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意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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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怪”：從“假洋鬼子”到“摩登女郎”

性別與現代中國的歷史有著深切的聯系，這已經為很多研究所證

實。晚清的廢纏足開女學是其中顯著的一例。它不僅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女

性的傳統命運，促使了她們“由外而內”的變革，還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

開端之一和重要部分。辛亥前后中國男性的“剪辮易服”同樣如此。

辛亥革命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首要目標，“剪辮易服”，改

變300年來中國男性以滿清男性形象為標準的革命于是成為辛亥后“興民

國”的當務之急和重要一章。1912年，成立未久的民國臨時政府頒布了民

國第一個服飾法令（《服制》），對民國后的服制做出了規定，尤以男子的

服裝為著重點。而之前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已經簽發了剪辮、放足等法令。

魯迅的《風波》《頭發的故事》《阿Q正傳》都曾生動地記敘了這一變故在

人們心理上的反應。但此舉對社會的影響不僅是心理的，也是物質的。以

西式平頂硬草帽在中國的風靡為例，它原本是來華的西方傳教士等人士的

用品，也由他們主導、組織中國的貧苦婦女兒童制作，自用之外也少量出

口。但在民國初期卻成了市場的熱銷品，剛剛剪去發辮的中國男性紛紛以

此來作為自己的新形象，而無論他們實際上分屬于不同的階層，以致小小

草帽一時間成為市場激烈競爭的產品。

與剪辮相比，易服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更為深遠，也更令人糾結。魯迅

的《花邊文學·洋服的沒落》形象地描述了辛亥前后國人在服裝（身份）

上的焦慮：“滿清末年，帶些革命色彩的英雄不但恨辮子，也恨馬褂和袍

子，因為這是滿洲服。革命之后，？用的卻是洋裝，這是因為大家要維新，

要便捷，要腰骨筆挺。”上述的民初《服制》中，男子的大禮服便幾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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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西洋服式：以燕尾服為基礎的上衣，加上黑色的硬禮帽，衣領是活動的

折角硬領，再配以黑色的圓腿西褲（見《服制》，收入《民國法令大全》，

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三月一日[1915.3.1]印行），其“全盤西化”的程度

甚至令西方觀察家也感到了震驚。《服制》其實在男性常禮服一項中保留

了中式長袍，有中西兩式可供選擇，但其在總體上透露出的以西方為標準

的取向卻不可否認。其中毋容置疑地包含了力圖改變中國幾千年來寬衣博

帶的傳統，以西式簡潔合體的服飾適應世界潮流以利于“萬國競爭之勢”

的訴求，但以西式服裝為中國男性新形象的基礎卻直接沖擊到我國傳統的

絲綢行業或經濟命脈。當時即有人士提出，“我國衣服向用絲綢，冠履亦

皆用緞，倘改易西服，衣帽用呢，靴鞋用革，則中國不及外國呢革，勢必

購進外貨，利源外溢。故必億兆民用愈匾，國用愈困矣。”（王東霞編著，

《從長袍馬褂到西裝革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1941年，許地

山先生在他的《民國一世》中也總結說，“講到衣服的改變，如大禮服，

小禮服之類，也許是因為當時當局諸公都抱‘文明先重外表’底見解，沒

想到我們的紡織工業會因此而吃大虧。我們底布匹底寬度是不宜于裁西裝

底，結果非要買入人家多量的洋材料不可。”

換言之，中國男性在辛亥前后的“剪辮易服”，不僅蘊涵了強烈的政

治意涵，而且帶來了物質的變動，引發了遠為廣泛的經濟、生活領域的革

命，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或者說，正應了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

力”。吉登斯曾以咖啡為例來釋米爾斯的這一論述：咖啡是一種對大腦有

刺激作用的飲品，但它不只是一種提神的東西；人們喝了一杯咖啡，事情

卻不是“喝”這個行為這么簡單，而是會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某種關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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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發數千里外的人持續不斷的種植、運作和交易……所以，從飲用一

