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帶(衛生帶是啥)

江西德安縣，是陶淵明的故鄉。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記》為世人所知。

巧合在于，德安縣也有一山，名曰桃源山，位于寶塔鄉的楊橋村。

然而，《桃花源記》所寫的，是一個漁夫絕處逢生的故事。但是，桃源山，卻一直被歷來的堪輿學家當作適合安葬的風水寶地。

而這里，確實埋藏了一個700年前的故事。直到1988年的那一天，才終于隨著人們的挖掘，重見天日。

水塔下突然出現一朱紅棺木，打開一看塵封700年的秘密揭開

1988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城鄉基礎建設開始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寶塔鄉也不例外，德安縣義峰羽絨廠決定在楊橋村的向陽山上，建一座水塔。

當時，建筑工人們將打水塔地基的四根柱子架好，正準備進一步深挖的時候，突然，碰到了一塊硬硬的東西。

經驗豐富的工人們，連忙扒開濕濡的泥土一看，只見這灰黑色的泥土之中，赫然有著一塊青石板！

他們趕緊聯系了領導，領導察覺到事情有異，也趕忙聯系了德安縣博物館的工作人員。

當工作人員到達現場之后，他們先將整個青石板的全體給挖掘出來。

很快，青石板的全貌便展露在在場所有人的面前——這是一座石制棺槨。

所謂棺槨，就是套在棺材外面的外棺，大部分情況下起保存和護棺的作用。而最巧妙的在于，像是說好的一樣，工人們所架好的四根柱子恰好就在棺槨的四個角。

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們，趕緊用專業工具打開了棺槨上的石板，一副朱紅色的棺木，就安靜地躺在了棺槨之中。

只見棺木的正上方，壓著兩塊青石做的志蓋和志銘。

志蓋和志銘一般是一表兩體，“志蓋”上寫著通常是標題，而“志銘”則是死者的簡單生平。

而這座棺木的志蓋上寫著“有宋安人周氏之墓”，安人，是古代對婦女的封號，這代表這棺槨的主人應該是一名女子。

志銘則要復雜得多，一共寫了153個字，將女子的身份大概說了遍。

但卻沒想到，這簡單的生平，在之后的考察中，竟然出現了矛盾，此處暫且按下不表。

現在，在博物館諸位面前的難題便是，此朱紅棺木是楠木所制，重量實在是太重了，在當時，都是用鐵葫蘆將棺木從棺槨中取出。

所謂“鐵葫蘆”，是一種耦合器，通常都出現在礦地上，是一種經常使用的搬運重物的工具。

但在這里鐵葫蘆卻行不通了。最后，他們只能用起重機才將棺木移了出來，并迅速送往了德安縣博物館。

當夜子時，連月亮都沒有。

所有當地的專家們都聚在了縣博物館，他們就等待著這一刻，開棺，“驗尸”。

棺中女子五個月都沒有下葬，體貌特征保存良好毛孔清晰可見

之所以選在子時，并不是出于什么玄學理念。而是因為半夜月黑風高的時候，紫外線的影響也降到了最低，對棺木中的女尸最好。

畢竟那時候是1988年，許多技術都沒有如今那么發達，所以大家只能用最樸實的法子去做。

打開棺木后，他們首先看到的是鋪設在棺木上方的一塊星空圖，上面所繪制的星宿圖案清晰可見。

除了觀賞價值之外，其歷史價值也極高。

要知道，宋代本身就是一個天文學發展極其迅速的朝代。

這幅繪有星宿的圖畫的出土，意味著我國對宋代天文學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可參考文物。

當專家們還沒有驚嘆完星宿圖所帶給他們的種種驚喜，摘下星宿圖后的女尸模樣，更讓他們震驚萬分。

女尸被浸泡在棺液之中。棺液通常是指棺材內堆積的水狀物，其成因目前來說，尚不明確。

有人說是人體死后，積聚的水氣，因為棺材內部封閉，所以導致水氣無法蒸發；另一種說法是棺材滲水，地下水進入到棺材中，導致棺液的形成。

許多棺材中都有棺液，比如說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女尸就是浸泡著棺液出土，周氏也不例外。

與此同時，周氏毛發、齒、頭發全都在，連毛孔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雖然她的皮膚已經變成了灰黑色，但是她的面部肌肉顯然還具有彈性，關節也很靈活。

為什么這具女尸會保存地如此完好？

要知道，江西可是處于亞熱帶季風性氣候區，雨水豐沛不說，土壤還是酸性的，并沒有具有完好保存尸骨的先天條件。

不過，專家們在把棺木從棺槨中取出來的時候，在棺木和棺槨之間涂了一層厚厚的石灰。

這層石灰也許和土壤酸堿中和，減弱了土壤的腐蝕作用。

與此同時，棺木之內還有許多防腐材料，如燈心草、石灰、水銀等。其中，女尸的口中也含有許多水銀。

再加上，這層棺木里三層外三層地封得死死的，密封程度也達到了一流。這也是為什么女尸能夠一直保存至今的原因。

不僅僅是女尸，女尸周圍的物品也保存得相對較為良好。

仔細看女子身上的物品，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她右手的手持物，從其特征分析，非常有可能是一株桃枝。

