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中50本名著簡介

2024年3月8日發(作者：師德師風培訓內容)

1、《爾雅》據何九盈考定，編定于戰國末年，是解釋古今方國之言的大匯編，“正名命物”是《爾雅》的第一個目的，《爾雅》的正名有兩個內容，一是辨名物，二是釋方語，以雅言為標準，比較各地有關的方言詞匯，有的是同一事物有不同的方言名稱；《爾雅》作為一本教科書的第二個目的是解經。

《爾雅》的地位和作用：①《爾雅》首創了按詞的義類編排詞匯的體例，它把2000來個詞條分成19個義類，基本面貌是清楚的；②釋義科學，“不語怪力亂神”③是一部研究漢語詞義演變史的好書④《爾雅》保存了一些天文、地理、歷法、動植物等方面的資料，反映了戰國時代自然科學研究方面的某些成果，這一方面使歷代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對它產生興趣，另外也為后來的訓詁學家、詞書編撰者注意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榜樣。

《爾雅》的缺陷是A有些把不是近義的詞混為一條；B有些把實詞和虛詞混為一條C把假借字當本字

2、《方言》作者西漢揚雄，字子云，四川成都人，文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他用27年的時間從事方言研究。 “凡九千字”，共十五卷，今本《方言》共分十三卷。《方言》所記載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區的詞匯，還摻雜少數當時少數民族的語言。它的體例是先列舉詞條， 然后分別說明通行情況。《方言》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重要意義：①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個人力量進行全國性方言詞匯調查的一本書。②《方言》為我們了解漢語普通話的詞匯提供了重要證據。揚雄明確提出了“通語”這個概念。③在詞匯研究方面，《方言》是一座溝通古今的橋梁，上可以了解先秦古詞，下可以用來研究現代詞匯。④在方音研究方面，揚雄提出了“轉語”、“代語”來說明方音演變關系，對于我們了解當時古音有重要意義。⑤《方言》對所記詞匯大都說明通行區域，可從中大體了解漢代方言分布的輪廓。⑥《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為記錄對象，不受文獻記載和文字形義的限制，并注意綜合時間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這在研究方法上為后世樹立了優良傳統。

3、《說文解字》許慎著，成于安帝建光元年(121年)。 “文”指的是獨體象形字，“字”指的是合體字，后代常常簡稱為《說文》。正文以小篆為主﹐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又古文﹑籀文等異體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說文解字》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說解字義、辨識聲讀的字典，它奠定了中國古代字書的基礎，也是流傳最廣的中文必備工具書。《說文》的訓解更是國人今天注釋古書、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據。所以《說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學術 價值和應用價值。

貢獻：①創學科。中國的文字學、字典學真正成為獨立的學科是從許慎的《說文》開始的，后世所說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大體不出 《說文》所涉及的范圍，許慎不僅是第一個編纂漢字字典的人，也是第一個從理論上闡明文字重大意義的人。

②立體式，該書首創了部首編排法﹐分為五百四十部。都是從文字學角度出發的，這種排列方法更能體現部首與部首、字與字之間的意義聯系，這與后世從檢字法角度的分部和按筆畫多少分類迥然不同。

③析字形，說本義。漢字是屬于表義系統文字，是由最初的圖畫文字演變而來的，這樣通過字形分析來確定、證實字義完全符合漢民族語言文字的一般規律。

④存文獻、存古篆。在解說文字中征引了大量先秦和漢代文獻，為保存先秦兩漢文獻有重大作用。《說文》完整而系統地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國人認識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橋梁；

⑤存古音。《說文》的諧聲資料和聲訓資料為研究上古聲韻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⑥定體制。許氏總結了以前的“六書”理論﹐開創了有系統地解釋文字的方法﹐先解釋字義﹐次剖析形體構造﹐再說明讀音。奠定了傳統小學解說文字的框架。

4、《釋名》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第一部詞源學性質的專著，漢末劉熙作，全書八卷， 27篇，體例仿照《爾雅》，成書時間約在公元210年。《釋名》與《方言》、《說文解字》歷來被視為漢代重要的訓詁學著作，在訓詁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其價值主要表現為：

①《釋名》以聲訓解釋名物，并注意到當時的語音與古音的異同，對后代訓詁學因聲求義的影響很大，為因聲求義開辟了道路，促使了古代韻書的產生。

②《釋名》記錄了很多漢代通用的語詞，可與《爾雅》、《說文》以及古代經典或傳注相參證。對我們了解東漢的詞匯面貌有參考哦價值。

③《釋名》又集漢代音訓之大成，為考見漢末語音，研究上古音提供了可靠的材料。特別可貴的是，《釋名》中記錄了當時一些語詞的方言讀法。這些記錄說明了漢代一些方言語詞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是揚

雄《方言》所沒有的，因而十分寶貴。

④《釋名》所訓釋的對象不側重于文獻語言，而重于日常名物事類，因此它涉及社會生活面廣，從天文、地理到人事、習俗都有所反映；加上《釋名》成書去古未遠，所以閱讀這些記載，可以獲得百科知識，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文明史，考究事物緣始和漢代生產生活情況。

5、《聲類》，根據文獻的記載，中國最早的韻書是三國時期李登編著的《聲類》和晉代呂靜編著的《韻集》。但這兩書早已亡佚。唐代封演《聞見記》說，《聲類》是“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據散見于后代的材料，可以大致知道它是把漢字按照字音分韻編排的一種書。這種書主要是為分辨、規定文字的正確讀音而作, 屬于音韻學材料的范圍。同時它有字義的解釋和字體的記載，也能起辭書、字典的作用。根據《顏氏家訓·音辭》所說“自茲厥后,音韻蜂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可以肯定的是,六朝是韻書的大發展時期,出現了很多韻書。

6、《廣雅》是在《爾雅》后出現的雅書中最有價值的一部訓詁詞典，成書於三國魏明帝太和年間（公元227——232年），張揖撰。書取名為《廣雅》，就是增廣《爾雅》，因此所釋仍用《爾雅》舊目，釋義方式也是一次釋眾詞，凡19篇，原書分為上中下3卷，總計18150字。《廣雅》其書搜集極廣，舉凡漢代以前經傳的訓詁，《楚辭》、《漢賦》的注釋，以及漢代的字書、《方言》、《說文解字》等書的解說都兼括在內，不只“訓故言”，也“釋今語”為研究漢魏以前詞匯和訓詁的重要著作，為后人考證周秦兩漢的古詞古義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料。