杯咖啡的行為可以推定過去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安東尼·吉登斯，

《社會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辛亥后中國男性形象的變革

同樣呈現了此類“社會學的想象力”：

“剪辮易服”顛覆了中國男性的傳統形象，西式的禮帽、洋傘、手杖、

皮鞋、眼鏡、襯衫、紐扣、手表……凡此等等的物品從而成為與其相配的

必需品，或身份的組成之一，呢絨、皮革等材料也變得需要大量進口和生

產。

既然西化的男性形象代表了中國男性形象的新正統，有著政令上的支

持，那么女性服飾的趨向洋化，以及大眾的日常生活喜用洋貨也勢所難免

了，雖然上海市民對外來物質從一開始就采取了“初則驚，繼則羨，后繼

則效”的態度，但他們很多時候被視作失去了“根底”的中國人，“改元

易服”后男性形象的西方化則提供了他們充分的“崇洋”理由和動力。

洋貨的暢銷風行不僅使得外商更多地漂洋過海為利而來，也刺激了中

國制造商的出現，民族工業乘勢而起，市場進一步擴大。有資料表明，第

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后的十年間，上海一地的中國工廠已達百多家，而1935

年江蘇省的一份經濟指南中，工業制造的子目錄下，紡織方面有軋棉、紡

紗和織布、制絲和紡絲、針織、皮革等項，食品方面則有面粉、大米和榨

油，另外還有化學制品、醫藥制品和加工食品等等的分類。這些產業所生

產的產品在剛開始時被認為是奢侈品，但不久就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

茅盾《子夜》中的吳蓀甫也發出這樣的宏愿：“他們將他們的燈炮，熱水

瓶，陽傘，肥皂，橡膠套鞋，走遍了全中國的窮鄉僻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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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服飾而食品而用具，人們的吃、穿、用、住都日漸變得必須依賴市

場的供應，無論洋貨還是國貨———以李長莉的說法便是“公共生活領

域”的形成。此一概念是李長莉在其近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

現代》中所提出的。她認為，中國從19世紀中葉開始，逐漸走上了一條

有自身特色的近代化道路，傳統的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其主要

標志為“市場化、社會化、大眾化的‘公共生活領域’的逐步生長形成”，

傳統分散的小農生活方式日漸向近代工商業為主導的生活方式演變，城市

的休閑娛樂方式等等也由家庭而趨于商業化與公共化，生活空間從封閉自

足的城鄉一體結構漸漸轉變為部分商業化及城市生活公共化、開放化的城

鄉二元結構。而生活方式之所以值得關注，在于它不僅是社會生活日常運

行的基礎，還是新的社會結構、價值理念或觀念變化的溫床，馬克思便曾

指出：“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

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深處時才取得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

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頁）近年來，有關生活方式的研究如

城市生活史、社會風化史等層出不窮，李長莉此著最為值得矚目的方面乃

是提出了“公共生活領域”的概念。據她的自述，“公共生活領域”這一

概念借鑒了哈貝馬斯“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理論的某些元素，但與

前者不同，它主要側重于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現代化的關系。雖然她的

這一概念尚缺少一個更為清晰的界定或理論概括，但從她已有的論述來

看，我們不難理解，所謂“公共生活領域”，其所指涉的不僅是大眾以物

質為基礎的日常生活領域，還關乎到社會的生態變化、制度革新和文化重

建。比如她指出，由于工商業一舉成為強大的經濟形態，城市的工商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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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從業群體不斷擴大，城市的政治生態和文化生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產

