬中比較常見的隨葬物，

流

行于東漢中后期，一直沿用到魏晉時期。鎮墓瓶多陶質，個別泥質。瓶內一般裝 有面粉、粟粒、云母片等所謂的神藥，個別的裝有鉛人，瓶腹文字多用朱色或墨色 直接書寫在腹部，鎮墓文多少不等，多者百余字，少者僅數字。文字的文體和內容 比較固定。一般的行文規律是豎行自右而左書寫，起首注明年號、月日、干支，之 后書死者鄉里及姓名，再書寫慰藉性語言及供死者冥用的“斗瓶五谷鉛人” 、“八魁九坎”等，其后是為死者祈福、解罰、約束亡靈的破除讖語，最后仿效官府文書的 文體以 “急急如律令” 結束。

解謫瓶：陶瓶，大致分為兩式：陜西出土者，為小折沿束頸折肩斜壁小平底，肩直徑與瓶高比例約為1：3 ，常見者23厘米左右；河南出土者，形式略同，但比例較小，呈大腹罐形。東漢至魏晉流行，早期道教文物。瓶壁有朱書 或白粉書文字，一般格式為：某年月日，為某家某人死亡所作，希望死者解除罪謫，不要打擾生人，鬼神佑助之，急急如律令等。或者繪有星圖、道符，以為鎮壓。此類文物，不早于東漢，主要出土地為陜西、河南，四7 / 14

川、江蘇也有出土。最晚期的，似見于敦煌魏晉墓。

35、開成石經：唐太宗太和四年（公元830 年）由艾居晦、陳玠等人用楷書分寫，約用了七 年時間刻成的一部石經。開成石經，唐代的十二經刻石。又稱唐石經。始刻于文宗 大和七年 (833) ，開成二年 (837) 完成。原碑立于唐長安城務本坊的國子監內，宋時移至府學北墉，即今西安碑林。中國清代以前所刻石經很多，唯開成石經保存最為完好，是研究中國經書歷史的重要資料。

36、虞弘墓：該墓于1999 年 7 月發掘于太原市晉源區王郭村南，墓葬為磚砌單室墓，帶斜坡墓道，墓室平面呈弧邊方形，殘存漢白玉石槨、八角形漢白玉石柱、石雕供養 人頭像等。石槨呈仿木結構的建筑形式，由槨座、槨壁、槨頂三部分組成，特別珍 貴的是，在槨座和槨壁四周，雕刻有內容豐富的浮雕圖案，且施以彩繪或描金。圖中人物、服飾、器皿及花鳥等紋飾帶有強烈的中亞民族文化色彩。該墓是迄今為止中原發現的唯一經過科學發掘，又有準確紀年的反映中亞文化的考古資料，內容豐富 ，保存完整。對研究北朝、隋代中西文化交流、絲綢之路和晉陽城的歷史具有極重要的價值。

37、朱然墓：中國三國時期東吳左大司馬、右軍師、當陽侯朱然的墓。位于安徽馬鞍山雨山鄉。1984 年發掘。為雙室磚墓，全長8.7米。墓磚上模印“富且貴，至萬世”等篆書吉語及錢文。該墓雖經盜掘 ，仍出土隨葬品140余件 ，絕大部分為漆木器。其中描繪宮庭生活的“宮闈宴樂圖”漆案，道德禮教題材的“百里奚會故妻圖”、“伯榆悲親圖”漆盤等為漆器珍品。還發現“蜀郡乍牢”漆器銘文，可據以推測漆器產地。朱然墓是迄今發掘的吳墓中等級最高的一座，對研究東吳的埋葬制度甚有 值 。

38、麥積山石窟：麥積山石窟位于天水東南約30公里山中，因該山狀如堆積的麥垛而得名。據文獻記載，麥積山石窟自后秦時開窟造像，創建佛寺。后經北魏、西魏，北周、 隋 、

唐、五代、宋、元、明、清十多個朝代 1500多年的開鑿重修，遂成為我國著名的大型石窟之一，因此保存了各代洞窟194個泥塑像、石雕像7000余身，壁畫1300平方米。塑像有浮雕、圓雕、模制影雕、壁雕四種。數以千計的塑像的大小與真人相若，以形傳神，神形兼備。被譽為 “ 東方雕塑藝術館 ” ，對研究中國的佛教史、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都提供了重要的實證。

