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美學2019/07
《莊子·齊物論》的篇末記載了一個短小卻美麗的寓言：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1]92
為方便敘述，本文以“莊周夢蝶”概括這則寓言。“莊周夢蝶”的寓言是《莊子·齊物論》的壓篇之作，莊子在此篇末尾提出“物化”一詞，可謂是對《齊物論》，乃至于整部《莊子》的總結與升華。它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奇妙的藝術魅力，使這則小小的寓言不僅成為了歷代文人爭相引用的經典，還引起后世學者的關注和研究。隨著西方文論思想的傳入，不少學者開始借鑒西方文學理論成果研究中國文學問題，大大擴展了中國文學作品的解讀空間。在西方文論的啟示下，部分學者嘗試從全新的角度去闡釋“莊周夢蝶”，“莊周夢蝶”的研究有了創新和突破，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了一些研究者盲目照搬西方理論，甚至削足適履，沒有考慮到“西方語境中產生的這些批評理論與我們的文學現實之間的錯位現象”[2]8，落入了“強制闡釋”的窠臼。
一、莊周夢蝶研究中“強制闡釋”的表現
2014年，張江教授提出了“強制闡釋”這一重要概念，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討論。張江教授在《強制闡釋論》一文中明確指出，“強制闡釋是指，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以前在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闡釋”[3]5。張江教授提出“強制闡釋”，本意是概括當代西方文論的根本缺陷，但許多學者認識到，“強制闡釋”也可概括在借鑒西方文學理論成果解讀中國文學作品過程中所犯的錯誤。不可否認，在當代全球化話語體系下，西方文論傳入中國，并且深刻影響文學研究是不可避免的。思考在吸收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中的“強制闡釋”問題，并不是要我們固步自封，抵制西方外來思潮，而是要找到在吸收西方文論成果的同時，而不陷入“強制闡釋”的正確研究路徑。本文擬選取“莊周夢蝶”這一寓言的研究，試圖對此探討一二。
莊周夢蝶的寓言雖短小，但意義深遠。它在《莊子·齊物論》的篇末，且提出了“物化”這一重要概念，歷來學者對這則寓言的闡釋紛繁復雜，沒有一個定論，其原因在于文本不明確的意義和耐人尋味的表達。在“以西評中”的浪潮中，不少學者開始借鑒西方文論闡釋“莊周夢蝶”，出現了很多新穎的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其一，運用現代心理學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闡釋“莊周夢蝶”；其二，在生態美學視域下的“莊周夢蝶”研究；其三，運用邏輯學闡釋“莊周夢蝶”；其四，借鑒西方悲劇主義、存在主義、相對主義等闡釋“莊周夢蝶”。這些研究中不乏優秀的成果，但也有一些學者盲目照搬或簡單挪用西方文學理論，導致研究成果偏離文本內涵，有“強制闡釋”的嫌疑。如運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觀
點闡釋“莊周夢蝶”的觀點就認為，人之所以變成蝴蝶的原因，歸根結底是一個心理現象。根據弗洛伊德關于夢的解釋，夢不是偶然形成的聯想，而是被壓抑的欲望（或潛意識的情欲）偽裝的滿足。由此得出蝴蝶夢可以被看作是莊子在潛意識中的一個愿望的變相的實現。而根據弗洛伊德的“人格三部結構”，即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所構成，得出“莊周夢蝶”這個故事并不是在講述“莊子”和“蝴蝶”作為兩個不同個體的意象，而是關于一個人的被分裂的“本我”和“自我”的意識活動的結論[4]。這種觀點犯了兩個錯誤：首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屬于心理學范疇，本不屬于文學理論。但我們不是反對跨學科、跨領域的交叉融合，張江教授指出我們承認文學征用場外理論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不能背離文學的特質，一定要深刻把握文學實踐[3]7。在《夢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把夢定義為人的受壓抑的“愿望的達成”[5]。
論莊周夢蝶研究中的強制闡釋問題
文/陳詠豐
摘 要：莊周夢蝶的故事是《莊子·齊物論》的壓篇之作，歷來被視為是《莊子·齊物論》，乃至整部《莊子》的總結，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和藝術魅力。自張江教授提出“強制闡釋”的觀點后，學術界開始反思和審視當代中國的文學研究。在借鑒西方文論成果研究中國文學作品，尤其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時候，一部分學者往往忽視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錯位現象，盲目照搬西方文學理論，落入“強制
闡釋”的誤區。借探究莊周夢蝶研究中的強制闡釋問題，從新的切入點認識莊周夢蝶，或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正確闡釋路徑。
關鍵詞：莊周夢蝶；強制闡釋；闡釋路徑
17美學史研究
