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寫史記的故事
司馬遷寫史記的過程
司馬遷寫《史記》的時間最早要追溯到公元前104年，這個時候司馬遷就開始寫《太 史公書》了，《太史公書》后來被稱為《史記》。
司馬遷早年間就在全國各地游歷，收集各地的風(fēng)土人情，從當(dāng)?shù)匕傩湛谥腥チ私夤攀?舊聞，之后又受學(xué)于孔安國和董仲舒。司馬遷具備寫作的能力，又有寫作的素材，因 此早早就開始寫作了。
但是誰的人生都不會是一帆風(fēng)順的，司馬遷的也是。公元前98年的時候，意外出現(xiàn) 了。當(dāng)時李陵自請五千兵馬出擊匈奴，戰(zhàn)敗被俘，漢武帝對此非常生氣。漢武帝問司 馬遷對這件事情怎么看，司馬遷說李陵孝敬父母，又忠君愛國，投降是無奈之舉。于是漢武帝就把司馬遷給打入天牢。之后李陵投降匈奴的時候被公孫敖“坐實”了，司馬 遷也受到了牽連，被處以宮刑。
受此大辱的司馬遷并沒有一蹶不振，而是更加奮發(fā)圖強，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 《史記》的創(chuàng)作中去。以當(dāng)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秦記》等書籍， 和諸子百家的著作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自己去當(dāng)?shù)卣{(diào)查取得的一些資料為材料，將 收集到的信息進行認真的摘選，去掉了那些沒有根據(jù)的傳言，對無法證實的事情保留 態(tài)度，或者附上多種說法。前后總共經(jīng)歷了一十四年，司馬遷嘔心瀝血最終完成了這 部史學(xué)著作《史記》，也留給了后世留下了一份無價的文化瑰寶。
拓展資料：
《史記》是西漢史學(xué)家司馬遷撰寫的紀(jì)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開始了《太史公書》即后來被稱為《史記》的史書創(chuàng)作。前后經(jīng)歷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后來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對后世史學(xué)和文學(xué)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其首創(chuàng)的紀(jì)傳體編史方法為后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xué)著作，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xué)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
參考資料：史記_百度百科
司馬遷寫的史記有哪些書 司馬遷寫的史記介紹
1、司馬遷的《史記》有130篇，有十表、八書、十二本紀(jì)、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2、《史記》是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稱為《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太史記》，是西漢史學(xué)家司馬遷撰寫的紀(jì)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開始了《太史公書》即后來被稱為《史記》的史書創(chuàng)作。該著作前后經(jīng)歷了14年，才得以完成。
3、《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jì)（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后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萬五千余字，比《呂氏春秋》多二十八萬八千余字。《史記》規(guī)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后的紀(jì)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皆采用這種體裁撰寫。
4、《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后世史學(xué)和文學(xué)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chuàng)的紀(jì)傳體編史方法為后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xué)著作，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xué)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
司馬遷寫史記的故事概括
《史記》是我國史學(xué)巨著中一座不朽的豐碑，同時也是漢代文學(xué)的典范。那你知道司馬遷寫史記的 故事 概括有哪些嗎?下面是我給大家分享的司馬遷寫史記的故事概括，歡迎大家閱讀。
司馬遷寫史記的故事概括：以民為本
