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鑒賞家

用心愛心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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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教版《短篇小說選讀》收錄的《鑒賞家》，是汪曾祺1982年創作的一篇小說，發表于

當年的《北京文學》。小說雖然以“鑒賞家”為題，主人公卻并不是一位有淵博學識與高雅品

位的專家，而是一個極為普通的賣果子小販——葉三。葉三憑著對生活樸素的、真誠的理解，

對繪畫藝術的赤誠熱愛，終于成為繪畫大師季匋民的貼心知己。汪曾祺試圖通過塑造葉三這

個質樸、赤誠的“素心人”形象，來表述自己的審美取向和人生態度。

一

汪曾祺在小說開頭深情地說：

全縣第一個大畫家是季匋民，第一個鑒賞家是葉三。葉三是個賣果子的。他這個賣果子

的和別的賣果子的不一樣。不是開鋪子的，不是擺地攤的，也不是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的。他

專給大宅門送果子。也就是給二三十家送……葉三賣果子從不說價。買果子的人家也總不會

虧待他。有的人家當時就給錢，大多數是到節下（端午、中秋、新年）再說。葉三把果子稱

好，放在八仙桌上，道一聲‘得罪’，就走了。他的果子不用挑，個個都是好的。他的果子

的好處，第一是得四時之先。市上還沒有見這種果子，他的籃子里已經有了。第二是都很大，

都均勻，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都是原裝，都是‘樹熟’，——不是在米糠里悶

熟了的。

小說用了較大的篇幅敘述葉三賣果子的故事，似乎和“鑒賞家”沒有聯系。作家有意繞

了一個彎子，從側面交代了葉三為人處世的赤誠坦率、光明磊落。同時，到處走走，“能看

到很多好景致，知道各地鄉風。”葉三對生活的感悟、對繪畫的理解，正是源于長期的賣果

子生涯。他對生活的熱愛，對繪畫的鑒賞，對季匋民的欣賞與膜拜，對友情的珍視，都是建

立在他的遠離功利的審美意識上。

葉三賣了三十多年的果子，兩個兒子都成人了，兒子們覺得父親太辛苦，不讓他再風里

來雨里去了。但葉三還是堅持為季匋民一個人賣果子，他為季匋民送果子是為了看他的畫：

他給季匋民送果子，一來就是半天。他給季匋民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綠、抻紙。季

匋民畫的時候，他站在旁邊很入神地看，專心致志，連大氣都不出。有時看到精彩處，就情

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氣，甚至小聲地驚呼起來。凡是葉三吸氣、驚呼的地方，也正是季匋民

的得意之筆。季匋民從不當眾作畫，他畫畫有時是把書房門鎖起來的。對葉三可例外，他很

愿意有這樣一個人在旁邊看著，他認為葉三真懂，葉三的贊賞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內行，

也不是諂媚。

季匋民認為，葉三雖然只是一個果販，但他是用最純真的眼光去欣賞繪畫，不摻雜任何

的私心雜念與功利色彩，而且，他能用最簡單、最直接的語言評論繪畫，常常能“一句話說

出好在何處”。而一些所謂的名士的高談闊論卻為季匋民所不齒，因為他們常常是道聽途說、

似通非通，而且往往為濃厚的功利色彩所覆蓋。

事實證明，季匋民的判斷沒有錯：

十多年過去了。季匋民死了。葉三已經不賣果子了，但是他四季八節，還四處尋覓鮮果，

到季匋民墳上供一供……季匋民死后，他的畫價大增。日本有人專門收藏他的畫。大家知道

葉三手里有很多季匋民的畫，都是精品。很多人想買葉三的藏畫。葉三說：“不賣。”……

葉三死了。他的兒子遵照父親的遺囑，把季匋民的畫和父親一起裝進棺材里，埋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對于季匋民來說，葉三是一個真正的布衣

