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內容提要

2023年12月11日發(作者：羽毛的羽組詞)

-

《圍城》內容提要

從印度洋上駛來的法國郵船白拉日隆子爵號在上海靠了岸。小說的主人公方鴻漸一踏上闊別四年的故土，就接二連三地陷入了“圍城”。

方鴻漸旅歐回國，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說以他的生活道路為主線，反映了那個時代某些知識分子（主要是部分歐美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變遷沉浮。他們不屬于那個時代先進的知識分子行列，當抗戰烽煙燃燒起來的時候，他們大都置身于這場偉大斗爭的風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繼在湖南一個僻遠的鄉鎮，圍繞著生活、職業和婚姻戀愛等問題，進行著一場場勾心斗角的傾軋和角逐。這也是場戰爭，雖然不見硝煙，卻處處閃現著舊社會你搶我奪的刀光劍影，騰躍著情場、名利場上的廝殺和火并；雖然沒有肉體的傷亡，卻時時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樣蠶食著人們的年華和生命，那惡濁的空氣又是怎樣腐化著人們的操守和靈魂。自然，這里也有真誠的友誼，善良的愿望；但這些在那個強大的舊社會壁壘面前，是顯得多么軟弱和無力。在那隨處都可以陷入“鳥籠”或“圍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這些還沒有消磨盡人生銳氣的知識分子的出路呢？這是這部深刻的現實主義小說留給人們深思的一個嚴肅問題。

長篇小說《圍城》共分九章，大體可以劃做四個單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個單元，寫方鴻漸在上海和家鄉（江南某縣）的生活情景，以寫上海為主。在這個單元中，方鴻漸和蘇文紈的“愛情”糾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蘇文紈的傾心相與和方鴻漸的另有所歡，使他們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戲。暴露了蘇文紈官宦小姐矜持自負、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對鏡花水月的尷尬相，也暴露了方鴻漸紈袴子弟優柔寡斷、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華相。圍繞著他們，作者還寫了十里洋場社交生活的各種人物，在美國人花旗洋行里做買辦、喜歡人們喚他jimmy的張吉民，外表時髦、骨子里守舊的董斜川，“對雌雄性別，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學家褚慎民，滿肚子不老實、自我標榜是“新古典主義”的詩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鴻漸當做情敵、枉費了心思的趙辛楣，甚至還有生得漂亮、頭腦乖巧的唐曉芙等等，他們都在作者筆下顯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們宴飲會客、談詩論文以及各種應酬交際是那樣的內心空虛、百無聊賴以及庸俗不堪，這種生活不會培植健康的愛情，更不會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個有待沖破的“圍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個單元，是“過渡性”或“銜接性”的。在這個單元中，在個人生活上分別吃了敗仗的方鴻漸和趙辛楣，從“愛情”牢籠中沖了出來，他們由假想的情敵變為真正的摯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閭大學謀事。作者在這一單元里，還為下一單元的鬧劇準備了新角色：未來三閭大學的訓導長李梅亭，副教授顧爾謙和青年助教孫柔嘉。他們和方、趙結伴由滬啟航南下，組成了一個臨時的“小社會”。發生在這個“小社會”里的種種矛盾困擾和嬉戲調侃，以及沿途的所見所聞，構成了小說所描繪的現實主義畫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個單元，主要描寫三閭大學里的明爭暗斗。我們這里所選的第六章是這個單元之中的重場戲。上自校長、訓導長、各系主任，下至職員、學生、甚至還有家屬，都卷入了一場令人頭暈目眩的人事糾紛。職業上的排擠，情場上的競爭，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見不得人的謠諑誹謗、陰謀詭計，一時間三閭大學成了競相逐鹿的舞臺。一些學者文士粉墨登場，他們之中有李梅亭那樣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半舊遺老，也有韓學愈那樣外形木訥、內心齷齪、偽造學歷、招搖撞騙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樣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其實卻是酒色之徒的偽君子，也有汪處厚那樣依附官僚、謀取職位、意在結黨自固、終于自蹈覆轍的阿木林；有陸子瀟、顧爾謙那樣一心攀龍附鳳、專事吹拍、淺薄猥瑣的勢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樣雖然混跡學府、卻只在情場上顯露頭角、推波助瀾的名門女士。總之，活躍在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雖然用不著再把八股文當做敲門磚，卻都扯起一面自認為是最漂亮的旗幟，將真面目掩蓋起來，施出周身解數去追求新的晉身之階，仿佛自然界的動物蒙上保護色，追求自身的發展一樣。自然，他們之中也還有沒耗盡兩肩正氣的某些較好的人物，如雖則荒唐、孟浪，到底還有一些責任感的方鴻漸、趙辛楣，嬌弱深沉、很有心計的孫柔嘉等等。這些人物，或像方鴻漸，不失為“可造之才”，或像趙辛楣，終竟有一技之長；或像孫柔嘉，是思慮周密、深藏韜略的女中強者──他們在好的社會里，完全有可能發展為出類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烏煙瘴氣的環境里，由于缺乏明確的人生目標，倒像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余人”那樣，讓社會的惰力抵消掉了他們的聰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個單元。方鴻漸和孫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結了婚。這對雙方來說，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動的結合，加以失業造成的對于前途的焦慮，使他們婚后不斷發生爭吵。這種爭吵在返滬途中還較為單純，定居上海后，由于雙方家庭和親族的介入，矛盾更復雜了；在婆媳、翁婿、妯娌、親朋、乃至主仆之間，一度曾發生了一系列齟齬和糾紛。最后，方、孫的矛盾終因后者辭去報館資料室主任而面臨再次失業時激化了。方鴻漸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家解體，他再次沖出一個“圍城”，又來到一個“圍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慶當官的趙辛楣謀取職業，這肯定也是一條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說在一陣老式自鳴鐘的“當、當??”聲中結束。像過去一切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品一樣，它沒有提供什么關于社會和人生出路的明確結論，但他描寫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圍城》文化批判

