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的故事簡介)

戊戌變法是發生在清末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對中國社會近代化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至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軟禁光緒，康梁逃亡，譚嗣同等六人被殺，歷時103天，因此也被稱為“百日維新”。

死于變法中的譚嗣同、楊深秀、林旭等六人青史留名，史稱“戊戌六君子”。

這個稱謂始于梁啟超，當時他僥幸逃脫流亡日本，急于將事情公諸于世。關于朝中具體情況只能聽信傳聞，感慨追思英勇就義的同袍，揮毫潑墨寫下了《戊戌政變記》。為增加宣傳效果，文章難免有所溢美。后人則因襲其說，統稱譚嗣同等人為“戊戌六君子”了。

按孔夫子的說法，君子是一種理想化的人格，君子尚勇，以行仁、行義為己任。

譚嗣同等六人符合這個標準嗎？他們是不是君子大家來評定好了。

一說起“戊戌六君子”，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譚嗣同，據《清實錄》記載，在慈禧的眼中，六人的排序是這樣的：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

康廣仁是個替死鬼！

之所以將康廣仁排在首位，并不是因為康廣仁是首犯，而是因為他是康有為的胞弟。

政變之初（八月初六），清廷要抓的是康有為、康廣仁兄弟二人，三天后才陸續抓的譚嗣同等人。在此之前，為避免與守舊派矛盾激化，康有為被光緒皇帝打發到了上海督辦官報局，中途受英軍艦保護去了香港，最終躲過一劫。沒有抓到康有為，罪魁禍首跑了，只好拿康廣仁頂缸了，何況康廣仁本來就是變法派的。

康廣仁生性懦弱，做過最出格的事情也就是在澳門辦過《知新報》，曾經寫過一些鼓吹變法維新的文章。據梁啟超回憶，康廣仁學過西醫，當年進京是為了給他治病。

來到北京時，正是變法派與守舊派勢同水火之時。康廣仁“力言新舊水火，大權在后（慈禧），決無成功，何必冒禍”苦口婆心的勸兄長離開是非之地。

康廣仁被抓后關在刑部監獄，每日以淚洗面，不停的用頭撞墻，抱屈喊冤，蒼天啊、大地啊，哥哥的事，怎么要兄弟來承擔？獄卒過來提牢，他嚇得號啕大哭，劉光第見狀哭笑不得，溫言安慰他，這只是提審，不是殺頭。

康廣仁怕死，監斬官索性成全，第一個血濺菜市口的人就是他了。

老而彌堅楊深秀

排在第二的是山西大儒楊深秀，與譚嗣同、林銳等人新晉不同，維新運動興起之時，楊深秀已經是宦海沉浮二十多載，年近半百的老人。

子曰“五十知天命”，混跡封建官場，到了楊深秀這把年齡早已經是圓滑世故，少開口、多磕頭的老油條了。

哪知道楊深秀卻是老而彌堅，清末官場的另類。當光緒被囚、慈禧重出江湖的時候，朝堂之上萬馬齊喑，惟有楊深秀上疏請慈禧撤簾歸政。

他的兒子看到他的奏章，苦勸父親不要作死觸了慈禧霉頭，無奈楊深秀只是不聽，到后來老頭怒了，“厲聲叱之退”。

看到楊的奏章，慈禧的反應可想而知。加上楊深秀一貫主張變法，在任御史時數次替康梁維新派代筆上疏，早已經是守舊派官員的眾矢之的。

坊間傳言，楊深秀曾經提議以三千毛瑟槍圍頤和園，欲效仿徐敬業討武曌。傳言無法證實，但上疏請慈禧歸政卻是白紙黑字的事情。這一番，楊深秀是將慈禧徹底得罪到了姥姥家，將他列為第二人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在獄中，楊深秀表現的堅貞不屈，對生死看得更是淡定，作詩一首明志：

久拼生死一毛輕，罪臣偏由積毀成。

自曉龍逢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

圣人豈有胸中氣，下士空思身后名。

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楊深秀雖然舊學精湛，卻與康梁維新派人物交往甚密，反對向列強妥協，積極探索救國救民之道。居京官二十年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官至御史，節操不改。

