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帽和碩士帽的區別
博士帽和碩士帽的區別：1、類別不同：本科生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戴的帽子是學士帽。碩士研究生畢業戴碩士帽。博士研究生畢業戴博士帽。2、流蘇顏色不同：學士帽是黑色的流蘇。碩士帽是藍色的流蘇。博士帽是紅色流蘇，另外博導帽的顏色是紅的，流蘇是黃顏色的。3、對應服飾不同：隨所在學科不同而不同。一、學位帽學位帽為方型黑色。戴學位帽時，帽子開口的部位置于腦后正中，帽頂與著裝人的視線平行。二、流蘇博士學位流蘇為紅色，碩士學位流蘇為深藍色，校（院、所）長帽流蘇為黃色。流蘇系掛在帽頂的帽結上，沿帽檐自然下垂。未授予學位時，流蘇垂在著裝人所戴學位帽右前側中部；學位授予儀式上，授予學位后，由學位評定委員會主席（或校、院、所長）把流蘇從著裝人的帽檐右前側移到左前側中部，并呈自然下垂狀。
博士帽的來歷？
一、博士帽的來歷
在中世紀的歐洲，城鎮里的男男女女都穿長袍，寒冷的大廳和透風的建筑使得人們不得不披上長及地板并連著頭巾（hood，兜帽，又叫坎肩）的長袍。這些長袍和頭巾制作的原料和顏色，由各人的財富和社會地位而決定。既然在早期大學中的學者都是傳教士，他們的穿著應與其在修道院的地位相一致，身上穿土褐色長袍，用頭巾保護他們的頭。
于是，這種僧侶的黑色長袍和頭巾演變成了今天大學流行的禮服，不但學校畢業典禮的儀式上要穿，其他一些重大慶典也要穿。
后來，長袍和頭巾開始采用較為明亮的色調，不同學位的禮服也逐漸變得有些不同。學士，碩士，博士的禮服樣式的差別，主要出現在頭巾上。過了一段時間，頭巾不再與長袍相連，單獨成了一件物品，人們把它戴在頭上。
到了十五世紀，帽子開始流行，頭巾幾乎成了飾物，人們穿它時，把它從頭頂順著脖子往下套，披掛在肩上，向后背垂下來。于是，學校禮帽應運而生。最初的學校禮帽的形狀起源于碩士學位的符號，有幾種不同的形狀，有的是圓形，有的是方形，有的在帽子中央有一簇裝飾物。今天的流蘇（tasl）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只不過更精致罷了。
二、博士服來歷
在美國，哈佛大學率先穿上學校禮服，接著各大學相繼使用，但式樣與歐洲仍在使用的禮服不同，各校也有差別。在1895年，各校的代表開會，建立了統一的服裝樣式，1903年，產生了美國大學禮服的統一標準體系，后來，又在1936年和1960年兩次進行了修訂。因此，美國今日各大學流行的禮服規格一樣，只是在諸如顏色等一些細部略有差別而已。
博士和碩士的長袍士是黑色的，準學士的長袍為灰色。學士的長袍，尖袖，前面不敞開；碩士的長袍，方袖，袖口呈弧形；博士的長袍，喇叭袖，胸前扣子兩旁各一道寬5英寸的天鵝絨貼邊，袖子上也橫著縫有三道平行的天鵝絨貼邊，顏色屬黑或別的顏色，它是學科類別的標志。
擴展資料
博士服的裝著要求
一、學位袍
博土學位袍為黑、紅兩色，應自然合體。學位袍外不得加套其他服裝。
二、垂布
垂布為套頭三角兜型，飾邊處按文、理、工、農、醫、車事六大類分別標為粉、灰、黃、綠、白、紅顏色。
垂布佩戴在學位袍外，套頭掖在肩背處,鋪平過肩，扣絆扣在學位袍最上面紐扣上，三角兜自然垂在背后。垂布按授予學位的文、理、工、農、醫、車事六大類分別佩戴。
三、附屬著裝
內衣：應著白或淺色襯衫。男士系領帶，女士可扎領結。
褲子：男士著深色褲子，女士著深色褲子或深、素色裙子。
鞋子：應著深色皮鞋。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博士帽
博士帽指的是幣上面的什么
方形牛津帽。帽子左邊垂下漂亮的流蘇，流蘇的顏色表示授予學位所屬院系。博士帽，本意為托灰板，這一稱呼是因為博士帽就像泥瓦匠用來托住砂漿的板子。帽子形狀是正方形，平平的板子擱在一個無沿帽上，中間系著條帽穗。
有了高學位，掌握了很多的知識，所以要努力學習，積極上進，掌握更多的知識。
博士帽怎么戴正確
