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成本(農業成本項目有哪些)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施詩 實習生杜晏楠 上海報道

盡管國際農產品期貨價格有所回落，當前全球糧食安全問題依然緊迫。

當地時間7月18日，聯合國在紐約總部舉行以“立刻采取共同行動：協調全球糧食應對危機”為主題的高級特別會議。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主席沙希德提出，據世界銀行預估，俄烏沖突將增加9500萬極端貧困人口，5000萬人遭受嚴重饑餓。至今年6月30日，全球農產品價格指數較2021年1月高出34%，其中玉米上漲47%，小麥上漲42%，處歷史高位。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國際社會年內仍面臨多場饑荒的威脅，并可能在明年進一步惡化。

新冠病毒大流行下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混亂仍待解決，經濟尚未完全重振，新的問題已然接踵而至。地緣政治方面，俄烏沖突緊張態勢未見緩和；通貨膨脹高企，多國央行紛紛加大提息力度邁入緊縮周期，令全球股市承壓。種種擾動因素合力作用下，全球糧食供應的不確定性倍數放大，強化了本已嚴峻的全球糧食安全問題。

糧價為百價之基，而飆升的糧食與能源價格一起，成為推高全球通貨膨脹的兩大引擎。糧食危機的觸因往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是什么導致全球糧食價格沖高？

俄烏沖突沖擊全球糧食市場

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FPRI）高級研究員、國際農業經濟學家協會主席Will Martin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大宗商品市場波動、旱災等區域性極端天氣、全球通貨膨脹壓力等因素共同導致了2020年以來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此外，沖擊糧食市場的首要因素是烏克蘭危機，以及各國激進的應對政策。

俄羅斯與烏克蘭是世界極為重要的兩大農業生產國與糧食凈出口國，對全球谷物、油菜籽產量貢獻尤為顯著，烏克蘭更是有“歐洲糧倉”之名。聯合國糧農組織6月發布的《糧食展望報告》顯示，2016/17年度至2020/21年度間，兩國合計占全球大麥、小麥與玉米總產量的19%、14%與4%。俄羅斯與烏克蘭對全球大麥、小麥的貿易格局有重要影響。俄羅斯是世界最大的小麥出口國。2021年，俄羅斯小麥出口量占占全球總量的22%，烏克蘭則占10.5%。全球約有33%的小麥由俄烏兩國供應。葵花籽油方面，這個數字高達72%。

糧食生產的品類高度集中、一些國家進口依存度較高意味著，貿易往來一旦受限，就會導致糧食供應鏈斷裂，直接抬升糧價。以2020年1月價格為基數100，世界銀行農產品價格趨勢圖表明，俄烏沖突后，小麥與葵花籽油價格急劇上漲：小麥指數從今年2月的130飆至5月份的250，漲幅92.3%，葵花籽油指數也從190上漲至270。盡管不同農產品的價格變化并不統一，例如，稻米價格維持相對平穩，但整體來看，全球糧食市場波動巨大。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一方面，烏克蘭生產的農產品出口直接受阻，有糧運不出。另一方面，俄烏沖突的僵持狀態極大地影響了市場預期——戰事很可能繼續拖延，后續食品供給可能無法跟上，大家就會開始緊張。”

全球農產品出口貿易政策的收緊清晰地反映了地緣沖突下制裁與反制裁的角力，及由此產生的糧食安全擔憂。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研究顯示，俄烏危機爆發后，按食物熱量計算，受出口限制的食物占全球貿易總額的17%左右，與2007-2008年全球糧食和能源危機期間的水平相當。

含俄羅斯在內，目前已有20余國實施了糧食出口限令，小麥、玉米、豆類、食油等均在限制名列。3月底，俄羅斯政府決定對多種糧食實施出口配額限制，小麥、黑麥、大麥和玉米配額總量為700萬噸。2021年，俄羅斯農產品出口總量達7710萬噸，僅小麥便有4249萬噸。在小麥價格飆漲刺激下，印度在4月份創下小麥出口140萬噸的歷史記錄。隨后，印度政府于5月先后宣布小麥臨時出口禁令與食糖出口限制。

