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年

清政府最后的時間表

作者：邵建

來源：《讀書》2010年第2期

清政府垮臺于一九一一的辛亥年，從歷史進入二十世紀始，它就進入了自己生命終結的

倒計時。清末的政治腐敗和人們對政府的控訴，可見梁啟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業俱失，

無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騰涌，致我終歲勤勞而不得養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

我一栗一縷之蓄積，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盜賊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

政府也……”這樣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況孫中山的革命黨大張聲勢，籌謀推翻。但，清末

立憲派給它指出了一條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憲，可以說這是清政府唯一的圖存之路。事實

上，它也被逼走上了這條路，但，由于它自己的蹉跎，這條路最終也斷送在它自己手里。

與孫中山的革命黨不同，由梁啟超在理論上指導的國內立憲人士，并不主張推翻清政府。

在同盟會排滿性質的“種族革命”外，梁啟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體制

外人，他的語言如果轉換為清政府的官方語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憲為指歸，用

梁氏的話表述：“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從專制到立憲，可以說是二十世紀

任何一種專制政體的政改方向。在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各種壓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

立憲者的主張，繼一九○五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后，于一九○六年九月一日宣布“預備立

憲”。這，不妨視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開始。

那么，從一九○六年到一九一一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后五年間，都做了些什么呢?

一九○六年：是年雖然宣布預備立憲，但立憲的預備期有多長呢，這是社會很關注的問

題。九月一日的“圣諭”頒下：“……俟數年后，規模初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

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顯然，這是一個沒有時間表的預備立憲，其中不乏遁詞，如

同在玩時間游戲。當然，立憲就是分權，政府本能地不愿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時的

它無從料及歷史留給它的時間只有五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時在日本的梁

啟超有過這樣一個觀察，他在寫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說：“革黨現在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

萬余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

不妨注意這其中的“其機稍息”和“其勢益張”。當人們開始信任這個帶有政改性質的預備立憲

時，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勢頭亦不免“稍息”；當人們認為這個政治改革是虛與委蛇、皮里陽

秋時(比如只是把各部制變來變去)，則革命勢頭必然反彈“益張”。這說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

改革進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憲而非口

頭立憲才能自保。

一九○七年：客觀地說，一味指責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壓力，立憲派的努

力，逼使它要調整自己的動作。繼預備立憲后，一九○七年有兩道詔書不應忽略，一是九月

二十日預備成立資政院的諭旨：“立憲政體，取決公論，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亟宜設資

政院，以立議院基礎。”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動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釋，資政院即英美議院

之前身。一個月后的十月十九日，朝廷又下一詔，謂：“前經降旨于京師設立資政院，以樹

議院基礎，但各省亦應有采取輿論之所。”這個輿論之所就是省議會，但清廷將之稱為咨議

局：“著各省督撫均在省會速設咨議局”，“籌計地方治安，并為資政院儲才之階”。這兩道詔

書光緒都明言是“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雖然頑固，但也果斷，決定在中央和地方分

別開設議會，應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一九○八年：針對清廷兩道詔書，流亡日本的梁啟超隨即于一九○七年成立了“政聞社”，

這是帶有政黨性質的立憲組織。梁氏立社的目的即是為了協助政府調查各國立憲制度。梁氏

和孫氏不同，他既不主張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把它往政改上引，就避免不了與政府的合作與

互動，盡管是暗中的(事實上一九○五年清大臣出洋考察的憲政報告主要就出自梁手)。這是

梁氏政聞社的四條綱領：“一、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厘定法律，鞏固司法權

之獨立；三、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一九○

八年七月三日，政聞社有一個動作即上書朝廷，要求三年召開國會。書云：“事必實行則改

良易，空言預備則成功難。凡事如斯，豈惟國會。”國會不開，“灰愛國者之心，長揭竿者之

氣”，“時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國會，宗社幸甚，生靈幸甚”。梁啟超因懼怕生

靈涂炭而反對革命，認為國會既開，革命或許可以回避。因此，他提出了具體的時間表，其

三年期限的最后一年正是清亡之一九一一年。不妨看看清政府的反應，一個月后的八月二十

七日，在朝廷憲政編查館的奏請下，光緒終于下諭頒布憲法大綱，“限九年籌備完成”。以一

九○八年起算，立憲的最后限期就是一九一六年。從無期到有期，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但

問題是，龜兔賽跑，革命會等你九年嗎?

