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行無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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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禮、智、信”的釋義

一，仁、仁

仁字并沒有簡化，只是一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仁是會意字，從人，

從二。《說文解字》說人是“天地之生，最貴者也。”還說，凡是屬于人的都從人。

二，是會意字，古文作“丄”，就是上字。二、上都是高的意思。

《說文解字》說，二是地之數。那么，結合起來看，仁就是專屬于世上的人

的高尚情懷。儒家講“仁義禮智信”，仁是僅次于德的，人類所特有的一種美好

的情操。《說文解字》說，“仁，親也。”人與人相互親切關愛。《禮記》說，“上

下相親謂之仁。”“溫良者，仁之本也。”“仁者可以觀其愛焉。”。《春初·元命苞》

說，“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立字二人為仁。”

仁者是對有仁德者之稱。有時候，用仁來指有恩于萬物生育的事物。古代歷

來推崇仁政，認為尊德行仁的才可以叫做王。

現在稱果實的核為“仁”，其實古代稱其實為“人”，果人、核桃人。明代后

才改作“仁”。

二，義、義

義字被簡化得面目全非了。正體的“義”是會意字，從我，從羊。我是會意

字，從戈，從戈。戈是兵器。象形字羊表祭牲。這個金屬的戈使得義字充滿了鏗

鏘的陽剛氣氛，因為要承擔風險和責任；而獻祭的羊又表明了義是富含自我犧牲

敬神的。古人講：義不殺生，義不殺少。義的本意是，合于道德的行為或道理。

舍生取義是因為古人篤信義不容辭。而簡化字“義”已失去原意。

三，禮、禮

《說文》講，“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最初始的意思是舉行儀禮，祭神求福。儒家歷來重禮，這個禮字可是有的說

的。禮是會意字，從示，從豐。豐字從豆象形，古代祭祀用的器，如果用于事神

就叫禮。示是會意字，小篆字形，示字上面的“二”是古文“上”字，下面的“小”

字本是三豎，三豎代表日月星，《周易》講“天垂象，見吉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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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觀察上天的天文，才能洞察世間的變化，這是因為天象是神用來垂示人

類的手段。示作為一個漢字部首，其字多與祭祀神明有關，比如：祝，祭主的贊

詞；福，天神佑護才叫福；禪，帝王祭天；社，是土地之神。那么結合起來看，

禮意思就明白了，過去講的禮，主要是對神靈的祭祀、表達敬意和尊重，這就是

儒家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引申到日常生活，那就是對別人的尊重。《左傳》說，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我們再看看這個簡化字“禮，已經

完全沒有了敬神敬人的內涵。

四，智、智

智，會意兼形聲，“知”的后起字。從日，從知，知亦聲。知，會意字，從

矢從口。矢是象形字，象鏑括羽之形，本意是箭，引申為正直、端正，再引申為

出口無悔的發誓。知是智的古字，通曉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的才能叫智，也

就是知。而且，真正的知、智，一定是真理，一定是真象，也一定不會偏離道德

仁義

五，信、信

信是會意字，從人，從言。信的本意是真心誠意、專一不移。人的言論應當

是誠實的、真實的、不虛偽的。言是指事字，甲骨文字形下面是舌字，下面一橫

表示言從舌出，是張口伸舌講話的象形。以“言”作偏旁部首的字，都與說話或

道德有關。《說文解字》說，“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就是說，心里有什么直接

表白才叫言，而推理辯論詰問的話應該叫語了。因此《法言義疏·問神》曰，“言，

心聲也。”如果一個人言不由衷、說假話，肯定是不會有信譽。

《詩·衛風·氓》曰：信誓旦旦。古代的人一旦信誓，就決沒有不兌現的時

候。

儒家文化價值今識

儒學是中國的傳統國學，是東方文化的精髓。同時又是世界東西方兩大文明

體系之一。她是承載著人類文明的一艘巨輪。從悠遠的歷史長河中駛來，還將駛

向人類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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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西方文明惟我獨尊，橫行無忌，不可一世，但是已經現出了疲態。