“由于全球糧食生產與消費空間的不均衡分布，必然存在地區間糧食供應相對富裕、短缺的情況，這是正常現象，而國際貿易通常能夠彌補供需缺口。當前貿易萎縮，價格的不確定性也導致很多國家限制糧食出口，這進一步壓縮了國際農產品的貿易量。同時，在出口限制之上，還疊加了通貨膨脹、此前貨幣超發的寬松政策、一些市場主體的投機炒作，這加劇了糧價上漲。”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博導鐘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能源與化肥價格飆升

2020年起，全球能源價格出現了1973年石油危機以來的最大漲幅。從產業鏈角度，糧價飆升也是上游能源與化肥漲價傳導效應的顯現。

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副教授張傳紅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目前全球糧食生產體系仍然屬于高度能源消耗型。在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價格上漲的背景下，農業生產成本上漲的影響在短期內或許不明顯，一旦到收獲季節，消費者會有更明顯的價格感知。”

現代農業以機械化、高量產為主要特征。據中國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2019年底，中國農業耕種收機械化率超70%。歐美日等在二戰后開啟廣泛農業機械化進程，一些農業發達國如美國、荷蘭、德國在20世紀60年代已經完成全面機械化。能源投入貫徹現代農業規模化產糧的所有環節，包括灌溉系統、播種收割的農機電力成本，糧食加工與后期運儲的耗能。

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國之一，2020年，其原油與天然氣供應量分別占全球總量的10%與16.6%。地緣沖突下制裁與反制裁，共同造成俄羅斯能源出口出現中斷，全球各地油電氣不同程度上漲。

國際原油連月于高位劇烈震蕩，布倫特原油價格6月一度沖破120美元/桶。天然氣期貨價格在一輪輪攀升中走向歷史高位，其中，由于此前重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進口，歐洲受沖擊最甚。6月，歐洲天然氣價格漲幅超50%，為2020年9月以來最高單月漲幅。

糧食高量產離不開化肥。保守計算，農作物增產產量中約有30%～50%歸因于有機或合成肥料。化肥投入也是農業種植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美國為例，美農場主平均化肥投入約占總預算的15%。能源漲價與貿易限制極大地影響了化肥價格，繼去年大漲80%后，2022年至今，化肥價格已經上漲近30%。

“化肥市場的主要沖擊來自天然氣”，Martin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疫情擾亂供應鏈、俄烏沖突等引發的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飆漲中，天然氣遠超煤炭、石油等其他種類能源。市面常見的三種肥料里，氮肥以尿素為主，而天然氣是尿素的主要原料；磷肥去年已在上漲；鉀肥方面，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共占40%的全球市場份額。因此，（在俄羅斯目前出口限令下）化肥價格不斷沖高。”

危機下的不平等：欠發達地區受糧食危機沖擊更甚

事實上，全球糧食產量基本面良好，近年來保持連續增長。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2021/22年度全球谷物產量預計28億噸，人均可支配糧食約710斤，較20/21年度略增0.7%。糧食產量高、需求也大，價格仍然高居不下。針對這種供求錯配，鐘鈺指出：“國際社會之所以將此輪沖擊稱為糧食危機或糧食價格危機，不用‘全球糧食短缺’，是因為糧食總量是充足的。近年來，糧價走勢越來越脫離正常供求關系。”

糧為民本，糧食問題會在短期內產生巨大沖擊，并持續一段時間。以2007-2008年的全球糧食危機為例，世界銀行年度農產品價格數據顯示，2008年糧價飆漲后，盡管2009年出現過短暫下跌，直至2011年，國際大宗農產品價格仍在上漲并遠超2008年水平的18.3%，創下歷史紀錄。世行今年4月的《大宗商品市場展望》也指出，俄烏沖突所引發的食品和能源價格沖擊將持續數年。

農業制作原料飆漲疊加全球通貨膨脹，糧食危機具有階梯性影響。食品價格的上漲將傳導至糧食為原料的生產與輕工業制造，并在結果上擠壓農業從業者利潤空間，抬高普通消費者生活成本。作為整體物價基準的農產品價格與能源價格互相推動，將帶來上漲預期，加劇通膨趨勢。

一個關鍵問題是，不同國家與地區間糧食生產力和風險對抗力是不均衡、不成比例的。當同樣的危機迎面而來，國家之間、一國內部所受的沖擊相當不平衡，欠發達經濟體、糧食依賴進口的國家及地區、各國的脆弱群體往往受影響最深。