弗洛伊德所說的夢與“莊周夢蝶”中的夢并不屬于同一范疇。最新的心理生理學研究結果表明，夢活動本質上是生理的，但包含人的心理因素。弗洛伊德所說的夢也就是人的一種生理、心理活動，屬于理性和科學的范疇。“莊周夢蝶”中的夢，與現代意義上的“夢”有本質上的區別，它有哲學范疇上的意義，并不能等同于人的夢活動。莊子是否真的做過一個關于蝴蝶的夢是無法考證的，但莊子好為寓言，我們傾向于認為莊周夢蝶是莊子所構思的一個寓言故事。關于夢，莊子在《齊物論》中還討論過，“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后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后知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1]85。莊子在這里告訴我們，人做夢的時候是不知道自己在做夢，夢中還做著夢，只有醒來才知道自己在做夢，愚人往往以為自己已經清醒，但其實還在夢中。莊子所說的“夢”是與“覺”相對的，在夢中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夢中，自以為清醒的人，其實也是在夢中。在這個意義上，“夢”并不是單純的心理活動，而是具有豐富的內涵。“覺”是覺醒、清醒的狀態，而“夢”是不清醒的狀態。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出發，夢中的蝴蝶被看作是現實中被壓抑的潛意識。莊子在現實中得不到
自由，因此在夢中化成蝴蝶，獲得精神的愉悅與自由。蝴蝶這個意象也許是真的代表了莊子所渴望的自由，但是蝴蝶夢并不是莊子之夢，而是他構思出來一個寓言故事。與其說蝴蝶是莊子的潛意識，還不如說蝴蝶是莊子的藝術構思，研究者把莊周之夢當作是真正的夢的活動來解析，是無法把握文本真實的內涵。
其次，犯了“主觀預設”的錯誤。張江指出，“主觀預設的批評，是從現成理論出發的批評，前定模式，前定結論，文本以至文學的實踐淪為證明理論的材料，批評變成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理論目的的注腳”[3]8。作者在展開批評之前，已經選定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作為立場，前置結論，批評的全過程都是圍繞立場的需要展開的，因此批評離開了具體文本，喪失了客觀性。批評并不是為了分析文本，而是為了證明理論和結論的正確性。
從弗洛伊德的“人格三分結構”出發，認為莊周夢蝶的寓言是關于一個人的被分裂的“本我”和“自我”的意識活動。按照弗洛伊德這一理論解讀“莊周夢蝶”，可以這樣理解文本：一天夜里莊周夢見自己變成一只蝴蝶，怡然自得而忘記自己是莊周。醒來發現還是莊周自己，此時莊周恍恍惚惚地分不清究竟是自己夢見蝴蝶，還是蝴蝶夢見自己。批評者是站在主體意識到自己是莊周的立場上說話，認為整一則寓言是作為主體的莊周的自我體驗。蝴蝶因此淪為客體，蝴蝶的立場也就被取消了。這是精神分析下“莊周夢蝶”研究的一個共同特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精神分析理論可以解釋莊周為何可以夢為蝴蝶，但是無法解釋蝴蝶為何可以夢為莊周。在用精神分析闡釋作品時，為了切合理論，批評者需要在解讀過
程中取消蝴蝶這一視角，強調莊周的主體地位，讓蝴蝶這一意象變成莊周夢見的客體。
細讀文本，莊子說“周與蝴蝶必有分也”，分是分別、界限，莊周與蝴蝶一定是有所分別的。莊周與蝴蝶的分別之處是什么呢？林希逸認為，“在莊周則夜來之為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這個夢覺須有個分別處，故曰周與蝴蝶與？這個夢覺須有個分別處，故曰周與蝴蝶必有分矣”[6]。在林希逸看來，莊周夜晚夢見蝴蝶，蝴蝶在另外一個地方，又夢見變成莊周。莊子所說的“必有分”，也就是夢與覺之分。劉濤還認為，“必有分”不僅是形體之分和夢覺之分，還有真與幻之分[7]。總結一下，“莊周夢蝶”這個故事有兩重敘事，第一重敘事是顯而易見的，即“莊周夢蝶”，莊周夢中變成蝴蝶，全然忘記自己是莊周，醒來發現自己是莊周。另外一重敘事省略了蝴蝶的視角，即“蝶夢莊周”，蝴蝶夢見自己是莊周。也就是說，此時自認為醒過來的莊周，也許是蝴蝶夢中之物。剛剛所做的蝴蝶夢，是現實中的蝴蝶。這時候夢與覺、幻與真一下子交融在一起，莊周無法分辨此時的自己是剛剛從蝴蝶之夢中醒過來的莊周，還是剛剛的夢是真實的，自己原本是只蝴蝶，此時做夢成為了莊周。究竟哪里是夢、哪里是現實，莊周自己陷入了迷茫。
在“莊周夢蝶”這個故事中，莊周與蝴蝶是兩個自然個體，他們通過“夢”這種機制互相轉化。莊周無法分清的絕不是做夢的人是誰，而是分不清夢與覺、真與幻的界限在哪里。正如莊子所說“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當人在夢中時不知道自己在做夢，而愚蠢的人往往自以為自己是清醒的。醒過來的莊周，究竟是真實的莊周，還是一只夢見自己變成莊周而忘記自己是蝴蝶的蝴
蝶呢？正是這種撲朔迷離、夢覺難分、真幻難辨的藝術魅力，才讓“莊周夢蝶”這個故事成為后世文人爭相引用的典故。因此把“莊周夢蝶”這個故事當成是一個人分裂成“本我”與“自我”的意識活動削弱了文本的藝術魅力。
美國學者愛蓮心是研究《莊子》的最高產的學者之一。他在《向往心靈轉化的莊子：內篇分析》一書中大膽地用相對主義、邏輯學等方法來研究莊學，一反傳統，啟發我們的思考。愛蓮心大膽地質疑“莊周夢蝶”這個寓言的編排順序，他站在西方邏輯學的角度，認為莊周夢蝶這個寓言是一個不成熟的版本，有著邏輯上的模糊性。首先，莊子一開始明確地說“昔者莊周夢為蝴蝶”，那么為什么又說“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在邏輯上無法說通。其次，如果莊子連自己是莊周還是蝴蝶都不知道的話，為什么還說“周與胡蝶必有分矣”。基于“莊周夢蝶”的邏輯問題，愛蓮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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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必要調整“莊周夢蝶”的文本順序，即“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為物化”[8]91。原文與調整后的文本的區別在于，原文“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的發問