39、石闕：中國古代用于標志建筑群入口的建筑物。常建于城池、宮殿、第宅、祠廟和陵墓之前。石闕最初是顯示威嚴、供守望用的建筑，后逐漸演變成顯示門第、區別尊卑、崇尚禮儀的裝飾性建筑。石闕有單檐或重檐的正闕和單檐或重檐的子母闕兩種形式。其多為仿木的石砌實體，外表刻出斗栱柱枋形象，闕身上部有人物、走獸、車馬、四靈等浮雕。

40、模印拼嵌畫像磚墓：墓內壁面用模印畫像磚拼嵌成大幅磚畫的東晉南朝墓葬，分布于南京市及附近的丹陽縣等地。其做法是將畫像按粉本分別模印在多塊磚坯上，入窯燒成磚后， 再拼嵌在墓壁上。模印拼嵌磚畫，是在1塊單磚構成1幅圖像的畫像磚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到東晉末南朝初出現了由多達數十塊到數百塊磚構成的大幅畫面。這些磚畫是研究東晉南朝繪畫藝術、服飾制度等方面的重要實物資料。

41、永樂宮：道教宮觀，奉祀呂洞賓，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原址在中國山西芮城縣永樂鎮 。

最初為呂公祠，或因呂仙傳說而建。金代末年，改祠為觀，后毀于火災。元世祖 中統三年，馬真皇后敕令升觀為宮，名大純陽萬壽宮，后又更名永樂宮。當時由全真道士宋德方住持，永樂宮漸成為全真道的大叢林。明清兩代幾經修建，至今存 四殿。1959 年，永樂宮得以保存的全部建筑并壁畫，依原樣遷于芮城縣龍泉村。永樂宮布局疏朗，中軸線上由南至北分別為山門、龍虎殿、三清 殿、純陽殿和重陽殿 。永樂宮是現存最早的道教宮觀之一，也是目前 保存最完整的一組元代建筑，宮內保存著舉世聞名的元代壁畫藝術， 三清殿和純陽殿內的壁畫尤為精美。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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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影青瓷：影青瓷也叫映青瓷，其前身是青白瓷，被稱作 “色白花青”的影青瓷是北宋中期景德鎮所獨創，其釉色青白淡雅，釉面明澈麗潔，胎質堅致膩白，色澤溫潤如玉，所以歷史上有“假玉器”之稱。南宋李清照在《醉花陰》中有“玉枕紗窗”之句，玉枕指的就是青白瓷枕。元代的青白瓷產品有的還印有“玉出昆山”和“玉出昆岡”銘款。南宋時大量生產，而且“著行海內”，是市場上的搶手貨。當時的影青瓷絕大部分為薄剔而成的透明飛鳳等花紋。這些花紋由技藝高超的陶瓷藝人在坯體上刻制之后，以透明青釉，高溫燒制而成。

43、鎮墓獸：鎮墓獸是我國古代墓葬中常見的一種怪獸；是為鎮攝鬼怪、保護死者靈魂不 受

侵擾而設置的一種冥器。從考古發現的情況考察，鎮墓獸最早見于戰國楚墓，在楚國墓葬中已發現數百件用于鎮墓辟邪的木雕鎮墓獸。年代從春秋中期到戰國中晚期。春秋中晚期到戰國早期多為單頭單身，戰國中期的式樣與數量最多，為單頭單身與雙頭雙身兩大類。這一時期，鎮墓獸主要以木、骨質為主，陶質極少。及至魏晉隋唐時期，鎮墓獸大量流行，主要為陶質和唐三彩，金屬和石制品極為少見。五代以后，鎮墓獸逐步消失。

44、十二辰俑：代表地支的十二種動物俑，亦稱“十二生肖俑”，多見于隋唐、五代及宋墓中 。隋、唐有灰陶、紅陶、青釉瓷等制品，俑的形象主要有三種，一種是人俑帶生肖俑，即十二生肖俑的后足踏在人俑的雙肩，前足攀在人俑的帽沿上；一種是人身生肖俑 ，即人俑身生肖首；另一種是人俑捧生肖，如江西進賢宋墓出土器，頭戴平頂帽，額前刻一 “ 王 ”