劉恒即位之后，分封了平定諸呂叛亂的功臣，下令大赦 天下 。劉恒想廢除當(dāng)時實行的家族連坐法令，就對大臣說：“法令是治理國家的準(zhǔn)繩，是用來制止暴行，引導(dǎo)人們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經(jīng)治罪，卻還要使他們無罪的父母、妻子、兒女和兄弟因為他們而被定罪，甚至被收為奴婢。我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可取，希望你們再商定一下。”主管官員都說：“百姓不能自治，所以制定法令來禁止他們做壞事。無罪的親屬連坐，和犯人一起收捕判罪，就是要使人們心有牽掛，感到犯法干系重大。這種做法由來已久，還是依原來的做法不加改變?yōu)橐恕?rdquo;劉恒說：“我聽說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罰得當(dāng)百姓就心服。再說治理百姓引導(dǎo)他們向善，要靠官員的努力。如果既不能引導(dǎo)百姓向善，又使用不公正的法令處罰他們，這樣反倒是加害于民，會迫使他們?nèi)ジ蓛幢┑氖隆Ｓ衷趺茨芙狗缸锬?這樣的法令，我看不出它有哪些適宜之處，請你們再仔細考慮考慮。”官員們都說：“陛下給百姓以大恩大惠，功德無量，這不是我們這些臣下所能想得到的。我們遵從詔書，廢除拘執(zhí)罪犯家屬，收為奴婢等各種連坐的法令。”家族連坐的法令便被廢除了。
司馬遷寫史記的故事概括：列侯返國
當(dāng)時長安貴族集團日益龐大，消耗了大量的國家財富，對皇帝的權(quán)力也形成了威脅。針對這種情況，劉恒 決定 采取 措施 。他對他們說：“我聽說古代諸侯建立國家的有一千多個。他們各守封地，按時入朝進貢，百姓不覺勞苦，上下歡欣，沒有不遵守道德的事情發(fā)生。如今列侯大都住在長安，封地又離得很遠，還要靠官吏士卒供應(yīng)運輸給養(yǎng)，既浪費錢財又辛苦人民，而這些列侯也無法教導(dǎo)和管理封地的百姓。請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國去，在朝廷任職和詔令所準(zhǔn)許留下的諸侯，要派太子回去。”
劉恒的詔令下發(fā)后，遭到了諸侯的強烈反對，沒有幾個人前往封國。劉恒于是決定拿丞相絳侯周勃開刀，警示諸侯。他下令說：“日前我曾詔令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國，但有的找借口還沒有走。丞相是我所敬重之人，希望丞相為我率領(lǐng)列侯回封國就任。”于是絳侯周勃被免去丞相職務(wù)，回到了自己的封國。其他列侯見此，只得各自回到封國。
司馬遷寫史記的故事概括：整頓吏治
以前，官吏多是靠著軍功起家。所以，他們出行時候的乘車、穿著的衣服都崇尚輕便，既體現(xiàn)不出與普通百姓的區(qū)別，起不到教化的作用，也體現(xiàn)不出官吏之間的等級、尊卑，擾亂了封建的禮法秩序。因此，劉啟便 命令 制定了系統(tǒng)的官吏車服制度，命令地方長官對此加以監(jiān)督，并且將違反規(guī)定的官吏姓名上報朝廷，以便做出懲罰。此外，劉啟為了防止酷吏在執(zhí)法過程中失去公允、用刑過重，命令司法部門減輕鞭笞之刑的力度與數(shù)量，并且將其制定為成文法。
漢朝立法里規(guī)定，擁有十萬錢家產(chǎn)的人才能夠被選拔為官吏。因此那些當(dāng)官的人大多數(shù)是出身富家、名門的子弟。這些人將很多不好的風(fēng)氣，帶進了官場里，對于國家的治理、百姓的生活造成了許多負面的影響。同時，一些具有真才實學(xué)的賢能之人，因為出身問題(漢法規(guī)定商人、贅婿、犯過法而被免職的官吏等人不能做官)或者是家產(chǎn)達不到要求，而不能被推選為官吏。這種情況很不合理，不利于國家、社會的發(fā)展與長治久安。因此劉啟下令，對官吏出身的限定做出了一定的放寬，并且把十萬錢的家產(chǎn)限定降低為四萬錢。這就為更多的人提供了做官的機會，有利于朝廷選拔合格、優(yōu)秀的官吏，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dāng)時的階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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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為什么寫“史記”？
一是先父遺傳，司馬家世襲史官，司馬遷有先天賦得的異秉，所謂英才天縱；二是后天習(xí)得，從小飽覽了皇家史冊或典藏。對別人是禁臠，對司馬遷是必讀書；另外他對名山大川的游覽也是化作筆下錦繡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古人所謂：山水者，大塊之文章；文章者，案頭之山水。三是李陵之禍之后，他生無可戀，唯有一桿禿筆，聊可疏解胸內(nèi)積憤。用佛洛依德學(xué)說來解讀，司馬遷所有的欲望都升華為寫作。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就是這么誕生的。少了任何一個條件都會讓這部煌煌巨著遜色。這也是司馬遷之后，人間再無能與史記相媲美的煌煌大作。
《史記》作為中華文明的瑰寶，在史學(xué)和文學(xué)方面都堪稱不朽的傳世經(jīng)典，其價值不可估量。論 歷史 跨度、論內(nèi)容的翔實豐富、論文采……迄今無出其右者。