《圍城》的直接時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但要理解《圍城》，必須追溯到近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大炮軍艦之下，被迫地、卻歷史性地開始了與世界的接觸，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與西方文明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鋒、碰撞、沖突以至交匯、融合。這種文化現象在一大批留學生——錢鐘書正是他們中的一員——的身上具體地、活生生地體現出來，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義。

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錢鐘書幾乎必然地要從文化上來認識“圍城”的精神困境，從而產生深刻的孤獨感和荒誕感，在全書的結束部分，方鴻漸在經歷了教育、愛情、事業和家庭（婚姻）的失敗后，這樣感嘆：在小鄉鎮時，他怕人家傾軋，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覺得傾軋還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條微生蟲，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擱它在顯微鏡下放大了看的。擁擠里的孤寂，熱鬧里的凄涼，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心靈也仿佛一個無湊畔的孤島。（第324頁）。

這里已經明顯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人生感嘆。但這種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卻是發生在衰微積弱的老大中國與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劇烈沖突中的，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令人深省的畫面：經過一家外國面包店，廚窗里電燈雪亮，照耀各式糕點。窗外站一個短衣襤褸的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看窗里的東西，臂上挽個籃，盛著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轉。（第353頁）

還有全書結尾處那只著名的祖傳老鐘，方鴻漸的爸爸作為結婚禮物送給兒子兒媳的寶貝鐘，每小時“只慢7分鐘”的“很準”的鐘，這會兒已經慢了5個鐘頭的鐘：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第359頁）

有些西方批評家說《圍城》寫了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也有中國批評家說表現了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文明不救中國的主題。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錢鐘書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場，他更著力于嘲諷偽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更多地是要寫出中西文化沖突中的尷尬、窘迫和困境。而從更廣闊的文化意義上來體認，《圍城》更主要的是寫“圍城”困境，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結著作者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和人類的基本根性的歷史反思。

《圍城》犀利諷刺

《圍城》被很多人譽為現代的《儒林外史》，是因為錢鐘書在這部小說中淋漓盡致地諷刺了知識分子。這種諷刺基于時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錢鐘書個體的原因。

