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重述

環境信息披露會影響分析師盈余預測嗎？

張秀敏;汪瑾;黨躍偉

【摘要】為探究環境信息披露與分析師盈余預測是否存在相互關系,運用結構方程

模型,從產權性質、治理環境、財務重述行為等多個視角加以檢驗,表明環境信息披

露質量對分析師盈余預測的確定性和一致性存在促進作用.

【期刊名稱】《管理現代化》

【年(卷),期】2017(037)001

【總頁數】4頁(P53-56)

【關鍵詞】環境信息披露;分析師盈余預測;產權性質

【作者】張秀敏;汪瑾;黨躍偉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上海200241;華東師范大學工商管理學

院,上海200241;華東師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上海200241

【正文語種】中文

【中圖分類】F275

環境信息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為分析師進行盈余預測提供了一個全新的

視角。Dhaliwal等[1]、何賢杰等[2]、李晚金和張莉[3]的研究表明,社會責任信息

的披露有助于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的提高。Aerts等[4]、何賢杰[2]、祁懷錦和

劉儒昞[5]等等學者的研究表明,良好的環境信息披露狀況會帶來較高的分析師盈余

預測準確度。而如果上市企業若處于發達地區或者屬于國有企業其促進作用更為明

顯,但企業的性質對于二者關系的影響顯得不夠確定。

本文通過構建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和分析師盈余預測之間的動態模型,考察二者之間

的關聯作用與影響程度,并最終驗證了環境信息披露在資本市場中對于分析師盈余

預測的重要性。

由于環境信息往往具有前瞻性和不可衡量性,且受限于專業知識,投資者對此類信息

的解讀能力相對較弱,因此企業實際價值與市場反應即股價之間的差異將增大。分

析師作為資本市場的“信息加工中心”,其發布的研究報告質量很大程度地取決于

從外界獲取的企業信息質量。從外界獲取的總“信息集”包括公有信息和私有信息:

公有信息為上市企業通過定期報告、臨時公告等形式發布出來的關于公司經營發展

的信息,私有信息是某些券商的分析師利用私人關系或者地理位置優勢得到的企業

未對外公布的信息。這兩種信息共同作用,共同影響分析師的盈余預測結果[4]。正

是由于分析師具有專業優勢及其與企業高管良好的溝通渠道,對環境信息的解讀將

更為準確,并最終通過指導投資者的投資方向來提高市場的有效性,縮小企業實際價

值與股價之間的差異。

1.環境信息披露與分析師盈余預測的關系

假設“信息集”中的私有信息量不發生變化,環境信息的披露將導致“信息集”中

公共信息的含量增加,使得整個“信息集”膨脹,所有分析師可獲得的公有信息同步

增加,必然導致各個分析師的盈余預測準確性較未參考環境信息時有所提高。同時

也會導致分析師獲取私有信息的動力下降,進而導致各個分析師的信息差異降低,盈

余預測的一致性能夠提升[4]。對此提出假說H1。

H1: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和一致性越高。

2.考慮產權性質時,環境信息披露與分析師盈余預測的關系

我國上市企業經濟成分獨特,無論是企業數量、市值大小、環保投入狀況、環境事

故數量還是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國有上市企業和民營上市企業都有明顯差異。國有

企業的財政貢獻大,對于突發事故的公關能力強,與政府的關系密切,其環境信息價值

比民營企業低。假設“信息集”中私有信息量不變,國有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對公

共信息部分的補充作用則弱于民營企業,從而導致國有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對整個

“信息集”的補充作用弱于民營企業[2]。對此提出假說H2。

H2:在國有企業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對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和一致性的

促進作用比民營企業弱。

3.考慮治理環境時,環境信息披露與分析師盈余預測的關系

發達地區地方的政府保護意識較強,環境問題對企業的不利影響也會隨之降低。治

理環境較差的地區,社會公眾對環保責任、社會責任關注較少,導致來自社會公眾的

壓力較弱,環保法規的執行力度必然會受到限制。上述問題均會導致處于治理環境

較差地區的環境行為和未來業績之間的關聯性下降,進而導致環境信息和分析師盈

余預測之間的相關性減弱,環境信息參考價值較低[5]。假設“信息集”中私有信息

量不變,治理環境較差地區的上市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對公共信息部分的補充作用會

