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30日發(作者:雪字的拼音)

家庭因素對大學生就業意愿的影響
尉建文
目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已經成為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學者們從經濟發展水平、勞
動力市場、教育體制、就業制度和大學生個體特征、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方面進行了大量
的研究(譚日輝,2004;陳海平,2005;宛恬伊,2005;王輝強,2005;鄭美群等,2005;
胡永遠等,2007)。在諸多影響因素中,本文選擇家庭作為主要研究變量來研究它對大學生
求職意愿的影響,其主要考慮有三:一是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倫理本位”為特征的“鄉土社
會”(費孝通,1947),社會關系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二家庭是大學生社會資本
主要來源。對于大學生而言,在走出校園之際所擁有的關系網絡和各種資源,很多程度上表
現在父母擁有資源網絡的規模、密度和異質性等方面(鄭潔,2004;李黎明,2008);三家
庭對大學生就業的重要性已是學者們的共識。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和社會網絡資源對子女就
讀的院校、單位選擇、畢業去向、就業收入等有著差異性影響(文東茅,2005;鄭潔,2004;
李黎明,2008)。
本文把大學生的就業意愿看作是大學生就業的重要中間環節,綜合地位獲得研究中的地
位結構觀與社會網絡觀兩種理論視角,探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就業意愿
的影響。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論層面上區分家庭中的地位結構性因素與網絡結構性因素,厘
清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經驗的層面上,用同一模型檢驗家庭經濟地位
與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就業意愿的影響,從而深化大學生就業的研究。
一、文獻回顧與理論工具
本文把大學生就業看作是職業地位獲得的過程。在該方面研究中,最有影響的是布勞-
鄧肯的地位獲得模型。他們具體分析了先賦地位(以父母的地位為操作尺度)和自致地位(指
個體經后天努力獲得的角色地位,如教育、工作經歷等)對個人職業地位獲得的影響。布勞
-鄧肯及其后來者對歐美國家的研究都表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職業地位(特別是父親)與教
育水平對子女的職業獲得(首次工作或當前職業)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對亞洲國家的研究表
明,父親的教育水平和職業地位對子女的職業選擇(首次工作和當前職業)具有顯著性影響
(Hsung&Hwang,1992)。
對于中國大學生的就業研究也有類似的結論。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父母的職業地位、
學歷)仍然對子女地位的獲得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李黎明,2008),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
的畢業生更有可能選擇繼續學習深造以推遲就業,而且求職更有信心,初次就業落實單位的
概率高(鄭潔,2004)。諸多社會調查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結論。中國社會調查所(SSIC)的
調查顯示:53%的學生和家長認為能力與關系相比,后者對就業的影響更重要,24%的畢業
生表示與自己喜愛的工作無緣,就是因為自己沒有關系。北京師范大學“我國大學生就業問
題研究”課題組的研究也表明:在工作落實的重要原因中,社會關系排在第二位(鄭潔,2004)。
云南教科院的研究中涉及家庭背景與畢業生就業的關系,結果指出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職業層
次越高的家庭,就業的概率越高(李德勤,2003)。
社會資本是就業過程研究中另外一個重要的概念。西方發達國家,盡管個人正式的工作
搜尋(如尋訪公司、參加招聘會等)是影響個體就業和工資的重要因素,但半數以上的個體往
往會利用其擁有的社會資本尤其是社會網絡尋找工作。社會資本或社會網絡的運用將促進勞
動力市場效率。借助社會資本或網絡的工人將獲得更高工資,就業概率更高,公司也將獲得
更高利潤(Montgomery,1991)。在中國,隨著就業制度市場化程度的加深,社會資本對大學
畢業生就業的作用加大。社會資本和勞動力市場在大學畢業生就業過程中都發揮著不可或缺
的作用。對大學生就業經驗研究,證實了社會資本對于大學生的就業有著顯著的正面的作用
(陳成文,2004;鄭美群,2005,鄭曉濤,2005,王格等,2007;胡永遠,2007;李黎明,
2008)。
布勞-鄧肯的研究和社會資本的研究在理論上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家庭的社會經濟地
位的研究屬于地位結構分析范疇,社會資本的研究屬于網絡結構分析的范疇。地位結構觀分
析取向認為人都是按其所具有的某些屬性分類的,人們的社會行為(如求職、社會流動)可以
用所屬的類別差異進行解釋(邊燕杰,1999)。最基本的假設是:社會成員在等級有序的階層
結構中獲得的社會位置,主要由階級出身和家庭背景所決定。地位結構觀的理論源頭可以追
溯到馬克思和韋伯,兩者的階級和階層分析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地位結構觀的分析方法。后來