根據“盡快制定帽袍著裝標準”，學術帽為方形黑色，博士帽流蘇為紅色，碩士帽流蘇為深藍色，校長帽流蘇為黃色。博士袍是黑色和紅色，碩士袍是藍色和深藍色，校長袍是紅色和黑色。由于國內暫時不建議使用學士服，所以學士服也沒有統一的標準。大多參考國外大學的風格，包括“牛津版”和“劍橋版”。一般學士帽的流蘇是黃色的，學士袍是黑紅色的。在學位授予儀式上，校長、系領導或嘉賓用帽檐將右前方學位獲得者的流蘇移到左側中間，自然下垂。流蘇從右往左撥弄，表示學校允許該生離師。其實要輕松拿到博士的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且要做好過五關斬六將的心理準備。博攻的第一關是教授級。德國的博士教授叫Doktorvater。這個“博士爸爸”比自己的爸爸厲害多了。他不僅有“生你”(允許不允許你讀書)的權力，也有“殺你”(允許不允許你畢業)的權力。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條件是:擁有德國文憑或等同于文憑的外國文憑。在德國以外獲得的碩士學位往往需要德國大學認證為等同于Diplom水平，而這個水平是否等同往往由系主任決定。因此，與教授的面談非常重要。你不僅要掩蓋自己的專業知識，給教授留下“學習資料”的印象，還要對他所從事的學科有所了解，讓他感受到你對他的研究有無限的興趣，并肩攀登科學高峰。他一點頭收你為徒，博士的帽子就見影子了。幸運的是，親愛的爸爸沒有選擇，但爸爸博仍然可以選擇。當然，科研能力強是首選。每個人都想繼承一些“優秀基因”。另外，一個好的性格也是不能忽視的。否則你平時就得為他“當牛做馬”，最后被他“踢出去”。第二層攻擊是經濟層面。對于來自第三世界的中國自費留學生來說，攻博的經濟來源是傷腦的大事。如果能申請到獎學金，當然最好。如果不能，德國大學的院系或研究所往往有一半的工作機會給博士生。也就是說，在此期間，我會協助一個科研項目的研究，領取研究助理崗位工資的一半。雖然這種做法有變相剝削的味道，但是很多博士生(包括德國人)還是愿意接受的。畢竟有了這筆收入，他們在博客攻擊期間可以衣食無憂。況且媳婦總有成家的一天。這種廣告可以在大學各個院系的公告欄和一些專業雜志(如醫學和生物專業的Laborjournal)上看到。此外，大學里還有按小時計酬的科學助理(HiWi)工作，可以直接應聘教授。只要解決了經濟負擔問題，攻博之路就輕松了一半。博客的第三個層次是論文層次。對于理工科專業的學生來說，為了避免最后寫論文時遭遇難產，平時要注意多寫文章，爭取在專業雜志上發表。他們第一次發表文章時，通常要說出教授的名字，盡管他可能對文章沒有任何貢獻，除了糾正一些語法錯誤或錯別字。但有可能他的名字在專業圈里是雷霆萬鈞，而你的卻是聞所未聞。有時候，在兩篇同等水平的文章中，編輯更愿意選擇有著名人物的那一篇，所謂“看佛不看僧”。只要你的研究成果在好的雜志上發表過，你的論文很難不合理。畢竟是大部分人已經承認的事情，要推翻并不容易。有的系也有規定:只要你在博客攻擊期間發表過五篇以上的文章，設置的時候就可以是博士論文，不用寫！第四層攻擊是通信。發作期間，不像在大學讀書，一年見不到教授一次，然后天天和他一起抬頭，所以如何和他溝通好，有時候很關鍵。對于中國人來說，和德國教授用外語交流，往往是吃不消的。但是，只要我們坦誠相待，經常交換意見，不僅在學術上對我們有幫助，而且可以培養良好的師生關系，這對我們現在和將來的工作無疑是有益的。讓教授知道你平時工作認真努力，印象自然會上升。期末答辯考試，他也會考慮“沒有功勞，沒有苦勞”，而不是讓你太為難。
胡適的“博士帽”
（本文根據相關史料和回憶文字整理而成。）
胡適終其一生，獲得35個榮譽博士的帽子，但自他1917 年離開哥倫比亞大學返國后，他的博士帽子問題就引起學界與坊間關注，內在的懸疑直到今日仍未搞清。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這一問題又成為研究者疑惑、考據、爭論的熱點。
1919 年2 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由蔡元培推薦，商務印書館出版，封面署名“胡適博士著”，蔡元培親自為之作序。
蔡氏在序中說胡適是著名的績溪大學問家“三胡”的后代，并云：“適之先生生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于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后世有一種說法認為，蔡元培明知道胡適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且不是績溪大學問家“三胡”的后代，但在《大綱》中有意加上“博士”二字，以抬高胡適的身價。