7、《字林》是一部按漢字形體分部編排的字書，呂忱撰，據考證，應成書于西晉。《字林》仿《說文解字》而作，全書舊制，7卷，分部與《說文》一樣，不過仍分為540部，收字12824字，比《說文》多3000多字，兼有異體。《字林》是我國辭書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字典，后人稱之為“上承《說文》，下啟《玉篇》”。唐代《字林》與《說文》并重，而且以此考取書學博士。《字林》問世的時間距《說文解字》最近，其受《說文解字》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說文解字》的校勘方面《字林》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可惜在元明之際亡佚，唯清人廣泛搜羅輯得其所釋字詞約一千六百六十個，加之今人所輯零星片斷，總數約為原書的六分之一，其中尤以任大椿《字林考逸》一千五百余條為甚。這些都為后人研究《字林》一書保留了珍貴的資料。

8、《玉篇》是一部按漢字形體分部編排的字書。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太學博士顧野王撰。書分30卷，在部首方面基本遵《說文》舊制，共 542部，但排列的次序也有很大變動，主要是按照義類相近與否來安排的。內容方面，也與《說文》大不相同。如它不分析字形結構，釋義務求全備，全書用楷體，是一部真正供檢查用的常用字典。從這個角度看，它的實用性和普及型都優于《說文》，對后世字典的編撰工作也產生過很好的影響。另外，《玉篇》先出反切以注字音，再引書證釋義，對其他字書的材料也多采納，有時加上顧野王自己的案語，以進一步闡明詞義，有時還證明古今字、異體字，這個體例是比較完善的。

9、《經典釋文》總匯經典音義，是一部資料性質的工具書，唐陸德明撰。凡30卷。成書于隋滅陳(589)之前。全書共為經文9992字，注文6129字加以音釋，合計為16121字。①此書廣集眾說，所采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是《切韻》以前惠及反切資料最為豐富的一部著作。②《經典釋文》豐富的語音資料對研究當時當時南朝的實際語音具有重要作用③全書除了用反切或直音的方法給難字注音之外，也兼及辨別字義。同時對于經典異文也多所考證，并記載了多種版本的異同。它是我國早期的對眾多古籍中的疑難文字進行集中解釋的"音義"總集之一。對認識漢語詞匯及語義發展亦有很大的啟發作用。總之，此書不但對研讀《周易》等十四部古籍有用，而且對于研究古代漢語語音、詞匯和經籍版本 等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0、《切韻》是現今可考的最早的韻書，隋代陸法言著。書成于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共5卷，收1.15萬字。分193韻：平聲54韻，上聲51韻，去聲56韻，入聲32韻。唐代初年被定為官韻。此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影響相當深遠，隋以后的各種韻書都沒有跳出它的框架，它處于韻書的支配地位長達一千年之久，真是“時俗共重，以為典規”，增訂本甚多。《切韻》原書已失傳，其所反映的語音系統因《廣韻》等

增訂本而得以完整地流傳下來。從《切韻》殘卷我們可以看出陸書的一些特點：韻字少，注釋簡略，注釋的格式是先釋義后出切。現存最完整的增訂本有兩個，一為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為北宋陳彭年等編的《大宋重修廣韻》。《切韻》開創了韻書修撰的體例，從隋唐至近代一直沿用不廢。而其歸納的語音體系，經《唐韻》、《廣韻》、《集韻》等等一脈相承的增補，一直是官方承認的正統。

11、《刊謬補缺切韻》大概寫成于唐中宗神龍二年 (706)，作者王仁昫，唐音韻學家，字德溫，唐中宗時人。他著《刊謬補缺切韻》，對《切韻》加以刊誤，增字，注分一百九十五韻，較《切韻》增“廣”和“嚴”韻，是研究《《切韻》重要資料是隋代陸法言《切韻》的一個現存的影響最大的增訂本。《刊謬補缺切韻·序》小注里說:“刊謬者,謂刊正謬誤;補缺者,謂加字及訓。”說他補正《切韻》的缺失有10多處。最重要的是增補了“廣”和“嚴”兩個韻，其余或是歸并應該歸并而《切韻》沒有歸并的小韻，或是糾正個別注釋的不當。依照敦煌本、宋濂跋本計算，增加的字大概有5000多個。《切韻》原來沒有義訓的,王書都作了增補,還增加了一些又音。體例也略有改變,敦煌殘卷《切韻》(S2683)是每一紐第一字下先出訓釋，后出反切，再記一紐字數；這樣更便于按字音檢索。另外，王書在韻目之下著名了《切韻》以前五家（指呂靜、陽休之、夏侯永、杜臺卿、李概）韻書分韻的情形，有了這些注文，我們就可以大致上了解到六朝韻書分韻的一些情況，也可以據此考察陸韻與五家韻書的關系。

12、《一切經音義》（以下或簡稱《慧琳音義》）一百卷，唐釋慧琳撰，書成于中唐時期，是佛經音義書集大成之作，它的撰作受到儒道經典音義收、前此佛經音義書的影響。《慧琳音義》釋義的最大特點是引證豐富，舉凡字書、韻書、群經諸子注疏均在引證之列，這樣的解說字義，辨析字形，詳引書證，不僅對研究文字訓詁有用，而且對輯錄古書、校勘古書也大有功用。《慧琳音義》還屢屢以今語釋古語，這為我們研究唐代語言提供了便利，對漢語詞匯史的研究彌足珍貴，可以梳理漢語向近代發展的脈絡。