它的暗淡前景預示著；其他類型的文化，尤其是以儒學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價值，

將要擔負起比以往更為艱巨的使命。他們要共同構筑起人類用以驅散戰爭陰云，

遠離物欲迷惘、意識紛爭，滿載生機與希望，駛向美好彼岸的新方舟。

打造希望之舟，需要聚合起人類全部的文明成就與人文智慧。包括儒學與東

方文化在內的所有文明類型與文化傳統，都將平等地參與進來。這將是一次真正

的多元對話。不同文明在其中會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來自東方

的聲音將起到仲裁者的作用，引領人們步入會堂，坐下來，共同面對現實，充分

地交流，真誠有效地討論并思考關乎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永恒話題。

只有儒家文化能夠主持這次至關重要的對話。原因在于這是一次多元的平等

的智慧交流，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傳統、不同的信仰都必須做到相互寬容相互謙

讓才能聚到一起。只有做到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之后，才能進行真正的對話。不

是一種文明將自己的觀念強加給另一種文明；也不是一種文化破壞性地去制衡另

一種文化。必須是首先包容對方，在相互諒解和充分信任的前提下才能化解彼此

的分歧與隔閡。包容性正是儒家文化的特色。儒家文化的包容精神，是其他任何

一種文明所不曾具有的。海納百川的氣魄，兼容并包的胸襟，克己成人的美德，

忍辱載道的修為，這些都是中國文化人最優異的品質，是他們與世界其它文化信

仰者相區別之處。這是儒家仁和思想獨特的時代價值所在。

儒家“仁”的精神，就是從調和自我的心境，完善自我的人格入手，進而去

完美家庭，均衡社會，平治天下，直到努力使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生態的改善相同

步，達到天人合一、物我共益的最高生存境界。這個天人合一，不是要人被動地

去追隨自然，承受自然，也不是讓自然反過來適應人，而是人與自然的對話，人

與自然互動，把握自然規律并返惠于自然，真正成為大自然的伙伴，所謂“與天

地參”。當時代選擇了“可持續發展”為其理念的時候，儒學就責無旁貸地重新

背負起了歷史的使命，與大自然的自我修復機制一起，精心彌補往日的創傷，耐

心醫治心靈的病痛，辨認清楚要走的方向，共同踏上和諧發展的坦途，這是人類

唯一明智的選擇。

當代儒家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回顧歷史，向現代人展示儒學的本來面貌，讓世

人了解孔子，了解儒學。用科學的、當代的目光去注視這門古老的人文學說，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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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然明晰地掌握她，心悅誠服地接受她，使儒家的大智慧最高限度為現實社會

服務。

儒學之所以能長期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儒學之所以是儒學，這是一個

最關鍵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要把歷史的、環境的、民族的，等等多種時空維度

綜合在一起，進行哲學的思辨與科學的詮釋。

首先是人文地理環境的因素：中國幅源遼闊，山川壯美，環境多樣，平原、

山地、河網、湖泊、森林、草原各種地型都能在古代“中原”地區找到。不同生

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部落先民們，生存方式不同，性格各異，文化類型迥然，聚

匯一處，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借鑒卻不能互相替代，因為在遠古生產

力條件下，特定生態中成長起來的人群很難短期內適應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

占據一個陌生的土地非但不能得到更多的財富，反而可能因水土不符而陷入困

境。這種地域環境的不適應，即使是現代人也不能夠忽視。同時，由于中國廣袤

的國土面積客觀上保證了古人基本的生存空間，在人口相對較為稀少的遠古社

會，對外拓展的壓力要比提高自身生產技能的動力小得多。同是古代社會，西方

人熱中于對外征戰；中國傾向于自身內部的發展。在相對于西方中世紀的千余年

歷史中，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生產力水平一直遙遙領先，即便在鴉片戰爭前期中

國的國力仍然可以傲視全球。人口的過度增長，生存空間的極度緊張，家族式生

產方式隨之遭到本質的破壞，這也是傳統價值失落的主要原因。

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許多亞洲國家，比如印度、日本、韓國等，他們并

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斷層。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傳統生產方式未遭到