而在序中有意移花接木向“三胡”靠攏，為的是彰顯其具有深厚的家學淵源。所有這一切，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震懾當時北大氣焰囂張的保守派和反對派。
亦有人認為，當時的蔡元培對胡適這路英雄的家底并不熟悉，關于“博士”與“三胡”問題，是受胡適巧妙的蒙騙而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的。
也就是說“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細，而胡適明知而照登在書前，直到后來有了《南‘安全感’后，才說（自己）原非出自漢學世家的績溪胡氏”。（汪榮祖《胡適歷程的曲直》，載《讀書》，2005 年第2 期）到底哪種說法更具歷史的真實，還有待研究者進一步考證。
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胡適于1917 年離開哥倫比亞大學時并沒有戴上博士帽子，而是光著頭，空甩著十個手指頭歸國的，直到10 年后的1927 年才獲得博士學位。
有爭論的是，胡氏為何畢業10 年才得以戴上他夢寐以求的那頂博士帽子，其中的奧秘何在？
金岳霖晚年曾寫過一小段關于胡適的回憶文章，叫作《胡適，我不大懂他》，其中涉及胡氏畢業論文事。
金說：“在國外留學，寫中國題目論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適。他寫的博士論文好像是《在中國的邏輯發展史》。在論文考試中，學校還請了一位懂中國歷史的、不屬于哲學系的學者參加。這位學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問胡適：‘中國歷史記載是在什么時候開始準確的？’胡適答不出來。那位考官先生說：‘《詩經》上的記載“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確的記載，從天文學上已經得到了證實。’這個情節是我聽來的，不是胡適告訴我的。雖然如此，我認為很可能是真的。”（《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年出版）
老金說這話的時候已是新中國成立后的若干年，當年老成持重的金岳霖已變成了老金頭，記憶力明顯衰退，回憶起往事也就免不了有一些失誤。
其實，胡適的論文題目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1922 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以英文刊行，底稿的中文本標題是《先秦名學史》。1983 年上海學林出版社以《先秦名學史》書名出版了中譯本。
金岳霖對胡適的學問向來有輕視意味，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金氏卻說胡“舊學不過乾嘉，新學止于赫胥黎”（余世存《非常道》），又說“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二）等。
從老金表示對胡適不太懂的文章中還曾舉過幾個小事例，其中一個說：“這位先生我確實不懂。我認識他很早的時候，有一天他來找我，具體的事忘了。我們談necessary 時，他說：‘根本就沒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說：‘這才怪，有事實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論上的必然……’我確實認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學的呀！”又說：“還有一次，是在我寫了那篇《論手術論》之后。談到我的文章，他說他不懂抽象的東西。這也是怪事。他是哲學史教授呀！”（《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
通過這些小事例，看出金岳霖對胡適這位哲學博士的疑義，同時也隱約透出金氏懷疑胡適當年在博士學位考試中沒有合格的信息。
