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社會中的法律與秩序

鄉土社會中的法律與秩序

一、問題的由來

歷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法并不具有人們慣常所認為的那種

連續性和單一性，相反，它實際上是由多種淵源構成的復合體，

其間充滿了離散、斷裂和沖突。具體而言，在相對統一的朝廷律

令之外，還有所謂民間法，后者的源流尤其雜多，不但有民族的、

家族的和宗教的，而且有各種會社的和地點適應的。民間法上的

這些源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它們各自與“官

府之法”的關系也不盡相同，只是，正如那個名稱所暗示的那樣，

民間法生長于民間社會，其與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秩序的關系更加

有機和緊密，以至當政體變更，國家的法律被完全改寫之后，它

仍然可能長久地支配人心，維系著民間社會的秩序。至少，直到

本世紀上半葉終了之前，情形確實是如此。（梁治平，1997b；1

996）

問題是，正是在最近的50年里，中國社會發生了極具戲劇

性的變化，在此過程之中，社會結構出現了全然性的轉變，國家

與社會的關系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面。曾有一度，國家權力不

僅深入到社會的基層，同時擴展到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以至在

國家權力之外，不再有任何民間社會的組織形式。這些，不能不

對當代中國社會的法律與秩序產生深刻的阻礙。因此，我們要問，

在現代國家和法律的建構過程中，民間法的命運如何樣？它是否

還具有生命力？假如是，其社會基礎是什么？因此，我們也要了

解，今天我們能在什么意義上談論所謂民間法，以及，這是否意

味著傳統的包括民間法上多種源流在內的法律多元格局以某種

方式得以連續？我們還想明白，面對民間的知識、信仰和秩序，

新的國家采取了如何樣的立場和態度？現代法律制度取代民間

規則與秩序的努力是否成功？等等。本文將分五個部分來檢討上

述問題。首先，我將從“鄉土社會”的概念入手，簡單地回憶本

世紀尤其是最近50年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同時檢視這種

變遷的意義。然后，我將從秩序的角度去審視鄉村社會的組織、

規范以及鄉民的知識與習俗。接下來將討論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

系，要緊考察一些國家正式制度與民間非正式制度遭遇的案例。

最后，在本文結束往常，我將從傳統資源再生與再造的角度重新

考察民間秩序及其與國家正式制度的關系問題。需要講明的是，

本文無意對中國當代民間秩序作系統詳盡的描述，毋寧講，我的

興趣在于了解上面所提出的問題，同時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

問題。而我之因此將討論的范圍限定在鄉村社會，當然是因為對

鄉村社會的考察足以關心我們回答上面的問題，但更重要的依舊

因為，中國至今仍是一個農業大國，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鄉村，

城鄉之間的差不依舊十分巨大，而正是這一部分社會以及生活于

其中的人的活動，最不容易得到居住在都市的受過現代知識訓練

的立法者、行政官和理論家們應有的理解。

二、變遷中的鄉土社會

鄉土社會那個概念取自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出版于1947年

的《鄉土中國》一書。據費氏的觀看和概括，中國社會的基層是

鄉土性的。鄉土社會的特點之一是，“鄉村里的人口大概是附著

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變動”。因此，這并不是講

鄉村里的人口是固定的，事實上，人口的增加超過一定規模，就

會出現人口的流淌和分殖現象，只是，“老根是不常動的”。大

多的農民聚村而居，使得村落成為中國鄉土社會的差不多單位。

從外部看，由于人口的流淌率低，社區之間的往來不多，因此，

“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點性的”。而從內部來看，人們在這

種地點性的限制之下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間甚為熟悉，因此，

這又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在如此的社會里，法律是用

不上的，社會秩序要緊靠老人的權威、教化以及鄉民關于社區中

規矩的熟悉和他們服膺于傳統的適應來保證。（費孝通，1985）

自然，這是一幅相當“純粹”的圖景，現實中的村社比這要“雜

亂”得多。事實上，就在費氏所處的時代，中國的鄉土社會正經

歷著緩慢然而深刻的變化。新國家的權力，連同新式的法律，差

不多開始伸展到中國社會的基層。在費氏的筆下，我們也能夠看

到新舊兩種事物之間的齟齬，看到國家的正式制度與民間非正式

制度相遇時所造成的尷尬局面。（費孝通，1985：58-9）盡管如

此，作為一個“理想型”（IdealType）的概念，“鄉土社會”