能創(chuàng)作出這么一部皇皇巨著的人，自然也不同凡響。除了要具備淵博的學(xué)識，還得有過人的意志力。司馬遷為什么動念寫這樣一部書？又是什么支撐著他完成了這項大“工程”？
研究《史記》、研究司馬遷，有兩篇文章是必須爛熟的：一個是《太史公自序》，一個是《報任安書》。司馬遷的心路歷程，在這兩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
仔細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兩篇文章的內(nèi)容有很多重疊之處：都提到了自己創(chuàng)作《史記》的初衷，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際，并且對《史記》做了大概的介紹。然而細觀下來，會覺察到兩者有顯著的區(qū)別。
先說《太史公自序》。一上來，就是“先人有言”——全文多次提及“先人”二字，可見這個“先人”對司馬遷影響之深。
“先人”指的是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司馬談在漢武帝時任太史令一職。太史令是專司政府資料檔案文件的官員，一天到晚接觸的就是各種外面見不到的古籍史料。司馬談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學(xué)家，這就為司馬遷走上史學(xué)研究道路提供了絕佳的條件和環(huán)境。
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接替其父成為新一任太史令，兼承家學(xué)及工作便利，博覽古籍；再加上二十歲開始漫游全國的經(jīng)歷，使他已經(jīng)有足夠的積累來完成一部史書。于是，四十二歲那年，司馬遷著手寫作《史記》。
《太史公自序》中，他反復(fù)提及先父所言，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為了完成其父之愿，傳承祖業(yè)——這是他寫作《史記》的第一個原因。
對于司馬遷的寫作動機，曾和他一起參與定律例的上大夫壺遂提出過質(zhì)疑。壺遂認為，孔子作《春秋》是因為不被當(dāng)時的掌權(quán)者賞識，不得已而為之；你司馬遷如今“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干嘛還要做這種事？
對此，司馬遷的回應(yīng)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這是我的職責(zé)！
司馬遷再次引用他父親的言論，歷數(shù)以往各朝各代：伏羲時創(chuàng)作《易》的八卦，唐堯、虞舜的功績由《尚書》《禮》《樂》記載，商湯、周武的隆盛見于《詩經(jīng)》，對夏商周三代美德進行褒揚的是《春秋》。而我們漢朝建立以來，直至當(dāng)今的圣明天子，順天應(yīng)人，威震六合，做臣子的，對此竭力頌揚，仍覺不夠。賢能的士人不被任用，是君主的恥辱；圣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記載傳揚，則是史官的失職了。而我就擔(dān)任過這個職務(wù)，如果廢棄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記載，埋沒了功臣世家和賢大夫的功業(yè)不記述，違背了祖先的教訓(xùn)——那我的罪過就大了！履行職責(zé)，恪盡本分——這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第二個原因。
肯定有人會說：這不是在拍皇上的馬屁嗎？說實在的，就是這么回事兒。司馬遷寫《史記》是為了替漢武帝歌功頌德？當(dāng)然不是！但在當(dāng)時，他要把這件事做下去，首先就要找個立得住腳的理由。把自己寫作的初衷定義為“頌揚今上的功績”，這就堵住了那些質(zhì)疑者的嘴。
這兩條理由都中規(guī)中矩、冠冕堂皇，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讀過《報任安書》才會知道，司馬遷堅持完成《史記》，最根本的動力是——為了自己。
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誦《報任安書》，到現(xiàn)在，這封信來來回回背過不下百遍。這篇文字的亮點實在太多：內(nèi)容豐富、情節(jié)曲折、文采洋溢……正是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作者的心情。
司馬遷在這封書信中稱自己為“刑余之人”“掃除之隸”“閨閣之臣”“刀鋸之余”——可見，他心里的自卑。古代的各種酷刑，如車裂、菹醢等，固然令人發(fā)指；但相比起來，另一類更慘無人道，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馬遷所遭受的宮刑。
前一類刑罰只是把肉體上的痛苦放大到極致，然如黥刑、宮刑等，則是對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前一類刑罰再痛苦，也持續(xù)不了太久，因為它是致命的，人一死痛苦也就隨之而去；而像宮刑這樣的，不會致死，而是讓人在恥辱中茍延殘喘，真正墮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獄。