13、《廣韻》全稱《大宋重修廣韻》，五卷，是我國北宋時代官修的一部韻書，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陳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韻書的基礎上編修而成，是我國歷史上完整保存至今并廣為流傳的最重要的一部韻書，是我國宋以前的韻的集大成者。原是為增廣《切韻》而作，除增字加注外，部目也略有增訂。共分 5卷，平聲分上下 2卷，上、去、入聲各1卷。分206韻,包括平聲 57韻（上平聲28韻，下平聲29韻）;上聲55韻；去聲60韻;入聲34韻。重要作用：①《廣韻》不僅把同韻字歸在一起，而且進一步把同音字歸在一起，注明反切讀音，有同字異形的又列出異體，辨析正俗，并對每個字的字義做了解釋，有的還引經據典，解釋得十分詳細，所以《廣韻》是韻書，又是字書，同時又具有類書的性質。有些後代已經失傳的典籍卻見於《廣韻》的注釋所引。②《廣韻》一書記錄了中古漢語的字音和字義，特別是數以千計的反切注音， 為後人研究這一時期的語音面貌保存了完整而詳細的資料。研究上古音和近代音也可以以《廣韻》作為橋梁和基礎，再根據其他的材料來進行。因此，它是漢語語音史上一部承上啟下的著作，對於音韻學習，《廣韻》是一部必讀文獻。

14、《集韻》是中國古代一部標注漢字讀音的典籍，主要是為分辨、規定文字的正確讀音而作，是重修《廣韻》，在仁宗寶元二年（1039）完稿。特色：①改良反切。不僅對“類隔”有改動，而且對一些反切上字等呼調類不合的也進行了改革。這些改動照顧到了當時實際語音的變化。②對同用、獨用的規定有所不同，小韻按聲紐次序排列，繼承了五代韻書的這一優點。③收字53525，比《廣韻》多出一倍，保存了豐富的字形資料和古反切資料。④在釋義方面，對“經史諸子及小學書”的訓詁，多有采納，對《廣韻》中一些與字義訓釋無關的資料則有所刪削。對我們的詞匯研究及了解語義有一定的幫助。

15《禮部韻略》和《集韻》都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由丁度等人奉命編寫的。這部書是宋真宗景德《韻略》的修訂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釋方面注意舉子們應試常用的,較《廣韻》、《集韻》都簡略，所以稱為《韻略》。又由于它是當時考官和應考的舉子共同遵守的官韻，而官韻從唐代開元以來就由主管考試的禮部頒行，所以叫《禮部韻略》。《禮部韻略》只收9590字，仍為 206韻。這書雖在當時引人注意，而對音韻學研究來說實在沒有什么價值。但是,它同《集韻》一樣,在韻目下面所注的“獨用、通用”的規定已與《廣韻》的不同，這對后來的韻書中韻部的并合，韻部數目的減少卻是很有影響的。

16、《韻鏡》是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韻圖，作者不詳，據考證，可能成書在五代。《韻鏡》一書從宋代就傳入日本，在國內失傳已久。現在所能見到的《韻鏡》是清代末年黎莼齋從日本重新傳入中國的，它是宋人張麟之在紹興辛巳年即公元1161年刊刻的。《韻鏡》總共收字3695字，分為206韻，其中平聲57韻，上聲55韻，去聲60韻，入聲34韻。全書分為四十三圖，每圖為一轉，并且標明是內轉還是外轉。韻圖在排列方法上有所革新，它把《切韻》系韻書改編為四十三個聲韻調配合表，即四十三圖，按唇、舌、牙、齒、喉、半舌、半齒七音的順序，把三十六字母排列成二十三個直行，每一直行又分為四聲、四等。在漢語等韻學的研究中，《韻鏡》一書具有重要的地位。音韻學中的開口呼、河口呼這兩個術語，最早就見於《韻鏡》一書。有關《韻鏡》的研究著作，李新魁著有《韻鏡校證》一書可參閱。

17、《切韻指掌圖》，作者及成書年代均不詳，但宋代孫奕等人在著述中有引述，因此成書年代當不晚于宋代。“切韻”二字已不是隋唐時代的涵義，而是反切別名，“切”是指反切上字，“韻”指反切下字，寫作的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當時實際語音的演變，而對中古韻書的反切重新加以圖解。《切韻指掌圖》在反映實際語音的演變方面的確是表現的相當徹底。據研究，此書的平聲韻母四十三個，入聲韻母二十四個，如果連上、去聲都計算在內，一共有一百五十三個韻母。比起《廣韻》時減少一半左右。南宋時的讀書人用《指掌圖》查出唐以前反切的準確讀音，后來的音韻學者通過《指掌圖》研究當時的語音系統。《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不立“韻攝”之名，為研究等韻和宋代語音的重要依據。

18、《干祿字書》，是當代關于正字形的一部著作，顏元孫撰。此書按四聲韻部編排，列舉同一個字的俗、通、正三種寫法，并收錄了易混字。貢獻：（1）開啟字樣學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內容，奠定后世字書的基礎。以以四聲排序，俗通正三體，收錄易混字。《干祿字書》開創的體例影響后世字書，沿用此法者如宋代張有《復古編》、遼時僧人行均《龍龕手鑒》、元代李文仲《字鑒》等等；（2）整理楷體漢字，改善訛用情況。《干祿字書》對異體字俗正、易混字音義加以分析，整理《說文解字》以來的漢字，確立楷書樣式，提供正字標準，有利于整理楷體漢字，改善訛用情況；（3）《干祿字書》紀錄了唐時的正俗字，有助考察漢字的流變，并校定古書。（4）《干祿字書》總據《切韻》四聲次第編列文字，然由于個別小韻和字的歸類不同于《切韻》，韻部數目也比《切韻》少，故此《干祿字書》可提供有關唐朝科舉考試韻部規格的資料。

19、《佩觿》三卷，宋郭忠恕撰。是魏晉以來辨形字書的總結，對于規范漢字以及研究漢字的形體演變規律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書上卷備論形聲訛變之由，分為“三科”：一曰造字，二曰四聲，三曰傳寫。中、下二卷則取字畫疑似者，以四聲分“十段”。關于漢字的構形，郭忠恕認為“造字之旨，始于象形，中則止戈反正而省聲生焉”，即有象形、會意和形聲。《佩箍》的價值和影響： （一）《佩瞞》多字頭的形近字對比編排，不僅有助于規范文字，對后世辭書的編排也有重大的影響。 （二）郭忠恕關于漢字的構形及漢字演化的理論豐富而全面，他的構形理論 既啟發“三書”之說，又開“四體二用”之先河。他列出的 34種文字現象很多都觸及到漢字演化的基本規律，對后世學者影響較大，對現代的文字學研究也無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三）文字發展演化的理論創設，也是傳統字書所沒有的。關于漢字的演化，我們能從中汲取富有啟示的思想營養，以指導今天的文字學研究。