楊深秀正直清廉，在清末官場實屬鳳毛麟角，他是死于戊戌變法的第四個維新派官員。

蜀中奇才楊銳

六人中，最具爭議的當屬楊銳了。

41歲的楊銳（1857~1898）是四川綿竹人，他是晚清名臣張之洞的得意門生。按現代人的理解，楊銳其實就是張之洞在北京的耳目——駐京辦主任。在北京任職期間，與張之洞書信往來不斷，將朝中大事小情悉數知會坐師，張之洞有兒子在京，但許多事情都是托付楊銳代理，可見對其倚重之情。

楊銳自幼博臨覽群書，經史子集、天文地理、歷算醫術無不精通。1874年，楊銳到成都參加院試，時任學政的張之洞讀了他的卷子后驚嘆不已，稱其為蜀中奇才，將其收為弟子。

1885年，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楊銳成了得力助手，步入仕途。在此期間，楊銳結識了康有為，二人私交甚篤。

1895年，康、梁在北京成立強學會，楊銳積極協助，成為維新派的骨干。與譚嗣同、林旭、劉光第等人過激不同，楊銳謹言慎行，深得光緒的信任。

當慈禧在頤和園大發雌威，光緒預感不妙時，下了一道密旨（即后世人說的衣帶詔）給楊銳，而不是給其他人，可見楊銳在光緒心目中的地位。

楊銳建議光緒不要固執己見，主張變法循序漸進，不必一次性裁撤太多的守舊派官員，以免引來反彈，增加變法難度。這些中肯穩健的建議，卻被后人認為是圓滑狡詐。

臨刑前，楊銳大義凜然表示，我幾人為國為民，所犯何罪？質問監斬官剛毅為何不審而誅，提出“愿明心跡”，向慈禧申訴。

楊銳入獄后，張之洞認為弟子是無辜受累，第一時間即聯系各方大員、京中大佬展開營救，愿以全家百口保楊銳。可惜的是，幾人八月初九入獄，未經審訊定罪，十三日就被殺了，前后不到五天時間。

張之洞此舉不過是亡羊補牢，試想就連光緒皇帝都失去了自由，可知慈禧決心之大，張之洞又如何能保得了楊銳？

另據記載，楊銳等人被殺的消息傳出，當時流亡海外身在郵輪的康有為聞訊，面朝大海手撫欄桿大慟：“楊兄死，我確要孑然一身了！”

為變法拋頭顱、灑熱血，卻被后世人譏為投機，楊銳泉下有知，不知當作何想？

英年早逝的林旭

林旭（1874~1898）是福建侯官（福州）人，自幼父母雙亡，由其叔父撫養長大。

林旭從小聰穎異常胸懷大志，有神童之稱。

就在林旭在鄉刻苦讀書的時候，同鄉沈葆楨（晚清重臣、林則徐女婿、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第四子沈瑜慶回鄉掃墓，偶然拜訪好友楊用霖，意外看到了他學生林旭的“作業”。一閱之下拍案叫絕、贊賞不已。

得知林旭尚未娶妻，恰好“沈家有女初長成”，于是托楊為媒，招林旭為乘龍快婿。

知道林旭家境貧寒，沈瑜慶（沈于南京江南水師學堂任職）就將他帶回南京完婚。1893年，林旭回鄉應童子試，名列第一得中秀才；同年恩科鄉試，又中舉人第一名，得了解元，名冠全省。

第二年，林旭進京參加會試，哪知名落孫山，次年再考仍然榜上無名，連續兩年落第不免心灰意冷，最后只得捐了個七品的內閣補中書。

林旭本來只想做個小閑官消磨時日，哪知這一年清王朝戰敗，準備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出，林旭對清政府軟弱無能割地賠款的行徑憤怒異常，作詩曰：

宗廟神靈三百春，即今將相示無人。

言戰言守言遷都，三十六策它則無。

這個時候，康有為在北京倡言維新改革，林旭慕名前往拜訪，一見之下相談甚歡，于是拜康為師，逐漸成長為維新派骨干。

1898年，銳意改革的光緒頒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為保證變法的實施，下詔重臣薦賢，于是林旭、譚嗣同、楊銳、劉光第等四人成為四品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章京”是滿語，即辦文書的人員。清代軍機處于軍機大臣之外，另設章京若干員，最低只有七品。楊銳等四人為四品章京，應該是章京中品銜最高的了，再高品職的官員，光緒也無權任命。