布勞-鄧肯的地位獲得模型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地位結構觀的分析方法。后來,地位獲得模型
做了一些修正,但仍然沒有擺脫地位結構的視角,盡管有很強的解釋力,但這一觀點考察社
會結構具有片面性,有礙于我們把握社會結構的全貌,而且有可能產生錯誤的理論誤導(邊
燕杰,1999)。
社會資本導向的網絡結構觀則側重于不同團體和個人之間形成的網絡,它強調的社會關
系的模式,即全體內部不同地位成員之間的相互交往,以及群體之間,不同群體的成員之間
的相互交往。與地位結構觀只重視個體、種屬、身份、地位等不同,網絡結構更關注個體與
個體間的關系、個體行為的“嵌入性”、個體對資源的涉取能力)和動員能力以及個體在社會
網中的位置等。但這兩者并不是相互對立和相互替代的研究范式,而是相互補充和相互完善
的(張文宏,2006)。
但在我國的地位獲得研究,特別是大學生的就業研究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沒有
區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家庭社會資本的關系。很多學者把家庭社會資本的指標量化為父親
職業、父親教育、家庭收入家庭等社會經濟地位(鄭潔,李黎明,2008)。如此處理社會資
本變量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在理論上的脈絡不是很清晰,無法區分研究是在遵循何種理
論脈絡,很難找到自己的研究定位;二是在具體測量上存在偏差。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存在著
一定的相關性,但畢竟兩者存在較大差異。如此用一者取代另一者,會導致較大測量誤差。
因此,本文把家庭看作是兩種理論視角的交匯點,合地位結構觀和網絡結構觀,把他們放入
一個研究框架,比較二兩者對大學生就業意愿的影響。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變量
1、自變量:
(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關于家庭經濟地位(SES)的測量,不同的學者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選擇不同的指標。
一般來說,它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職業和家庭收入幾個關鍵性指標
(Blau&Duncan,1967);也有學者把職業劃分為六個分數等級作為社會經濟指數,后來又加
入教育水平和收入指標合成一個綜合性SES指數。本文為了研究具有比較性,把家庭社會經
濟地位測量為父親的教育水平、父親職業和家庭收入。
(2)家庭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概念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社會資本是社會網絡關系(Portes,1998)、社
會網絡結構(Coleman,1988;Burt,1992)和社會網絡資源(Lin,2001)。本研究延循社會
網絡資源的觀點,將大學生的家庭社會資本界定為“大學生家庭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及
通過該網絡取得的各中社會性資源”。在具體的測量中,本文延續邊燕杰“春節拜年網”的
測量方法,采用“定位法”從網絡規模、網頂、網差和網絡構成四個角度測量社會資本(具
體研究參見邊燕杰,2004)。
2、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包括三類:
(1)前途選擇。根據大學生畢業的去向,本文選擇了就業、繼續深造(考研究生或出國留
學)兩類。
(2)就業意向。本文使用“工作單位性質”作為就業意向的主要測量指標,主要考察大
學生選擇“政府機關”和“企業”的情況。
(3)預期工資。主要測量就業以后希望得到的月收入。
(4)求職途徑中,對關系的依賴程度,家庭或親戚朋友的關系對他們的就業是否非常重
要。
3、控制變量
在大學生就業的過程中,性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在學校是否獲得一些政治資
本,對于大學生的就業也有很大的影響。不同的專業就業率和薪水都有很大的差異。因此,
在本文中,我們把性別、是否是黨員和專業作為控制變量。縱上所述,本研究的變量如表1
所示:
(二)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1、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央財經大學2007年“金鑰匙”思想與學習狀況問卷調查。
該調查以中央財經大學本科生為調查對對象,嚴格按照隨機抽樣的原則抽取本科生共計
1067名,最后獲得有效問卷1029份,有效率96.4%。
2、分析方法和統計模型
本章所使用的統計模型主要有兩類:第一,當因變量為定距變量(預期工資)時,采用
多元線性回歸方法,統計模型如如下:
Y=B0+B1X1+B2X2+……+BiXi+ε
其中Y代表研究因變量,即預期公子,X1、X2……Xi分別代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家庭社會資本”、……等研究自變量,B1、B2、……Bi分別代表各研究自變量的偏回歸系
數,偏回歸系數代表在控制了其他自變量的作用后某一自變量的變動對因變量的“凈影響”。
B0和ε分別代表常數項和隨機誤差。
當因變量為定類變量(前途選擇等)我們將它變為一個虛擬變量(dummyvariable),賦
值為(0,1)的二分變量,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其模型可表述為:
lnΩ=B0+B1X1+B2X2+……+BiXi+ε
其中Ω代表因變量事件發生與不發生概率之比,簡稱“發生比”,而B1、B2、……Bi
則分別代表了每一個自變量的變化對因變量事件發生比的對數的影響。在具體解釋回歸系數
的作用時,我們可以通過對每個自變量的發生比率(oddratio,數學表達式為Exp(Bi))的