“在討論全球性糧食危機的后果時，我們必須將‘糧食獲取問題（access）’與‘糧食自給自足問題（lf-efficiency）’嚴格區分開，低收入群體與中產群體對危機的感受是不同的。危機不在于糧食生產的供應端，而在于脆弱人群無法獲得食物。” Martin說。

低恩格爾系數人群普遍擁有消化上漲部分價格的能力，而高系數人群才是對食品價格波動最為敏感的消費單位，尤其是對糧食凈買入者（net buyers of food）而言，飆漲的糧價是對生計的直接威脅。《2022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的世界糧食危機地圖顯示，包含剛果、阿富汗、埃塞俄比亞等國在內，非洲、中東、拉丁美洲、東南亞等地區的食物短缺和饑荒問題最為嚴重。在這樣的背景下，Martin認為，現階段快速、精準識別糧食凈買入者，為脆弱性群體提供“社會安全網”式兜底，如及時發放食品券等公共服務支持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糧食安全的一端緊系著社會治安。張傳紅表示，在極端情況下，“糧食供應不足很可能造成恐慌情緒，乃至社會不穩定。糧食危機一般伴隨著戰爭危機，而戰爭危機又會加劇糧食危機，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貿易通暢仍是緩解危機的主要思路

從糧食危機解決思路的角度，萬廣華指出，無論以何種形式，俄烏沖突終將結束，對糧食市場的沖擊會隨之停止，秋收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供需緊張，“但短期來看略顯無力，因為糧食收獲需要時間，要滿足光照、溫度等條件，經歷完整的資源生產過程。接下來一年多的時間里，部分國家會面臨較為嚴峻的問題。”

在全球糧食供需錯配的背景下，保證基本口糧供給、加快補充糧/替代糧供應、盡快抑制糧價成為各國政府的共同目標。而除非阻滯的供應鏈得以疏通，糧價漲勢只會隨能源等大宗商品愈演愈烈。基于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自5月起連月呼吁各國結束糧食貿易限制，世貿組織總干事奧孔喬-伊維拉也在6月中旬召開的WTO部長級會議上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并提出限令等手段“可能會使（糧食）問題進一步惡化”。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要素是全球性通貨膨脹。今年以來，為遏制通脹高企，美聯儲高頻次、大幅度加息，帶動全球各國央行提升利率。作為衡量通脹的指標，總體消費者價格指數由糧食、能源、服務等一籃子選定商品組成，那么，此輪緊縮性貨幣政策是否能起到抑制糧價漲勢的效果？

萬廣華認為，緊縮性貨幣政策以遏制通脹為核心目標，能夠通過減少投資、降低需求，對能源等價格形成一定控制。相對而言，糧食總體需求較恒定，受貨幣緊縮的影響更小。從供應角度，張傳紅提出，緩解糧食危機急需多元化的農業配套制度設計：“單純的貨幣政策不一定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需要更為針對性的農業政策并行，如，提高農業生產能力、提高對農業科學技術的支持、保證農產品現金轉移支付渠道通暢等。在政府層面，構建多元化供應的糧食系統，倡導發展多種模式的農業，如小農耕作，以發揮韌性。”

以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運行為節點，全球化的浪潮已持續近30年，世界大宗商品市場、金融市場的集成度不斷提高，牽一發而動全身——全球糧食系統也建立在依賴度、互聯度極高的基礎架構之上，在基本面穩定的前提下互通有無、有序運轉。而當21世紀邁入第三個十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席卷世界，地緣沖突頻發，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與逆全球化抬頭，不斷挑戰著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國際糧食供應鏈、產業鏈同在其間。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知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曾在專著《貧困與饑荒》中論述：歸根結底，饑荒并非糧食生產問題，而是糧食系統和政策設計的問題。相關數據已經證明——在全球糧食系統平穩運作的背景下，理論上，每個人都能擁有足夠的食物。數據模型與現實的差距，以及逼近史高的糧食與能源價格表明，更深層次的區域協作、全球協作刻不容緩，需要國際市場的各個主體，包括各國政府、國際機構組織、國際糧商等各方的協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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