這個信息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見仁見智不同的評述，相信者有之，否定者亦不乏其人。
早年畢業于中央大學，曾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的美籍華人，著名史家唐德剛就曾明確指出：“金岳霖先生說‘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所長！’這就很明顯的是一種‘文人相輕’的心理在作祟。”“但是在中國哲學界里像金氏這種能夠和胡氏‘相輕’一下的‘文人’也實在不多啊！在文學、史學、宗教……等各行各業，其情形亦復如是。相輕者既鮮，剩下如我輩的蕓蕓眾生就只有‘愛而且慕’了。這也該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所以能為舉國上下一致接受的主要原因吧！”又說：“加以胡氏氣味好，有所為，有所不為；深知自重，因而縱使‘批胡’‘搞胡禍’的專家們也斷難信口雌黃，罵胡適之‘無聊’‘無恥’‘無行’。他們如果以三‘無’中的任何一‘無’來加諸胡適，也就會‘不得人心’了。無聊、無行乃至無恥之人，在今日世界里，真是滔滔皆是！但是，憑良心，不是胡適！”（《“我的朋友”的朋友》，載《胡適雜憶》，唐德剛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年出版）
為此，唐德剛給胡適當年的博士問題辯誣，專門用功費力做了仔細精密的考證。
按唐的說法，胡適時代的哥倫比亞大學文科博士學位研讀過程是：研究生修畢規定學分之后（胡氏在康奈爾研究院的學分，哥大是承認一部分的），還要考過一道筆試、一道口試、一門歐洲語。門門及格，這樣才算是“博士候選人”。既為候選人便可選擇題目，撰寫“博士論文”了。論文完畢，再來一道“防衛口試”。防衛口試是最后一道關，也是最容易的一道關。但是盡管比較容易，考后仍有三種，通稱“三欄”或“三柱”的不同結果。其分別如后：第一柱，“小修通過”。“通過”之后，由主任論文導師監督，“小”事“修”改就成了。第二柱，“大修通過”。“通過”之后，要另組考試委員會監督“大”加“修”改。這是件極麻煩的事。論文“大修”之后，還要回校參加“補考”。第三柱，“不通過”。十年之功，廢于一旦，不許補考，博士告吹。
還有，哥大當年博士論文一定要出版成書，繳入大學100 本（今日用縮微膠片），才算有正式學位。所以不論你考得大修、小修，至少要一年半載以后才能算真博士。加以那時美國出版太貴，中國學生論文頻多帶回上海交商務印書館一類的出版商代印，然后以100 本寄回哥大，才算大功告成。
所以那時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不管考得哪一“柱”，甚至沒有考，一旦回國，都迫不及待地以“博士”自居了。
所以那位疑胡派詩人張子英先生說的“哥倫比亞讀未終，先把博士使用”，那時幾乎個個博士都如此。張詩人如把他的《西江月》里的“先”字改成“都”字就更貼切了。不過有的“先用”一年半載，有的三年五載乃至十載。“先用”一輩子的也不是沒有的。
夏（志清）、富（路得）二教授認為胡公先用了10 年，別無他因，只是“論文緩交了”就是了。
夏、富二先生都“有疑處不疑”地認為他考得第一柱——小修通過。如此，則胡氏的論文便立刻可以在上海出版，1917 年底便可拿得哲學博士學位了（哥大博士學位是論文隨繳隨拿，不以學期為限），何必等到1922 年杜威離華之次年始付印，1927 年親返紐約始拿學位呢？！
事實上，胡氏在1917 年口試上所遭遇的困難略同于后來的“二柱”。考入第二柱在普通情況之下，便非返校補考不可了。那時中美之間又無噴氣客機，返校補考，談何容易！所以他就只有“拖”之一途了，一拖就是10 年！
杜威來華講學歸國后，以杜氏當年在哥大的地位，配合胡氏本身在中國和國際間的聲望，從大修改小修，自然就沒有補考之必要了。如果杜威遺札尚存，哥大記錄猶在，“胡適學位問題”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見《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釋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年出版）