一九○九年：這是宣統元年，光緒和慈禧先后于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死去。

溥儀繼位，攝政王載灃主政。幾年下來，政治改革猶猶豫豫，進退失據，爾后則更每況愈下。

不過，這一年十月，籌備兩年之久的各省咨議局正式成立，主張立憲的士紳們通過地方選舉

紛紛進入各省咨議局，他們成為一支可以和皇室公開博弈的政治力量，號稱“立憲派”。在各

地議會閉幕之際，張謇以江蘇咨議局議長的身份向各地咨議局倡議，成立一個“國會請愿同

志會”，預備進京請愿，要求清政府在省咨議局的基礎上速開國會。立憲派士紳出身，出于

自身的利益也懼怕革命。在他們看來，唯有切實推進政治改革，才能防堵革命的發生。前此，

梁啟超對革命黨的分析頗能代表立憲派的看法。梁氏認為革命黨可分兩派，一派“專以煽亂

為事者也”，一派乃“發憤于政治之腐敗，以為國家前途無可希望，鋌而走險者也”。這兩派前

一派人少，后一派人多，前者必須依靠后者才能成事。但，梁氏認為，多數派只要“朝廷于

政治改革事業著著進行，示以國家前途有確實之希望”，那么，“彼少數之兇暴者更何所得行

煽動乎”。

一九一○年：這是清政府垮臺的前一年，這一年十月三日，資政院正式開院，議員二百

名，欽選民選各一半。上年咨議局，今年資政院，按理說，這是清廷在立憲道路上又跨進了

一步。但，咨議局顯然已不滿足資政院這一建制了，他們直接要求開國會。因為在清廷那里，

資政院只是中央咨詢機構，而國會卻可以直接產生自己的責任內閣。把內閣權從清政府那里

分出來，是立憲派開國會最直接的目的。因此，一九○九年咨議局甫開，就聯席組成了“國會

請愿會”。一九一○年間，該會聚集京師，連續三次請愿，要求清廷一年內開國會。這在

當時是一個聲勢浩大的運動，綿延數月之久，一直到資政院開院那天，請愿會來資政院

呈遞請愿書，獲大多數資政議員贊同后，即上奏呈請要求。這是地方咨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的

聯合行動，也是清末立憲派推動政治改革的最關鍵之舉。

問題如此尖銳地擺在清政府之前，清政府當然曉得其中利害。產生內閣的權力一旦易手，

則意味著國家行政權的旁落，它當然不干。第一次請愿，朝廷維持九年預備不變。第二次請

愿，依然維持九年不變。第三次請愿，朝廷壓不過去，終于改口，改宣統五年(即一九一三

年)準開國會，這比九年提前了三年。但它同時下詔解散請愿會，不準再行請愿，同時

嚴敕各省代表“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師”。此一僵局，應該說是一九○六年以來立憲運動的

一次大挫敗，它表現為立憲派和清政府的“雙輸”。立憲派輸在三次請愿，一次比一次激烈，

但國會終究沒有開成。清政府輸在它以前亦真亦假的政治改革到此前功盡棄，這一次更把立

憲派推入敵對陣營，直接導致次年自己的敗亡。但，立憲派輸得起，清政府卻輸不起了。前

者畢竟還可以再奮再興，后者卻幾乎沒有哪怕是再輸的時間了。這是梁啟超共和之后的回憶：

“猶記當舉國請愿國會最烈之時，而朝廷猶日思延宕，以宣統八年、宣統五年等相搪塞。鄙

人感憤既極，則在報紙大聲疾呼，謂政府現象若仍此不變，則將來世界字典上，絕無復以宣

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矣。”果然!清即亡于次年的一九一一(宣統三年)，史上有“民二”卻不

復有“宣五”。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槍響。槍響是一個導火索，它可使清亡，但也未必注

