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士敦是地道的蘇格蘭人，生于愛丁堡，畢業于愛丁堡大學，之后獲得牛津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1898年，他考入英國殖民部并以東方見習生身份被派往香港。1904年，又被派往當時英國在中國的租借地威海衛，擔任政府秘書等職位。他對東方文化和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是一位忠實的中國傳統文化癡迷者。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特別推崇，并且他為自己所起的中文名字“莊士敦”便是來源于《論語》中“士志于道”。
莊士敦的《紫禁城的黃昏》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黃昏之前的陽光明媚、黃昏階段和黃昏后的風雨之夜。寫了從1898年光緒皇帝試圖進行康有為呈現的全面改革，再到1931年底，宣統皇帝（溥儀）返回祖地這三十四年期間的故事。1898年百日維新的失敗，到后來的義和團運動，清朝王室已經殘破不堪，隨著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相繼逝世，同時依太后懿旨，讓不到三歲的溥儀從醇親王府搬到紫禁城。1912年，宣統皇帝宣布遜位，經歷了1917年，張勛復辟，12天后溥儀再次退位。溥儀一生，無論登基還是退位被逐，全都是政局形勢逼迫，或者鋌而走險。他在歷史險惡的旋渦中身不由己，不自由的一生使得他總是扮演著被利用的角色。1918年，溥儀的老師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國大總統而辭去了帝師的職務，經過李鴻章的次子李經邁推薦，徐世昌聘請了莊士敦擔任溥儀的新老師。在溥儀14歲、莊士敦45歲時，二人建立了長達五年的師生關系。莊士敦所寫的“黃昏”，也就是指清朝在紫禁城天光疏暗的一段時間。主要指1912年民國成立到1924年11月“基督將軍”馮玉祥將溥儀趕出皇宮的這十三年。
1912年初，年僅6歲的宣統皇帝宣布遜位讓國，皇室和革命黨人達成了一個非凡的妥協——清室退位優待條件。以這個條件為基礎，實現了京城內住著一位皇帝，同樣住著一位總統的奇特現象。也就使得皇帝被剝奪政治權利后仍舊保存著他的地位和尊號，繼續留在宮廷，同時皇宮內的機制比如內務府也仍舊正常運轉。1919年，莊士敦被聘請到北京，擔任溥儀的英語老師，也就是帝師之一。二人初見時便有好感，并且關系的維系也相當不錯。莊士敦在書中寫道：“一開始，我就和他建立了友好而和諧的關系，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關系日漸深厚。”在我看來，莊士敦起了一個中介的作用，聯系宮內和宮外，也連接中國和西方，他對溥儀的種種轉變起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方面，是宮廷體制和新思潮。溥儀喜讀報，熱切關注時事，對新文化運動感興趣，但是并不熱衷白話詩。莊士敦出于讓少年皇帝了解當代青年人頭腦中的思想，便會從胡適的文章中選取關于“少年中國”的思想供皇帝閱讀，甚至促成溥儀與胡適的會面。另一方面，是傳統文化和西方世界。根據文本中所描述的情況，溥儀的宮廷用品繁多復雜，新舊文化差異和生活差異等沖突共存，比如眼鏡、車子、鋼筆、手表等。這些都足以證明莊士敦是溥儀熏染西方文明和現代觀念的中介。他的意義就是將皇帝從陳腐封閉的傳統封建制度中解救出來，避免其精神上的畸形。
莊士敦對溥儀有著相當高的評價，他是這樣描述的：初見時，“少年皇帝對英文或者其他歐洲語言一無所知，但他勤于學習，思維活躍。他可以閱讀中文報紙，頭腦聰慧，對新聞，特別是中外政治頗有興趣……他體格健康，發育良好，活潑聰明，富有人情味、幽默感。盡管身邊的環境極度不自然，周圍都是宮廷日常禮數中浮華自負的氛圍，但他舉止十分得體，毫不傲慢自大，很了不起”。接觸了解之后，“我的學生身上最大的優點是聰明坦誠，對中國事務和世界事務興趣濃厚，還慷慨大度，具有藝術天賦，對曾經有害于他，敵視他家族的人，毫無報復心理，毫無惡感。他心地善良，滿懷同情，臨危不懼，還很詼諧”。從這樣一個當事者的視角，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形容，溥儀不再是戰犯，而是一個極其善良、聰慧，智商、情商雙高的皇帝。
隨著莊士敦的到來，皇宮出現了一系列變革，在1921年和1922年便產生了如此的改變：其一是皇帝佩戴了眼鏡。莊發現皇帝坐在書案旁能看清墻上的大鐘而看不清桌上的小鐘，由此將皇帝的頭疼等一切不舒服歸因于嚴重近視，在莊的引薦下皇帝同醫生約診并帶上了不屬于宮廷事物的眼鏡。其二是皇帝剪掉了辮子。作為封建代表的皇帝在經過“西化”思想熏陶后，要求剪去辮子，但作為皇帝身份的特殊性和滿族人的首領代表，皇室眾人不同意皇帝的此番要求，于是他毅然決然親手剪去自己的辯子。其三是前面所提及莊士敦促成了皇帝與胡適的見面，這也就代表著封建帝制的代表人同新運動的代表人的一次會面。