《太史公自序》是為《史記》寫的序言，措辭表意當(dāng)然要規(guī)范謹(jǐn)慎；《報任安書》是給朋友寫的信，自然更隨意，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跡。
司馬遷借這封信詳細地回顧了自己人生中的這次重大變故，傾訴了心中的委屈和憤懣，甚至還有怨恨。他怨李陵不能守節(jié)而選擇降敵——雖然承認他是個國士；他怨當(dāng)自己遭難時，身邊的朋友親信沒有一個站出來替他說話——雖然他將其歸罪于自己平時不熱衷于維護人際關(guān)系；他怨?jié)h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施以重刑——雖然口頭上說是自己沒把話講明白，導(dǎo)致圣上誤會。總之，自己無端蒙受這樣的不白之冤，真是悔恨交加……
在這種心境下，說他含辛茹苦寫《史記》是為了歌頌誰——鬼才信！
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對于“尊嚴(yán)”看得非常重，他們有一種源自身份的驕傲。而在司馬遷所處的那個 歷史 時期，宦官的地位是極低的，尤其是在士人眼中，根本不屑與之同列。
孔子到衛(wèi)國，看見衛(wèi)靈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車，馬上離衛(wèi)國而去；商鞅覲見秦孝公，是宦官景監(jiān)引見的，趙良據(jù)此勸商鞅引退，因為覺得他進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很不光彩。那個時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司馬遷覺得，自己身居大夫之列，本就不該受刑；受刑也就罷了，偏偏受的是宮刑！這樣的恥辱，使他終其一生都活在尊嚴(yán)被摧毀的痛苦中。
首先是來自外界的壓力。《報任安書》中兩次提及“為天下觀笑”“為鄉(xiāng)黨所戮笑”——他在鄰里鄉(xiāng)人前再也抬不起頭，任人指指戳戳。另一方面，在朝中，他也無顏再說話。
任安之前給他寫信，建議他向朝廷推薦賢才。司馬遷在這封回信中反復(fù)申明：像我現(xiàn)在這種情況，還有什么臉、什么資格再“推賢進士”呢！我這樣的人在朝堂上說話，不是輕蔑朝廷，羞辱當(dāng)朝的士人嗎？如今的情況，無論我用什么言辭來美化自己、為自己分辯，也是徒勞，沒有人會信，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
一句“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讓人深切地感知到其處境的艱難。
其次是心里的糾結(jié)和自卑。他自陳，從先人開始，家里就是史官。而這個官職的地位，用他的話說，是“被主上玩弄，如樂工、戲子一般被畜養(yǎng)，被世俗所輕蔑的”。
本來已經(jīng)是這樣，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罰，真是低到塵埃里去了。“士可殺不可辱”，這樣被人輕視、踐踏地活著，遠不如一死痛快。然而他思來想去，又不能選這條路。
原因就是他認為自己已經(jīng)錯過了最佳的自殺時機。他覺得若要保全名節(jié)，就應(yīng)該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斷；若因為一時遲疑，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殺，那便于事無補了。
再有，他自我評價，當(dāng)目前為止庸庸碌碌、毫無建樹，就這么死了，不但不能觸動任何人，反會遭人恥笑。
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達出來，向世人申辯，又是否可行？
司馬遷說，沒用。道理很簡單：“于俗不信”。既受了刑，便再也沒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此時再辯解，徒然自取其辱。
不能以死解脫，又不能將委屈宣泄出來求得他人同情；在朝為官不敢說話，又不能致仕退隱；在鄉(xiāng)里抬不起頭，連為父母上墳的臉面都沒有；出門被人指指點點，在家自己愁腸百結(jié)。司馬遷描述自己日常的狀態(tài)就是心里總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門不知道往哪兒去；一想到自己遭受這種恥辱，立刻汗流浹背，把衣服都濕透。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這種情況下，只有一個理由可以支撐他活下去——未竟的事業(yè)。他在兩篇文章中歷數(shù)了自古以來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賢，稱其為“倜儻非常之人”，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李斯、韓信等。這些人都有過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卻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
顯然，司馬遷將自己也列入其中，他希望能憑借一部曠世之作傳名于后世，一雪前恥。這是他創(chuàng)作《史記》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細究《報任安書》中這句：“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zé)，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會覺得其中有一種報仇的快感。