生了新的政治和社會文化資源，大量的政治精英、社會精英和知識階層集

聚于城市，人口、人群的聚集流動反過來又進一步影響了城市的生態和空

間結構。因而“中國人生活方式的這種近代化演變，既是中國社會近代化

變革在民眾生活層面的反映，也是社會轉型的一種必要前提”。（《生活》

2卷42期，1927年8月21日）在中國“公共生活領域”或消費主

義的生長形成中，帝國主義的擴張和中國市場大門的被打開無疑是一個重

要而基本的情境。李長莉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談到，自19世紀中

葉起，西方資本主義即以各種方式進入中國，尤其是在大量的通商貿易中，

與中國社會發生了多種因素的交匯互動，從而使中國初現了近代工商業社

會的某些特征。男性形象的變革則是其中一個意味深長而給中國的社會歷

史帶來深遠影響的觸發點。借政治改革的契機和力量，辛亥之際男性形象

的變革勢如破竹，舉一反三，其對中國歷史文化、物質經濟的影響無論如

何估計都不為高。套用吉登斯的說法，中國男性換了新衣，情況卻不是每

天早上起來“伸手穿衣”或“換”這個動作這么簡單，它不是男性們簡單

的改頭換面，而是一場“從頭到腳”的革命和引起一系列社會反應的變

故。以往人們較為注意女性形象的變遷及其對社會文化經濟的影響，以上

情況則告訴我們，現代中國的物質變動或消費革命某種程度是由男性形象

的變革所引發的。在歷史的“改元”之際，男性形象的革命事實上更具沖

擊力和示范意義，它不僅重構了符號象征系統，并帶來了社會經濟、物質

文化的大變動。

令人注意的是，雖然和男性形象的變革一樣，20世紀中國女性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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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也是現代中國歷史運動的重要部分，其合法性之獲得卻遠較男性形象

的變革為不易。如果說民初男性的剪辮易服引發了遠較女性形象的變遷而

為激烈的社會震動，曾幾何時，如魯迅小說等所描述的，“假洋鬼子”是

令人鄙棄或“駭怪”的對象，那么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則如葉文心

所指出，“西裝革履，戴著西洋帽，手持西洋杖，不但不再是使人感到駭

怪譏諷的對象，反而成為那個年代上海社會精英的一種必然形象”。而與

此同時，女性形象的西化、所謂“摩登女性”卻日益成為社會焦慮的對象。

尤其是在1934年的婦女國貨年運動中，“摩登女性”受到了嚴厲的譴責，

被認為與“賣國分子”無異，因為“除了她們的肉體是從母胎帶來的國貨

外，其余周身戴的、穿的、用的、敷的”，無一不是外國貨（《生活》2卷

42期，1927年8月21日）。而在稍后的新生活運動中，她們的“衣長袖

短”更成了國家監控的對象。1934年6月，江西省政府根據蔣介石的手令

率先出臺了《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辦法》的條例，其中包括：旗袍最長須離

腳背一寸；衣領最高須離顎骨一寸半；袖長最短須齊肘關節；旗袍左右開

叉不得過膝蓋以上三寸；腰身不得繃緊貼體，須稍寬松，其規定之“細致

縝密”令人側目。而在民國初年的服飾法令中，還幾乎沒有女性的什么事。

與男性大禮服、小禮服、常服等一整套的規定相比，《服制》只簡單規定

了女性的禮服是由“長與膝齊”的中式繡衣加褶裥裙組成（旗袍作為中國

女性的“國服”，是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的添加。但并沒有用到“旗

袍”的稱呼，只描述了它的特征：齊領，前襟右掩，長至膝與踝之中點，

與褲下端齊，袖長過肘與手脈之中點）。簡言之，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

男子的西式形象不僅一開始即在政令上被確定下來，在文化上也日漸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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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法性，女性的形象或服飾問題卻從最初的無足輕重而發展到成為焦慮