根本性的沖擊，不需要全面否定自身文化的價值，不象中國社會這樣把傳統文化

看作十惡不赦。盡管有著同樣多的傷痛，但是他們畢竟是站著步入現代社會的：

不是跪著，也不是爬著。如此說來人口極速增長，超過環境的承受力，以及造成

這一后果的因素也是傳統文化失落的罪魁禍首之一。

中國先民們要更好地生存發展，最好的辦法是密切交往，互取所需，他們在

交流中取長補短互通有無，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實現了多元并存，共同發展，

最終聚合為一。在部族間的人口流動中可以使基因優化，人口素質不斷提高。再

加之四季分明的氣候，適中的緯度，生存空間的開放性，多種因素造就了漢民族

優秀的適應能力。中國人無論走到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都能很快調整好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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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節奏，輕松適應當地環境，較之本地居民也毫不遜色。中國先民各部族在長期

的交流、競爭、共生共存的過程中深刻意識到，只有和平共存，坦誠相待，相互

尊重，熱情交往才能更好地生存與發展。東有魚鹽之利，西有金玉之美，南有稻

果之香，北有蓄乳之怡，在和諧穩定的生存環境中他們共同分享著勞動的果實。

和平勝過紛爭，交流勝于對抗，友誼強于仇怨。利劍的鋒芒只會指向那些掠奪他

人土地、強占他人財富的野蠻入侵者。

和平是最值得珍視的財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交流可以拓展生

存空間，促進生產技術的提高。對于以和平方式進入自己疆域的部族則寬容地接

納他們，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來之則安之”。和平的環境需要倍加呵

護。長期的平等交往，互惠互利使人養成了溫和、從容、健朗、自尊而又自信的

心態，不去侵凌他人，也不能容忍別人的欺辱，愛好和平的人們，從來就不會缺

少自衛的勇氣。勇于抵御強敵，在保衛和平的斗爭中鑄就了中國人長城一樣不屈

的精神。在和平交往中也逐漸形成了中華民族熱情好客，誠懇待人，寬容謙和的

氣質。他們用兼容并包、海納百川的胸襟成就了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東方文化，也

成就了漢唐盛世的輝煌歷史。

長期的文化交流使中國人習慣于坦誠、平和地對待世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信

仰。事實證明，漢民族是真正的外向型民族，是優秀的世界公民。這種廣泛的認

同、尊重與寬容就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仁”的具體體現。儒家認為：作為

仁者就要去效法生養他們的這片土地，要象天宇的光覆，要象大地的潤載，象天

地一樣無私地包容世間的一切。

有了包容還遠遠不夠，一味地合同容讓會使人失去銳意進取的活力與生動鮮

明的個性。會損害文化的創新機制，從而使社會喪失前進的動力。在和諧穩定的

基礎上也要大力提倡競爭，這種競爭是有序的競爭，是在和諧穩定的社會基礎上

進行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共同的發展，共同富裕。不是縱容優勝者而淘汰失敗者，

鼓勵先進者去驅趕滯后者，容忍強勢群體去侵奪弱勢群體，而是引導成功者把自

己的事業看做是整個群體的成就，把勝利的喜悅拿來與人分享，回報社會，以求

“同樂”。遲后者也要勤于學習，誠懇助力，自知自信，開朗參與。既要“選賢

任能”又要“講信修睦”。有序競爭是一種良性競爭，這種競爭促成了一部分人

的進步但不會擠占掉另外一部分人的生存空間，不會激起一些極端的抗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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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競爭促成了整體進步的同時也優化了社會分工，使不同發展層次的人各得其