字，衣著和文吏俑相同，腰束帶，雙手各捧一生肖。均為圓雕。四川西昌三坡唐代墓出土的陶罐上，模印直徑為 3 3 3 厘米的十二生肖一周，則為浮雕。

45、遼陳國公主墓：陳國公主墓是遼國王室貴族墓葬的代表，位于中國北部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 盟的奈曼旗, 是一座公主與駙馬合葬的磚室墓。墓葬由墓道、天井、前室、東耳室、

西

耳室及主室六個部分組成，全長16.4米。墓道呈階梯狀斜坡式，墓道兩側及墓室、耳室頂部均有彩繪圖案。墓葬前室呈長方形，東、西耳室及主室平面呈圓形。墓室內還安裝有門檻、門框、門扇及門楣等設施。主室內壁還有木護圍墻，這是遼代王室貴族墓的一個重要特點。墓葬主室內有以五層磚砌成的長方形尸床，兩具骨骸并列其上。公主與駙馬全身穿有銀絲網衣，頭戴金冠，面覆金面具，腳穿鎏金銀靴，并系有腰帶。墓內壁畫以契丹傳統的寫實風格，形象再現了墓主日常生活的情景。遼陳國公主墓的發現，為研究遼代契丹族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生活習俗及 其與漢文化的交往，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46、李靜訓墓：李靜訓墓是隋代一九歲女孩的墓葬，發現于距離唐長安城西墻內約一公里的 梁家莊附近。墓制平面呈甲字形的土坑豎穴墓。墓室中露出了一具完整的石槨和一方墓志。據墓志可知，墓主是一個年僅九歲的女童，名叫李靜訓，字小孩，隴西成紀人，自幼深受外祖母周皇太后的溺愛，一直在宮中撫養。且對為何葬在城內給予了解釋。棺蓋內刻有“開者即死”四字。棺內出土包括絲織品、陶器、瓷器、金銀器 、銅鐵器、骨木漆器、陶俑及玻璃器皿等大量精美隨葬品，多為其生前所用。李靜訓墓的發掘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批代表短暫隋代的斷代標準器。其對研究隋朝喪葬制度等有 很大幫助。

47、永寧寺碑：中國明代碑刻。永樂十一年（1413）“永寧寺記”和宣德八年（1433）“重修 永寧寺記”二碑的簡稱。“永寧寺記”碑記述明太監亦失哈，于永樂九年赴奴兒干（今黑龍江下游特林地方）設都司衙門及兩年后建永寧寺等事 ，內容可補《明史》之缺。碑高1.79 米，正面刻漢文，背面額刻蒙古文，下刻蒙古文和女真文，內容均為正面漢文縮寫。兩側上下還分書漢、藏、蒙古、女真文六字真言。“重建永寧寺記 ”碑用漢文記述亦失哈再赴該地重修永寧寺事。碑高2.06米。二碑是明初繼前代管轄黑龍江、精奇里江、烏蘇里江、松花江流域及庫頁島的重要物證。1858年沙俄與清政府簽訂《璦琿條約》后，侵占碑所在地。1904年，二碑被移至海參崴博物館，后不知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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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俗稱千佛洞，位于敦煌市東南25公里鳴沙山東麓宕泉河崖壁上，南北長約1600米。其始建于秦建元二年 (公元366年)是一座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寶庫，一個有1600余年歷史的曠世奇葩。莫高窟雖然在漫長的歲月中受到大自然的侵襲和人為的破壞，但目前仍保存有從十六國后期到北魏、西魏、北周、隋、唐 、五代、宋、西夏、元等各代洞窟492個, 彩塑2415 身, 壁畫45000 多平方米, 唐宋木 結構建筑5座。莫高窟的藝術是融建筑、彩塑、壁畫為一體的綜合藝術。近代以來又發現了藏經洞，內有 5 5 5 萬多件古代文物，并衍生出了一門專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學科—— 敦煌學。其建筑、壁畫和藏經洞資料為研究中國古代政治、經濟 、文化、軍事、地理、宗教、社會生活、民族關系、中外友好往來及文化交流等， 提供了浩如煙海的珍貴資料，是人類衡有的文化寶藏和精神財富。