仍不失為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國鄉村社會及其變遷的分析工具。

研究中國問題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無不對1949年以后

國家權力關于社會的全面滲透和絕對操縱印象深刻，然而，發生

在本世紀后半葉的這一事件實際只是早先歷史進程的一個后續

的環節，而不是一段嶄新的歷史。事實上，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

始于清末新政，而展開于民國時期，其核心內容是要建立合理化

的官僚制度，使國家的行政權力深入基層社會，加強國家對鄉村

社會的監控和動員能力。民國時期，政府在鄉村推行保甲制度，

打破了傳統以鄉族為村政單位的格局。在經濟方面，則加強稅收

和商業治理，同時通過向鄉民提供低息貸款和建立合作社組織對

鄉村福利事業進行直接的干預。與此同時，政府還積極提倡新式

教育，普及科學，開展新生活運動，反對“迷信”，禁止“陋俗”。

（王銘銘，1997：88-9，95-100）只是，總的來講，由于種種緣

故，民國時期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滲入和操縱是相當有限的。

研究這一段歷史的學者發覺，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竟與地點

上的無政府狀態同時發生，換句話講，政權的正式機構與非正式

機構同步增長。正式的國家政權盡管能夠依靠非正式機構來推行

自己的政策，但它無法操縱這些機構。這種情形被稱作“國家政

權的內卷化”。（杜贊奇，1994：66-8）。

1949年的革命大大加速了國家政權建設的進程，然而，它

所用的手段異常激烈，采取的方式也相當完全。大體講來，這一

過程經歷了如此一些時期。先是在50年代初開展運動，

然后是實行旨在操縱糧棉生產和貿易的統購統銷政策。其結果，

多種經營的經濟形態被改造成單一的農業經濟，小生產者逐漸失

去經營上的選擇權。隨同舊的土地制度一起瓦解的，還有各種族

內的“公田”，以及建立在舊的社會組織基礎上的耕作制度與合

作制度。為了填補這種互助與合作上的欠缺，政府于1954年開

始全面推行“互助組”制度。此后，官方的集體化運動迅速升溫，

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便從初級的互助形態過渡的高度集體化的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公社化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經

濟操縱與行政操縱網絡，使得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滲入和操縱

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黃宗智，1992：167-95；王銘

銘，1997：104-7）與上述經濟改造和政治操縱同時進行同時與

之互為表里的，是自上而下地建立新的意識形態的努力。在50

和60年代的一系列思想教育運動當中，民間固有的許多知識、

信仰、觀念、儀式和行為方式，被目為愚昧落后陳舊過時的東西

遭到批判和禁止，族譜、村廟、家祠等被認為是舊時代的遺跡而

遭毀棄。舊的社會關系不?纖尚負屯囈猓濾枷胄鹿勰釗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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嶂饕宓乃枷虢逃碩凇拔幕蟾錈鋇?0年中達到極至，其

結果是民間文化傳統的大量滅失。（王銘銘，1997：108-15）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農村經濟改革，戲劇性地改變了中

國社會的進程。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把農民從原有的種種束縛

中解放出來，使他們重新獲得了經營自主權和一定程度的擇業自

由。與之相應的是國家權力的向上收縮。具體講確實是，政、社

分開，人民公社制度讓位于新的鄉（鎮）、村體制，原來具有行

政職能的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被實行鄉民自治的“村”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來，一方面，在過去數十年間一直是