所，各盡其用，不會產生兩極分化，發達者驕奢淫逸為富不仁，貧弱者走投無路，

鋌而走險。

有序競爭，是以社會公益為目的的競爭，是“適者優存”，而不是“適者生

存”，不適者被淘汰。如何去實現，就要用一整套的法規去規范它，這就是“禮”。

儒學經常談及社會秩序的建設和社會角色的定位。所謂“正名”就是要明確權利

和義務。儒教也被稱為“禮教”，禮的真正目的不是被動地調和矛盾，而是主動

去引導競爭促進發展，協調社會分工，建立激勵機制。儒家學者的一項重要責任

就是要制定、完善社會競爭秩序，根據時代的需求，不斷的去完善“禮”，并模

范地遵守禮法。“非禮勿動，非禮勿言”，“克己復禮”。提倡“仁”就要遵從“禮”，

遵從“禮”不是讓人自我封閉，自縛手腳，而是為了明確責、權、利，通過有序

競爭，更好地展現才能，發展自我，服務社會，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共同進步。

社會發展了，生產提高了，物質豐富了，然后如何？然后就要共享果實，去

品味生活的美好，去述說親情的可貴，去贊嘆道德的崇高，去仰視天地的偉大。

去歌頌這一切，去重溫走過的路程，去追述先輩的功德，去沐浴家庭的濃情，并

把這一切用藝術的形式傳遞給自己的后人，這就是“樂”。辛苦的勞作之后，人

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修養生息，同時準備好下一次的行裝。在一曲優美的樂

聲中人們又找回了大我。這就是禮、樂之道——儒家的治國藝術，一揖之際，天

下太平。

儒家社會倫理規范體現在“禮”的系統之中，可以靈活地加以實際應用。“禮”

的作用在于為社會活動空間劃出一條條的“分道線”，促使人們不要過多的相互

依賴，相互糾纏，相互傾軌，而是要快慢車道分清楚，各走各的路，互不影響。

就象在一個家族式的企業中規范好每一個親屬成員的責任與權限，使之不僅要相

互依賴，更要相互尊重和高效配合，令行禁止，不吃“大鍋飯”。培養獨立意識

以及完善的責任感，最后還是要回到大家庭中來，這種競爭的目的是為了整體的

利益。與西方你死我活的生存斗爭截然不同。表現在當代，在東亞經濟模式中，

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日本的終身雇員制。在日本，企業家把員工當作自己的家人，

員工也會象關心家庭那樣關注企業的發展，盡職盡責，傾盡全力創造出了一個又

一個的經濟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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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千年前的中國，是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社會對和諧觀念較為注重，原始

合和意識在后來的老子和道家學說中依然保留著，“無為而治，不尚賢，不貴難

得之貨”等等，這是典型的上古中原民性。而獨立進取的意識卻為儒家所繼承和

發揚，這與儒學的發源地山東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孔孟之鄉曲阜，地處中原文

化與東夷文化的交匯處，中原文化的平和包容與東夷文化的強悍進取相結合，體

現在儒家人格當中，剛毅與溫婉、獨立與合同、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相遇，同為

儒家精神的特質，并且很自然地調和在了一起。儒家學子自古以來就不愿做單純

的學問家，他們既是優雅浪漫的詩人，又可以臨危受命，是智勇兼備的文武全才。

曲阜是中華始祖黃帝的出生地。黃帝部族是中原華族，遷徙于曲阜，在此建

立了自己的城邦，據此發展壯大，逐步統一了當時的中原各城邦，使華夏民族最

終融合為一個偉大的整體——漢族。這得益于中原民族溫厚與寬和個性中融進了

當時東夷民族的純樸與堅毅所形成的人格特質。孔子強調“禮”，也是意在培養

人的獨立自強、開拓進取的精神。現代人常常把儒家的“禮”理解為約束自由，

禁閉思想的枷鎖，這是不了解本民族的性格歷程，不了解古代漢民族親和性格的

特點以及為突破其負面影響謀求創新與發展的迫切需要。現在有人一提到“禮”