先說個體的原因。錢鐘書是個不世出的天才，同時，他也是最純粹的學者，對學問懷著最深摯的虔誠，在學術上他不能容忍一丁點兒的虛偽和取巧。在這種目光注視下，一般的所謂“學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難了。比如他經常諷刺學者抄卡片，《圍城》中的頭號小丑李梅亭就有一個鐵皮卡片箱。其實一個教書匠肯花力氣抄卡片已經是頗為值得表揚的了，但在錢鐘書看來，讀書而沒裝在腦子里融會貫通，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圍城》中的文化諷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沖突、碰撞的歷史平臺，而這正是錢鐘書的著力點之一。一是以現代文化觀照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鴻漸的父親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薦的線裝書中“中國人品性方正所以說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圓滑，所以主張地是圓的”之類。二是嘲諷對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國裁縫仿制的西裝，把做樣子的外國人舊衣服上兩方補丁，照式在衣袖和褲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愛利惡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盤姘伴》詩，又如買辦張先生式的洋涇濱。三是探討對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誕，如方鴻漸在家鄉中學演講時所說的，“海通幾百年來，只有兩件西洋東西在整個中國社會里長存不滅。一件是鴉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閭大學中的“導師制”。

但《圍城》中的諷刺更多的是基于對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鴻漸著名的克萊登大學假博士，集中體現了人性中的欺詐、虛榮、軟弱、對環境的無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陸子瀟以國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贈書給自己等等，舉不勝舉。讀者捫心自問，做過這些事的似乎不止這些人，有時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們在阿Q的臉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樣。

在讀《圍城》的時候，你會笑，會心的笑——不笑的人也用不著擔心是否忘記了笑，你只是忘記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來表示，所以發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詳見《說笑?錢鐘書》）——所以是會心的笑，不夠，還要臉紅的笑，笑書上的人，笑身邊的人，也在笑自己。

《圍城》心理描寫

錢鐘書在《〈宋詩選注〉序》中說，文學作品應該“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而《圍城》就是他的理論的最好實踐。大部分成功的文學作品都一定有成功的心理描寫，但錢鐘書的心理描寫與眾不同，關鍵就在“曲傳”“未吐露”的心理，在方法上，一是以情節曲傳心理，并且調動一切表面看來無助或破壞那中心情景的瑣屑細節。如結尾一章，方鴻漸與孫柔嘉吵架后，正回家想消釋柔嘉的怨氣，柔嘉剛才正向姑媽講鴻漸的不是，害怕已被鴻漸偷聽到，方鴻漸其實并沒聽到，只得擺空城計：“你心里明白，不用我說。”結果柔嘉心虛之下，說“本來不是說給你聽的，誰教你偷聽？”這就無異承認了她在“背后糟蹋”方鴻漸，結果正準備向妻子低頭的方鴻漸和一心想給丈夫找個好工作的孫柔嘉竟然越吵越厲害，終于走向“不離而散”，不歡而散。第二個常用方法是通過一系列的妙喻來曲傳人物的心理，如趙辛楣與方鴻漸初次見面，趙“傲兀地把他從頭到腳看一下，好像鴻漸是頁一覽而盡的大字幼稚園讀本”，充分傳達了趙對情敵方鴻漸的故作姿態的輕視，因為一來趙因為追求蘇小姐而確實在乎方，要給他一個下馬威，一來因為他知道方得了個克萊登假博士還在報紙上登廣告，確實看不起他。接下來“他的表情就仿佛鴻漸化為稀淡的空氣，眼睛里沒有這人。……鴻漸真要覺得自己子虛烏有，像五更雞啼時的鬼影，或道家?視之不見，摶之不得?的真理了。”

以上的例子也顯示了錢鐘書的一大特點：博喻。我把博喻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在全書廣泛地使用妙喻，一是它的本來定義，即一個接一個的比喻紛至沓來，形容同一個事物。錢鐘書的博喻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時時與心理刻劃結合在一起，并且帶有深厚的學養，充滿了機智，如上舉例子中竟然以抽象的道家思想來形容一種心理感受。而機智與好辯及博喻結合在一起，集中地出現在方鴻漸為自己做錯的事辯護時，如他寫給唐曉芙、蘇小姐的信等。舉一個最簡單而微型的例子，趙辛楣稱方鴻漸為“同情兄”，因為同一個地方做事叫同事，同一個地方學習叫同學，而同一個情人，則叫同情。