作為國家政權壓制、打擊、禁止和消滅對象的舊的思想、行為、

組織和信仰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因而使人們不

能不懷疑以往思想教育和文化革命運動的有效性與合理性；另一

方面，新的商品經濟和鄉村工業化對農村社會生活的阻礙是如此

巨大，以至人們不得不重新去認識中國的鄉土社會。假如講，在

費孝通先生寫作的4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尚保有鄉土社會的一

般特性的話，那么，在經歷了1949年以后史無前例的“規劃的

社會變遷”（費孝通語），以及最近十數年的鄉村工業化之后，

鄉土社會的特質還剩下多少？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鄉土社會”

這種講法還有多大的價值？

毫無疑問，1949年以后國家政權實現了對鄉村社會政治、

經濟乃至文化生活的全面監控，然而這種監控乃是建立在一套僵

化的統治體制之上：農民被固著于土地上面，從事單一的農業生

產；嚴格的戶籍制度在都市和鄉村之間劃下一道鴻溝，也使農民

專門少有改變身份的機會；這種體制同時還有效地限制了人口的

流淌。這些，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是瓦解了而是保留甚至強化了

鄉土社會的一些特性。自然，家族組織差不多不復存在，各種“迷

信”活動也已被禁止，然而，一些研究者發覺，在不管哪一種集

體形式當中，家族制度的許多差不多內容都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

來：父系的財產繼承，從夫居，男性為主的家庭生活方式，等等。

（波特夫婦，1990。轉見王曉毅，1996：6）許多研究者還認為，

即使是在人民公社制度進展的鼎盛時期，家族的阻礙力仍在或大

或小的范圍里存在，在諸如干部選舉、利益分配、派系斗爭以及

紛爭的解決等許多方面發揮作用。（王曉毅，1996：6；王銘銘，

1997：109，114；何清漣，1993：142；鈔票杭，1993：152；聶

莉莉，1996：911）事實上，即使不考慮家族因素，即使是在那

些家族力量十分微弱甚至全無阻礙的地點，我們也不難想象，在

物質生活水平低下、文化生活貧乏、資訊不發達和單調閉塞的環

境中，本地的知識將?竊躚縝浚巖造畛1]從那個角度看，

8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革關于鄉村社會生活的改變可能意義更加

重大。伴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過去單調閉塞的環境有了專

門大的改變；大眾傳媒的進入農村，不但改善了鄉民的文化生活，

而且讓他們看到了不處的世界，刺激了他們的欲望和想象力；城

鎮之間以及城鄉之間正常的人口流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鄉

鎮企業的迅速崛起極大地改變了鄉村的面貌。然而，所有這些仍

不足以讓我們放棄鄉土社會的概念。研究當代中國農民生育行為

的社會學家發覺，不管是在北方依舊南方，也不管貧窮依舊富裕，

面對國家嚴厲的打算生育政策和人口操縱措施，同時也面對養育

子女、為子女操辦婚事和蓋房等的沉重經濟負擔，中國農民總是

堅韌地力爭多生育。關于這種行為的合理解釋來自所謂“村落文

化”。依照定義，村落文化以村落內部的信息共享為要緊特征。

它的其他特征包括：村落的規模以一般人相互熟知的極限為其極

限；村落成員的流淌性不大；村落中的人有相互競爭的傾向；村

落中的成員有在生活的各個方面趨同的壓力。所有這些都與都市

生活環境形成鮮亮的對比。在村落文化的環境中，在生兒育女、

婚喪嫁娶、蓋房修墓這些大事上，每個人都受到壓力，要按照既

定的規矩辦事，并力爭超過不人，否?蚓涂贍苊揮小懊孀印薄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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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994：57-84；郭正林，1996）這