“鑒賞家”，因為他心地純正，襟懷坦白，重情重義，不慕虛名，不圖浮利。

二

縱觀汪曾祺的創作歷程，我們不難看出，從第一篇小說《復仇》發表于1941年的《大

公報》那時起，汪曾祺就一直在努力探尋著人情的溫暖與和諧。他筆下的人物深受“儒、道、

佛”思想的浸染，有自由的個性和獨立的人格，也有溫潤的處世哲學與豁達的人生態度，他

們知足達觀、隨遇而安、溫潤謙和，于艱難的人生處境中堅強又快樂地活著。在這些人物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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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寄寓了作家的審美理想和價值追求，通過對這些人物命運的鋪陳與敘述，表達了作家對

世態人生的大徹大悟。

沈從文認為文學要表現“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作為沈從文的得意門生，汪曾祺對于文學也有同樣的理解，他說：

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東西、真實的東西，人的美、人的詩意告訴別人，使人們的心得到

滋潤，從而提高對生活的信念。如果我的世界觀是混亂的，我自己對生活缺乏信心，我怎么

能使別人提高信心呢？我不從生活中感到歡樂，就不能在我的作品中注入內在的歡樂。（《要

有益于世道人心》）

我是個樂觀主義者，相信中國是會好起來的，人類是有希望的。（《正索解人不得》）

我的作品里表現了較多的對人的關懷……我以為一個作家的作品是引起讀者對生活的

關心，對人的關心，對生活，對人持欣賞的態度，這樣讀者的心胸就會比較寬厚，比較多情，

從而使自己變得較有文化修養，遠離鄙俗，變得高尚一點，雅一點，自覺提高自己的人品。（《卻

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三

汪曾祺的第一篇小說《復仇》，副標題是“給一個孩子講的故事”，其題辭引自《莊

子·達生》：“復仇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這段話的意思是：復仇者并不

會去折斷曾經傷害過他的寶劍，即使存在忌恨之心的人，也不會怨恨那偶然飄來的、無心地

傷害到他的瓦片。小說中，那個年青人懷著報仇雪恨的決心，歷盡千辛萬苦，輾轉千里，終

于找到了昔日的殺父仇人——那個正在矢志不移地鑿通道路的瘦頭陀。最后卻在仇人的善行

感染下，消泯了復仇的決心，同瘦頭陀一道承擔起開山鑿路的重任。

這是一首空靈飄逸的人性復蘇贊歌，汪曾祺說：

《復仇》是現實生活的折射。這是一篇寓言性的小說。只要聯系一九四四年前后的中國

的現實生活背景，不難尋出這篇小說的寓意……我寫這篇小說是不很自覺地受了佛教的‘冤

親平等’思想的影響的。但是，最后兩個仇人共同開鑿山路，則是我對中國乃至人類所寄予

的希望。（《撿石子兒（代序）》）

《雞鴨名家》中的余老五，對自己的事業癡迷到忘我與沉醉的地步，完全陶然于面前的

炕房里，早已不知外面世界的存在：

余老五這兩天可顯得重要極了，尊貴極了，也謹慎極了，還溫柔極了。他話很少，說話

聲音也是輕輕的。他的神情很奇怪，總像在諦聽著什么似的，怕自己輕輕咳嗽也會驚散這點

聲音似的。他聚精會神，身體各部全在一種沉湎，一種興奮，一種極度的敏感之中……余老

五也疲倦到了極點，然而他比平常更警醒，更敏銳。他完全變了一個人。眼睛塌陷了，連顏

色都變了，眼睛的光彩近乎瘋狂。脾氣也大了，動不動就惱怒，簡直碰他不得，專斷極了，

頑固極了。

這些極為傳神的細節與神態描寫，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絕筆，既顯示了作家

深厚堅實的生活積累，又塑造了一位炕房高手與神人。余老五的專注與執著，聰慧與敏銳，

以及專業性的近乎神奇的感悟力，令人驚嘆。

《戴車匠》把本是枯燥乏味的體力勞作，描繪成一種超然物外、有趣味的藝術享受：

狹狹長長輕輕薄薄木花吐出來，如蘭葉，如書帶草，如新韭，如番瓜瓤，戴車匠的背佝

僂著，左眉低一點，右眉挑一點，嘴唇微微翕合，好像總在輕聲吹著口哨……木花吐出來，

宛轉的，纏綿的，諧和的，安定的，不慌不忙的吐出來，隨看旋刀悅耳的吟唱。