49、新疆尼雅遺址中國西漢至魏晉時期西域諸國之一的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豐縣尼 雅河北的塔克拉瑪干沙漠中。20世紀初，英籍學者A. 斯坦因曾來考察和掠掘。1959年后新疆博物館又作過多次調查和發掘。多數學者認為，這里是《漢書 · 西域傳》中精絕國和《椰子西域記》中尼壤的遺址。其居住區分南北兩部分，相距約5千米 。共發現房屋數百幢，房外有牲畜棚舍。北部一寺院中有圓錐形土坯塔。寺院南 2千米處有冶鐵遺址。在居住址中出土富有地方特色的木家具、陶容器、工具、毛織物，以及來自內地的絲織品、五銖錢、銅鏡和印范等。還有書寫漢文、佉盧文和古和闐文的簡牘。遺址北邊為一片墓地。遺址的發現對研究西域與漢晉王朝的關系有重要。

50、南朝陵墓石刻：中國宋、齊、梁、陳四朝帝王陵墓前的石刻。分布在江蘇南京附近（包括江寧、句容、丹陽）。多數曾遭到破壞。清代學者即有著錄。至1934年共發現28處 。50 年代后進行調查，總計發現31處。石刻分石獸、石柱和石碑。石獸均有翼。帝后墓前有雙角的天祿（鹿）和單角的麒麟；王侯墓前有無角的辟邪。石柱或稱華表和表，圓柱形。柱首為圓蓋或蓮花座式，上立一小獸；柱礎分兩層，亦有雕刻。石碑的碑首為圓形，左右雕雙龍交纏，碑身刻文字，側面有紋飾，碑下有龜座。這些石刻形體巨大，造型優美，雕琢精致，是南朝石雕藝術的代表作品。

51、南京東晉、南朝帝王陵墓和大族家族墓地：東晉、南朝時期的帝王陵墓和大族家族的墓地，位于中國東部江蘇省的南京市 。年代為公元3世紀～公元5世紀。南京東晉、南朝帝王陵墓和大族家族墓地，坐落在南京市和丹陽縣城附近，現存共31處。陵墓的建造規劃講究望氣和風水，一般背倚山峰，面臨平原，這種制度直接影響到后世的葬制。墓葬均為磚室結構，墓門均為石砌，門額呈半圓形。陵前均有長長的排水溝。墓室的墻壁還使用了花紋

磚和嵌砌大幅磚畫，這是在東漢畫像磚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墓前神道上還多設有石獸、石柱、石碑等陵前石刻，雕刻十分精美。多年來，由于屢遭盜掘，這些陵墓內的隨葬品已所剩無幾。南京東晉、南朝帝王陵墓和大族家族墓地的發現，對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尤其是墓葬制度具有深刻的意義。

52、鞏縣宋陵：中國北宋的皇陵。在河南鞏義市（原鞏縣）嵩山與洛河間丘陵上。東距北宋都城汴梁城(今開封市) 約50千米。陵區南北約15千米，東西約10千米 ，共有8座陵墓 ，從宋太祖趙匡胤到宋哲宗7 位皇帝 ， 以及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均葬在這里。1918年日本人曾來此考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學者進行了多次考查。8 座陵墓的建制基本相同 ，都有兆域 (塋域) 、上宮和下宮。兆域四周種植棘枳，內除皇陵外，還有祔葬的皇后陵及宗室子孫、當朝重臣陪葬墓。上宮有陵墻，平面四方形，中心是陵臺，四隅有角闕。東、北、西三門外各有一對蹲獅，南門外神道兩側排列著石獸、石柱及石雕的將軍、大臣等。下宮在帝陵西北，是日常奉饗之處。鞏縣宋陵與歷代皇陵相反，面山背水，把陵臺安置在地勢最低的地方，大概是受了當時風水堪輿學說的影響。陵前石刻群十分壯觀，10 / 14

采用圓雕、浮雕、線刻等多種 技法，造型雄渾，表現手法細膩，不少是雕刻藝術珍品。太宗妃子、真宗生母元德 李后陵為太宗永熙陵的祔葬后陵之一， 1984 1984 1984 ～ 1985

1985 1985 年發掘 。因早年已遭盜掘，出土少量隨葬品，其中的玉謚冊、哀冊及精美的越窯秘色瓷器，定窯細瓷器有較高的文物價值。

53、西夏王陵：西夏王朝帝陵及其陪葬墓，位于中國西北部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銀川市。年代 為公元1038年～公元1277年。西夏王陵包括西夏王朝的皇陵及其陪葬墓，總面積約40