正是我們熟悉的鄉土社會中的情形。此外，上面提到的最近十幾

年里各種民間經歷的再現，也使一些人類學家敏感地意識到現代

政治過程中“鄉土傳統”的持續性及其重要意義。（王銘銘，1

997：10-13）因此，這并不是講本世紀以來的種種變化關于鄉土

社會完全沒有阻礙，更不是講鄉土社會具有某種不可改變的奇妙

特質。我要講的是，鄉土社會存在于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中。毫無

疑問，今天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不但比之于100年前差不多全然不

同，確實是與費氏寫作《鄉土中國》的1940年代相比也有了極

大的改變。鄉土社會一直是在蛻變當中，而且今天仍在變化之中，

只是，所有這些變化尚不足以使它消逝。近年出現的意義重大的

鄉村工業化并沒有帶來都市化，而是造就了一批“半工半農的村

莊”。（黃宗智，1992：291-304）換言之，在變化了的歷史條

件之下，“鄉土社會”的輪廓依舊清晰可辨，它在專門大程度上

成為我們下面將要考察的問題的背景。

三、鄉土社會中的組織、規范與行為

從法律社會學的角度看，社會組織和團體關于社會秩序的產

生和維護具有重要意義。著眼于這一點，我們能夠講，本世紀以

來發生在鄉村社會的最重大的變化之一正是由國家權力深入社

會基層所促成。具體講確實是，國家的正式制度在進入社會基層

的過程中，不但結束了鄉族自治的傳統，而且逐漸地阻礙、改變

和操縱民間的非正式制度，直到將它們取而代之。只是，正如上

面所指出的那樣，1980年代以來，鄉村社會中出現了“舊事物”

引人注目的回潮。家族組織的復蘇，宗教儀式的再現，使我們注

意到民間非正式制度的復興，注意到當代中國農村正式制度與非

正式制度并存的局面。

8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結束之后，鄉（鎮）成為基層的

政權組織，村（行政村、自然村和村民小組）則由眾性自治組

織村民委員會實施治理。據可能，從1982年各地開始建立村民

委員會試點，到1985年，全國一共產生了大約94萬多個村民委

員會。[2]（杜西川等，1987：26-7）這一實踐由1987年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加以確認。依照

該法，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治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眾

性自治組織，其要緊職能是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

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

要求和提出建議。（第二條）[3]該法還規定，村民委員會向村

民會議負責，召集和主持村民會議，（第十一條）監督和執行村

規民約。（第十六條）此外，村民委員會還能夠依照需要下設人

民調解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等。（第十四條）事實上，調解民間

糾紛一直是村民委員會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依照官方公布的統計

數字，至1988年年底，全國城鄉已建立人民調解委員會100多

萬個，擁有調解人員630多萬人。在從1981年到1988年的7年

時刻里，他（她）們共調解各類民間糾紛5600余萬件，防止可

能引起的兇殺、械斗和自殺案件70余萬起。[4]（魯堅，1989）

從社會調查和法院案例中看，在調解民間糾紛之外，村民委員會

成員還參與鄉村日常生活中其他許多與法律有關的事務，它們包

括鄉民日常訂立的各類契約和協議，如買賣、贈與、析產、贍養、

改嫁，等等。顯然，作為正式制度在基層社會的延伸，村民委員

會組織在構建和維護鄉村社會的法律與秩序方面具有不可忽視

的重要性。非正式的社會組織能夠家族作為代表，盡總管族并不

是這方面唯一的事例。從歷史上看，家族（廣義上不單是家族的

組織和制度，而且包括生成于其中的意識形態）在專門長的時刻

里面一直是漢民族社會生活的核心部分。然而，1949年以后，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舊的家族制度遭到了相當完全的

破壞，以至人們有理由認為，制度化的家族現象差不多永久地成

為歷史遺跡了。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進程表明，這種看法未免

過于簡單。至少，在現有歷史條件之下，制度化的家族仍然具有

生命力。據研究者可能，目前，農村宗族的分布差不多特不廣泛，

除大都市郊區以及少數幾個邊疆省區外，全國尤其是南方各地都

有宗族的復興，且已達到相當的規模和數量。（鈔票杭，1994：

45）一些調查者對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廣西、四川、安徽、

甘肅、陜西、湖北、遼寧和江西15個村莊所作的實地調查也證

實了這一點。（王滬寧，1991：“附錄”）因此，中國農村當前?