20、《中原音韻》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韻學名著，繼承了《切韻》等韻書的傳統，1324年出版，元代周德清著，是代表近代官話的一部韻書，是中國最早出現的一部曲韻著作 。《中原音韻》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韻書的形式，把曲詞里常用作韻腳的5866個字，按字的讀音進行分類，編成一個曲韻韻譜。第二部分稱做《正語作詞起例》,是關于韻譜編制體例、審音原則的說明，關于北曲體制、音律、語言以及曲詞的創作方法的論述等。 ①《中原音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關14世紀漢語共同語的語音體系，在漢語語音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它是我們研究近代漢語語音史的必要參照系，研究現代漢語方音，進行方言調查都有重要意義。②《中原音韻》對於當時以及以後的北曲創作起過很好的指導作用，而且以後的許多曲韻著作大多以它為樣板，在他的基礎上進行詮釋，或者沿襲它的體例進行改編。直到南曲興盛時這本著作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中原音韻》對於中國戲曲史以及漢語史的研究來說，都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料。另外，此書對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形成也有一定的貢獻。

21、《洪武正韻》是明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樂韶鳳、宋濂等11人奉詔編成的一部官方韻書，共16卷。此書分韻76部，計平、上、去各22部，入聲10部。但未在每一韻下注出聲類。其韻部情況與《古今韻會舉要》接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北方官話(讀書音而非“說話音”)的實際情況。在文字義訓方面,則沿襲《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的內容。由于保存了入聲韻，許多研究者認為它摻雜了南方方音，與編者標榜的“一以中原雅音為定”不盡相合。由于此書既不能充分反映當時的“雅音”，又與讀書人習用的傳統“詩韻”完全不合，故不受明代學術界重視。但戲曲界以其與南曲演出的聲韻較為合拍，故奉為南曲韻書圭臬。明清南北曲用韻有“南從洪武 (《洪武正韻》)，北問中原(《中原音韻》)”之說。

22、《韻略易通》作者蘭茂，此書成書于明正統七年（1442），是繼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后又一部重要的音韻學著作，該書的結構體系打破了傳統韻書以四聲分部以韻為綱領的模式，開創性地按照《早梅詩》二十聲母的次序統轄同音小韻，并以先舉聲韻后別四聲的體例編排，審音細致、脈絡詳明，非常接近現代通用的同音字表。而且他所歸納出的語音系統著意于當時的真實語音，不拘泥于古韻書的樊籬，為今人研究近古官話的演進提供了寶貴的語音材料。同時由于該書側重于“尋常方俗之語、日用事物之名”，收字和釋義的著眼點亦不同于以往韻書、字書的專為讀經服務，因而對文字學、訓詁學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23、《元韻譜》，明末內丘喬中和撰。《元韻譜》是一部韻書，一部等韻化的韻書，其編撰不受傳統韻書的影響，而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語音感覺，歸納出反映當時實際語音的聲韻調系統，為我們提供了一份活生生的語音材料，為我們研究明代語音提供了語音方面的支持。《元韻譜》的語音基礎是河北內丘話，這對于研究現代河北內丘話的流變以及河北方言史的研究都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同時對于方言學、漢語史、韻書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

24、《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作于元后至元二年(1336)，作者劉鑒。《切韻指南》既然是為人們閱讀經史而作，便于時人檢索就是一項基本要求。但是，當時的實際語音，已經與作者心目中的經史正音大不相同，要便于時人檢索，不能不指出當時的實際語音跟經史正音的對應關系。這就需要在韻圖之外加上各種說明，這些說明，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實際語音。《切韻指南》在漢語語音史上的價值，正在于此。

25、《青郊雜著》，作者桑紹良，此書的語音系統為北方官話音系，有聲母二十，用一首《圣世詩》為代表字，有十八個韻部，四十六個韻母，六個聲調。桑紹良的重要貢獻就是提出了“四科”，“四科者，音有四等：重，次重，輕，次輕是也”，“四科”就是后來的“四呼”，重科相當于合口呼，次重科相當于撮口呼，輕科相當于開口呼，極輕科相當于齊齒呼。桑紹良在樸隱子、潘耒之前，于16世紀下半期就能明確劃分四呼，這是值得一書的。

26、《交泰韻》，成書于萬歷三十一年（1603），作者呂坤，河南寧陵人，明末思想家。“全書雖不具，而無一體不括凡例中，無一字出于總目外。觀者持此以衡諸家，而心目自豁然矣。韻名‘交泰’，以上下相呼應也”（自序），所謂“上下相呼應”，這是他改良舊反切的理論基礎，從他對切上字的改動，可以看出濁聲母字已消失，知照已合流，實際聲母只有十九類。《交泰韻》反映了當時中州地方的實際口音，此書在明末清初影響很大，方以智的《切韻聲源》、林本裕的《聲位》等都肯定《交泰韻》的“廢門法”，清初樸隱子作《反切定譜》更得益于此書。

27、《字學元元》也是成書于萬歷三十一年（1603），十卷，作者袁子讓。此書仿《四聲等子》而兼取《切韻指掌圖》之法，作“古四聲等子二十四攝”韻圖一。袁子讓將此書命名為“字學”，因其中不但是論等韻，也討論“六書”（卷七），之所以叫“元元”，是作者認為“天有元聲（指韻），地有元音（指聲）”，以往的韻圖多音聲不正，他要“扶其元”，“溯其元” ，“清其元”，“是集調‘元’也”。從這樣的目的出發，此書不只有等韻圖表，還有大量分析音理、議論諸家得失的文字，資料相當豐富，是近代語音史上一部重要韻書 。

28、《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羅馬字注音供西洋人學習漢語、漢字用的音韻學著作，作者為法國天主教