的起源和需要的管控對象。這一變化是怎樣造成的，又蘊涵了何種信息？

首先，以性別分析為方法，從主體建構的角度看，我們可以了解，男

性作為民族的“主體”，其形象在國族認同的建構上一直處于頭等重要的

位置。無論在傳統中國還是現代中國男性精英的意識里，民族主體的性別

始終是男性的。象征系統的革命因而也是從男性形象的變革開始并“隆重

其事”，民初的“改元易服”如此，滿清初年的“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

發”同樣如此；而女性，卻因為其邊緣的地位而通常被“忽略不計”。恰

如滿清初年，漢族女性依然被允許保留著前朝的穿衣風格，所謂“男降女

不降”；20世紀初中國女性的形象雖然已在變化中，而她們的服飾問題卻

并不在民國初年的象征系統中顯得有多緊要，《服制》列出了女性的條例，

卻是寥寥無幾，草草帶過。然而情勢的發展卻讓女性的形象/服飾問題“后

來居上”，在20世紀30年代出人意料地與國族興亡扯上了關系。如果我

們有足夠的性別敏感及對男性文化的基本了解，那么就不難索解其中那些

看似糾纏、悖論的意味。且以“男降女不降”為例。對急欲實現統治的清

初統治者來說，因為社會文化的主體是男性，所以只要男性都？發留辮了，

其象征系統的改造和政治的征服就算完成了，而女性，既然與主體無關，

那么可以任由不改。然而于被征服統治一族的漢族男性來說，同族女性的

“衣飾無改”卻因此有了堪為“不降”的意義。原因無它，在于歷來男性

中心的社會文化一方面以女性為他者，一方面又將女性視作保存這一文化

的容器；因此，在遭遇異族統治時，同族女性的“衣飾無改”就有了“斡

旋”的作用。但如果說滿清初年被迫？發留辮的漢族男性從女性依然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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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前朝的服飾中獲得了某種“未為全亡”的安慰，那么20世紀30年代中

國都市女性日益洋化的裝飾則使作為民族“主體”的男性感受到了“我

族將亡”的恐懼。在保守的社會男性眼里，女性這一傳統文化的保存器顯

然正變得破碎，或日益成了異域文化的戰利品，是后者在中國的代表。

再者，從現實經濟的層面看，大眾由最初對“假洋鬼子”的“駭怪”

而發展至對“摩登女性”的強烈焦慮，這一變化是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

而中國處于競爭的不利地位有關的。自五口通商以來，中國已經無可避免

地被卷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如李長莉所指出的，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

了變化，城市居民主導的生活日用日益變得由手工自給而趨于工商業化和

市場化，洋貨則在其中占據了極大比例。以鈕扣等小商品為例。許地山的

《近三百年來的中國女裝》指出，近時中國服裝與古時不同的地方最顯著

的是用鈕扣代替帶子。明末，偶有女人的中衣間用扣底，一入清朝，鈕扣

便成為衣服必要的東西。他認為這一變化或與武士的盔甲有關———從前

武士的中衣（盔甲）是用“蜈蚣鈕”的，由第一個鈕襟穿入第二個鈕襟，

這樣可以穿到二三十個，到末扣上一個鈕———武士先用開了，漸次普及

到一般的衣服。“又因為與西洋諸國交通，外國底鈕扣，在最初的時候便

當做奢侈品輸進來。”而“單說是輸入紐扣一樣，若是翻翻民國元年以后

海關底黃皮書，就知道那數字在歷年底增加是很可怕的了。其它如硬領、

領帶、小梳子、小鏡子等等文明底零件更可想而知了。”（許地山《民國

一世》）有關研究也指出，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國內的制造商才有

足夠的競爭力將紐扣的進口量削減下來。無疑，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

中國，日常生活已經十分“公共化”，除了大量進口的洋貨外，中國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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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工業也急起直追地生產著與傳統不同的西式物品。而中國作為一個后發