女子手中竟拿著辟邪的桃枝，穿的開襠褲體現了宋代風土人情

在中國的眾多古代書籍中，桃木是一種可以驅趕邪靈的護身符。在道家傳統文化里，桃木劍也是他們斬妖除魔的武器。

所以，桃枝所代表的含義，在這個棺木中自然有了新的解釋。

那便是家人希望周氏在前往陰司的路上，不要受邪靈的侵擾，能夠順順利利渡過奈何橋，重新投胎。

最令人稱奇的是，這桃枝上居然還掛著兩個粽子。

這兩個粽子和女尸一樣，經歷了700年，當然應該是不能吃了。不過這也算是距今最早被發現的粽子，可以說是“年齡最大”的粽子了。

再看女子的發型，是十分典型的宋代高髻。

當時，宋代女子以發量多且茂盛為美，所以會使用假發來填充發髻。

再加上她頭上的步搖，其釵體呈梅枝狀，宛若一枝傲梅別在她的發髻上，更顯宋代喜愛高潔的風氣審美。

而女子的衣著，也體現了宋朝的特點。她上身穿大袖羅袍，是一種極其莊重的場合才會穿的衣服。

而下身則更具有時代特色，一襲羅褲居然是開襠褲。從古書中可考，宋代的女性很多都是穿開襠褲的，這些開襠褲一般叫“绔”。

但是這些绔都是穿得比較貼身，主要是為了方便日常行動。

外面還有一層裳（古代指下裝）或者深衣（古代指上衣和下衣連在一起），所以不用擔心走光。

包括周氏身穿的衣物在內，還有幾百件陪葬品，大部分都是宋代當時盛行的羅、絹、絲制衣品。

當然，除了開襠褲，棺中還有一樣東西非常引人注目。這東西，也恰好直指了周氏的死因。

女子為何而死百思不得其解，從其死狀大概能推測出她的死因

周氏的下身處，有幾條散亂的素羅衛生帶。

所謂“衛生帶”，就是古代女子用的月經帶，功能和現在的衛生巾差不多。

難道這女子是因為月事不調而導致的死亡？

但其實并不然，因為專家們還在周氏的下身，發現了另一樣可怕的東西。

那便是周氏的子宮。

通常來說，子宮是在體內而非體外。這也就意味著周氏也許是因為什么原因，所導致的子宮脫落。

從周氏身下還墊著十四床絲被，以及她的臀部、等處都有血跡，再加上她死的時候正當盛年——34歲，基本上可以推測出，周氏是難產而亡。

而另一個從側面佐證周氏難產死亡的點，則在于周氏的志銘上。

志銘是由其丈夫——新太平洲（現在安徽境內）通判吳疇所寫的，志銘上稱，周氏生了一子一女。

但專家們在另一個考據的吳氏家譜里，發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答案。

吳氏家譜中，周氏是生了兩個兒子。按照古代的陋習，一般寫在家譜上的都是兒子，女子是沒有記載的。

這是為什么呢？

專家們推測，也許是當時吳疇因妻子難產新亡，悲痛欲絕，一心想操辦周氏的后事，沒有去在意新生的孩子。

再加上也許有“遷怒”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吳疇在記錄志銘的時候，沒有寫第二個兒子的名字。

直到之后，在記錄家譜的時候，才把孩子放在家譜里。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比較簡單的解釋，那便是家譜在經過時間的流逝，記錄錯誤。

其實，除了周氏的子女有偏差之外，關于周氏的身份也在考據過程中，出現了新的疑點。

身份還有新的疑點有待解釋，志銘家譜居然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首先，得必須弄清楚周氏的母家背景。

周氏的父親周應合原本家世顯赫，官居御史。

但1265年的時候，得罪了當時的宰相賈似道。在賈似道的打壓下，周應合被貶為饒州（今江西境內）通判，又被下放到華州（今陜西境內）做個可有可無的“觀察使”。

后賈似道被氣得告老歸田，不問世事。

不過1275年賈似道倒臺之后，周應合也官復原職，總歸來說是個好結局。

而周氏出生于1240年，17歲的時候（1257年）嫁給吳疇。

那時候，周應合還沒有得罪賈似道，屬于京城高官，而吳疇只是個小小通判。

換句話說，周氏嫁給吳疇，算是“下嫁”了。吳疇在志銘上也說了，周氏是他的原配。

然而在家譜上卻有個截然不同的說法。家譜上表示，吳疇在周氏之前，曾經娶過一個馮氏女，然后又再娶了周氏。

那么周氏嚴格意義上來說，應該更像“續弦”而不能算“原配”。而且，周氏有“安人”的封號，顯然這是正室才有的。

綜合推測，只有一種猜測能夠解釋兩種差異，那便是馮氏早亡，所以吳疇才會續娶周氏，并且周氏很快就有了其“安人”的封號。

吳疇對周氏的喜愛，并不因為周應合的仕途而遭受影響。

周氏去世的時候（1274年），周應合還沒有官復原職，如果說吳疇是為了討好妻子的顯赫娘家，是說不通的。

盡管如此，他依然好好籌備了周氏的葬禮。

這些從陪葬品，以及桃枝、粽子等細節就可見一斑。那么他將周氏說成是自己的原配，也不足為奇。

不過，周氏的棺內，也有一些用心的細節，讓專家們百思不得其解。比如說周氏的下頜骨、手肘、膝蓋都有一些銀色護具，其用意為何，目前還尚不明確。

周氏的棺內還有一個劃時代的細節，那便是她是中國最早可考據的第一個，纏足的婦女。

結語：

可以說，發現周氏的棺木，對我國的宋史考察又增添了許多歷史依據，也增添了許多新的疑惑。

宋朝時期的地方習俗，也在周氏的棺內的陳設擺位體現得淋漓盡致，至今也是相關領域的專家們考量的重要標準。

與此同時，周氏丈夫吳疇與妻子之間的感情，也體現在了棺木的種種細節之中。正因如此，才提供了如此多的珍貴史物。

參考資料：

李科友,周迪人,于少先.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簡報[J].文物,1990(09):1-13+97-101.

孫家驊.德安吳疇妻周氏墓志考釋[J].江西文物,1990(04):94-96.

夏勁.《德安南宋周氏墓》簡介[J].考古,2000(1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