唐德剛之說遭到了胡頌平、余英時等人的反對與責難，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編者按”中引述了唐德剛在《胡適雜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出版）中的一段記述。唐說：“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讀了兩年（1915—1917 年）。兩年時間連博士學位研讀過程中的‘規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談不到通過一層層的考試了。……所以胡適兩年時間讀完是不可能的。”
對此，胡頌平為胡適辯護說：“照《胡適雜憶》的話，似哥大不應授予胡先生博士學位的。但哥大授予胡先生博士學位乃是事實，若非唐君推斷有錯誤，則是哥大辦理博士學位授予的人有錯誤。”
按史家余英時的說法，“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全無問題，除了因‘論文緩交’延遲了十年之外，別無其它可疑之處”。也就是夏志清所說的，只是“手續未完”而已。
為證明這一說法，余英時根據胡適日記、往來書信與《口述自傳》等材料，列舉了幾項與此相關的事例加以論述，認為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的最后兩年已修夠了哲學史和哲學課程，所以加上哥倫比亞的兩年，讀博士學位的時間一共是四年，“有了這樣充分的準備，胡適兩年內在哥大完成‘哲學博士學位的一切必需課程和作業’便絲毫不必詫異了”。（《重尋胡適歷程》，余英時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年出版。下同）
余氏還指出，在已出版的《胡適秘藏書信選》續篇（臺北：遠景出版公司出版）中，有一封1919 年9 月7 日朱經農給胡適的信，文曰：“今有一件無味的事體不得不告訴你。近來一班與足下素不相識的留美學生聽了一位與足下‘昔為好友，今為讎仇’的先生的胡說，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神氣，說‘老胡冒充博士’，說‘老胡口試沒有pass’，‘老胡這樣那樣’。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沒有關系，只是‘冒充’兩字決不能承受的。我本不應該把這無聊的話傳給你聽，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種謠言甚為可惡，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應設法‘自衛’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無人相信這種說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現在‘口眾我寡’，辯不勝辯，只有請你把論文趕緊印出，謠言就沒有傳布的方法了。
據史家余英時考證，這“昔日好友，今日讎仇”乃指與胡適同在美國留學的梅光迪。這是當年“謠言”的策源地，但朱經農顯然知道問題的癥結在于胡適的博士論文沒有印出來。
1920 年8 月9 日，朱經農在致胡適函中附注說：“又，你的博士論文應當設法刊布，此間對于這件事，鬧的謠言不少，我真聽厭了，請你早早刊布罷。”
根據這兩封信件，余英時認為胡適的論文終于在1922 年刊出，與其有一定的關系。按唐德剛的說法，如果胡適在哥大不是在考試時遭遇了大修通過而且必須補考，胡氏何必等到1922 年杜威離華之次年始付印，1927 年親返紐約始拿學位呢？（《胡適口述自傳》）
余英時認為此說比較荒唐，當時哥大“博士論文‘口試’是‘最容易的一道關’，這是唐先生也承認的。除非‘哥大紀錄’中有關于胡適從‘大修’改‘小修’的明確記載，我們實在很難想象考官中有誰故意和杜威過不去，一定要挑剔他所指導的論文”。