定此次即亡(盡管它事實上亡于此)。換言之，辛亥清亡，不是亡于軍事，而是亡于政治。因

為在軍事上，北洋的力量遠遠大于革命黨。馮國璋所部已經收復漢口，卻兵不乘勇反而主動

停戰示和，這是袁世凱有了取清而代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各行省如雪崩一般紛紛脫清獨立，

這才是置清政府于死地的致命一擊。朝廷只剩朝廷，便無以撐持下去。武昌起義后，湖北咨

議局議長湯化龍在湖北獨立上起了重要作用，他等于是和革命黨合作了。其他各省獨立，督

撫和咨議局亦起極大作用(督撫大半也同情立憲)。那么，一向不主張推翻清政府的咨議局為

何不站在清政府一邊而是選擇獨立，原因即在去年三次請愿的失敗。據梁啟超朋友徐佛蘇《梁

任公先生軼事》文，在第三次請愿書中，立憲派等于是最后通牒：“政府如再不恤國民痛苦，

不防革命禍亂，立開國會，則代表等惟有各歸故鄉，述訴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

后不便要求國會矣……”什么叫不便要求國會，“其言外之意，系謂政府如再不允所請，則吾

輩將倡革命矣”。“革命”一詞，幾乎出自和革命派勢不兩立的立憲派之口，這是何等深重的政

治危機。但朝廷不諳危局，一意孤行，反而驅逐代表出京。這就徹底得罪了立憲派，把它變

成了自己的敵人：“各代表聞此亂命，即夕約集報館中，秘議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議局報告

政治絕望，吾輩公決密謀革命，并即以各咨議局中之為革命之干部人員，若日后遇有可

以發難之問題，則各省應即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云云。”不到一年，后來發生的一切

都在這段話中應驗。立憲派固不會起義，但它會響應起義而獨立，因為它已經感到“政治絕

望”(少數立憲派除外，如張謇)。假如國會應時而開，人心不散，即使武昌槍響，立憲派也未

必會推波助瀾于獨立。如是，時局則顯然不同。畢竟一省數省的軍事起義很難成功(如一九

一三年的“二次革命”)，除非有強大的政治后援；何況彼時革命黨在軍事上還不占優勢。因此，

清政府如果檢討自己的敗亡，原因固多，但從根本上說，不是軍事敗亡而是政治敗亡。進而

言，它敗亡于自己已經啟動了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路被堵死，革命便有機可乘。更何況

大部分立憲派對清廷“政治絕望”，關鍵時刻，它當然和革命派合縱。天下大勢，至此定矣。

這幾乎是一幕“喜劇”。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攝政王載灃知道大勢已去，但為保全清

室，趕緊下令資政院起草憲法，十一月三日憲法十九條出來，八日詔告天下。一年以前的立

憲派的主張，赫然俱在其中。比如第三條：“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這不是皇權

服從憲權嗎?比如第五條：“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這不是立法權屬于國會嗎?比如第八條：

“總理大臣，由國會公選”，這不就是國會決定責任內閣嗎?它所要保證的就是第一條：“大清

帝國之皇統萬世不易”，而這原本就是立憲派的“虛君”交易。這是一個英倫政治的版本，立憲

成功了。但，立憲以革命的方式成功，立憲也就困難了(這是后話，此處不論)。轉從清政府

來說，時移事易，其他各條如果并無問題，唯獨這第一條無法兌現了(梁啟超此時依然建議“虛

君立憲”，走英倫道路，未嘗不獨具只眼)。清廷上層顢頇，一年前主動權在自己手里，不知

順勢立憲，結果誤國家、誤社會、誤自己。它不知道，對于專制政體來說，政治改革原本就

是斷腕之事。自己不斷，別人就會斷。待至別人來斷，那就不是斷腕所能止的了。一九一二

年二月十二日，隆裕皇太后流淚宣布清帝退位。本來，改革政體，也許還可以保留大清國體；

現在兩體俱不保，一代王朝，到此畫上句號。后人讀史至此，似乎也只能批它兩個字：

活該!

