耜怎么讀(耜怎么讀 拼音)

魯迅的同鄉摯友許壽裳，曾寫過《屈原和魯迅》一文。在這篇文章里，許壽裳從自己當年的記憶出發，梳理了魯迅與屈原之間的精神聯系，其要點凡四：一，魯迅對屈原一向持有肯定性的理解與評價，認為他“雖懷內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讒賊”；稱贊他“馳神縱意，將翱將翔，而睠懷宗國，終又寧死而不忍去也”。二，魯迅非常熟悉且十分推崇屈原的作品，不僅明言“《離騷》是一篇自敘和托諷的杰作，《天問》是中國神話的淵藪”；而且在自己的舊體詩里多有對“騷詞”的汲取與化用。三，“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魯迅采“騷詞”作《彷徨》題詞，意在自況。四，“望崦嵫而勿迫；恐鵜鴂之先鳴”——魯迅集“騷句”作壁上楹聯，借以“自勵”。除此之外，許壽裳還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具體細節：

我當年和魯迅談天，曾經問過他，《離騷》中最愛誦的是哪幾句？他便不假思索，答出下面的四句：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而紲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依我想，“女”是理想的化身。這四句有求不到理想的人誓不罷休之意，所以下文還有“折瓊枝以繼佩”之句。

通過以上表述，許壽裳告訴人們，魯迅之所以喜歡屈原和看重《離騷》，是因為其人其作承載了作者特有的憤懣、懷疑、批判和追求精神，以及浸透其中的愛國心、彷徨感與緊迫感，而這與青年魯迅的心境和志向多有拍合，于是，他思接千古，引為同調。應當承認，許壽裳的說法，言之成理，持之有據。魯迅當年對屈原的那份熟悉和熱愛，確實建立在靈臺相通，精神共鳴的基礎之上——“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無余春”；“一枝清采妥湘靈，九畹貞風慰獨醒”，讀著這樣一些詩行，我們不難看到屈原和楚辭的意脈，是怎樣在魯迅的心頭復活和筆下延伸。

不過，許壽裳的《屈原和魯迅》，畢竟只是一篇松散簡約的回憶性文章，而不是嚴謹系統的研究性著作，這決定了該文對于自己選定的題目，更多屬于念想之中的真切書寫，而遠不是學理意義上的全面闡發。事實上，在魯迅與屈原之間，還有另外的線索頗值得關注和總結。譬如，魯迅是文學史家，在文學史研究上頗費心力而又每見卓識，他的《漢文學史綱要·屈原及宋玉》，在談及屈原時，就曾留下了相當精辟的解讀：

戰國之世，言道術既有莊周之蔑詩禮，貴虛無，尤以文辭，陵轢諸子。在韻言則有屈原起于楚，被讒放逐，乃作《離騷》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后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故稱“楚辭”。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

《離騷》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極廣遠，評騭之語，遂亦紛繁，揚之者謂可與日月爭光，抑之者且不許與狂猖比跡，蓋一則達觀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詩教，故其裁決，區以別矣。實則《離騷》之異于《詩》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間耳。

魯迅這些論述，簡要概括地介紹了屈原、《離騷》和“楚辭”的誕生與流布、特點與成就，以及《離騷》在“文林”引發的相對“繁紛”的評價和這“繁紛”背后的原因。同時提出了一個重要評價：就對于文學發展的影響而言，《離騷》很可能超過了《詩經》。魯迅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評價，固然是因為《離騷》內容表達的率直大膽，即所謂“憑心而言，不遵矩度”，但更重要的，卻是著眼于它在文采與形式上的個性和成就：“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一言以蔽之：《離騷》文學史影響大于《詩經》的根本理由，在于“形式采藻之間”。

毋庸諱言，相對于將《詩經》和《離騷》分別視為中國文學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先聲的習慣性與常見性說法，魯迅這樣評價《離騷》明顯打上了個人印記，因而未必一定能獲得廣泛認同，但是，如就眼光和思路而言，它卻充分折映出魯迅真正的文學本體意識，是他立足于文學發展的長河獨立思考得出的結論。而這種結論似乎也并非沒有來自文學事實的支撐。須知道，抒情式散文是嚴格意義上的國粹，它在中國文學史上流光溢彩，蔚為大觀，成就了無數名篇佳作，其源頭和濫觴正是屈原的《離騷》。胡蘭成認為：在西洋，抒情詩早有，但抒情文則出現很晚，且還是貧缺。“中國抒情文體的發展，自楚辭漢賦至蘇東坡的《赤壁賦》，與柳宗元的《永州八記》、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等，文體與內容如此豐富闊大，乃是因為能寫情寫到了天性與事理之際，文章的升高到了文學與非文學之際。中國之所以能有賦體，是文章寫到了韻文與非韻文之際。”（《文學與時代的氣運》）如果我們不是因人廢言，那這段話還是有助于我們理解魯迅關于《離騷》的文學史評價的。

無論作為精神范型還是作為文學鏡像，魯迅對屈原都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但是卻沒有因此就將屈原偶像化、神圣化，以致無視屈原身上所蟄伏和所攜帶的那些消極的、負面的東西。在魯迅看來，屈原是偉大的，但又是有局限的，這種局限歸結到根本的一點，便是那種深植骨髓，無法根除的對明君的幻想和對帝王的奴性，即一種“幫忙”者的立場。為此，早年的魯迅就在《摩羅詩力說》中，一方面由衷激賞屈原的“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一方面又為《離騷》深深遺憾：“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晚年的魯迅，思想空前敏銳，筆端愈發老辣，他結合實際生活感受和社會觀察，更是一再言及屈原的軟肋。譬如，《從幫忙到扯淡》寫道：“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可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屈氏憤懣的實質。《“題未定”草（七）》亦云：“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卻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這便告訴人們，屈原的牢騷，說到底是一種懷才不遇或生不逢時。而一篇《言論自由的界限》，則干脆將《紅樓夢》中的老奴焦大戲稱為“賈府的屈原”，而將焦大出于為“賈府好”而發出的怒罵，比喻為“一篇《離騷》經”。這讓我們不禁想起“身在江湖”而“心懸魏闕”的說法——屈原即使行走在汨羅江邊，心想的仍是懷王的天下，這不能不是屈原的悲劇所在。對于魯迅上述屈原論，有一些愛魯迅或愛屈原者常常持回避的態度，其實大可不必。事實上，我們只有讀了魯迅對屈原的種種訾議，才能夠更全面地了解屈原，同時也更深切地認識魯迅。

據唐弢介紹，魯迅曾說過：“弄古書，要沒有道學氣，以避免迂闊和拘泥”。竊以為，魯迅這話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恰當的。

你看，魯迅對屈原的解讀，便不迂闊，不拘泥，盡脫了道學氣，而這一番努力的結果，是讓歷史上的屈原更真實，更立體，更具有同現代人對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