考察,來確定自變量每一個單位的變化給原來發生比帶來的變化。
三、分析結果與發現
(一)前途選擇
大學生對于未來畢業的時候的選擇,主要有三種狀態:就業、繼續深造(包括考研或和
出國)和迷茫(不知道自己畢業后到底要做什么)。本文只關注前兩種情況,分析家庭社會經
濟地位和社會資本對于他們就業意愿的影響。表2中從“前途選擇”的模型中,我們可以看
出家庭地位結構性因素中,父親的教育水平、父親職業和家庭收入都有一定的影響,但只有
父親的教育水平顯著,隨著父親教育水平的上升,大學生進一步深造的意愿有一定的增加。
家庭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前途選擇的影響存在一定的復雜性。從網絡規模來看,網絡規模
越大,社會資本越高,大學生就業的意愿會降低20%且作用顯著。從網絡的異質性來看,
網絡中的職業差異越大,大學生繼續深造的意愿也在增加,大約可以提高8%,且作用顯著。
控制變量作用皆不顯著,也就是說大學生選擇考研還是就業,與性別、專業和是否是黨員的
影響不大。
(二)預期工資
在影響預期工資的變量中,從“預期工資”模型我們可以看得出,家庭結構地位因素中,
父親的教育和職業都都不顯著。但家庭的收入作用非常顯著,家庭收入越高的學生,對自己
的預期工資也就越高。在家庭社會資本的變量中,只有網頂和網絡結構存在一定的顯著作用。
社會網絡中,網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大學生的預期月薪。從網絡結構來看,與知識階層
接觸越多,會降低他們的預期工資。控制變量作用不顯著,性別、專業與政治資本對于預期
工資影響不顯著。
(三)就業單位
對于就業單位意愿,我們區分了黨政機關和企業。在“黨政機關”模型中,家庭的社會
經濟地位即父親的教育、職業和家庭收,作用不顯著。而家庭社會資本的作用非常顯著,拜
年的人數越多,網絡規模越大,大學生到“黨政機關”工作意愿可以提高33%;網絡結構
的作用亦非常顯著,拜年網中的官員比例越高,大學生到到“黨政機關”工作意愿可以提高
50%;與此相對應,拜年網中經理層的比例越高,可以大大降低大學生到“黨政機關”工作
意愿,達到接近30%。控制變量在該模型中作用比較顯著,男生比女生從政意愿更高,黨
員學生比非黨員學生從政意愿高,專業的差異不是很顯著。
在“企業”模型中,父親的職業和家庭收入對于大學生的“入企”的作用顯著。隨著父
親職業地位的上升,大學生到企業工作的意愿下降,降低幅度超過了10%。家庭收入對于
大學生到企業工作的影響顯著,且作用為正向,家庭收入越高,大學生到企業工作的意愿也
隨之上升。在控制變量中,專業的作用非常的顯著,與非財經類專業的學生相比,財經類學
生選擇企業的意愿要高很多。
四、結論與討論
(一)簡要結論
大學生就業過程是地位獲得的過程。對地位獲得過程的研究,布勞和鄧肯經典地位獲得
模型對后來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之后,社會資本對于地位求職的影響又成了研究
的重點。本文正是綜合了經典的地位結構觀和新近的網絡結構觀研究了,它們對于大學生就
業意愿的影響。主要的結論有:
1、在家庭的地位結構因素中,父親的教育對于大學生的繼續深造作用顯著。父親的教
育程度越高,大學生繼續深造的意愿就會增加。父親的職業地位對大學生職業選擇作用顯著,
父親職業地位越高,大學生到企業工作的意愿就越低。家庭收入對大學生的期望月薪和職業
選擇都有很大的關系。家庭收入越高,大學生的期望月薪就越高,也更愿意選擇企業去工作。
2、在家庭網絡結構的變量中,網絡規模的的作用顯著。網絡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
低,大學生進一步深造的意愿。網絡規模越大,大學生繼續深造的意愿越低。網絡規模越大,
可以大大提高“從政”的意愿。對于大學生是否從政,家庭網絡結構資源非常重要,有著顯
著的作用,家庭社會資本越高,大學生從政的意愿也就越高。具體而言,拜年的人數越多,
且在拜年的群體中,官員的比例越大,大學生從政的意愿都有大幅的增加。對于大學生是否
入企,家庭的地位結構資源非常重要作用顯著。父親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入企的意愿
就會大幅下降;與此對應,家庭的收入越高,大學生入企的意愿就會增加。
3、地位結構性因素和網絡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對于單位選擇有著很大的差異。網絡結構
性因素對于大學生“從政”有著顯著作用,網絡規模越大,與官員交往越多,“從政”意愿
越高。地位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則不顯著。地位結構性因素對于“從商”的作用顯著,家庭收
入越高,“從商”意愿越高;相反父親職業地位越高,“從商”意愿降低。網絡結構性因素性
因素則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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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尉建文,男,1978,社會學博士,山東莒縣人,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講師,從事教育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等方面的研究。
來源:邴正主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學:中國社會學會學術年會獲獎論文集》(2008·長
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版。獲2008年中國社會學會學術年會優秀論文二等
獎。
文章來源:湖南社會學網
本文發布于:2024-03-30 19:53:45,感謝您對本站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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