《圍成》塑造的人物性格現實、典型，心理描寫的逼真、傳神以至于讀者們心靈感應；批判人性與文化，手法上幽默，精神內涵深刻。這些多得益于獨具匠心的比喻手法。比如，用火柴點車燈的一節“連劃了幾根火柴，只點的心里的火直冒”（憑記憶，與原文或有個別字錯，下同）；又如墳后的那扇門“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去的去處”等等。諸如此類，妙語連珠，深入腦海，不僅記住這些佳句，更記住了這些佳句所敘述的人、事，以及這些人、事背后的深刻而廣袤的隱喻。

《圍城》閱讀指導

這是一部有著多層意蘊的小說。

一方面，作者在小說中刻畫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游離于當時的抗日烽火之外，雖然都是留學歸來，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們沒有遠大的理想，又缺乏同傳統勢力和思想斗爭的勇氣，結果甚至無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像主人公方鴻漸、“冷若冰霜、艷若桃李”的蘇文紈、庸俗貪財的學術騙子李梅亭、柔順之下深藏心機的孫柔嘉等……作者以機智的幽默和溫情的諷刺，剖析了這群人的個性與道德上的弱點，揭示了他們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評論《圍城》是“現代的《儒林外史》”。

另一方面，作者通過對方鴻漸經歷的敘述，傳達出自己對于生活的思考。要理解這層意蘊，需要首先了解“圍城”的含義。作品在人物的對話中作了提示：

第三章中，褚慎明說英國有句古話：“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蘇文紈說：“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第五章中，方鴻漸說：“我還記得那一次褚慎明還是蘇小姐講的什么?圍城?。我近來對人生萬事，有這個感想。譬如我當初很希望到三閭大學去，所以接了聘書，近來愈想愈乏味，這時候自恨沒有勇氣原船退回上海。我經過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會結婚，不過我想你真娶了蘇小姐，滋味也不過爾爾。狗為著追求水里肉骨頭的影子，喪失了到嘴的肉骨頭!跟愛人如愿以償結了婚，恐怕那時候肉骨頭下肚，倒要對水悵惜這不可再見的影子了。”

從婚姻是“圍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圍城”。方鴻漸不斷渴望沖出“圍城”，卻又不得不進入另一個“圍城”。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對，老是與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馳：他不想結婚，但父親卻塞給他一個老婆，卻也因“禍”得福，有機會出國留學；他不想得什么學位，在父親和岳父的催促下，才買了一個假文憑充數；他不愛對自己一片癡情的蘇文紈，愛上了溫柔伶俐的唐曉芙，眼看就成了，卻因為誤會分了手；到了三閭大學，他不愿意在履歷表上填上假學歷，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卻受到同樣是“克萊登大學博士”的外文系主任韓學愈的排擠；他害怕自己愛上孫小姐，卻糊里糊涂地答應了孫小姐的婚事……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探討人的孤立和彼此無法溝通的小說”；也有人認為闡釋了生活是荒謬的這一哲學命題；還有人把人物的命運和現實的斗爭生活結合起來，認為這種荒謬性是由于他們精神上的圍城造成的，只有面對廣闊的生活，才能擺脫各種圍城的束縛。每一種理解都有道理，這也正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二、小說所寫的人物和事件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十分隔膜，與時代結合并不緊密，我們不可能像別的小說那樣通過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的分析去考察小說的主題。雖然有評論者認為小說一上來就點明了時間──1937年，結尾也說明是1939年，整部作品的時代背景是抗日戰爭，因此描寫三閭大學的明爭暗斗、官場的腐朽墮落，“展示了抗日戰爭的復雜性”。這可以看作一種解讀，但是有強為之說的嫌疑。作者在序中說：“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他并沒有刻意突出時代性，閱讀的時候，可以直接進入文本閱讀，切忌把對小說的理解往政治和時代上靠。

三、《圍城》是一部學人小說，他的語言體現了錢鐘書作為學者的一面，雖然有的地方似

乎是在故意賣弄才情，但總體而言，并不使人感到沉悶，因為許多話語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和知識含量，時常散發出機智的鋒芒，不斷有新奇的比喻和警句，這一切都可以給我們的寫作以有益的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