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倫理學

西方古代倫理學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對于西方中世紀和近、現代的倫理學發展皆有深遠影

響。諾丁斯在《教育哲學》一書中討論了在當代教育和倫理學領域中亞里士多德的復興，她

主要闡發了品格教育和社群主義對亞里士多德的直接繼承。考察亞里士多德的主要倫理學觀

點，我們不難發現：其實，關懷理論與之也多有契合之處。

在道德知識和道德行動的關系上，亞里士多德更注意行為。所謂注重行為，有兩方面相關的

含義，一是實踐性，二是情境性。“在行為和活動中沒有法定的準則”，只有個別化的需要發

揮“明智”去把握中庸的道德情境。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哲學是偏重理論的，而倫理學是偏

重實踐的。亞里士多德批判了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的倫理學唯理智論，認為倫理知識雖

然是普遍的，但卻不能顧及到個別行為的無限多樣性。亞里士多德還批判了柏拉圖有關統一

的善理念的觀點，指出如果這種善不能實現，那就是毫無意義的。亞里士多德對蘇格拉底和

柏拉圖的某些思想的批評其實同樣適用于柯爾伯格。雖然亞里士多德視“正義”為最高德性，

但那是就政治哲學而言，不是指私德。而柯爾伯格是把“公正”作為個人道德的最高標準，

最后弄得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第六乃至第五階段都缺乏實踐驗證，于是唯一能真正代表“公

正”之精髓的整個后習俗第三水平（即第五和第六階段）形同虛設，“公正”作為私德的最

高要求也就和柏拉圖的善理念一樣對于倫理學這樣一種實踐哲學失去了現實意義。倫理學應

該關注能夠實踐和實現的“我們的（人類的）至善”。所以，亞氏提出的人類的至善是幸福，

這與柏拉圖只存在于理念世界的至善有明顯的區別。亞氏對人類本性中的善持肯定態度，并

把這種善的可能性歸結于人的感覺活動（與理性）。亞氏在《大倫理學》中寫到：“當方向正

確的理性同感覺活動協調一致時，德性就產生了，而感覺活動是同理性一致的。感覺活動具

有相對的獨立性，德性本身就是它們所固有的。不僅如此，應該說，不是理性，而是方向正

確的感覺活動才是德性的因素。” 正因為此，亞氏才強調感覺、喜好、行為、習慣對于德性

的重要性。培養德性不僅是學理論知識，或者說主要不是靠智力發展，而是依賴行為習慣的

養成。亞氏明確指出：德性“產生于習慣”。亞氏還論述了道德行為的條件：（1）行為是自

愿的；（2）行為是在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3）選擇。亞氏重視個別情境，認為倫理學是具

體情境中的實踐智慧，實踐智慧的最高原則是中庸，也就是避免在“情感和行為中”的“過

與不足”，倫理實踐中的最高智慧是明智。亞氏在《尼格馬科倫理學》第六卷中將理智德性

分為五類（science, art/skill, intuitive reason, practical wisdom/prudence和sophia）。其中第四

種“明智”與德性的關系最密切。“作為一個明智的卻又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是不可能的。”明

智的人應該是有良心的善良的人。良心是人身上的區分善惡的某種內心視覺（“靈魂的眼睛”）。

倫理的實踐性的一個重要的表現領域是人與人的關系。在人際關系中，亞氏非常重視

ta philika（可譯為愛、友好或友誼）：稱得上對周圍人友好，其表現（或特征）就好像是出

于對自己本人的一種“態度”。對周圍人友好，是德性者和幸福者必然做到的。

諾丁斯非常推崇亞里士多德的友愛觀 。諾丁斯從道德發展的年齡特點出發，指出“友誼對

青少年非常重要，他們在結交朋友和維持友誼的過程中，需要引導”。 而在諾丁斯看來，教

師完全可以用亞里士多德的友愛觀來引導學生。在該文中，她贊同亞里士多德的友愛標準、

友愛分類和亞里士多德關于什么是真正的友誼的觀點。亞里士多德把友誼分為三類：為了快

樂、為了利益和為了友誼本身。前兩類友誼不是真正的友誼，因為目的是外在于友誼的，這

兩種友誼的存在取決于它是否能伴生快樂和利益。一旦這種伴隨結果消失，這種友誼也會宣

告結束。只有第三類友誼才是真正有德性的友誼。這種友誼的目的是內在的。從這種友愛出

發，人們準備為朋友獻出一切的金錢、榮耀地位或其他財富。但這并不說明行為者缺乏對自

己的關心，或者這種友愛要求人們是無私的。相反，道德高尚的、愛人的人同時是“自愛”

的：因為這種人把“大部分道德上的美留給了自己”。友誼內在包含的美德就是友愛的人留

給自己的最好的禮物。亞里士多德愛友如己的思想在諾丁斯的理論及其愛生如己的道德實踐

中留下了明顯的印跡。諾丁斯提出，青少年除了“盡量從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中受益之外，還

應該在文學作品中了解各種各樣的‘友愛’，并思考有關友誼的問題。”諾丁斯還指出：“雖

然正如亞里士多德教導我們的那樣，友愛和道德原則沒有內在的沖突，因為我們的基本義務

是要促進友人的道德成長；但是，在許多實際情境中，我們需要作決定時，問題就不那么簡

單了。”“解決兩難問題，絕不像教條原則指示的那樣，可以通過衡量朋友過失的輕重來決定

是否告發。我們首先要問自己：朋友的行為是否是關懷性的、道德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而且問題很嚴重，也不應告發了事。真正的朋友還應該考慮以什么合適的方式來幫助犯了過

失的友人。”“如果把關懷作為一種道德教育路徑，在別的道德教育方法止步的地方，關懷教

育者仍然有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