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耳目資》最后定稿于1625年。金尼閣編著《耳目資》不僅得到中國學者的直接幫助，也吸引了利瑪竇等人的研究成果，《耳目資》集中體現了明末西洋傳教士研究漢語音韻的光輝成就，是中西兩種文化相結合的典型。全書共分為三編：第一編《譯引首譜》是總論，第二編《列音韻譜》是從拼音查漢字，第三編《列邊正譜》是從漢字查拼音。金尼閣的羅馬字注音方案只用了25個字母（ 5個元音字母，20個輔音字母）和 5個表示聲調的符號，就可以拼出當時“官話”的全部音節。《西儒耳目資》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它首次運用“西字”標注漢語音節，并進行音素分析，他的音素分析法對舊等韻無疑是有力的沖擊。這種比“反切”簡單容易得多的方法，引起了當時中國音韻學者極大的注意和興趣。有的學者還從中受到啟發，產生了中國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設想。但金尼閣本人并不贊成，對漢語的特點有深刻的認識。

29、《焦氏筆乘》明代筆記，明焦竑撰。焦竑重視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學問，他說：“小學，謂文字之學也。”使小學從一般儒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并取得了較快發展作出了貢獻。因此在《焦氏筆乘》中有許多關于古代文獻資料的考證和古今文字形音義辨正的內容，散見其中。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其一，是關于古代典籍真偽的考辨。其二，關于傳注與注疏的形成與評價。能夠用歷史的眼光分析傳注發展的過程，不受經學種種迷信的束縛。其三，關于六書焦竑重視文字學的理論建設。其四，關于《詩經》的研究焦竑論《詩》的筆記有十多節，他在《詩經》研究中最大的發現是證明“古詩無葉音”，焦竑研究詩經所用的，收集和分析大量文獻語言，加以分類、引證，從中探尋古代語言文字的規律性，根據這種規律訂正古書的訛誤和后人研究中的錯失，正是后來清代學者大量采用并取得巨大成效的考據方法。開創了清儒考據學的發展道路。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焦竑在《焦氏筆乘》中用很大篇幅記載了他搜集的各種藥方。從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到《焦氏筆乘》在經學、史學、文學、醫學方面均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30、《丹鉛總錄》成書于明隆慶（1572），二十七卷，楊慎（１４８８一１４５９）撰。為作者考辨群書異同之筆記匯編。楊鎮博通群籍，善于校勘、考辨諸書異同，所著皆以“丹鉛”為名，大都為其遣戍云南期間所著。分天文、地理、時序、花木、鳥獸、宮室、冠服、珍寶、音律、物用、人事、人品、史籍、訂訛、字學、雷爵、博物、禮樂、卦名、飲食、干支、數目、怪異、身體、詩話、瑣語等二十六類，每類又分若士細目，廣引經、史、子、集各類書籍記載進行考證，證其源流、辨其異同、正誤，闡發己意。于經傳注重古韻古訓，主張信信、疑疑。反對空談。對后世學者影響甚深遠。

31、《毛詩古音考》作者陳第，字季立，號一齋，福建連江人。明代著名古音學家。此書成書于１６０６年，它的問世，宣告了“葉音”說被徹底破除。此書體例，取《詩經》韻字四百四十個，每字先注音講解，后列“本證”，即《詩》自相證，列舉《詩經》中能證明此字讀音的篇句，依次排列。本證之后為“旁證”，取與《詩經》大致同時的《左傳》、《國語》等韻語相佐證。又廣采前人及當時人的研究成果，引用自漢至明如鄭玄、揚雄、劉熙、許慎、高誘、徐邈、沈約、蕭該、張守節、陸德明、顏師古、吳□、揚慎、焦□等十幾家所注古讀，徹底否定了葉韻說，至清初頤炎武撰《詩本音》，江永撰《古韻標準》以踵其后，以經證經，始全部澄清時韻之謬，而陳第此書實開其先聲，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開除先路，則此書實為首功”，張裕釗《重刊毛詩古音考序》謂“我朝經學度越前古，實陳氏有以啟之”，“有明一代，蔑弁古學，訛謬相循。沉潛遺籍，杰出元解，陳氏一人而已”。陳氏此書不僅對《詩經》有功，對于研究先秦兩漢古籍亦為有助。對后世古音學的形成與發展都有深遠影響。《毛詩古音考》在古音研究方面的貢獻主要有兩點：第一，徹底與葉音說決裂，建立明確的歷史觀點。第二，確定了古音研究的范圍，發明了新的研究方法，把古音研究引上了科學的道路。他“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

32、《六書故》南宋文字學家戴侗作，刊行于元延佑七年（1320），是一部用六書理論來分析漢字的字書。戴侗字仲達，永嘉人。全書有33卷,按事類編排，共分為七個大類,立479個細目。書的前面有《六書通釋》一卷，其中不少見解值得稱道。如對于音與義的關系闡發尤其多，對文字的起源問題，也有很好的見解，揭露的古注疏的弊端也很中肯，對“本義”、“引申”、“假借”也有具體的論述，在文字材料方面能援引鐘鼎文來說明字形，又能明辨字義的引申不同于文字的假借。他提出“因聲以求義”,不僅為了解釋形聲字的聲

與義的關系，而且由此可知辨認古書中文字的假借。這是很重要的見解。

33、《六書正訛》元代文字學家周伯琦著，是一部闡述《說文》，辨證俗字的字書。①《六書正訛》對許書中的兩千多個常用字所做的補正研究,在很多文字的形義分析中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見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對規范文字形體有很大貢獻。 ②周伯琦將所能見到的古文字形體列在篆文之后，這雖然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研究，但卻試圖據此探求文字的本義，敢于對舊說提出懷疑，糾正《說文》的誤釋，闡述字義演變的軌跡，取得了不少成績。 ③《六書正訛》一書為元朝時期規范文字的字書，既處于“《說文》學”的內在發展過程中，同時又繼承了唐宋以來字樣學的發展路線，其中收錄了很多俗體，在字體演變等方面研究是有貢獻的，同時也有利于文字的規范。