“償前辱之責(zé)”（“責(zé)”同“債”）——這是要清算跟誰之間的債？而司馬遷此時已被重新起用，任中書令之職，說明皇上已經(jīng)原諒他了，為什么他又會想到“萬被戮”呢？是誰、是什么會導(dǎo)致他有被殺一萬次的危險？
這兩個問題指向一個答案——他要報復(fù)，報復(fù)那個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殘的暴君！雖然這樣的做法一旦被發(fā)覺，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但他心意已決——一定要做！而這個報復(fù)的手段就是完成《史記》，利用史官的特權(quán)讓漢武帝在 歷史 上留下永遠的污點。這，是司馬遷忍辱負重完成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個動力。當(dāng)然這樣的文辭必定是隱晦的、不露聲色的，但仍有跡可循。比如《史記·汲黯傳》里就有“陛下內(nèi)多欲而外施仁義”這樣的語句。這就是在嚴(yán)厲批評漢武帝是個面慈心狠、貪婪縱欲之君。而漢武帝耗盡天下財力，窮兵黷武以滿足一己權(quán)力欲望；濫殺大臣、殘暴專斷的惡行，也通過司馬遷之筆留在了史書上。
此外，在《封禪書》一篇中，司馬遷下筆毫不留情，對當(dāng)時盛行的封禪求仙的荒唐風(fēng)氣進行了深刻批評，暗中譏刺漢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計祈求不死藥的無聊之舉。
總之，司馬遷口口聲聲說寫《史記》是為了宣揚當(dāng)朝明君的英明圣德，使其不被埋沒；而實際上，《史記》對漢武帝的各種過失毫無隱瞞包庇，整體來看，對其抑多褒少——盡管司馬遷作為一名盡責(zé)的、有良知的史官，不會杜撰、歪曲事實，但面對這樣一個毀了自己一生的“兇手”，他很難在取舍史料、撰寫評議時不表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傾向性。
可以說，司馬遷成功了。這部千古奇書使得他的所有目的——傳承祖業(yè)、盡責(zé)守職、洗冤雪恥、名耀后世——全部得以達成。他的人生通過《史記》得以逆轉(zhuǎn)，由一個最卑下、最不堪的身份一躍而為世人仰望，躋身圣賢之列。
如此看來，是苦難和強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這部史書，以及其中蘊含的精神，亦遺澤于我們這些后世人。
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已潛心撰述《史記》七年之久的司馬遷因替名將李陵敗降匈奴的事辯白，觸怒了漢武帝，慘遭宮刑，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從身體上說，“大質(zhì)已虧缺”，失去了做人的尊嚴(yán)；從心態(tài)上說，與宦官為伍，被視為無行之人。因此活下來比死去更要痛苦百倍，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說：“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但是，司馬遷硬挺著活下來了，他忍辱含垢，發(fā)憤著書，耗盡畢生的才華和心血，為自己、為時代、為民族寫出了《史記》這部超邁古人，凌駕百世的 歷史 巨著。
司馬遷忍辱著書的動力來源于哪里呢？這主要取決于他氣勢恢弘的人生觀和悲壯濃烈的生死觀。
以“立德、立功、立言”為核心的激進人生觀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曾剖析自己在受宮刑以后所以隱忍茍活的原因：“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這句話直接脫胎于孔子的“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稱焉”。他又曾用儒家非常激進的 “立德、立功、立言”來鼓勵自己的好友摯伯陵勇于事功。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謂不朽，是很有價值的。莊子的等死生、齊萬物、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佛教講棄世出家，當(dāng)然也不好名，但這種消極無為怎么能夠作為人類主流思想推動 社會 進步呢？勇于事功的人生追求，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親司馬談的話：“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這種見解標(biāo)志著司馬遷在生與死的抉擇中形成了以“三立”為核心的人生觀，同時又將其升華為發(fā)憤著書說。司馬遷身上有一種 “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氣概，“鐵肩擔(dān)道義，秉筆寫春秋”。這種自信，既是司馬遷的性格特點，也是他在《史記》中所描寫的許多人物的共同特征。