是在莊周醒來后，后者的發問是在夢中。愛蓮心可以說是第一個對蝴蝶夢文本順序提出質疑的學者。但是因為文本邏輯而調整后的文本又產生了新的邏輯問題，既然莊周在夢中化成蝴蝶，“不知周也”，此時在夢中的他又怎么會發出“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的疑惑呢？在筆者看來，愛蓮心從邏輯性原則的角度重新編排“莊周夢蝶”這個故事確實是破天荒的嘗試，但是這種嘗試卻破壞了文本。愛蓮心為了讓“莊周夢蝶”這個寓言符合他自己的觀點，判定“莊周夢蝶”是“大圣夢的一個不清楚的版本，它試圖說大圣夢要說的東西，但說得更不完整、更不完美”[8]109，并且對原文加以修改，試圖說服讀者，同樣犯了“強制闡釋”的錯誤。
二、莊周夢蝶的闡釋路徑及思考
張江教授提出“強制闡釋”的概念引導我們審視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不難發現“強制闡釋”也表現在我們借鑒西方文學理論研究中國文學作品，尤其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勘探在西方文論的影響下，莊周夢蝶研究的“強制闡釋”問題，是為了思考“莊周夢蝶”，乃至于中國古代文學的闡釋路徑。
“莊周夢蝶”研究中的“強制闡釋”問題給我們深刻的思考——在西方文論盛行、各學科交叉融合的今天，我們應該怎樣闡釋中國古代文學。不加篩選、盲目照搬西方文學理論，會忽視中國文學傳統，使闡釋遠離中國文學精神。余英時教授在《怎樣讀中國書》一文中說：“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
心體會中國史籍‘本意’，而是把它當報紙一樣地翻檢，從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9]在張江教授還沒有提出“強制闡釋”的概念之前，余英時教授已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學術界“以西釋中”的誤區，學者在展開批評之前，先設定好理論前提，然后再從文本中勘探與理論相一致的東西，這樣的闡釋是不得中國古代文學的深意，往往是牽強附會、生拉硬套的。作中國古代文學的學問，最重要的是回歸中國文學傳統。中國文學傳統與西方文學傳統迥乎不同，如果漠視中國中國文學傳統，容易歪曲文本的內涵。如上文提到的莊子的夢與弗洛伊德的夢不在同一個認知范疇。再如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以叔本華哲學為依據，認為《紅樓夢》中的“玉”象征著“生活之欲”[10]。這樣的解釋就是理論先行，完全沒有理會中國的文學傳統，因此受到后來者的質疑。
強調回歸中國文學傳統，并不是要抵制西方文學理論的引入。西方文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是積極的，而且是無法避免和不可逆轉的。在研究中，發揮西方文論作用的同時，避免走入“強制闡釋”的誤區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著名的學者胡適、王國維等在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時也曾犯過“強制闡釋”的錯誤。李春青教授指出，西方文學理論有其“有限合理性”[2]6。“有限合理性”有兩層內涵，一是西方文學理論有合理性，不應該把它看做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毒藥；二是這種合理性是在有限范圍之內，一旦超過這個范圍就容易有“強制闡釋”的傾向。因此，如何在這個“有限合理性”的范圍內取得平衡值得思考。我們在借鑒西方文學理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問題時，更多地應該借鑒其“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視角與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路徑”，而不是把理論視為公式去機械地分析文本。
三、結語
李小貝指出，強制闡釋的提出打破了西方文論的神話[11]。西方文論神話的打破，也就意味著新的文論的建構。在借鑒西方文論研究成果研究中國文學問題，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上，“強制闡釋”問題積弊已深。研究回歸中國文學傳統，應注重回歸作品的審美上，而不是把文學作品變成西方文論的印證，這樣才能使中國文學研究走得更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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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希逸.周啟程，校注.莊子鬳齋口義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7：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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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余英時.怎樣讀中國書[J].刊授黨校（學習特刊），2006（7）：11.
[10]王國維.王國維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1-23.
[11]李小貝.當代西方文論神話的終結——強制闡釋論的意義、理論邏輯及引發的思考[J].學術研究，2016（6）：6-10.
作者簡介：陳詠豐，華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
編輯：宋國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