注：本文引文及參考資料主要來自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

譜長編》，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

治史》，陶菊隱《武夫當國》

《時代》：中國為什么會有經濟危機

美國《時代》周刊資深記者舒曼(MichaelSchuman)發表題為〈中國為

什么會有經濟危機〉一文，闡述其對中國經濟前景的看法，駁斥所謂的

中國式“國家資本主義”可能是應對現代全球經濟困局的出路的說法。他

認為，事實上，中國經濟相當數量的問題恰恰是這個極端中央集權的制

度造成的災難。

極權操控扭曲價格“國家資本主義”的災難

文章指出中國的發展模式：1）利用低工資，通過出口刺激增長，然后

通過巨額投資迅速工業化；2）政府在整個過程中起指導作用；3）運用

產業政策和中央直接融資促進更先進行業的發展。

如此一來，銀行不是以商務為導向，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政府發展政策的

工具。

作者認為，這種模式最終崩潰原因在于“價格錯位”。為了刺激高速增長

所需的高水平投資，該模型依賴于中央直接補貼，使得投資于某些行業

或部門更具吸引力且風險較小。通過操控價格，中央提供給這些行業廉

價信貸，或者直接要求投資于首選的特定項目。為了鼓勵出口商，匯率

是受到控制的；推出了能源、出口等的各種補貼。

操縱價格形成巨大的扭曲，造成金錢浪費和產能過剩，最后換得脆弱的

銀行、負債的公司和愚蠢的投資。

中國的投資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46%，即便以亞洲標準衡

量都讓人望塵莫及。然而，投資水平如此之高，在某些關鍵方面，經濟

卻是如此匱乏。例如，中國投資上千億美元修建高速鐵路，票價超出了

大多數中國人的支付能力，而且許多中國大城市還沒有地鐵。

下一個金融危機可能爆在中國

文章中提到，中國的許多投資都靠債務支持，因此債務水平一路飆升。

評級機構惠譽Fitch估計，2011年的銀行信貸相當于GDP的185%—

—僅僅三年便增加了56%。債務的增幅雖然尚未對中國的銀行構成顯著

的負面影響，許多分析師卻擔心銀行最終將面對不良貸款的上升。

《金融時報》近日報導，北京政府已下令銀行滾存地方政府所欠的1.7

兆美元貸款。如果報導屬實，這說明：1）投資的項目不足以產生償還

貸款所需的收益；2）銀行賬簿上的貸款質量讓人存疑。當政府實體耗

用他們無法償付的貸款的同時，許多小公司，尤其是私人企業卻無法籌

集足夠的資金，持續遭受資本短缺的困擾。

該報的經濟專欄作家馬汀沃夫(MartinWolf)也撰文說到，下一個金融危

機可能爆在中國。他說，開放金融系統的論戰與中國內部改革的爭議息

息相關…這也是為何，自由兌換人民幣被規畫在遙遠的未來。

駁斥超級官僚主義可以管理經濟

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共決策者對經濟的管理表現卓越。但是，今天中共

的超級官僚所面對的是，他們相信可以用政令來管理經濟、可以命令經

濟增長。但卻擺脫不了基本數學的力量，不論它的決策者有多么能干。

中國經濟尚未從投資和出口轉向消費，并將主要焦點放在經濟增長上。

中國的儲蓄仍舊過高，而消費嚴重偏低。當局還沒有為經濟轉型采取任

何步驟，比如減免許多進口貨品的高額賦稅等。更重要的是，政府對糾

正價格無所作為。貨幣仍然被牢牢控制，利率也沒有改革。于是，投資

者仍根據錯誤的價格信號行事。

時間不多了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雖然作者表示不太可能準確預測危機將會何時發生，或許2~3年之內。

但他強調，中國可以解決其經濟問題的時間已經無多。”

日前世界銀行也發表了《2030年的中國》并給出多方建議。但是，中

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在3月2日的記者會上，兩次被問及政治改革問題，

回應依然強硬：“你可以指望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會有新進展…但政改要

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架下進行。”

作者認為，中國如果不轉變其經濟發展模式，發生經濟危機勢在必然。

中國面臨的經濟危機，就經濟學而言，他們無法逃避數學，這是最科學

的了。不管這個經濟體有多大、增長有多迅速，或者政府介入經濟有多

深，如果這些數字的綜合加起來不對勁，就什么也談不上。而中國有很

多的數字的總和都對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