三千年的 歷史 長河，其間活躍的人物如鯉魚跳龍門，什么人才可以有幸跳躍司馬遷手中這只如椽大筆的龍門，青史留名呢？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他選人入傳的標(biāo)準(zhǔn)：“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如，他為商鞅立傳的原因是：“鞅去衛(wèi)適秦，能明其術(shù)，強霸孝公，后世尊其法”；在《刺客列傳》中，司馬遷歌頌刺客：“其事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在《游俠列傳》中歌頌游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第一次在正史中為地位低下的商人寫傳，歌頌了許多大商人為 社會 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但我們卻恰恰從班固的批評中看出司馬遷迥異于常人的選人標(biāo)準(zhǔn)，以及《史記》中這種非同一般的個性色彩。
《史記》中所表現(xiàn)出的那種積極入世、勇于建功立業(yè)、豪情萬丈的精神是極為可貴的。人類 社會 正是靠這種銳氣和力量，才得以不斷前進。
困厄逆境并不可懼，忍辱奮發(fā)方能成功
人的一生不可能總是一帆風(fēng)順，栽跟頭、受挫折在所難免，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如何激勵自己走出困境、柳暗花明呢？司馬遷認為，人在困厄面前應(yīng)該百折不撓，忍辱發(fā)奮，鳳凰經(jīng)歷涅槃，方可獲得新生。司馬遷自己是這樣做的，受宮刑對司馬遷是奇恥大辱，他寧愿九死而不愿一生，但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父親的遺愿， “草創(chuàng)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于是他選擇了一條更加艱辛的路——忍辱茍活，發(fā)奮著書。因為他有一顆沒有被閹割，也永遠閹割不了的心，身殘?zhí)幏x而靈魂高尚。他以 歷史 上的周公、孔子、屈原、左丘明等偉大的人物為榜樣，在打擊中崛起，在困辱中奮進，“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并沒有說大話，經(jīng)過十多年的潛心著述，人類 歷史 的光輝巨著《史記》終于完成。正因為受宮刑這種奇恥大辱，讓司馬遷擦亮了眼睛，洞察到封建統(tǒng)治者的殘酷，他的思想升華了，境界提高了，表現(xiàn)在《史記》中對人、對事的看法更敏銳、更深刻、更理智了。
司馬遷不僅自己在逆境中忍辱發(fā)奮，而且在《史記》中，他也表現(xiàn)出對這類人物的特別偏愛，極力褒揚那些不怕困難，百轉(zhuǎn)千回的 歷史 人物，如蘇秦、越王勾踐、范雎、季布。
《蘇秦列傳》寫蘇秦窮愁潦倒的時候，“妻不下紉，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用懸梁刺股的毅力發(fā)奮苦讀，后來身佩六國相印，所有親人的態(tài)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zhuǎn)彎，蘇秦感慨萬千：“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憚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很多人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日子就泯滅了自己的進取之心，而一個有作為的人，不管面對什么樣的屈辱，都毫不妥協(xié)氣餒，越是被逼到絕境，越能觸底反彈。
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在中國婦孺皆知，蒲松齡稱頌他：“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范雎早年曾被魏齊所害，千辛萬苦逃到秦國，幾經(jīng)奮斗，做了秦相，逼得魏齊自殺，報了深仇；韓信曾受胯下之辱，項羽的猛將季布曾屈身為奴……他們之所以忍辱含垢，目的就是為了將來有東山再起之時，為了更好地實現(xiàn)自己遠大的人生抱負。
人生路漫漫，人們常說：“三貧三富不到老”，“三十年河?xùn)|，三十年河西”，應(yīng)當(dāng)怎么面對逆境和挫折呢？是一蹶不振還是擦干眼淚奮然前行呢？司馬遷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章可循的光輝典范。“不平則鳴”、“窮而后工”，這既是對不幸者的寬慰，也符合“禍兮，福所伏”的辯證法則。司馬遷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異常寶貴。
生當(dāng)做人杰，死亦為鬼雄