平方公里。陵區內分布有9座帝王陵和70余座王公、大臣的陪葬墓。西夏王陵仿照宋朝帝陵格局修建，王陵呈縱長方形，每座均為獨立完整的建筑群體，由鵲臺、神墻、碑亭、角樓、月城、內城、獻殿、陵臺等部分組成，特別是黃土筑成的八角塔形陵臺，高達20余米，被譽為" 中國金字塔" 。王陵均為塔式，是漢族佛教文化與黨項族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地宮的形式也與唐宋帝陵基本相同，由墓道、中室和左、右耳室組成，深達 242424 米多。陪葬墓的墓主是西夏王朝的各級重要官員，按照墓主生前的地位，墓的建筑形式和規模也有所不同，反映出西夏王朝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西夏王陵的發現，為了解西夏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喪葬制度等方面，提供了全面的實物資料。

54、封氏墓群：中國北魏至隋代封氏家族的墓地。在河北景縣。1948年被挖掘，出土物散失，1955 年調查時搜集了部分文物。隨葬品中有墓志五合、墓志銘蓋一方，還有陶俑 和

瓷器、玻璃器、銅器等。其中四件仰覆蓮六系青瓷尊，胎體厚重，造型質樸、端莊 、仰覆蓮六系青瓷尊俊秀，是當時北方青瓷的代表產品。

55、茹茹公主墓：中國東魏高歡第九子高湛妻子、柔然(茹茹) 可汗阿那瓌孫女鄰和公主閭氏之墓 。位于河北磁縣大冢營村。1976年發掘。茹茹公主死于東魏武定八年(550)，死時僅

13歲。墓室為弧邊方形單室，穹窿頂東西長5.58米。南邊有甬道及斜坡式墓道。墓內有大量壁畫 。墓道兩壁分繪以青龍、白虎為引導的儀仗隊列，上方有羽人、鳳鳥、獸首人身像等。墓道地面繪有地毯。甬道兩壁繪侍衛門吏，券門正中繪朱雀，兩側為對稱的獸首人身像。墓室頂部繪星象；壁面上段繪四神 ，下段繪茹茹公主及侍女 、盛裝女子等。該墓早年被盜，出土彩繪陶俑 000 余件，以及拜占廷金幣2枚。該墓壁畫填補了東魏畫跡的空白。對研究美術史有重要價值。其墓志及出土遺物，是了解北朝政治、經濟、宗教、藝術、中西交通的重要資料。

56、青龍寺遺址：中國唐代長安城名寺遺址。位于陜西西安鐵爐廟村北，即唐長安城新昌坊內 。1973年和1980年發掘。寺前身為隋靈感寺，是佛教密宗教派的根本道場。唐代景云二年（711）改名青龍寺。寺址南部已被破壞，西北部有東西并列的兩組院落遺跡。早期遺跡為隋代靈感寺的一部分，毀于唐武宗會昌滅佛時；晚期為唐宣宗時重建，延用至北宋。早期西院有中三門，門內設塔，塔北建佛殿，四周有回廊或院墻。東院中心亦有一殿堂。晚期西院伽藍廢中三門，在早期舊基上重建殿、塔，并修治回廊，新設北門。東院也重建了殿堂。晚期殿、塔規模不如早期宏偉。青龍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地位，天寶以后，日本、新羅等國僧人來中國學習密教 ，多到青龍寺求法。寺址的發掘，為研究唐代寺院布局提供了重要資料。

57、白沙宋墓：宋代家族墓葬，位于中國中部河南省的禹州市。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趙大翁 及其家屬的墓葬，共3座。趙大翁墓為磚室仿木建筑結構墓，分為前、后兩室，前室呈扁方形，后室為六角形，中間有過道相通，過道7.26米。墓門正面有仿木建筑的門樓，墓內墻壁也砌出柱子。白沙宋墓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區的仿木建筑雕磚壁畫墓中保存最好，結構最為復雜，內容最為豐富的一處。它的發現，為研究北宋仿木建筑的雕磚壁畫墓提供了重要資料。

58、王建墓：中國前蜀主王建的永陵。位于四川成都老西門外。據出土的哀冊，王建卒于 光天元年 (918) 。王建墓上有圓形陵臺，高約15 米。墓室有前中后3 室 ，以14 道紅砂巖11 / 14