就聯想起“三鋼五常”，這實際上是把民族意識與封建等級制度混淆了。“禮”遠

比“三綱五常”所代表的封建制度久遠的多，也廣博的多。儒家的“禮”是漢民

族銳意進取精神的系統化體現，與“綱常”相比，它是要解放人性，使人充分認

識到人格的獨立性，而不是約束人，剝奪人的自由。所以，“禮”與“綱常”有

本質的不同。

法律不能代替禮的社會功能，“禮”也常以規范和律制的面目出現讓人去遵

守，這并不能說明禮是強制性的。禮有規范性，但無強制性，法律依靠暴力的維

護而禮制則寄存于道德自覺性之上。古代中國是禮制社會，直到現在還多少帶有

輕視法制的習慣。

儒學的禮是用來確立人的社會角色，賦予人社會責任感和個體價值意識，明

確權力與義務，建立有序的社會競爭。但是社會是不斷發展前進的，人們總要面

臨新的選擇，特別是在社會精英所處的位置上，知識份子的先進性意味著他們總

是要最先面對新的矛盾與問題，解決新問題沒有現成的規矩可用，如何把握好前

進的方向是一種考驗，也正是他們大顯身手的時機。這就需要一個“智”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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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義是富有時效的知識與明智選擇，其表現在于能圓滿、高效地處理好社會矛

盾，處理好發展與穩定、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的利益關

系，尤其是自身的進退與信仰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儒家知識份子具有高超的智

慧與遠見，敢為天下先，既要有創新能力，又要有耐心，既要精確策劃放眼全局，

又要注重細節，身體力行。“智”是實現儒學實踐價值的關鍵，智中包含著“知”

——對社會規律與現實進程的真切把握。孔子又常常把“智”與“仁”相提并論。

“智”常要儒生們在道義與財富面前做出選擇，真正的儒家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

者，孔子自身就是明證，他不茍合于權貴，周游列國終不見用，而渴求真理的決

心卻愈發堅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布衣終生無悔。并不是因為他自命清高、避

世獨立，而是良知自證，一時的榮華貴顯較之永恒的真理和崇高的社會責任誰輕

誰重。“智者不惑”，儒家的“智”既包括了知識論，又包含著價值論，是理想與

實踐的統一。

歷史選擇了儒學，儒家學者們長期擔負著安民治世的責任，他們既是政治家

又是思想家，有權主導社會觀念。在處理統治者與下層民眾之間的矛盾時，巧妙

地運用“中庸”策略。什么是中庸真正的內涵呢？中庸實質是為解決社會內部矛

盾而尋求的一種建設性方法。在維護國家總體利益的前提下，穩善處理統治集團

與下層民眾之間的利益分爭，既不讓貴族過多的損耗社會財富，又不能使國家機

器失去必要的物質基礎。這并不意味儒家只能是承上啟下的官員或圓滑政客，中

庸就是析中主義。真正的中庸觀念是以國家總體利益為先，以發展的眼光對待具

體問題，不是去費盡心機地同時維護雙方的利益，是為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側

重地進行政策調整。通過適時協調，均衡了雙方的勢力，不使矛盾激化或利益失

衡，使其互補互助，用共同的利益取代彼此的矛盾，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社會

環境的穩定，使人民生活與社會政治文化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經過“小康”社會

階段，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當然在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上，大同世界只能是一個

愿望，中庸之道也是因人而興廢，但在中庸思想的主導下，古代中國較之中世紀

的歐洲乃至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歐洲，其政治系統的完備，社會意識的寬容，都

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以儒學大一統思想和中庸體系維持著的古代中國是當之無愧

的中央帝國，是人類封建社會文明史的主樂章。

儒家之所以選擇中庸思想為治世之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實實在在地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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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這一方針？儒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始終致力于保持其自身人格的完整與獨

立，不屈服于貴族政權，也不依賴某種民間勢力的維護。儒生的群體是一個以成

熟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知識群體，既是學者又是一名社會生產者，有其賴以容身

的經濟生存空間。他們從事仕途并不是沒有從事社會生產的能力，是“志于道”

而不是“食于道”。古代的門閥土族田聯阡陌富甲一方，在儒生當中也不乏商賈

出身者。儒學的宗旨是造福于社會，最高限度地實現人生價值。出于這一目的才

能積極入世，是“學而優則仕”，并非單純的某求官祿。真正的儒家入世是為了

“證道”，所以不會輕易為五斗米折腰，去趨炎附勢，為虎作倀。道不同不相為

謀，和則用，不和則去，不被任用還可以退身田園，設壇施教，也足可以謀生。

然而一旦有違中庸之道，便是全然背棄了自己的信仰，失去了中國文化人的尊嚴

和良知，失去了心靈的寄托，背上悔恨的重負，再也無法進入這座精神的圣殿啦。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朝聞道夕死可矣”，文化人就要有文化人的