現代化國家在技術、制度等方面的不利，以及與列強間不平等的競爭（如

關稅制度方面的不自主），則使其民族工業的發展處于不利的位置，進而

引發了人們對洋貨廣泛地占有中國市場的焦慮。事實上，自20世紀

2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民族工業和列強的商戰已經全

方位展開，或者說正達到一個白熱化的高潮，造成“漏厄”或“利源外

流”的亦已不僅僅是男性的“改易西服、衣帽用呢”，而是更為廣泛的由

女性主導的大眾日用品市場。20世紀30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更加劇了

這一中外沖突。為了轉嫁危機，歐美和日本等國向中國大量傾銷產品，與

中國的民族工業搶奪市場，從而使得其時的中國，無論外來資本還是本土

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都迫切地需要一大批具有都市“韻味”的“摩登女

性”來作為它的社會基礎，或加劇了對她們的爭奪。因為“摩登女性”們

能夠“作主”的不僅是自己的衣飾打扮，她們還掌握了全家的經濟大權，

支配了全家的衣食雜物，恰如時人不無譏諷地說到的，“舉凡一切衣服器

具，（都要）聽命于婦女的金口玉言之下”。（《今年的婦女》，《申報》1934

年1月1日）于是，在性別政治的驅動下，大眾十分“自然”地將對洋貨

的焦慮或“利源外流”恐懼轉化為了對“摩登女性”的控訴。一如清末的

啟蒙運動將傳統女性視作全屬“分利”的一群，是國家積貧積弱的根源，

在以上的“轉換”中，國族的危亡也再一次以對女性的消極陳述而“化

解”。通過對“摩登女性”這一“有罪的對象”的貶斥，社會/人們因內

憂外患而積累的焦慮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釋放。然而與其說“摩登女性”是

20世紀30年代中國經濟“利源外流”的始作俑者或推動者，毋寧說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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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即是中國一系列歷史事（件）變的產物。如上所說，李長莉的《中國人

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現代》充分意識到了人口、人群的聚集流動對城市

生態的影響，但她卻疏漏了女性由家庭到社會、從私人領域走向公共領域

這一20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社會生態的變化，忽視了“摩登女性”與“公

共生活領域”之間的密切關系。事實上女性無論是作為勞動力市場的一部

分還是消費者大量地進入社會空間，不僅是和工商階層的擴大，精英和知

識階層集聚都市同樣重要的歷史事變，也是近代中國“公共生活領域”得

以形成、發展的重要條件和后果之一。現代中國的消費文化、“公共生活

領域”如果沒有她們的參與，將不能發展得如此（如20世紀30年代上海

急遽的都市化）迅速和蓬勃；反之，“摩登女性”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

國成為“眾矢之的”，相當程度也是因為她們積極參與了其時以上海為中

心的“公共生活領域”或消費主義的擴張，而這一擴張同時伴隨了中外商

戰的復雜背景。

如此，如果我們要對上述問題作一個簡單的解答，那么可以說，“駭

怪”由“假洋鬼子”而至“摩登女性”的變化既與性別政治有關，也與現

代中國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內憂外患有關。而性別政治

和生活方式變化這兩者事實上并不能分開，男性形象革命、“摩登女郎”

的興起及遭到指摘與日常生活的“公共化”、大眾化、市場化，在辛亥以

后的社會轉型中正是互為因果和影響，有著異常復雜的“糾纏”。在這方

面，李長莉的“公共生活領域”概念雖未論及性別/女性的作用，然而無

疑為我們的討論開啟了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以上討論也再一次說明

性別視角是一種有效的分析方法，它所關注聯系的不僅是性別本身，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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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物質和文化，能夠幫助我們更為深入細致地了解歷史/事物的走向

與復雜性。

希望以上資料對你有所幫助，附勵志名言3條：

1、上帝說：你要什么便取什么，但是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2、目標的堅定是性格中最必要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成功的利器之一。

沒有它，天才會在矛盾無定的迷徑中徒勞無功。

3、當你無法從一樓蹦到三樓時，不要忘記走樓梯。要記住偉大的成功往

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學會分解你的目標，逐步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