構筑的拱券為骨架，券間鋪石板。券頂涂天青色，壁面為朱色。中室石棺床四周有伎樂浮雕，是研究唐宋音樂的重要 資料 ；棺 床兩旁列有承托的十二神半身石像 ，均頂盔（成冠）貫甲。后室石床上放墓主圓雕像，并有謚寶、玉哀冊、謚冊等。墓內殘存隨葬品 303030

余件，其中銀盒、銀缽、金銀胎漆碟等，為古代工藝佳品。

59、南唐二陵：南唐先主李昪夫婦合葬的欽陵、南唐中主李景夫婦合葬的順陵，位于中國東 部江蘇省的江寧縣。南唐二陵是五代十國時期規模最大的帝王陵墓，包括五代南唐 先主李昪及其妻宋氏的" 欽陵" 和中主李景及其妻鐘氏的" 順陵" 。欽陵規模較為宏大，陵墓上部有一圓形土墩，長約21.5米，寬10.5米，高5.3米。墓道長19米，墓室分前、中、后三個主室和十個側室。前室和中室為磚筑，后室為石砌，均為仿木 結構。墓門和墓室的壁面上砌鑿有柱、枋和斗拱，其上有彩繪圖案。后室的頂部繪 有天象，鋪地的青石板上雕鑿山岳江河，象征地理。 順陵全長21.9米，寬10.1米 ，高 5.4 米，也分前、中、后三個主室和八個側室，全部為磚結構，其建筑形制與欽陵大致相仿，但規模略小。南唐二陵共出土遺物近600 件，其中以刻字填金的玉質" 哀冊 " 最為珍貴，它記錄了封建帝后的祭文，也是判定墓主身份的主要依據。南唐二陵的發現，為研究五代十國時期的帝王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60、哀冊：亦作 “哀策 ”文體的一種。封建時代頌揚帝王、后妃生前功德的韻文。多書于

玉石木竹之上。行葬禮時由太史令讀后埋于陵中。

61、龍虎瓶：宋代陪葬器皿中最常見的一種是龍虎瓶，此瓶因在瓶頸、肩處常堆塑一條蟠曲

舞動的龍，蓋鈕為虎形，故稱為「龍虎瓶」，又稱「蟠龍瓶」，以龍泉窯制品居多。實際上龍泉窯的這種龍虎瓶，其器型源自東漢時期的五聯罐，其后發展為三國吳、西晉時期的谷倉罐，是一種專為死者儲藏糧食而用的冥器，又稱「魂瓶」。

62、明器：專門為隨葬而整理的器物。又稱冥器。一般用陶瓷木石整理，也有金屬或紙 制

的。除日用器物的仿制品外，還有人物、畜禽的偶像及車船、建筑物、工具、兵器、家具的模型。在中國，從新石器時代起即隨葬明器。明器是考察古代生活和雕塑藝術的有價值的考古實物。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墓中，已出現專供隨葬的模型，如江蘇邳州大墩子遺址墓中出土方形尖頂陶屋、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墓中出土彩繪陶靴等。商周時期明器日益普遍，河南安陽商墓中曾發現錫鉛鑄造的禮器和武器，以及仿青銅禮器整理的陶明器。戰國時期，仿青銅禮器和樂器的陶明器更加普遍，象征車馬的小型車馬飾和陶、木質俑開始流行，甚至連竹木整理的床榻幾案等家具和 琴瑟等樂器，也常常是仿實用器的明器。秦漢時期陶明器數量更多，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馬俑（ 見秦始皇陵兵馬俑），大小如真人真馬。反映家貲財富豪華威儀的樓閣庭院、侍衛奴仆，井倉灶磨、車船、雞狗等明器，在漢墓中隨處可見，而且造型大 多逼真。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流行武士俑、胡人俑、伎樂俑、陶牛車，南方流行 青瓷明器，其中以蓮花尊、魂瓶、虎子 ( 溺器) 等最具特色。唐代出現三彩明器，工藝水平很高（見唐三彩）。北宋以后，紙明器逐漸流行，其他質料明器減少；但在官僚地主墓中仍不乏陶、木明器。

63、魂瓶：三國、西晉墓葬中常見的隨葬陶瓷器，亦稱 “ 青瓷谷倉罐 ” ，可以作為青瓷斷代的一種標準器。青瓷器罐上塑出樓臺、廊廡、糧甕、飛鳥及奴婢、武士等，造 型生動，布局嚴謹。谷倉罐：中國三國時期出現的一種瓷器又名魂瓶魂亭、堆塑罐等，是從東漢時的五聯 罐演化而來，形狀如壇。在罐上用堆貼與捏塑相結合的手法，堆塑著人物、鳥雀、 走

