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始終稱呼戴笠為“戴科長”

2024年3月8日發(作者：公益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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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為何始終稱呼戴笠為“戴科長”

作者：胡平

來源：《新傳奇》2018年第25期

蔣介石以“戴科長”稱呼戴笠。蔣介石稱謂屬下，或稱官銜，或稱別號，或稱兄道弟，因人因時不同，皆有一定之規。獨對戴笠，始終以抗戰前他兼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時的職務呼之，一直貫穿抗戰時期終不改口。

蔣介石始終以“戴科長”稱呼戴笠

蔣介石以“戴科長”稱呼戴笠。蔣介石對戴科長的身影，自當是望斷朝暮，唯求情報多多益善。蔣介石稱謂屬下，或稱官銜，或稱別號，或稱兄道弟，因人因時不同，皆有一定之規。對陳誠、薛岳等人，直呼其字，稱辭修、伯陵；對何應欽、李宗仁等人，則在字后面加一“兄”字，稱敬之兄、德鄰兄；對李濟深、程潛等人，在字后面加“先生”二字，稱任潮先生、頌云先生；對白崇禧、劉斐，直呼其職銜，稱白副總長、劉次長；對胡宗南，則稱宗南弟。獨對戴笠，始終以抗戰前他兼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時的職務呼之，一直貫穿抗戰時期終不改口。而在蔣介石面前，戴笠則始終以“學生”“生”自稱。

抗戰時期，戴笠不僅提供情報，還親自在交戰區潛行密察，發現我方弱點、不當之處，加上自己的看法建議，隨時向蔣介石報告。

1938年底，戴笠秘密游走于浙贛皖各地，偵察情報。他發現沿途有不少我軍碉堡，一旦碉堡被敵軍占為據點，為其利用，勢必使我軍難于攻擊。于是他連日電報蔣介石，建議拆除各地碉堡。道經江西上饒，戴笠看見當地警察由各鄉征集壯丁從軍，壯丁們全部被繩索捆綁著。戴笠展開調查后發現，各縣征集壯丁均是如此。他認為這樣的征募方式，不僅“不能為抗敵之用”，而且“影響政治實大”，于是向身處漢口的蔣介石發出急電，匯報情況。

1939年10月，戴笠行至貴州鎮遠，來到第二俘虜收容所考察。收容所內有俘虜130余人，其中有1名俄國人，5名中國人，其余都是日本人。戴笠發現，5名中國人都是啞子，據傳是被敵人打毒針所致。戴笠于是電告蔣介石：“應飭令軍政部之衛生署及司法行政部之法醫研究所共同研究，并聘請中外醫藥專家詳細檢驗。如果敵用毒針殘害我同胞，實為國際宣傳之大好材料也?！庇痔岢鍪杖菟h境不善，難以轉變俘虜思想：“被服極其缺乏，破軍毯舊軍服污穢不堪，室內又頗凌亂。雖有自治會之組織，毫無實際表現，各俘虜大都以麻雀圍棋為消遣，殊缺妥善之管教，不僅不能轉變其思想，且將對我益形輕視也?！?

“想不到戴將軍的手臂竟然伸得如此之長”

抗戰期間，軍統的情報組織遍布全國，遠及國際，在國外設有星州、菲律賓、緬甸、泰國、越南等組。位于中國西部的印度次大陸，也為戴笠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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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開始后，印度的戰略地位與價值凸顯。當時印度仍在英國控制之下，對印情報工作涉及中英關系，內容復雜而敏感，戴笠對傲慢的英國人向無好感，曾向宋子文說起與英國情報組織合作的狀態：“英方無誠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當之供給，特務又不能公開教授，且在我國內各戰區借合作名義自由活動，搜集情報，實違反合作協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進行?！?942年12月，在中美兩國合作修建中印公路期間，軍統局趁機向印度大舉滲入，戴笠親自前往印度布置情報網絡，印度站下設德里、孟買兩個分站。他指示：“本局在印度之工作，東起孟加拉國灣，西迄阿拉伯海，都應當密派人員建立組織，對整個局勢發生瞰制作用，期能對歐亞兩大軸心國在中東之會師，預為防制?！贝撕?，又在加爾各答建立了工作站，并在全印境內廣設據點。一時間，軍統地下情報網，遍及阿薩姆小村與新舊德里大市，遠及錫蘭及馬達加斯加。

1943年8月，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由美來華，途中在印度停留。其間去加爾各答，經北方邦東南部城市、印度教圣地之一的阿拉哈巴德，下車在月臺上散步時，被一不明身份的人連砍二刀，一刀在大腿，一刀在左臂。

梅樂斯幾乎一身繃帶地來到重慶?！拔移鸪跽J為，戴將軍大概對于我在印度的遭遇，不會怎么太關心，想不到他關心得很”。戴笠嚴令部屬，一定要把行兇者查出來。結果，在當年印度近四億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只花了兩周時間，就鎖定刺客。梅樂斯在其回憶錄《另一種戰爭》中感嘆：“想不到戴將軍的手臂竟然伸得如此之長！”

與“校長”僅僅隔著一張電文的距離

抗戰中期，我國東南沿海港口全為日軍占據，對外聯絡、重要的軍民用物資運送，全靠唯一的陸上通道——滇緬公路，緬甸對于中國抗戰具有戰略要沖的重要意義。戴笠預先布子，抗戰前已在緬甸首都仰光、北方重鎮臘戌設有軍統站；以西南運輸處的兩處分公司名義對外，一邊主持重要物資內運，一邊搜集情報，聯系在緬北的軍統游擊隊。

在戰爭期間，軍統特工對云南怒江前線部隊展開調查。1943年7月17日，戴笠急呈蔣介石一封抬頭為“請嚴查各師缺額并嚴格取締官兵走私”的電報。該電報所指怒江前線部隊兩大問題——軍官普遍吃空餉，勾結商人向敵占區走私，實是抗戰期間國軍普遍性的劣行頑疾。戴笠向蔣介石所指滇緬戰場腐化墮落之嚴重，更是令人發指——怒江前線關乎抗戰大后方之安危，各師官長為吃空餉，竟不顧國脈存亡，坐視部隊半數戰力缺損而拒絕補員。

類似情報并非個案。1942年夏，日軍大本營決定摧毀浙贛兩省中國軍隊機場，打通浙贛鐵路，史稱“浙贛會戰”。以顧祝同為總司令的國軍第三戰區雖予以狙擊，使日軍傷亡1.7萬人，但日軍仍然基本達到沒收和破壞鐵路設施和器材、搶掠物資、擄劫青壯年等“以戰養戰”的目標。顧祝同在抗戰期間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兼江蘇省主席。在黃埔嫡系將領中，顧祝同初為“八大金剛”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將”之一，在國民黨軍政高層里，有“軍中圣人”之稱。他是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親信中的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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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戴笠并不把這位“嫡系”“親信”放在眼里。在戰爭期間，戴笠就致電蔣介石，匯報第三戰區作戰部隊的軍紀渙散情形。

戰事結束后，戴笠又致電胡宗南（其時蔣介石在西安胡處），全無顧忌，直抵要穴，讓“馭將之才”“軍中圣人”十分難堪。

戴笠與“校長”僅僅隔著一張電文的距離。在他眼里，校長至上，但國家前程、民族命運也大似天。

（水云間薦自《同舟共進》 胡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