孟子曾就生與死的問題談過自己獨到的見解：“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勇于面對，敢于擔(dān)當(dāng)，司馬遷對生死問題的看法與孟子英雄所見略同。他認為：人在生死關(guān)頭要慎于抉擇，要死得重于泰山，萬不可死得輕于鴻毛。司馬遷由于慘遭宮刑，為此而痛不欲生，在生與死的十字路口，十分矛盾痛苦，經(jīng)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他最終選擇活下去，因為這里面蘊涵著一個有無意義、有無價值的問題。他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司馬遷只是一個小小的太史令，如果這時候他死了，“與螻蟻何以異？”最終他也將淪為 歷史 長河中的滄海一粟，有誰會記得一個被封建專制統(tǒng)治戕害的小生靈呢？而如果他選擇活下來，雖然身心會倍受摧殘，但司馬遷堅信他的著作會千秋萬代地傳下去，一切都將大白于天下，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評說。如果這樣，即使被戮殺一萬次，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我們很慶幸司馬遷做了這樣的選擇，不然，于中國的 歷史 、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學(xué)等方方面面都將是一個空前的損失啊！司馬遷在《史記》中宣揚了一種壯烈的生死觀，生要生得轟轟烈烈，死也要死得感天動地。
項羽兵敗垓下時，他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而自刎烏江。李清照頌揚他的詩永遠回響在 歷史 的天宇：“生當(dāng)做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項羽雖死，英名永存。
陳勝在生死關(guān)頭的勇敢抉擇讓司馬遷景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短短幾句話，句句涉及生死的大問題。陳勝認為要死就要為國家大事而死，這樣的死頂天立地。
藺相如先是為了和氏璧，后又為了趙國的尊嚴(yán)，兩次在強秦面前奮不顧身，司馬遷對此無限敬佩。他說：“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fā)。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這里整個談的都是生死觀的問題，藺相如的“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話錚錚作響，坦蕩無私。
《史記》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三千年 歷史 大舞臺上一個個鮮活的人和事，更是我們做人的典范。司馬遷借 歷史 這個大舞臺，彈奏出了貫穿于《史記》的昂揚向上、永不言敗、驚天動地、激烈悲壯的時代主旋律。《史記》極富陽剛之美，是一部男子漢的書，《史記》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身上體現(xiàn)出的是悲壯而不是悲哀，它永遠不會讓人頹廢消沉，而是激發(fā)人熱血沸騰，急進拼搏。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常在談?wù)搶θ说摹叭^”教育，司馬遷的人生觀、生死觀、世界觀就是絕好的教材，它可以使我們認識到如何體現(xiàn)生命最大的價值，使人生綻放出最燦爛的火花。司馬遷的成就無疑是巨大的，然而他的精神尤其偉大，這種精神將會經(jīng)天貫日，與日月同輝。
因為以前沒人寫過。！！！！！
司馬遷寫《史記》的主要內(nèi)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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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1.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xué)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jì)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與后來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2. 《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jì)（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后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
3. 內(nèi)容：
《史記》分本紀(jì)、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其中本紀(jì)和列傳是主體。它以歷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為史書編撰的主線，各種體例分工明確，其中，“本紀(jì)”、“世家”、“列傳”三部分，占全書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寫人物為中心來記載歷史的，由此，司馬遷創(chuàng)立了史書新體例“紀(jì)傳體”。
“本紀(jì)”是全書提綱，以王朝的更替為體，按年月時間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其中記載先秦歷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記載秦漢歷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項羽，漢高祖劉邦，高后呂雉，漢文帝劉恒，漢景帝劉啟和漢武帝劉徹。