獸、亭闕和佛像等形象。其目的在于 “ 所堆之物，取子孫繁衍，六畜繁息之意。 以安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 ” 故宮博物院藏有 “ 永安三年(260) 時，富且洋宜公卿，多子12 / 14

孫，壽命長，千意萬歲未見英 ” 銘文的青釉谷倉罐，是其代表作品。該罐腹 壁堆貼著魚、龜和各種禽獸，罐口塑有樓闕館閣，衛樓閣上有持樂器的伎樂人，倉口有狗守衛，形象地表現了東漢末年及三國時期豪強地主莊園的一個側面。隨著封建割據和莊園經濟的發展，豪強地主的宅院建筑愈來愈具有封建塢堡的性質。谷倉罐也反映了三國時期制瓷工藝在成型技術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至兩晉時期谷倉罐已成為一種流行的瓷器。

64、清明上河圖：北宋張擇端畫，圖中描繪了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時節熱鬧繁華的景象，是中國繪畫史上的杰作，也為北宋商業、城市等方面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65、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多數形體較大，包括北魏至北宋延續 500

年的石、玉、 陶、鐵、木和泥造像 200 余尊，其中以北齊時期石像最多，有佛、 菩薩、

弟子、羅漢、飛天、供養人等多種題材。造像有浮雕 、 鏤雕、 線刻、 貼金、 彩繪，造型生動，線條流暢，具有極高的藝術水準。為山東地區北魏至北齊時期的石佛造像提供了一批珍貴的斷代標本。以北魏、東魏、北齊造像為主的佛教窖藏，位于中國北部山東省的青州市。

龍興寺始建于北魏時期，是一處延續千余年的著名佛教寺院。窖藏坑位于寺院遺址的最北部，南北長 8.7米、東西寬6.8米，坑內有規律地埋藏有北魏、東魏、北齊至隋、唐、北宋時期的石灰石、漢白玉、花崗巖、陶、鐵、木及泥塑等各類佛教造像400余尊。其中最大的高320厘米，最小的僅高20厘米。造像雕刻技巧高超，包括浮雕、鏤雕、線刻、貼金、彩繪等多種技法。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是迄今中國發現的、數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的發現，為研究中國佛教美術史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的實物資料。青州龍興寺窖藏佛教造像的發掘是近年來中國境內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它代表了自北魏至宋元時期中國佛教藝術的杰出成就，為研究佛教在我國的傳播及雕塑、繪畫藝術的發展提供了珍貴資料。

66、經幢：幢，原是中國古代儀仗中的旌幡，是在竿上加絲織物做成，又稱幢幡。 由于印度佛的傳入，特別是唐代中期佛教密宗的傳入，將佛經或佛像起先書寫在絲織的幢幡上，為保持經久不毀，后來改書寫為石刻在石柱上，因刻的主要是《陀羅尼經》，因此稱為經幢，是源于古代的旌幡。經幢一般由幢頂、幢身和基座三部分組成，主體是幢身，刻有佛教密宗的咒文或經文、佛像等，多呈六角或八角形。在我國五代二宋時最多，一般安置在通衢大道、寺院等地，也有安放在墓道、墓中、墓旁的。

67、云岡石窟：是我國最大的石窟之一，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和麥積山石窟并稱為中國四大石窟藝術寶庫。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處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鑿，東西綿延約一公里，氣勢恢弘，內容豐富。現存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造像5萬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紀時中國杰出的佛教石窟藝術。其中的曇曜五窟，布局設計嚴謹統一，是中國佛教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的經典杰作。