34、《字鑒》作者李文仲，元末吳郡人。《字鑒》的性質是為了“辨正點畫，刊除俗謬”，其辨正字形的根據是《說文》，此書按韻編排，一般是先出反切，再引《說文》，后正俗字。《字鑒》中有部分字形分析不同于《說文》其中有5例《字鑒》的字形分析與后代出土的甲骨文不謀而合。這說明了《字鑒》的作者李文仲不拘泥于《說文》、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字鑒》中所記錄的俗體字有大量的與現代簡化字相同。證明現代的簡化漢字是淵源有自。《字鑒》一書的價值，前代論述較多的是他對習非為是的漢字的肯定；糾正了前代字書的一些錯誤。除此之外，他對漢字形體的準確的天才的分析和把握；對俗體字的肯定所表現出來的符合文字發展規律的開放的態度；他的“遞互研考”的科學態度；對漢字的變化發展過程所作的分析；對字形相近的漢字、偏旁所作的詳細的分析；清楚地認識到了漢字隸分隸合的變化；按韻編排的體例等等。當然，《字鑒》也有其不足之處。如開放性是《字鑒》的成就之一，但他有時也表現出了一定的保守性。

35、《蒙古字韻》是中國元代用八思巴字拼寫漢語(也稱八思巴字漢語)的韻書。本書編著于1269～1292年之間,編著者未詳。本書包括劉更序、朱宗文序，《蒙古字韻》總括變化之圖、校正字樣、字母、篆字母、韻書正文、回避字樣等，韻書正文分為15韻，各韻順序按收聲類聚，有條不紊，共收錄八思巴文字814個字，本書是用八思巴字拼寫漢語“通用備檢之本”。它反映當時漢語共通語語音最全面最系統，所以成為研究八思巴字漢語最為重要的文獻資料，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很重視這個文獻并進行整理、轉寫、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本書又可以作為考譯、解讀八思巴字文物銘文的參考。

36、《語助》又名《助語辭》，是我國第一本詮釋文言虛詞的專著，成書于元泰定甲子元年（1324）。作者盧以緯，字允武，元代浙江永嘉人。《語助》篇幅不長，全書共計66個條目，對135個詞（包括復音虛詞）或固定結構進行了解釋，著重研究文言虛詞的運用規律，方法上注重比較研究，他對許多文言虛字功能的研究很有價值，不少結論是正確的。作為我國第一部虛詞專著，其研究范圍已大大超出了單純虛詞研究的藩籬，延伸和擴展到整個漢語語法領域。“它是從訓詁學、辭章學里分離出來，獨立進行虛字規律探索的第一本書，從這一點上，可以說《語助》一書的問世，便成了漢語語法學創立的一個征兆。”且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語助>為濫觴掀起了漢語語法研究的層層波瀾。

37、《字匯》14卷，成書于明神宗萬歷四十三年（1613），梅膺祚編。這部字典吸收了17世紀以前字典編纂的經驗，比以往的字典有很大的進步：一、檢字方便。《字匯》按筆畫多少，循序建立部首，從一畫至十七畫，列214部，創立了偏旁分部檢字法，一直為后世《正字通》、《康熙字典》等所遵循，成為中國字典、詞典主要編排方式之一。二、收字適中。《字匯》共收 33179字，對“《篇海》所輯怪癖之字，悉芟不錄”，對經史所有文字和通俗用字都加以收錄。三、注音詳明。《字匯》使用了直音、反切、紐四聲法、音近某四種注音方法。四、字的釋義較為全面，而且盡量列舉書證。此書為明代至清初最為通行之字典。

38、《正字通》是一部按漢字形體分部編排的字書，明代崇禎末年國子監生張自烈撰，總12卷。 所分部首與梅膺祚《字匯》相同，凡214部。部首次序和每部之內的字次都按筆畫多少來排,這也跟《字匯》一樣，但是《字匯》注釋比較簡單，而《正字通》繁博得多。《正字通》是一部前承《字匯》后啟《康熙字典》的重要字書,在我國辭書學、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的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異體字的大量收錄,說明了文字的孳乳演變，編撰通俗實用;引用書證,資料豐贍,引“四部”之外的佛道、醫藥、方技等方面的書

證,擴大了知識范圍,并廣異聞異說。《正字通》與《字匯》二者相互參協,但《正字通》調整了《字匯》釋義、安排書證的順序,使之更加科學;收字“從古”、“遵時”,反映了語言文字發展的實際;《正字通》對《字匯》字音的改動,反映了17 世紀贛方言的語音系統,是研究這一時期贛方言的重要史料。《正字通》補正《字匯》,承前啟后,影響巨大,，清代修《康熙字典》即根據《正字通》而加詳備的。

39、《通雅》在明代雅書中，水平較高，方以智撰，康熙五年（1666）才刊行，前后共計三十年，是作者的心血之作。共52卷，約七十萬字。《通雅》內容廣泛，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等，貫通各種學科出之以雅書的形式，冶為一爐，記錄和總結了我國勞動人民許多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驗，介紹了當時傳入國內的一些西方科學知識，并批判地加以吸收總結，廣征博引，成為當時科學，學術成果的總匯集。地位和作用： ①方以智在研究古漢語詞義時，發展了戴侗的“因聲以求義”的理論，明確提出了“欲通古義，先通古音”，“因聲求義，知義而得聲”的正確主張；②釋義時輔以書證，加以駁議，對音義方面的是非進行折中；③《通雅》解釋了不少從唐至明的詞匯，研究唐宋元明詞匯，不可不讀。

40、《音學五書》是研究漢語上古音的著作。顧炎武著。大約成書于1680年，全書分《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5個部分。《音論》論述古音和古音學上的重大問題，集中地闡述了作者對古音學的基本看法，是《音學五書》的總綱。《五書》以《詩本音》和《古音表》最為重要，《詩本音》是《古音表》的根據，《古音表》是《詩本音》歸納。《古音表》是顧炎武對古音研究的總結，把古音分為10部，用表的形式把它們列出。《音學五書》從理論和實踐上徹底否定了葉韻說，奠定了古音學的基礎，開拓了音韻學研究的新領域。