弱于治理環境較好地區的上市企業。對此提出假說H3。

H3:在治理環境較差的地區,上市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對分析師盈余預測

準確性和一致性的促進作用比處于治理環境較好地區的上市企業弱。

4.考慮財務重述時,環境信息披露與分析師盈余預測的關系

我國發生的財務重述行為中70%都是調減以前年度損益,因而財務重述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企業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當分析師得知某家上市企業發生了財務重述行

為,就會對該企業發布的信息質量存疑,相應地提高信息風險,對盈余預測造成直接影

響。同時其融資成本會呈現上升趨勢,從而影響企業的利潤,導致企業未來現金流的

不確定性增加,這會對分析師盈余預測造成間接影響[6]。由于發生過財務重述企業

披露的環境信息對“信息集”的補充作用弱于未發生過財務重述的上市企業,對此

提出假說H4。

H4:對于前三年發生過財務重述的企業,其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對分析師盈余

預測準確性和一致性的促進作用,比前三年未發生過財務重述的企業弱。

本文選取2011年—2014年數據庫中重污染企業作為研究樣本,使用的環境信息披

露數據來自潤靈環球社會責任評級數據庫,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分歧度、跟蹤

人數、預測時長的數據根據基礎數據手工整理計算獲得,其他數據均來自CSMAR

數據庫,使用stata11.2進行數據處理。

1.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FERROR: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以分析師盈余預測的平均水平和實際每股收益之

間的差異衡量,變量定義如式(1)。FEPS表示分析師對第i家企業第t期每股收益的

預測值,AEPS為實際每股收益,Num表示分析師人數。鑒于絕大多數券商對于特定

企業的盈余預測均由特定人員做出,因此用預測的券商數量來代替跟蹤分析師的數

量,用年末股價對其進行處理。其值越小,分析師盈余預測越準確。

Dispersion:分析師盈余預測分歧度,以分析師對同一家企業預測結果的標準差衡量。

變量定義如式(2)。其值越小,分析師盈余預測分歧度越小。

(2)解釋變量

EDI: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為避免主觀選取指標和評分帶來的不足,采用潤靈環球責

任評級RKS社會責任評級數據庫中的C值作為依據。

(3)控制變量

影響分析師盈余預測的因素一類是來自公司特征的因素,另一類是來自分析師自身

的因素[4,7],具體的控制變量如表1所示。

2.模型構建

建立聯立方程來驗證假說1,如式(3)～(6):

為驗證假說2,在模型(3)和(5)的基礎上加入交乘項EDI*State。當企業的實際控制

人身份是國有時,State賦值為1,否則為0。

為驗證假說3,在模型(3)和(5)的基礎上加入交乘項EDI*Governance。當企業處于

治理環境差的地區時,Governance賦值為1,否則為0。

為驗證假說4,在模型(3)和(5)的基礎上加入交乘項EDI*Restatement。若企業在前

三年發生過財務重述行為,Restatement賦值為1,否則為0。

本文將樣本中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狀況按照交易所、披露意愿、企業性質、治理環

境等分類標準分別做了描述性統計。從中可以看出應規披露水平高于自愿披露水平,

國有企業披露水平高于民營企業披露水平,治理環境較好地區的企業披露水平高于

治理環境較差地區的企業披露水平。從企業各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分析

師盈余預測準確性的值為0的情況多出現在分析師跟蹤較少的樣本企業;分析師盈

余預測分歧度的均值為0.80,0.8分以下的樣本數為438個,0.8分以上的樣本數為

294個,3分以上的只有34個;環境信息披露的平均得分為17.79分,平均分以下的

企業有448家,平均分以上的企業有284家,有73.9%的企業環境信息得分位于20

分之內。

1.環境信息披露和分析師盈余預測實證分析

環境信息披露對分析師盈余預測影響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模型3中EDI的系

數為-0.1381,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隨著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分析師盈余

