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投的是什么江(屈原投的是什么江?叫什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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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國時期，屈原在貴族之家出生。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的他志向遠大，為官后以修身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理想而不懈追求，后來郁郁于小人的饞毀之間，在楚國被秦軍攻破后墜江身亡。

他的代表作品《離騷》時至今日回響不絕，與《國風》并稱的“風騷”精神更是對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子影響深遠。

屈原的悲劇是歷史的必然，他在作為詩人成就燦爛輝煌，但作為政治家卻是失敗的。

現(xiàn)今大多數(shù)人認為當時屈原所在的楚國能與秦國比肩，秦、楚兩國都有能力一統(tǒng)天下。

但是因為楚王混亂，沒有聽取屈原的正確意見，從而導致楚國敗亡而秦國越來越強盛，同時促使屈原的人生走向悲劇。但實際上這種看法有待商榷。

戰(zhàn)國中后期，天下統(tǒng)一已是大勢所趨，治國、平天下也成為當時人的時代理想。

春秋時期，孔子還在推行君君臣臣的主張，認為上至天子下至百姓各個階層的人都應當守在自己的本位上，不能做超越職責儀禮的事。

到屈原所處的時代，孔子以往的主張已經(jīng)不再適應時代，沒有人會覺得一統(tǒng)天下的人應該是周天子，而是在諸侯爭霸中誰能取勝就誰來稱王。

諸子百家也針對天下大勢提出了新的主張，法家直接要付諸武力，儒家學派也不再執(zhí)著傳統(tǒng)的地位階級論。

孟子認為誰推行仁政治國誰就能奪得天下，荀子則是期待新王的到來，積極設計新的禮制法度。

處于這樣的時代環(huán)境下，屈原將時代理想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并且想讓楚國在這場紛爭中奪魁稱王。

但是，在當時楚國的社會體制下，屈原的理想不可能實現(xiàn)。

楚國在很早以前就出現(xiàn)沒落趨勢，其實行的封建莊園制已經(jīng)不能適應時代需求了當楚國的政治、經(jīng)濟因此出現(xiàn)危機時，統(tǒng)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變法行動，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變法的失敗保留了楚國陳舊的政體，沒能成功遏制衰微的趨勢。

屈原年少時，楚國從外表看仍然強盛，“號曰萬城之國”，但實際上社會矛盾已十分尖利。

公元前333年左右，蘇秦對楚威王說：“現(xiàn)在楚國的食物比玉還貴，薪柴比桂木還貴，拜見的人和皇帝都很難見到”

“現(xiàn)在大王的父老兄弟，把傷害賢士當做資本，大肆向百姓征收賦稅，使大王被百姓們詬病，國家處在危難中啊。”

從蘇秦的進諫中可以看出當時楚國內(nèi)部已經(jīng)處在崩潰的邊緣，物價飛漲，賦稅繁重，王公貴族仍然追求奢靡的生活，百姓怨聲載道。

面對這些足以讓楚國滅亡的弊病，楚國統(tǒng)治階級卻安于享樂，不思解決，所以楚國已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了。

正在楚國內(nèi)憂嚴峻之時，秦國卻在積極更新法度來適應社會的變化。如秦孝公時期，商鞅實行變法，廢除諷諫莊園領主制和“井田制”，地主經(jīng)濟得到發(fā)展。

經(jīng)過變法的秦國不但在經(jīng)濟上越來越強盛，政治上也漸漸穩(wěn)定，軍事實力更是大幅提升。

成功變法使秦國的社會性質(zhì)發(fā)生變化，成為中央集權(quán)制的封建國家，這是秦國統(tǒng)一的根本原因。

盡管蘇秦認為秦、楚都有實力一統(tǒng)天下，好像秦國統(tǒng)一是巧合所致，但實際上無論狡詐如張儀還是忠義如屈原都無法改變楚亡秦興這一歷史事實。

雖然偶然性會在歷史前進的過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落后的勢力必然會被先進取代。

當時秦國與其他六國的矛盾實際上是階級矛盾，實行變法后的秦國已是新興的地主階級主導，但楚國等其他國家仍停留在沒落的貴族領主統(tǒng)治制度中。

楚國經(jīng)濟上的落后、政治上越來越尖銳的矛盾不斷降低其國勢，根本無法與強盛的秦國抗衡。

當時蘇秦問畢楚威王，楚威王也非常害怕，可見當時楚國面臨處境之困難。

執(zhí)著理想的屈原對楚國當時的情況也有深刻清醒的認識，從《離騷》的痛切表白中便能看出楚國的搖搖欲墜和風雨飄搖，前途已是毫無希望。

賈誼就秦國崛起有一番政論，他認為秦國強盛并非秦王賢明，他國沒落也并非國王愚昧。

事實正是如此，秦國能夠一統(tǒng)天下是大勢所趨，是不可變就的歷史規(guī)律，是必然結(jié)果，這個結(jié)果不會因為屈原的美好愿望就改變。

秦國政體的先進其滅六國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屈原悲劇的根本原因。

屈原出身貴族，父親對他給予美好的期望。夏歷正月初七是屈原出生的日子，按照楚國風俗這一天是“人日”，日月交合之時，因此屈原可稱“日月之子”。

屈平，字原，“平”、“原”有天地之意，所以屈原的出生就包含天地人“三才”的美德。

長大后的屈原沒有辜負出生時父親的期望，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他從不放松自身的修養(yǎng)，治國方面一開始也相當優(yōu)秀，為當時的楚國作出了很大貢獻。