68、三角緣神獸鏡：日本古墳時代前期古墳出土的一種銅鏡。其緣部隆起甚高,斷面呈三角形,鏡背花紋是東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龍虎等獸形，三角緣神獸鏡即以此而得名。分“舶載的”和“仿制的”兩類， 通常指的是前者。迄今已發現300余枚。全屬大型鏡,一般直徑在20厘米以上。鏡的紋樣都屬浮雕式，神像和獸形的數目各有不同，排列方式可分“求心式”和“同向式”兩種，而以前者居多。鏡上的銘文有兩種，一種較簡單，是在若干方格內重復地置“天王日月”四字。另一種文句較長，如“尚方作竟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陳氏作竟用青銅，上有仙人不知老……”，“吾作明鏡，幽煉三剛，銅出徐州,師出洛陽……”等。從形制、花紋和銘文等看,三角緣神獸鏡具有中國鏡的基本特征，所以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由中國輸入的“舶載鏡”，整理年代約在漢末、魏晉之際。1920年日本學者進一步考證為魏鏡，而個別的鏡在銘文中有“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等魏的紀年，更被認為屬魏鏡無疑。因此，三角緣神獸鏡在日本的大量發現，便和《三國志·魏志·東夷13 / 14

傳》的記載了解起來，這些銅鏡被認為是當時中國魏朝的統治者贈送給日本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及其繼承者壹與的。由于中國和朝鮮一直沒有發現這種銅鏡，所以學術界便有人對此種銅鏡是否為中國所制提出疑問。大多數學者堅持認為是中國制的，并主張是中國朝廷為贈送倭國而特鑄的，有的學者則認為，有些鏡是由東渡的中國工匠在日本所作。據中國方面近來的研究，三角緣神獸鏡具有中國三國時代吳鏡的因素，應為東渡的吳的工匠在日本所作。目前,三角緣神獸鏡不僅為日本考古學界所重視,而且在日本古代史研究方面也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69、明孝陵：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謚“孝慈”，故名孝陵。作為中國明陵之首的明孝陵壯觀宏偉，代表了明初建筑和石刻藝術的最高成就，直接影響了明清兩代500多年帝王陵寢的形制。依歷史進程分布于北京、湖北、遼寧、河北等地的明清帝王陵寢，均按南京明孝陵的規制和模式營建。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紫金山南麓獨龍阜玩珠峰下，東毗中山陵，南臨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亦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寢之一。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7屆會議2003年7月3號決定，入選世界文化遺產。

70、昭陵六駿：是指陜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壇東西兩側的六塊駿馬青石浮雕石刻。每塊石刻寬約2米、高約1.7米。昭陵六駿造型優美，雕刻線條流暢，刀工精細、圓潤，是珍貴的古代石刻藝術珍品。六駿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騎過的戰馬，分別名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驃”、“青騅”、“颯露紫”。為紀念這六匹戰馬，李世民令工藝家閻立德和畫家閻立本，用浮雕描繪六匹戰馬列置于陵前。

71、銘旌：豎在靈柩前標志死者官職和姓名的旗幡。多用絳帛粉書。品官則借銜題寫曰某官某公之柩﹐士或平民則稱顯考顯妣。另紙書題者姓名粘于旌下。大斂后﹐以竹杠懸之依靈右。葬時取下加于柩上。

72、元大都：元代都城遺址。在北京舊城的內城及其以北地區。始建于1267年，在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大都城的規模已基本定型。元大都平面呈長方形，城墻全部用夯土筑成，皇城位于城南部的中央地區，宮城偏在皇城東部。縱貫宮城中央的南北大路，即是元大都的中軸大路，刻中軸線與明清北京城中軸線相同。此外，元大都考古發現還包括城門、城內街道、城內水系、居住遺址等，為中國古代都城建筑及元代社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73、洛陽伽藍記：北魏楊衒之著，洛陽伽藍記為北魏時流傳至今的一部名著，以記洛陽的佛寺為題，著重記述的是當時的政治、人物、風俗、地理、以及傳聞的故事等等。因此這部書不僅使我們了解到北魏洛陽都城的建制、佛寺的建筑和歷史的古跡，同時使我們知道了許多的歷史事實。它既是地理書，又是一部史書，並且是一部極好的文學著作。

74、“關中十八陵”：唐代帝陵除昭宗李曄和哀帝李柷的陵分別在河南澠池和山東菏澤外，其他均葬于今陜西渭北的乾縣、禮泉、涇陽、三原、富平和蒲城六個縣，稱“關中十八陵”。此外，唐高祖李淵第四代祖宣黃帝李熙的建初陵、第三代祖光黃帝李天賜的啟運陵均在河北省隆堯縣。李淵之父李昞興寧陵、武則天之母楊氏順陵在陜西咸陽。唐玄宗李隆基之兄讓皇帝李憲惠陵在陜西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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