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武陵人的反思
以我的觀點，《桃花源記》講述的其實是一個關于人類追夢而未果的故事。人，都是喜歡做夢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夢境實際上是人類于現實世界中得不到滿足的愿望在幻想里的釋放。也就是說，一個人有很多要求和理想，可是在現實中又不能實現它們，于是只能到夢中去尋求安慰了。這種夢不只是夜間做的，也包括白日夢。我所理解的《桃花源記》正是對一個白日夢的文字表述。
武陵人強烈地感受到了世間的種種苦難，于是萌發了尋求一個安寧詳和、富庶有序的大同世界的夢想。在他所期冀的大同世界中，沒有人間的壓迫和貧窮、殘酷和冷摸，而代之以平等、富足、和諧以及熱情，真可謂是其樂融融也。而幸運的是，他找到了。
被“恭敬”地送出的武陵人沉醉在美麗的幻想之中，由是希望能夠讓“大同世界”成為人類社會的“楷模”，于是“詣太守”，并且回頭去找尋舊路，在其間還有上層精英的象征南陽劉子孩參予其中。可借他們都失敗了，并且此后連“問津”者都沒有。
再說得“俗”一些，我想，武陵人的失敗不光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而是與其虎頭蛇尾的行動分不開的。如果他具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孜孜不倦、鍥而不舍地尋找下去，縱使一時找不到桃花源，也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后來者跟隨著他的腳印走下去，總有一天會成功的。正如我們對理想的追求，不正是對一個個“桃花源”的追尋嗎？在遇到挫折的時候，我們更要發揚愚公的精神，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們的民族真的是有十足的幽默感，愣是要把古人的一句玩笑話當作至理名言吹捧至今，于是乎我們阿蒙的“流毒”便一直延續至今，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這“三日”的真正效果。看看今天，有的人到大洋彼岸討了一圈飯回來，隨口說了幾句什么“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回”、“外國的豬比中國的肥”云云，便搖身一變成了教授、經理等等，這一類人就如《圍城》中的方鴻漸；也有人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坑蒙拐編無所不用，于是乎昨日地痞流氓今日腰纏萬貫，成了“款兒”、“腕兒”，四周閑人吹捧，甚至還可以弄個官來當當，這就如同魯迅小說里的一幕：阿Q在省城做了三流扒手回鄉下之后，一身新布錦衣，口袋里沉甸甸的，于是鄉親們便圍上去親切地問：勺哥，你發達了吧？'
穿長衫的阿Q
陶淵明是阿Q?
不錯。而且是有記載以來，阿Q的鼻祖。
陶淵明的出世思想，歷來被認為是“不肯與丑惡的封建勢力同流合污，表達了對封建社會的不滿”；他的“不為五斗米折腰” 更成為后世廣為傳誦的名言。那么，這些是歷史事實嗎？
說陶淵明不肯與丑惡為伍，這很正確。正如屈原所說，剛洗過澡的人，一定要先撣去帽子上的塵土再戴上它，道德高尚之士又怎么能同盜賊小偷結伴同行呢？只是，道德高尚之士何時何地都有，盜賊小偷亦萬古皆存。這里就沒有什么“奴隸社會”、“封建牡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了。“封建”本為外來語，在陶淵明之時，他不可能有什么“階級意識”，更可能的是他認為自古以來就應該是那樣的社會制度。不滿，應當是針對社會統治之鏈條上的一個個環節―那些昏盆的上級下級。道德高尚，歷來不合于世；道德高尚，難免“天真幼稚”。于是，在看慣了濁流惡浪之后，在飽嘗了官場冷暖之后，落落寡歡的陶淵明走人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成了自然而然之事―而這，難道不是千古相傳的“精神勝利法”嗎？另據專家考證，自秦至清末，官員的傣祿一直是很低的。“五斗米”不是比喻，而是歷史事實。“不為五斗米折腰”，無非是說要找個其他的法子來養活自己。所以，“采菊東籬下”的生活，并不比在官場奉公守法情況下的生活為遜。那么，既然能養活自己，在注重道德的陶淵明看來，又何必受那些穢氣的熏染呢？
可是，他的選擇恰恰是阿Q的選擇！
探詢“桃花源”是否真的存在，至少是無聊的，它本來就是作者的虛構。為使人確信，也許還是一種逃避“新聞檢查”的策略，陶淵明煞有介事地在結尾把“南陽劉子冀”拉了進來，于是后世的庸碌之人就在這上面大做文章。試想一下，一天的行程，眾人尋找，即便是隱藏在洞里的老鼠，怕也無處藏身吧？
說“桃花源”是虛構的阿Q的“土谷祠”，更在于那里的社會狀態。淳樸的民風，超然的生活態度，無一不與陶淵明自己的理想相吻合，而這些在他的其他篇章里隨處可見蹤跡。
創造了這樣一個虛幻的太虛仙境，用意何在？是要向眾人說明自己的社會理想？是自娛自樂，自我消遣？是曲折隱晦地表達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也許兼而有之吧。但更主要的，筆者認為，還在于為自己的退縮找一個借口―因為我只應該生活在那樣的社會里，所以我要從這個社會中潛逃！
陶淵明大概疏忽了：桃花源是桃花源人創造的，創造這個太虛仙境的勞動者中，‘并沒有他自己的影子！
批評陶淵明是阿Q，也許確實委屈了他―反抗？將理想變為現實？似乎只有被殺頭的份兒。不過，將“精神勝利法”如此精美地包裝起來、“流毒”后世，他實在是該負上一點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