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存在的問題與解決路徑

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存在的問題與

解決路徑

楊 柳

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qū)法律援助中心，山東 青島 266400

未成年人犯罪是嚴重的社會問題，需要引起法律界的重點關

注。在對未成年犯罪事件進行處理時，由于未成年人思想處于

發(fā)展階段，行為控制能力相對較差，應與成年人犯罪相區(qū)別。

應從多層次、多角度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權利。2021年8月

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法》（后文簡稱《法律援

助法》）被表決通過，自2022年1月1日起實施。該法律的

出臺是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一大進步。但就現(xiàn)狀

而言，還存在援助制度不完善、援助效率偏低、辯護功能發(fā)揮

不充分等一系列問題，要保障援助制度的功能能夠得到充分發(fā)

揮，還需要從問題入手，對問題進行解決，并全力推動制度立

法行動的展開。

一、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現(xiàn)狀

我國針對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最早法律規(guī)定可追溯到

1985年的《北京公約》，后出現(xiàn)《兒童權利公約》，該法律

中針對未成年被告人的規(guī)定明確指出，法院需要為被刑事指控

的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幫助。后以《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預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為基礎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出

現(xiàn)，對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逐漸規(guī)范化。直至2021年8月

《法律援助法》正式通過，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才

得以真正建立。但在該法落實之前，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

度中還存在一系列問題，展開分析如下：

（一）審前偵查階段援助工作落實不到位

針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辯護工作在審前偵查階段即需要開

展，但是在指定辯護中，據(jù)2020年未成年刑事案件辯護調(diào)查

數(shù)據(jù)統(tǒng)計顯示，指定辯護的占比高達77%，而委托占比僅為

17%左右［1］。其中指定辯護律師多來自援助機構，指定辯護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針對未成年人的辯護工作處于一種被動狀

態(tài)，并且還存在未成年人監(jiān)護人未委托辯護，公檢法也未主動

為未成年人指定辯護律師的情況，造成未成年人未能得到及時

有效的法律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

八條規(guī)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

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但是由于對未能指派辯護律師的行為，

以及未能遵守規(guī)定的行為后果做出明確規(guī)定，造成規(guī)定缺乏制

度約束，援助工作落實不到位［2］。

（二）法律援助效率偏低

法律援助效率低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公檢法指派律師時

間拖延，法律援助不及時；其次，在刑事案件中，由于涉及的

機關和部門較多，案件從提交到審理需要經(jīng)過一系列程序。雖

然刑事法律援助的相關內(nèi)容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

法律援助有具體規(guī)定，但對律師需要與哪些環(huán)節(jié)、哪些部門建

立聯(lián)系沒有明確規(guī)定，可能導致援助工作無法滿足全部援助需

求，法律援助效率低下。

（三）辯護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fā)揮

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辯護功能未能得到充分

發(fā)揮，未成年人未能得到充分的幫助。盡管法律明確規(guī)定可在

各個階段為未成年人指派辯護律師，但是辯護律師個人的行為

不可控，由于屬于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因此部分辯護律師缺乏

責任感，辯護工作流于形式，造成辯護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fā)

揮。而出現(xiàn)此種現(xiàn)象的原因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辯護律師對

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缺乏重視，或主觀認為在法院處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時會針對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做出合理審判，因此將

責任轉(zhuǎn)嫁給法院，對自身的責任重視程度不足；另一方面是未

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隊伍整體素質(zhì)偏低，法律援助隊伍中的律

師專業(yè)性不足，造成辯護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fā)揮［2］。

（四）影響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其他因素

未成年人具有特殊的社會性質(zhì)，因此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

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相關人員必

須具備法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專業(yè)知識。同時還要有很強的

法律功底和溝通能力。那么，在面對不同類型的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的過程中，要合理運用差異化策略，既要對未成年人的身