“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書”則記述制度發(fā)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jīng)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nèi)容；
“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和特別重要人物事跡；
“列傳”是帝王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跡和少數(shù)民族的傳記。[1]
4. 《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記述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敘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國歷史。據(jù)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jì)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1]
5.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jì)》《武帝本紀(jì)》、《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后人大多數(shù)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確鑿無疑。
6. 今本《史記》一百三十篇，有少數(shù)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司馬遷寫《史記》時經(jīng)歷了什么？他是如何寫出來的？
司馬遷為創(chuàng)作《史記》經(jīng)歷了失父之痛、宮刑創(chuàng)傷，是在忍辱含垢中完成《史記》編篡的。
失父之痛
司馬遷的父親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壯志未酬而與世長辭。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司馬談因病 滯留洛陽，無法參加。這時，剛剛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馬遷匆匆趕到洛陽，接受了 父親的臨終囑托。司馬談固然對于無緣參加封禪大典而無比遺憾，更使他報恨終 生的還是未能完成修訂史書一事。
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勉勵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yè)。《太史公自序》中記載，司馬談臨終前拉著司馬遷的手泣不成聲，殷切地囑托“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俯首流涕，向父親表示：“小子不敏， 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司馬遷在與父親生死訣別 之際接受了修史的囑托，修史的決心從此下定。
忍辱負重
司馬談去世三年后，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他在參與制定太初歷以后，就開始了《太史公書》亦即后來稱為《史記》的寫作。但是，事出意外，公元前98年，李陵戰(zhàn)敗投降匈奴，司馬遷因向漢武帝解釋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獄，并處以宮刑，在形體和精神 上給他造成極大的創(chuàng)傷。出獄后，司馬遷任中書令，他忍辱含垢，繼續(xù)寫作《史 記》。至公元前91年，《漢書·司馬遷傳》中記載他在寫給任安的信中稱“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史記》一書的寫作至此已經(jīng)基本完成，從公元前104年正式開始寫作算起，前后經(jīng)歷了14年。
司馬遷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
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他為眾多悲劇人物立傳， 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贊揚棄小義、雪大恥，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 烈丈夫形象。他筆下的虞卿、范睢、蔡澤、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窮愁中著書立說，或歷經(jīng)磨難而愈加堅強，或身被刑戮而自負其材，欲有所用。所述這些苦難的經(jīng)歷都帶有悲劇性，其中暗含了司馬遷自己的人生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