預測準確性會提高。模型5中,EDI的系數為-0.0822,在5%的水平上顯著,證明了

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分析師盈余預測一致性越好。但模型4和6的回歸

結果顯示,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和分歧度對環境信息披露的影響均不明顯,說明分

析師的盈利預測行為尚未影響到企業管理層的環境信息披露策略。

控制變量方面,本文回歸結果與既往研究結論基本一致,但是參數規模的系數在模型

3和5中均顯著為正。規模越大的企業,往往伴隨著多元化經營,關于集團整體的信

息可能是明晰的。但是關于每個子業務的信息卻可能變得模糊,因此分析師無法做

到對每個業務單元的盈利能力都了如指掌,導致其對大企業的盈余預測準確性下降,

分歧度上升。

2.考慮產權性質的實證分析

考慮了產權性質時,環境信息披露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系數為-0.2870),

即民營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越高1檢驗的描述性

統計,及其假設2、3、4的回歸分析結果,由于篇幅所限具體結果不再呈現,可供追索

備查。。交乘項EDI*State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系數為0.0722),即國

有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對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的促進作用較弱。從分歧

度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環境信息披露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系數為-

0.1476),交乘項EDI*State的值為0.0369,在5%的水平上顯著,即當企業性質為國

有時,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對分析師盈余預測一致性的促進作用會呈現降低的

趨勢。同時,結果表明,在國有企業中,分析師盈余預測會對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產生

顯著影響,這與未考慮產權性質的模型4和6的結果不同。預測時長對分析師盈余

預測的影響只在準確性模型中得到驗證,但未能在分歧度模型中得到驗證。

3.考慮治理環境的實證分析

考慮了治理環境時,環境信息披露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系數為-0.1475),

說明處于治理環境較好地區的上市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分析師盈余預測準

確性越高。但是EDI*Governance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系數為0.025

3),說明當企業處于治理環境較差的地區時,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對分析師盈余

預測準確性的促進作用減弱。而從環境信息披露與分析師盈余預測分歧度的回歸結

果可以看出,環境信息披露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系數為-0.0857),但是交

乘項EDI*Governance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系數為0.0130),說明當企

業處于治理環境較差的地區時,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對分析師盈余預測一致性

的促進作用較弱。另一方面,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和分歧度均未對企業環境信息

披露產生明顯影響。

4.考慮財務重述的實證分析

發生財務重述之后,環境信息披露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系數為-0.1479),

未發生過財務重述的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越高。

EDI*Restatement的系數顯著為正(系數為0.0414),即當企業以前三個年度發生過

財務重述時,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對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的促進作用呈現減

弱的趨勢,與馬晨等[6]的結果一致。從環境信息披露與分析師盈余預測分歧度的回

歸結果可以看出,環境信息披露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系數為-0.0855)。

交乘項EDI*Restatement的值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系數為0.0182),即當企業

發生過財務重述時,環境信息披露對分析師盈余預測一致性的促進作用會降低。而

結果表明,在是否進行財務重述的研究視角下,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和分歧度均未

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產生明顯影響。

本文使用最佳分析師的盈余預測準確度替代被解釋變量[4],以及采用潤靈環球的社

會責任總評分RKS[2,3]、張秀敏等[8]環境數據庫指標替代本文的EDI,重新進行回

歸分析結果與本文基本一致。然而單純環境指標的最終結果的顯著性優于綜合性的

EDI指標,表明單一的環境信息對分析師預測影響優于混合信息對分析師預測影響。

本文發現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對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和一致性均有良好的促

進作用,且在民營企業、所處地區治理環境好的企業以及三年內未進行財務重述的

企業中表現明顯更優。本文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控制了環境信息披露與分析師盈余預

測的影響之間的內生性問題,驗證了在產權視角下后者會反作用于前者,說明分析師

的盈余預測傳達給市場投資者之后,市場投資者會采取一系列行動,進而導致企業股

價發生變動,管理層感知這一現象后會調整企業以后的環境信息披露策略。這一結

果對國內環境信息披露和分析師盈余預測方面文獻做出了有益的補充。文中的穩健

性檢驗結果表明在我國當前資本市場發展階段,分析師在進行盈余預測時已經開始

對環境信息給予更多的關注,從而利于資本流向那些環境責任心強的企業,從而增強

企業的環境保護意識。□

【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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