然而致力于實現(xiàn)“美政”理想的屈原卻因小人饞毀遇上挫折，楚王不再信任他了。幾度疏遠，兩次放逐，屈原再不能夠處于政治中心。

在君主專制的時代，無論臣子布衣，想要實現(xiàn)政治理想都必須得到國君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得不到支持，不但理想失落，也可能遭遇性命危險。

面對昏庸的楚王，屈原毫無辦法，楚王已經(jīng)站在了他的對立面。弒君又絕不可能，想在楚國實現(xiàn)理想已不可能了。

從屈原留下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將自己的命運與家國君王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他想要忠君，但君主不信任，想要怪罪君王又不忍心。

他的忠君中含著怪罪，怪罪中又是忠誠滿溢，可說是進退維谷，內(nèi)心非常糾結(jié)。

楚王不愿意再信任屈原，他就失去了實現(xiàn)理想的途徑，以屈原的人格又絕不會行叛亂之事。

想實現(xiàn)家國復興的理想十分困難，在執(zhí)著堅持之下仍未成功的屈原，終于在悲憤中投江而亡了。

正是屈原的個人理想與楚王之間的矛盾，促使他一步步走向汨羅江。

對屈原來說，他的理想與楚國、楚王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這就決定了屈原不可能到其他國家任職。

春秋戰(zhàn)國時，遇上混亂的君主，“良禽擇木而棲”是常見現(xiàn)象，可以有很多選擇。

士人可以選擇堅持自己的理想，不逾越、不反叛，但可以到其他國家任職，如著名的戰(zhàn)國四公子便著意延攬各國人才。

這些游士分為不同的類型，有像蘇秦、張儀一樣為功名利祿而游說，不成功還會懸梁刺股、埋頭苦學，最終位極人臣，也是實現(xiàn)理想的一種方式。

還有管仲、吳起等人，他們游說主要是為了施展才能，吳起的原則就是誰讓他發(fā)揮自己的才能他就投靠誰。

還有一種則以伍子胥、孫臏為代表。伍子胥遭到楚平王陷害，出逃楚國到吳國受到任用，后楚平王死后，他返回楚國掘墓鞭尸，為父兄報仇雪恨。

當時沒有人認為伍子胥出逃楚國是叛國行為，就算他曾鞭尸楚王，若干年后仍能回楚國主持變法。

這些都表明在當時社會，侍奉多位君主并不會被詬病。但屈原趨勢例外，他的精神超越了時代。

他的理想太高，不是為個人，而是以國家、天下為己任。他的愛國之情深沉熱烈，只有楚國一統(tǒng)天下才是他的理想。

其他國家固然也能得到榮華富貴，或許有更大的可能實現(xiàn)“美政”理想，但那不是屈原追求的。

此外，屈原還與楚國國君是同姓，他對自己名望、家族非常珍視，在家國不二的教育氛圍中，家天下在他的觀念立根深蒂固，無法改變。

他將國家大事看做家事，必然會與楚國共存亡，即使楚國形勢險惡，甚至已腐朽不堪至無法挽回的地步，他也從未放棄。

暫時離開渾濁黑暗的楚國，屈原曾經(jīng)也想過。但去留的難題讓他備受煎熬，留下面對的就是理想的破滅，離開或許能實現(xiàn)個人理想，但對屈原來說終其一生都會處在不安當中。

屈原遭到放逐時，令他最傷感的就是去與留，走到邊境的他躊躇不前。春秋時期，越過邊境，君臣關系自動解除，再往前走，屈原就要離開故土了。

《離騷》中的屈原不止一次幻想過天界遠游，但終因眷戀故國次次返回。

自從不再受到楚王信任后屈原就開始處于去與留的矛盾中了，他想實現(xiàn)理想又眷戀故國，兩者的矛盾是造成屈原悲劇的又一個原因。

屈原人生悲劇是必然的。秦國先進的政體使秦一統(tǒng)六國成為大勢所趨，楚國的腐朽落后決定他最終走向衰微的結(jié)局。

不再受到楚王信任的屈原無法實現(xiàn)理想，對故土的深沉眷戀讓他不愿前往他國，同時將自己與楚國命運緊緊相連。楚國終將敗亡，屈原也終會隨之走向汨羅江。

參考文獻：《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