精神。對真理的渴求是人類最偉大的本能，為此可以從容地奉獻出生命，屈屈利

祿何以毀道。現代意義的“讀書人”，不可能真正領悟到儒學的真諦，儒學也不

是他們真正的信仰，有時只是用來作秀而已。

人類進化到封建社會，已經有能力在社會生產的基礎上有所超越，去進駐于

精神的空間，生存在精彩的思想世界中。在千百年的文化積存中尋幽訪圣樂不思

歸。這是文化人的真正家園，同樣也是一個真正儒家學者的立身之地。儒家求學

就是要在這片天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旦真正找到了就不會重陷于世俗利欲的

網羅。但是儒學又是入世之學，只有真正的出世，才能真正的入世。“學而優則

仕”是入世的途徑之一。沒有真正的超越，也不會有真正的回歸。未能立命于精

神世界，回到世俗中會再次被功名利祿所擺布，被利欲所淹沒。不要說濟世安民，

克守中庸了，弄不好還會將學問與才能用在謀求私利與貪贓枉法上去，其危害更

勝過普通人。學無所成是不能冒然入世的，否則很可能會被師友們鳴鼓而攻之，

也不會再有資格自命為儒。孔門對從政的儒生有一套嚴格的考驗制度，為的就是

要防止勢利之徒欺世盜名，危害社會。

文化人是可貴的，因為只有當人不斷地學習和實踐，跨入社會生產的最高階

層－－知識生產階層時，才有可能把世俗的財勢之爭看清、看淡，才能最大限度

地消除世勢的影響，最大限度地公平執政，真正實踐中庸之道。可見，儒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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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執政者的推崇，也能不斷的發揚下去，因為儒學已經在世俗世界之上建起

了一座宏偉的精神癜堂，它能提升人的心智，升華人的精神。就象是一座高聳著

的山峰，只要屹立在那里就能不斷地催喚出人的攀登欲望，而只要有人攀登，她

就會充滿生機。

一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首先需要內部的動力。提高內部凝聚力在于解決社

會現實矛盾，矛盾的解決在于發展。為避免剝奪弱者或損耗強者，就要平衡雙方

的力量，使其均衡存在。如何增減天平上的法碼，需要有高度的人文智慧和靈活

的施政技巧。中庸是儒家智慧的精華所在，是人類文化中最富有現實精神的社會

理念之一。

儒學是人學，充分體現了東方價值觀對人的尊重。尊重人就要尊重人的價值、

人格和生存空間。儒家的“義”就是東方人本主義的表現。“義”就是平等、互

重，確認他人的人格與自我人格同等地位，他人的利益權力與自我等同，他人的

發展權與自我等同。這個“我”是一個什么概念？在儒學里，“我”既不是萬物

的尺度，也不是萬物的主宰，也不是天生有罪的，而是萬物的伙伴，是自然之友。

儒家的“我”首先是一個平衡的理念，既不是強者也不是弱者，而是一個平和的、

自然的、有機的存在。人格的可貴是基于自然的可貴，自然的可貴是其具有孕育

生命的能力。自然因孕育了人而可貴，人因分生于自然而可貴。也就是說人性的

美好是因為他能與外界平等交流，有機互助，共同發展。人的價值在于和諧與發

展，當人順應了自身真正的價值后，就會有成就感、充實感。把這種美好的感受

與他人分享，這就是“義”的概念。儒家認為與他人分享人格的美好與價值，是

人生理想得以實現的方法之一。為了成就自己，就要去尊重別人，與人平等相待，

利益共享，否則人性將面臨退縮甚至異化，人就會失去美好感與充實感，會迷惘

困惑，進而產生負疚和痛苦感。如果某種文化使人陷于深重的負罪感而不能自拔，

說明這種文化是逆人性而為的，是一種反人性的文化。這種文化在現實中不能成

立，除非其自身具備一種“贖罪”機制，依靠著某位救世主的挽救。

儒家文化中沒有救世主，而是用“義”來引導人相互尊重彼此謙讓，“義”