心成長和人格給予應有的尊重，又要引導未成年人朝著心理健

康的方向發(fā)展，幫助其矯正人格。

然而，目前我國司法領域在對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過程

中，存在著能力和動力明顯滯后的問題。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

一是辦理刑事法律援助的補助資金較少，財政援助資金需要同

級財政部門撥付。相對于社會案件的收費標準，同級財政部門

不會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提供大量補貼資金，因此負責未成年

人法律援助的辯護律師缺乏應有的積極性，更傾向于委托辯

護。

其次，與未成年人相關的法律援助會受到中國區(qū)域環(huán)境的影

響。我國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與各類案件的指派、受理、

審查有關，與管轄相對應。但是，需要法律援助的未成年人案

件分散，通常由地方管轄，導致相關管理工作難以落實。

最后，我國當前雖然有大量從業(yè)律師，但是在未成年人刑事法

律援助方面，存在從業(yè)律師普遍積極性不高的情況。對未成年

人進行法律援助的案件數(shù)量是有限的，而律師只能獲取有限的

報酬，導致很多從業(yè)律師只愿意接受報酬較高的其他案件，不

愿意接收對未成年人進行法律援助的案件。而且為數(shù)不少的律

師在處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過程中，將未成年人與成年

人“一視同仁”，忽視了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殊性，且缺乏與未

成年人進行有效溝通的能力，導致法律援助即使開展也不會收

獲良好的成效。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意義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保障未

成年人權益、體現(xiàn)法律中的人文關懷、完善法律制度等三方

面，展開分析如下：

（一）保障未成年人權利

在為未成年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時，未成年人可以通過

法律援助確保自己的權利得到尊重，主體地位得到保障。未成

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充分利用程序和法律制度，從各個角度

保護未成年人的權利，實現(xiàn)與刑事訴訟制度的平衡，改變未成

年人在刑事訴訟中的被動地位，確保未成年人有效參與刑事訴

訟，保障法律的公正。

（二）體現(xiàn)法律中的人文關懷

在發(fā)生未成年人犯罪時，不僅需要關注案件的性質(zhì)，還需要了

解案件背后的誘因，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大部分原因，是未

成年人的成長缺乏應有的關注，例如未成年人的家庭不幸、未

成年人的長輩未盡到撫養(yǎng)義務等；甚至部分未成年人在成長的

過程中本身已經(jīng)遭受了一定的傷害，未成年人之所以會“鋌而

走險”，是因為自身在受到傷害后心理產(chǎn)生巨大變化，并非天

生就希望違法犯罪。不僅如此，由于未成年人的思想觀念還未

成熟、容易受到誘導、行為控制能力不足等一系列原因，造成

未成年人不能很好地對自身的行為及其后果做出判斷，完全按

照成年人刑事處理辦法對于未成年人缺乏公平性。通過完善未

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僅能夠保障未成年人的權益，而

且從一定層面反映出國家以及社會對未成年人的關懷［3］。

（三）完善法律制度

根據(jù)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內(nèi)容可知，我國當前對法

律援助的相關法律規(guī)定僅細化到嫌疑人、被告人因經(jīng)濟困難無

法委托辯護人時，可申請相關法律援助，由法律援助機構為其

指派委托律師，但卻并未對未成年人犯罪時的法律援助制度予

以具體規(guī)定。《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二條雖提出因被告人是未

成年人而無法委托辯護人時，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但沒有考慮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權利行使渠道是否通常、救濟途徑是否存

在。因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是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

相關法律制度予以細化和補充，弱化“經(jīng)濟困難”這一必要的

援助申請前提，提升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合理性。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立法建議

要保障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能夠得到充分發(fā)揮，

需要對制度進行完善，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探究，現(xiàn)提出以下幾

方面立法建議，力求改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現(xiàn)狀：

（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需在辯護情況下有效

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在收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供述時，必須保證辯護律師在場，否則未成年人的供述不具