此外，莊士敦也經常同溥儀討論太監制度，讓溥儀意識到這種行為在西方視角下是野蠻行徑。在1923年，與中國帝制一樣長的太監制度便消失了，溥儀下旨要求所有太監必須立即出宮。但是這個行為遭到了太妃等保守皇室的不滿，所以到最后只留下極少部分的太監用于伺候太妃們。
其實筆者看來，莊士敦和溥儀是相互影響的。當少年溥儀像中國千萬少年一樣要剪去“豬尾巴”時，他的洋老師也在精神中留起了“辮子”。書中不僅描寫了溥儀對西方文明、現代化物件等的追崇，同樣也描寫了莊士敦對東方古老文明的尊崇。書中御花園一章描寫道：1924年，當溥儀將御花園西面的養性齋安排給莊士敦使用作休息之所后，更換了一些歐式家具，而莊士敦卻想享受那里的宮廷傳統家具。以及在譯后記中有這樣的記錄，1934年，莊士敦買下了蘇格蘭西部荒涼的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一座小島，稱為“小中國”。他在住所展示溥儀賞賜給他的朝服、頂戴、飾物以及各種中國古董。他島上的居室分別起名為“松竹廳”“威海衛廳”“皇室廳”，每逢佳節，他就穿上清朝朝服邀請朋友來島上聚會。由此說明，莊士敦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對東方古老文明產生了高度認同感。
莊士敦為溥儀執教的這五年，正是溥儀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發展的關鍵時期。同時他本人獨具的人格魅力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乃至他對當時的中國國情與中國文化的了如指掌，為溥儀的早期教育提供了十分優厚的條件。他以自己的視角，對近代中國歷史的大變局進行了審視和思考。在他分析看來，大眾歡迎恢復君主制并不是出于對皇室的效忠，而是因為共和體制遭遇慘敗，人民大眾渴求一個像樣的政府，一個比在剛剛經歷的共和體制下，更像樣的政府。他認為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有施政的能力和意愿，人們都會感到心滿意足。他作為外國帝師，卻對末代皇帝忠貞不渝，在他看來，溥儀首先是個人，是個孩子，確保他的身心健康，遠比為其準備登基更為重要。他在談論教育觀念時認為“如若將他培養成愛國家、有教養、思想開明的正人君子，那他響應召喚，擔任任何職位，無論是做君王，還是做普通公民，都必將勝任”。其實，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對自我身份的界定在不斷搖擺，有時他是一個中國文化熱情的喜愛者，有時他又只是對中國政治冷眼旁觀的一員，他是來自于西方文化的他者，也是東方文化的他者，他將西方文明與現代生活方式帶人皇帝生活的同時，也在為維護已消亡的帝制而不遺余力。
但是，并不排除本書對莊士敦的作用進行了夸大描述，對于歷史的不可抗拒和個人的孱弱，單單以一人之力是難以對歷史進行改變的。通過與電影《末代皇帝》的結合，可以從互相對立又互相轉化的視角理解如下三組概念。
（一）東方和西方
《紫禁城的黃昏》和《末代皇帝》分別由英國作家莊士敦所作和意大利導演貝納爾多？貝托魯奇拍攝，這個階段我們中國的歷史是通過純然的西方視角來講的。所謂東方和西方，是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西歐擴散到全球而相應建立起來的全球相互聯系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這個秩序確立以后才有所謂東方和西方的命名，這是西方人命名的，或者說是由資本主義確立起來的西歐和北美以他者的界定來指認殖民地是東方。這不是地域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
{二）個人和社會
這里所說的個人和社會指的是生活化的個人和恢宏的、不可抗拒的、大歷史的社會。帝王將相也不過是普通人，他生活在日常的悲喜之中，卻渾然不知歷史走到了哪一步，但是大社會是這樣同個人發生關系的。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處在歷史之中，只是出于社會的既定的權力關系，有些人處在較為重要的地位上，在權力的節點上。
（三）進步和后退
進步和后退，這里也就是指歷史的進步和后退。當然，并不是說歷史會一往無前，永遠不會后退，也不是說我們今天所擁有的權力會理所當然一直存在，永遠不會被剝奪。恰恰相反，歷史常常是進一步、退兩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