募易甯蔥耍蘼墼謐櫓⒐婺；故竊詮δ堋⒂跋旆矯媯莢睹

揮寫锏?949年往常（更不必講本世紀往常）的水平，其進展也

相當地不平衡。在國家權力業已深入鄉村，政府對民間自生力量

又總是疑慮重重的的情況下，家族的合法活動范圍必定甚為有

限。大體講來，家族的恢復要緊表現在修族譜、建祠堂、祭祖宗、

操辦紅白喜事、進行節日慶典，以及組織家族內部的互助合作等

方面；沒有族長，也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家族機構通常因事而

設，事畢即散，即使有常設機構如“老人會”，也只限于治理家

族墳山一類有限事務。盡管如此，家族組織在全國各地的不同程

度的恢復，到底是一件值得注意的現象。與之相伴隨的，是鄉村

社區中老人地位的提高，以及（更重要的）與家族制度緊密相關

然而較之更加寬泛也更加強固的那套意識形態的強化。這些，無

不對本文將要討論的問題產生重要阻礙。那個地點還需要順便指

出，在各少數民族居住的寬敞地區，也存在各種基于血緣、地緣

和宗教而結成的民間組織。像漢民族社會中的家族和其他民間組

織一樣，少數民族社會中的這類組織在歷史上也曾擁有或多或少

的自治傳統；在過去的數十年時刻里，它們也同樣遭到來自國家

政權的嚴厲打擊和嚴格限制；今天，它們也得到某種程度的恢復。

盡管總的來講，這些現象發生在同樣的政治背景之下，但在少數

民族地區，由于專門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也由于國家政權實行的

多少具有專門性的政策，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的互動采取

了較為特不的方式。（詳下）在家族組織之外，當代農村社會還

存在另一些民間社會的組織形式。作為民間經歷再現的一部分，

它們也像重現的家族制度一樣，采取了固有的歷史形式。研究者

在浙江溫州平陽縣作田野研究時注意到，當地騰蛟鎮圍繞名為

“大夫殿”所開展的維修、治理和祭祀活動，業已形成一種以信

仰為核心，以地緣為基礎，同時又以族姓為依托的地點秩序。兩

個要緊的治理機構，“大夫殿修建委員會”和“大夫殿醮事委員

會”（當地人稱“首事會”），其成員皆產生于大夫殿活動圈內

的居民，分配名額的方法要緊取決于不同族姓在大夫殿祭祀活動

中的歷史地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族姓之間的關系。盡管，“大夫

殿修建委員會”和“首事會”只負責與該廟有關的內外事務，而

且不能干涉各族姓內部事務。然而，作為一種為滿足共同宗教信

仰和文化娛樂需要而形成的地點協調組織，它在祭祀圈內造成了

一定強度的凝聚力與動員力，從而使祭祀圈可能具備社區共同體

的某些特征。據講，該祭祀圈擁有居民萬余人，分屬數十個宗族，

然而宗族之間和村莊之間專門少發生糾紛?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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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995）華苊獬魷盅現氐某逋?。（?/p>