41、《古韻標準》是江永晚年研究古韻的一部重要著作，成書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并由他的高足弟子戴震參定。《古韻標準》有以下四個特點：（一）為古韻研究確立標準。《古韻標準》“惟以《詩三百篇》為主，謂之‘詩韻'，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謂之‘補韻'，視諸家界限較明”。 （二）分古韻為十三部。顧氏將古韻分為十部，江氏把其中三部析而為二，又把侯部轉入幽部，所以在總數上看，江氏只比顧氏多了三部，分為十三部。（三）關于入聲的分配問題。到了江永才使入聲真獨立出來，還從文字諧聲通轉的關系上，隱約地窺探出陰陽入對轉的規律，主張“數韻共一人”，陰陽可以共入，這已開陰陽入三分的先河，對戴震、孔廣森等人的陰陽對轉理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四）注重審音 江永在本書中，為字注音，不用直音而用反切，較之前人已意推測古讀，用直音注音，準確有據。江氏撰寫本書，指明論韻的標準和辨韻分部的方法，把古韻學研究引向科學的道路，對清古韻學的發展，特別是對徽派諸家的古韻學研究，無疑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42、《六書音均表》是研究漢語上古音的著作，清代段玉裁著，成書于乾隆四十年（1775）.全書由5個表構成：①今韻古分十七部表；②古十七部諧聲表；③古十七部合用分類表；④詩經韻分十七部表；⑤群經韻分十七部表。書名叫“表”,實際上并不是單純的表,前 4表都有論述和說解。表一，先說明古韻分17部，然后列表，標示17部跟206韻目的對應關系,最后用文字闡述古韻分17部的原則，以及入聲與陰聲（或陽聲）相配情況，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古音學見解。表二,首先論述主諧字相同,古音必同部的觀點，然后按17部分別列出每一部所有的諧聲偏旁，這是古音學上第一次肯定諧聲偏旁同古韻有全面相應關系。表三，首先說明17部的順序是按音相近、部次相鄰的原則排列的，然后列表，把17部分成6類,最后論述了合韻的道理。所謂合韻指不同部而屬于同一大類的字互相押韻的情況。表四，把《詩經》所有韻字，按17部逐一列出，這實際是擺出古韻分17部的證據，也可以說是古韻分17部的具體羅列。表五，目的、形式跟表四相同，列出的是《詩經》以外的經書(包括《楚辭》)中的押韻字。

《六書音均表》集中反映了段玉裁對古音學的貢獻。他繼承了顧炎武、江永的研究成果，并且加以發展，分古韻為17部。跟顧炎武、江永相比，他又多分出4部:①支、脂、之分開。段玉裁之前，《廣韻》支佳、脂微齊皆灰、之咍3組韻,古韻歸為一部，段氏第一次把它們分為3部,受到古韻學家的普遍贊揚，認為這是古音學上的一個大發明。②真,文分部。江永在顧炎武的第4部中分出元部，剩下的真、文仍為一部，段玉裁把真、文分為兩部。③侯韻獨立。江永把虞韻一半歸入侯韻，這樣做是合理的，但又把侯韻合到幽部去了。段玉裁把侯韻獨立出來，既不入魚部，也不入幽部。后兩條也是被人稱道的。《六書音均表》是段玉裁古音學研究成果的最精煉的概括。

43、《經籍籑詁》清阮元主編，由他定出凡例，以臧鏞堂為總纂，幾十人共同編輯，把唐以前古籍正文和注釋中的訓詁材料匯為一編，嘉慶三年（1798年）編成付梓。編次按平水韻分部，一韻一卷，共一百〇六卷。一字異音的，按韻分入各部，并因不同字義分別注釋。所收均為單字，注釋中則包括雙音詞，兼具字典和詞書兩種功用。全書體例嚴謹，材料豐富，是研究古漢語的重要工具書之一。

44、《四聲切韻表》是江永的一部以等韻方法來分析研究《切韻》音系兼及上古音的著作。書前有凡例六十二條，備論分析考定之意。《四聲切韻表》縱列三十六字母，依此作為劃分聲類的標準。橫列二百零六韻，以四聲相從，按照開合等次的不同，條分縷析，加以排列，每類都首標等呼。在聲韻相交之處列字，字下標明反切。如有例外情況，則加注說明。由于江永對明清時代表現“時音”的韻圖持不同看法，認為不能反映中古的音系，因此他編制此書時，首先確定兩條原則：一是依照二百零六韻，二是依照三十六字母。在此原則之下“審音定位，分類辨等”，編成這個基本表現《廣韻》音系的等韻表。

從今天的使用角度看，該書也還有一些不夠的地方。由于他拘守三十六字母，因此未能精確地表現《廣韻》音系的實際聲類，書中的一些處理形式比較特殊，特別是編制韻圖時沒能嚴格按照某一部韻書來編排資料，因而有時難免給查找帶來不便。不過這部遵照中古韻書、韻圖體制來制作的韻圖，對我們了解古今音的流變及《切韻》的音系還是具有相當參考價值的。

45、《切韻考》清代陳澧著，此書是利用《廣韻》研究《切韻》語音系統的著作，是第一部利用反切研究韻書音韻系統的專著。《切韻考》六卷成書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卷介紹研究方法，第二卷考察聲類，第三卷考察韻類，第四卷和第五卷是作者自制的切韻韻圖，第六卷通論；《切韻考》外篇成書于光緒五年（1879），二書是清代等韻學的代表作。作者在書中第一次提出了用系聯法研究反切系統的主張，將《廣韻》分為40聲類,311韻類；將并糾正了前人對于《切韻》一書音韻系統的錯誤見解。《切韻》有作者認為，《切韻》一書記錄了隋唐時期的語音，《切韻》雖然失散，但該書的語音系統被保留在《廣韻》一書當中。而反切的原則是被切字與反切上字雙聲、與反切下自疊韻，因此，通過聯系反切上下字，可以得到《切韻》一書的語音系統。這個方法體現了作者對音韻的態度，即音韻是有系統的，音位的數量有定，并且按一定的規則組成音節。 陳澧的系聯法基本上是成功的，他第一次提出《廣韻》的聲母系統與通行的三十六字母并不完全一樣，把照系分為兩組，喻母分為兩母，這些都是正確的；他對切下字的分析也是有意義的，它使人們對《廣韻》的韻母系統有一個嶄新的認識，分析結果與韻圖的音素分析大體上一致，這就是對此書精確性的最好體現。作者還發現了重紐現象。這些在當時都是極重要的發現，并且深刻的影響了后代的研究者。