《安樂居》敘述了幾個整天泡在“安樂居”里的酒友的平凡人生。他們每天大都喝一毛

三分錢的低檔酒，吃三四毛錢的便宜兔頭。悠游自在的看大門的老呂、愛眨巴眼的老聶、出

過苦力扛過包的老王、風度翩翩且梳著一絲不亂長發的畫家、說話特別的上海老頭，心甘情

愿聽老婆話的瘸子，還有愛干凈有精神的賣白薯的大爺。這是一群生活在民間最底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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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為他們描繪了一幅小人物的浮世繪。深處社會的底層，過著最平凡的生活，經歷了人生

的酸甜苦辣咸，卻有滋有味。他們是那么的知足與達觀，真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開闊胸襟，更有“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沉著。他們不就是“平平靜靜，沒有大喜大憂，沒有煩惱，

無欲望亦無追求，天然恬淡”的活莊子嗎？

《歲寒三友》寫的是患難與共的真誠友誼，表現了苦難社會里小人物的淳樸與仗義：

歲暮天寒，彤云釀雪，陶虎臣無路可走，他到陰城去上吊。他沒有死成……靳彝甫回來

了。他一到家，聽說陶虎臣的事，連臉都沒洗，拔腳就往陶家去。陶虎臣躺在一領破蘆席上，

擁著一條破棉絮。靳彝甫掏出五塊錢來，說：“虎臣，我才回來，帶的錢不多，你等我一天！”

跟腳，他又奔王瘦吾家。瘦吾也是家徒四壁了。他正在對著空屋發呆。靳彝甫也掏出五塊錢，

說：“瘦吾，你等我一天！”第三天，靳彝甫約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樓喝酒。他從內衣口

袋里掏出兩封洋錢，外面裹著紅紙。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兩位老友面前，各放了

一封……這天是臘月三十。這樣的時候，是不會有人上酒館喝酒的。如意樓空蕩蕩的，就只

有這三個人。外面，正下著大雪。

患難見真情，三位休戚相關、生死與共的朋友，在突如其來的巨大災難面前，表現出的

真摯感情令人震撼。這種真誠和諧的人情美不正是支撐我們民族從苦難中挺過來的精神支柱

嗎？這里沒有驚天動地的豪言壯語，卻在凡人瑣事的敘述中傳達著深切感人的情懷。

四

汪曾祺筆下的人物，大多顯露著本真的人性美與純凈的心靈美，絕少虛偽造作的軀殼，

他們肝膽相照、真誠磊落。不管男女老幼，他們都保有一顆赤誠的童心。“夫童心者，絕假

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

全不復有初矣。”（李贄《童心說》）正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個硬邦邦的虛假外殼，才更顯得

實誠、可愛。

世界應當是美的，人應當是美的。記得一位詩人說過，人與人的關系，應當是星星與星

星的關系，它們彼此照耀，卻不彼此擠軋。我希望作家有勇氣寫出美的文學，美的詩，用以

凈化人們的靈魂。（謝冕：《作家要有勇氣寫美》）

汪曾祺不止一次地念叨著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我要運用普通平實的語言把

生活寫得很美，很健康，富于詩意。”(《美學感情的需要和社會效果》）“我的小說多寫故

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個已經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時代……我并不想引導人們向后看，去懷

舊……隨著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人的倫理道德觀念自然會發生變化，這是不可逆轉，也

是無可奈何的事。但在商品經濟社會中保存一些傳統品德，對于建設精神文明，是有好處的。

我希望我的小說能起一點微薄的作用。”（《<菰蒲深處>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