有法律效力。在這種情況下，未成年人的合法權利可以得到有

效保護，而且從法律層面上，公檢法可以確保及時告知法律援

助機構為未成年人提供辯護律師。在審前調(diào)查階段，有必要由

辯護律師介入。偵查機關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必須保證

未成年人辯護律師在場，有效防止未成年人因身心發(fā)育不健全

而在陳述中出現(xiàn)錯誤，減輕未成年人的恐懼心理。

（二）多方面監(jiān)察，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具體落實

充分發(fā)揮檢察機關職能，在發(fā)現(xiàn)公安機關、人民法院未及時與

法律援助機構建立聯(lián)系，為未成年人提供辯護律師時，檢察機

關有權判定公安和法院存在違法行為，并通過發(fā)放通知書勒令

改正。對于公檢法與法律援助機構進行聯(lián)系，但是援助機構未

及時做出回應的情況，檢察機關可要求相關機關督促法律援助

機構開展相關工作。從監(jiān)管層面，保障未成年人能夠及時得到

法律援助，進而保障未成年人能夠享有應有的權利［3］。

（三）無辯護可做一審上訴理由

在一審中，如果未成年人得不到應有的辯護，他可能缺乏辯

護律師作為上訴的理由。在這種情況下，二審會撤銷原判。通

過設定制裁措施，未成年人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可以得到有效

保障。此外，可以建立問責條款，對未能及時為未成年人提供

辯護律師的機關、部門和個人進行法律制裁。通過制定責任追

究條款，可以有效保證機關、部門和個人依法及時為未成年人

提供辯護律師。

（四）創(chuàng)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平臺立法

在未成年犯罪刑事法律援助的過程中，對于援助律師不能與刑

事案件處理程序中的各項工作實現(xiàn)精準對接的情況，可通過創(chuàng)

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平臺的方式，建立法律援助與刑事處

理各個環(huán)節(jié)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援助律師可通過平臺查案件開

展進度，并通過到需要介入的程序，及時參與到案件中。在

刑事案件處理中，各機關需要將自身的工作情況列入平臺，通

過信息變更確保援助律師了解各項工作的開展情況，進而快速

做出反應［4］。創(chuàng)建平臺立法，能夠有效約束援助平臺以及

各個機關的行為，為未成年人的權利提供保障。另外可在平臺

創(chuàng)建援助律師信息庫，具備一定資質(zhì)的律師可自愿申請將自身

的信息錄入信息庫，通過設置資質(zhì)要求，保障律師的專業(yè)性，

并且在平臺可定期開展對律師的培訓活動，保障律師的專業(yè)技

能能夠持續(xù)得到提升。

（五）明確法律援助要求，提升法律援助質(zhì)量

要保證法律援助的質(zhì)量，需要補充相關的法律規(guī)定，明確對

律師的要求，包括律師的資格和簡歷，確保律師充分了解未成

年人的特點，在未成年人犯罪的辯護中具備一定的資格。通過

完善條款來控制援助律師的資格，可以有效提高法律援助的質(zhì)

量。此外，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建設法律援助團隊，不斷對團隊

中的律師進行技能培訓和思想教育培訓，以保證律師具有職業(yè)

道德，能夠切實考慮未成年人的權利，保證未成年人能夠得到

公正的審判。

（六）建立評估制度，保證刑事法律援助機構規(guī)范性

通過建立評估制度，對刑事法律援助機構的律師整體情況進行

評估，能夠了解刑事法律援助機構的整體質(zhì)量，通過評估合理

對刑事法律援助機構進行整頓，能夠有效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機

構的服務效率與服務質(zhì)量。相關部門需加大對法律援助的投

資，引入專業(yè)性刑事法律援助律師，通過專業(yè)律師的指導，幫

助法律援助機構實現(xiàn)援助質(zhì)量的提升。并且在法律援助機構內(nèi)

部，需要建立完善的考核機制以及獎勵機制，從考核角度全面

了解法律援助機構各項工作的開展情況，通過獎勵機制，激發(fā)

援助律師工作的活力，確保援助律師能夠積極投入到對未成年

人的刑事援助工作中［4］。

四、結語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上述供述，在辯護的情況下，

應當受到多方面的有效監(jiān)控。一旦被采納實施，保障刑事法律

援助制度的具體實施、使一審上訴理由無辯護、建立未成年人

刑事法律援助平臺立法、明確法律援助要求、提高法律援助質(zhì)

量、建立評估制度、保障刑事法律援助機構規(guī)范化等一系列立

法建議，可以有效解決現(xiàn)階段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問

題，提高法律援助效率，保障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順

利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