余英時的解釋是：“胡適1917 年回國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學革命’，緊接著又是1919 年的五四運動。在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動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簡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我們只要一查1919—1920 年《日程與日記》殘本（《全編》第三冊）便可見其一斑。這一段時期內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論文、拿學位證書的念頭。
那么他為什么終于在1922 年出版了這篇論文呢？除了與上引朱經農的信有關外，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動念，愿意應哥大之聘，去教一兩年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這應該是他決定將論文付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完成學位的最后手續；另一方面也可用為講授中國哲學的教材。
不但如此，1923 年6 月他還有赴美參加教育會議的機會。所以論文不遲不早，就在1922 年出版，決不是偶然的。后來這兩個遠行計劃都取消了，因此拖延到1926—1927 年才有歐美之行。……總之，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除了因‘論文緩繳’延遲了十年之外，別無其他可疑之處。”（《重尋胡適歷程》）
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并在該校任教授，后出任過香港新亞書院院長與中文大學副校長的余英時——這位錢穆的追隨者，一向自視甚高，號稱海外研究胡學的權威人物，雖沒有到當年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份上，但也牛氣哄哄，不把其他史家放在眼里。因而便有了痛責海外史學界大腕唐德剛的“義舉”。
不過與“天子門生”唐德剛相比，無論在哪個方面都不是一個等級，英時堪稱小字輩，無法與修煉得幾乎成精的唐老夫子對陣匹敵。就唐德剛而言，英時只不過是個娃娃，無須與之較真，面對責難乃避而不言，一笑了之。
但英時的“猶大之吻”卻惹惱了與其年齡相當的臺灣史家汪榮祖，汪氏同樣出于看不慣唐德剛遭受問責的“義舉”，像大陸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經常說的一句政治術語一樣，“自己跳出來”揮刀弄棒地對余氏進行了一番痛擊。
汪說：“余氏澄清事實的主要依據就是胡適的日記，根據胡適日記所載來糾正一些有意的誤傳與謬誤，當然有其正面的意義；不過，胡適日記的權威性也不能說百分之百。除了日記常因事后追記、補記而失真外，胡適由于成名甚早，而又愛惜羽毛，他的日記明擺著是要公之于世，給別人看的，不免因謹言慎寫而掩遮真相。換言之，胡適的日記并不全是胡適的私密空間，像他與何炳棣在紐約閑聊時所說的‘陳寅恪就是記性好’‘雷海宗就是笨一點’‘馬寅初每天一個冷水澡，沒有女人是過不了日子的’（見何著《讀史閱世六十年》）等‘真情表白’全無掩飾的話，在胡適日記里是找不到的。”（汪榮祖《胡適歷程的曲直》，載《讀書》，2005 年第2 期。以下引文同）
在談到胡適“博士問題”的關鍵點時，汪榮祖說：“大力捧胡而又出版《猶大之吻》來痛罵唐德剛的蘇雪林，也承認她當年上胡適課時，胡適用的就是印有‘胡適博士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不過，她引胡適的話說：‘我向來不喜以學位的頭銜炫人，這胡適博士著數語，是出版商弄的花樣。’所謂不喜炫耀學位，乃表示有學位不炫耀而已，至于出版商又如何能擅自弄此花樣？
如蘇雪林所引不誤，反而顯示胡適的不誠實。當年北大并沒有非博士不能當教授的規定，若非胡適尚未取得學位時已自稱博士，就不會有識者所謂‘老胡冒充博士’的反應，朱經農也沒必要在一九一九年的信里提醒胡適，并希望他趕快將論文印出，以釋群疑。
胡適在此壓力下，并沒有盡快將論文印出，取得博士學位，卻等待了十年之久，當然可疑。