的表現之一就是“讓利”。利益享有權是等同的。在財利面前，儒家主張讓利于

人，既然他就是我，我能得的他更能得之。從而可以有條件地快速實現利益共享。

中國傳統節日中人們會禮尚往來一翻，這雖是一種有趣的民俗，其中卻體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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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思想。當收到禮物的一方在恭送拜訪者離開時，通常會把禮品的一部分

返送回去，這是優先享有利益者在反饋于讓利人，在增進了友誼親情的同時也共

享了物質利益。“義”還表現為對風險與責任的主動承受，這樣就會將風險分散

直到最小化。這種對財利的推讓和對風險的擔承并不是無原則的，是以個人的承

受能力為前提，總之是在和諧的氛圍中最合理地分配利與責，這一過程無需法律

強制監督，始終是社會輿論在起作用。

西方法制觀念正與之相反，那是為避免分爭的混亂，在暴力監督下分配利益，

故而西方對于國家的觀念，一是法庭，二是軍隊，三是監牢。西方法制理念是用

暴力強制把沖突的危險降低到最小程度，儒家思想則是用道德自覺性把利益提升

到最大化。西方哲學描繪了人性的罪與惡，東方哲學則贊美人生的美與善。兩種

傳統就這樣相會在二十世紀，共同步入了二十一世紀。誰將于二十一世紀被大多

數民族所接受，誰就會引導人類社會文化的未來發展。

是社會自身的發展給了儒學以豐富的生存空間，社會要存在要發展就會有內

部矛盾，有矛盾就需要解決，就需要中庸之道，就需要發現和實行中庸之道的儒

家學說。一個社會的內部矛盾需要采取中庸的方式來解決，而它的外部矛盾則不

同，外部矛盾更多的是按照適者生存的規律來解決的，而真正的適者是能以包容

之心對待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野蠻人并未因為看到古羅馬文明成就的高度發達

而停止對它的掠奪。戰爭對文化的破壞遠勝于天災與瘟疫，醫治戰爭創傷，最好

的方法就是相互寬容。歷史上中國發生過許多次民族大融合，每次都是漢族利用

自己的包容與忍耐反敗為勝，很快就把入侵者同化了。西方社會則長期面對民族

矛盾的傷痛不能自拔，古羅馬文明幾乎被葬送在中世紀的黑暗中。與西方文明相

對應儒家思想卻從未停止過前進的步伐，盡管歷經無數次的民族沖突與融合，依

然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存發展著。基于歷史的現實，儒學與儒家文化才成為未來

世界文化框架的首要選擇。

儒學必將在不遠的將來被全世界人民所了解，所喜愛。全球化加快了人類大

家庭的融合過程。和平是人類共同的期望。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矛盾

漸漸地成為“地球村”這一村落的內部矛盾。廣泛地對話與合作已成為人類良知

的共識。怎樣有序地競爭，高效地合作，雙贏地解決世界爭端，最好的辦法就是

“中庸”，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儒家智慧的高明之處，化解眼前的矛盾是在為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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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競爭打好鋪墊，從而進一步提升創新力。競爭的勝出更要與對方合作以保護和

擴大成果，培養好自己的市場，補充好自己的能源，這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某些時刻合作就是最好的競爭，競爭又是為了能更好地合作。人類不僅要在經濟

生活中謀求對話，更應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攜手步入美好的未來。儒學在這方面

有著無以倫比的智慧與經驗優勢，她有著兩千五百年發展探索的經驗積累，有著

五千年人文歷史的厚藏博蓄，有著完善的體系、豐富的理論成果，有著從未間斷

的生命活力，在全球化即將到來的新時代面前，中國文化人不應為此自信和自豪

嗎!人類社會不應為此而慶幸和振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