北地區的聯莊組織也是一種跨村莊的地域共同體，歷史上，這種

組織具有相當廣泛的職能，而在今天，它們借助于節日慶典一類

文化活動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劉鐵梁，未刊稿）

地域的和宗教的共同體也能夠采取遠為松散的方式。在一篇

將要發表的人類學田野筆記當中，我們能夠看到另一個有意味的

同時也是特不中國式的個案。在地處中國西北高原的陜西榆林地

區，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廟宇——黑龍潭。黑龍潭并非社區或者村

落一類行政空間，而是當地儀禮活動中一種具有向心力的文化空

間。每年農歷六月初十至十四，那個地點都進行盛大的廟會活動，

人數最多時達到數十萬之眾。只是，最值得注意的是那個地點的

日常朝拜活動，每天有大約二百信眾到此參拜，這些信眾虔誠地

帶了各種生活中的問題來向公正的神——黑龍王——訴講，同時

通過抽簽的方式尋求解答。問題是各式各樣的，但它們都出自一

般人的生活經驗，差不多上現實中困擾人們的難題。一個農婦曾

經借鈔票給自己的一個親戚，想要討回來，又覺得面子上過不去，

她問黑龍王能不能把鈔票要回來。（例1）另一個農婦因自家建

房挖排水溝而與鄰居發生地界糾紛，眼看兩家關系就要惡化，感

到十分為難，問黑龍王應當如何處理。（例2）一個農人想要為

新近去世的叔父決定配偶，適合的對象差不多到（一個寡居多

年后死去的女的），問黑龍王是否能夠。（例8）[5]一個農婦

因夫君長期患病在床，問是否能夠離婚再嫁。（例14）一個都

市居民，因家中不睦也來問簽，問是否能夠用訴訟的方法解決問

題，以及假如訴訟能否勝出。（例24）信眾們求的簽共有100

枚，每支簽上都有一個關于某一歷史典故的四字標題，一首敘述

其內容的七言詩，和一句從中引申出來的指導人們行為的解辭。

這些詩句和解辭的含義，由廟里的解簽人再加解講。通過反復進

行的解釋活動，歷史（歷史典故）與現實（當事人的問題）被巧

妙地連綴在一起，過去的智慧轉換成當下的經驗。這種歷史性“對

話”關心人們獲得處理現實問題的啟發。借助于文化的力量，生

活中的結構性失常得到了調整。（羅紅光，即出）由這一個案，

我們看到了民間秩序生成與維系過程中極其精微細致的一面。[6]

盡管從法律的角度看，人類學家描述的細節并不能使我們完全滿

足，[7]然而透過這些細節呈現出來的生活世界圖象，卻足以使

我們領會到中國當代鄉土社會中法律與秩序的本土意味和復雜

性。

在某種意義上講，團體構成了秩序的單元。團體的重要性在

于它擁有組織和權威，在于它具有創制、實施和維護規范的能力。

這也是什么緣故我們首先關注鄉村社會的組織和團體。事實上，

探究鄉村社會的法律與秩序，我們最先看到的也往往是那些與鄉

村社會組織和團體有著緊密關聯的社會規范。那個地點，我們臨

時不討論由國家政權組織直接創制并要緊依靠司法機構加以維

護的那些規范，而把注意力放在自治性和民間性組織的規范上

面。

從規范性的角度看，在國家法律之外，村一級最具正式意味

的規范無疑是所謂村規民約。依照1987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

法》第十六條的規定，村規民約由村民會議討論制定，報鄉（鎮）

人民政府備案，由村民委員會監督和執行。自然，村規民約不得

與憲法、法律和法規相抵觸。目前，差不多所有的村莊都有自己

的村規民約。作為多少是村民共識的反映和村民利益的表達，村

規民約的特點之一是具有地點性。能夠講，每一個村莊的“約”

差不多上不同的。它的另一個特點是，其內容涉及鄉村生活的諸

多方面，往往超出正式法律所規劃的范圍。這意味著，村規民約

可能制造一個不盡同于正式法律的秩序空間。實際上，假如作更

進一步的觀看，我們還會發覺，具有實效的村規民約并不總是同

正式的法律保持一致。如有許多地點的村規民約訂有“牲畜下田，

打死不賠”、“祖業宅基，買賣由己”、“出嫁之女，祖業無份”、

“偷雞摸狗，吊打屁股”一類條文。有的地點規定對違反村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