46、《音學辨微》，是江永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79歲高齡 寫下的，是一本研究宋元等韻學原理的普及讀物，是為“有志審音不得其門庭者”而作，本書內容，主要在闡明音韻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全書共分十二部分，包括十一辨、一論。后附三種等韻著作的辯證。書中江永對字母之學的解釋盡可能通俗化，他首先用洪細區分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還主張“辨等之法，須于字母辨之”，總結了三十六字母與四等相結合的規律，這樣我們知道了各等中有哪些字母，自然也就可以知道各等中沒有哪些字母，依字母辯等也是分析中古語音結構的一種方式。另外，此書表述了等韻中的一些概念，有的對后世學者有重大影響。

47、《等韻輯略》龐大堃著，“屬稿于道光丁丑（1837），成書于庚子（1840）”，全書分上中下三卷，中下兩卷帶有通記性質，上卷有《韻攝總圖》，以十六攝統二百零六部，分開合口，內外轉，通廣、促狹們，“凡圖六十有一，紐凡四千四百四十有五，按韻收聲，莫備于此”，這對于我們了解《廣韻》音系很有幫助，此書是研究中古音韻的重要參考書。

48、《等韻一得》勞乃宣著， 1883年出版，是清代最晚出的等韻學著作，也是清末唯一的一本等韻學著作。明末等韻學的研究分南北兩派，《等韻一得》屬南派系統。全書分內外篇，內篇以聲母、韻母、四聲為三個綱；外篇包括字母、韻譜、四聲、雙聲疊韻、反切、射字、讀法、雜論等8個內容。該書條理清晰分明，審音精細，分類多合現代音理。在等韻學研究中有一定的成就。

49、《五方元音》為明末清初北方官話民間韻書，樊騰鳳著。此書可能成于清順治十一年（1654）到康熙十二年（1673）之間，年希堯先后兩次對此書進行修改。《五方元音》屬于北音系統，在書前附有十二韻的等韻圖，叫《韻略》，正文分為上下兩卷，每卷按聲母和聲調歸字，每字下都有簡要的釋義，用這種方法查字很方便，人們常用它來查有音無字的音節該怎么寫。在清代和民國初盛行全國，跟它具有音義兼備、通俗簡要的特色不無關系。

50、《音韻闡微》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命李光地、王蘭生等儒臣編撰的新的韻書，至雍正四年編成。

是書運用等韻學理劃分音類，改革了韻書體例。全書按讀音收漢字16000余個，將這些字分別隸于《平水韻》106個韻部，每個韻部字下說明該韻部與《廣韻》、《集韻》以來韻書的韻部關系；每字首釋音后釋義。釋音先注《廣韻》、《集韻》的反切，后注本書的反切，讀音完全相同的字只注第一個字的讀音。釋義一般皆引其它韻書，簡單明了；各韻部的字，皆用36字聲母依次區分排列，每一聲母之字又標開口、合口的四等。本書對反切做了很大的改革，是新的反切方法，即合聲切法，用以切音的兩個字，緩讀為二字，急讀成一音。如“公字”，舊用“古紅切”，改用“翁姑切”；“巾”字舊用“居銀切”，改用“基音切”等。這種反切方法的產生受到了滿文12字頭拼音方法的啟示，跟現代漢語的語音很接近，所以舊的《辭源》和《辭海》都用此書的反切注音。還有一點也值得肯定，《音韻闡微》對歷史上一些重要韻書的反切、分韻和等呼等情況都有較為詳細的說明，為研究近代讀音的演變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51《佩文韻府》康熙年間編成的一部詞典，是奉康熙之命編撰的，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3），與康熙五十年（1710）全書告成，此書專供文人作詩時選取詞藻和尋找典故，以便押韻對句之用的工具書。此書為集體編寫，張玉書、陳廷敬、李光地等人主持其事，編寫人員多為翰林院的官員。《佩文韻府》書中以單字統詞語，按《平水韻》一Ｏ六韻排列，每字下注反切和解釋。《佩文韻府》所收之詞，上自先秦典籍，下至明代文人著作，至今仍然是人們查閱古代詞語、成語和典故出處的極為重要的工具書，對于語言學習和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52、《康熙字典》在清朝康熙年間由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張玉書及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陳廷敬擔任主編，參考明代的《字匯》、《正字通》兩書而寫，是一套成書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詳細漢語字典，重印至今不輟。《康熙字典》入選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中國收錄漢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是中國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漢字辭書。字典采用部首分類法，按筆畫排列單字，字典全書分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標識，每集又分為上、中、下三卷，并按韻母、聲調以及音節分類排列韻母表及其對應漢字，共收錄漢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內容引用了古代詩文以追溯字源，同時還注明了歷代的用法以佐證其變遷。《康熙字典》問世后，社會影響巨大。它的文字、音義、書證被廣泛引用，它的體例也成為了后世出版字書的藍本。

《康熙字典》作為我國古代字書的集大成者具有以下特點：收字多，字之別體、俗寫均錄，字體似而音義異者編為“疑似”，另列“備考”、“補正”；注音最全面，搜羅字音完備，凡是韻書所載依序排列；釋義求古，義例多為原始出處。這些優點極大方便了經復古思想濃郁的封建士子，故而被譽為“體例精密，考證賅洽，誠字學之源藪，藝苑之津梁”（王引之語）。雖然它也有缺點，自清王引之至今，代有研究補正者，且嗣后在其基礎上出現了《漢語大字典》、《中文大字典》，但是由于編纂目的不同，《康熙字典》注重“古”而后繼者服務于“今”，故時至今日《康熙字典》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閱讀古籍、整理古文獻、從事古文化研究的重要參考書，尤其是在俗文學研究如敦煌學領域，它是手頭必備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