余氏的解釋是：胡適于一九一七年回國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學革命’；換言之，胡適無暇去印論文、拿學位。然而，如果學位考試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通過，論文既不需要大修或小修，但須交給書商印書，則所謂‘沒有時間’或‘沒有念頭’（在朋友們質疑下念頭應該很強），就難成理由；剩下的理由沒錢印論文，恐怕也難以成立，其中必有蹊蹺。
唐德剛曾告知筆者，胡適博士論文未于一九一七年通過的檔案資料仍存哥倫比亞大學，他曾取閱過，也曾當面與胡適談過；不過，現在這些檔案非經家屬同意，不再能夠調閱……”
汪榮祖最后說：“胡適的缺點在余氏的筆下可以成為優點，甚至是‘健全的榜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頭禪：‘要我們從何說起呢？’”
近來又看到余英時新近發表的一篇名為《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后判決》。（見《余英時文集》，第5 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年出版）余氏在文中稱自己又發現了幾條新證據，足以徹底解決胡適“博士學位”的懸案，并舉例說明，以“作為全案的最后判決”。
余氏所得新證據為胡適的一篇“略記”和一封信。“略記”寫于1922 年1 月，是胡適為亞東版《先秦名學史》所寫，內中說：“這部論古代中國邏輯方法之發展的專著是我在1915 年9 月到1917 年4 月旅居紐約市時期寫成的。它已被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接受，作為完成哲學博士學位的一部分要求。……過去四年中我曾渴望能有機會，對這篇論文進行一次徹底的修改。但工作的壓力使我無法達成這一愿望，這是此書遲遲未能出版的原因。在華的英、美朋友讀過此書原稿的，都一再勸說我將四年前的舊作照原樣刊印出來。我現在決定這樣做，雖然很有些勉強……”
就這一“略記”，余英時得出結論：“我們由此確知兩個基本事實：第一，1917 年他的博士論文呈繳后，當時便已為哥大哲學系所正式接受；第二，1922 年亞東刊本，除‘略記’和‘導論’之外，與1917 年呈繳的論文原稿完全相同，并無改動。1926 年12 月[ 胡適]《日記》記：‘發電亞東，請他們寄《名學史》一百冊到杜威處。’可知他1927 年正式取得博士學位即是憑著1917 年寫成的論文定稿。這一事實必須建立在一個絕對性的前提上面，即1917 年5 月22 日的論文口試已順利通過。”
第二個憑證是，1917 年4 月13 日，胡適有一封長信給韋蓮司，信末說：“我還在寫論文的結論。我把寫好的部分給了杜威教授，他對我所寫的非常滿意，并給了我許多鼓勵。我估計再一星期就可以整個寫完了。”
余英時得信后，認為“這真是一條鐵證，可以摧毀任何關于論文口試未通過的妄測”。針對唐德剛一段“極其生動而有趣的‘想象’，最主要的關鍵人物當然在于指導教授杜威對它的評價如何”。
因而余英時認為：現在“我們已確實知道，杜威讀過了除‘結論’以外的全部論文初稿，感到‘非常滿意’并且給予‘許多鼓勵’，那么所謂‘口試未過’的推測已徹底失去了存在的根據……指導教授杜威既已肯定了論文的價值，任何奇峰突起的意外是不可能在這一場最后的口試中發生的。”
因而，余氏認為胡適的博士學位遲拿了10 年的根本原因就是論文遲交的緣故，其他的解釋和猜測都是妄言。“八十五年來的一件疑案終于完全消解，再也沒有爭論的余地了。”余氏所做的這個結論是否就是真正的結論，在這一懸案破譯的過程中還有沒有“奇峰突起”的可能？且等歷史的檢驗吧。
學士帽碩士帽博士帽有什么區別
本科生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戴的帽子是學士帽，碩士研究生畢業戴碩士帽，博士研究生畢業戴博士帽，雖然這些帽子的形狀都是一樣的，但是流蘇顏色不同，學士帽為黃色，博士帽為紅色，碩士帽為深藍黑色。
學位是標志一個人學歷的頭銜，即一個人通過學習取得學識及相應學習能力程度的標志，由國家授權的高等學校頒發，一般包括學士、碩士、博士三種，學位是學歷的標志，不和學校學習的經歷或學歷掛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