軍機處權力雖大，辦公室卻小的可憐，只是在乾清宮外幾間很淺的北房和南房。南房是章京的辦公地，辦公桌又分為滿章京與漢章京。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四人到了軍機處，卻連一張辦公桌也沒有。漢章京說他們只辦舊案，不辦新政；滿章京則聲稱自己是滿文檔，不讓幾個人瞎攙合。最后，還是軍機大臣出面協調，這才在屋子中間給四人安排了一張桌子。

即便是這樣的辦公條件，年輕氣盛的林旭積極建言獻策，“參政十日、朝士側目”。

被捕入獄后，林旭泰然自若“時時作微笑”；臨刑前視死如歸，神色不變。

因為他是沈葆楨的孫女婿，因此特別優待，允許他穿官服受刑。林旭是第三個被殺的，死時年僅24歲。

第一完人譚嗣同

譚嗣同（1865~1898）雖然名列第五，卻是第二個被殺害的。所以如此，也是有歷史原因的，事變發生后，在康梁的奔走呼號下，英國、日本等列強開始關注事態發展，迫于外交壓力，與康有為來往密切，事變后被抓入獄的張蔭桓不得不被另案處理。未經審訊、定罪，就急著殺六人，也是擔心遲則生變的緣故。

由于沒有公開審訊，譚嗣同的許多事跡無法公開，罪責不免被弱化，慈禧太后雖然恨之入骨，也只好將他排在第五位了。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祖籍湖南瀏陽人，出生在北京宣南爛縵胡同。譚嗣同從小習武，十歲拜大俠王五為師學習劍法，其一生“好任俠、善劍術”正是受大刀王五的影響。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是進士出身，官至湖北巡撫。譚飽讀讀書卻鄙視科舉。老譚沒辦法，就花錢給兒子捐了個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在南京暫住時，讀書著述，其著作《仁學》就是這時完成的。

清日戰爭后，經過對國家未來命運的深刻思考，譚嗣同積極倡導新政，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的政治主張。

1895年，譚嗣同回到瀏陽和同道中人一起在辦《湘報》宣傳變法。他的父親生怕他惹禍上身，一個月寫了三封信催促他回家，譚嗣同卻不顧父親勸阻，依然我行我素。

政變發生后，譚嗣同本來有機會逃亡的，他卻決定留下來舍身取義，對友人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據獄卒劉一鳴事后回憶，譚嗣同在獄中神態自若，終日在牢房中閑行散步，時而拾起地上的煤屑在墻上寫寫劃劃。劉不識草字，更不懂詩，問譚在做什么？譚笑著說，在作詩。這首詩就是著名的《獄中絕筆》：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譚嗣同臨刑之際，正氣凜然奮力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譚嗣同死的壯烈異常，梁啟超譽其為“戊戌變法第一完人”，誠哉斯言。

坦然受死劉光第

死于變法的最后一人是劉光第（1859~1898），劉是四川自貢富順人。在六君子中，劉光第名氣稍弱，后人對其評價也并不是很高，甚至認為他根本就不是維新派官員。

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劉光第是維新派人士，與譚嗣同等人不同的是，他在變法維新的認識上存在差異而已。

劉光第于1882年進士及第，官授刑部主事（六品）。

劉光第到北京的時候，正是大清王朝危機重重的時刻。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變法維新的救亡圖存運動。他們通過辦報紙、建立組織等手段來聯絡同道中人,朝野上下逐漸形成一股維新思潮。

劉光第作為一個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其強烈的愛國心與責任感，使其無法置身事外。當時，所以人認為只有變法維新，國家才有希望。劉光第也認為“天時人事，行至窮盡處，必當變通而盡利”。不過他并不公開宣稱自己的政治主張，而是謹慎的私下議論。

劉光第政治上既不激進，也不保守，自認為屬于中間派，并無新舊之見。他一生做過兩件最大膽，最為人稱道的事情：

其一,清日甲午戰爭還在進行中，他就上了《甲午條陳》的奏章。文中雖然沒有提到變法，卻有請光緒乾綱獨斷等政治主張。他敢寫，卻沒有人敢替他代奏。雖然奏章最后沒有送到光緒手中，但卻先于康梁組織的公車上書半年流傳于朝野。此舉，稱得上是維新運動的先聲。

其二，1898年9月11日，湖南守舊派官員上書請殺康有為、梁啟超，當時軍機處章京惟有劉光第與譚嗣同二人值班，譚嗣同表示“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并表示愿意同坐，劉光第當即也署名，大義凜然道：“臣光第亦請先坐罪！”劉光第此舉令譚嗣同刮目相看，劉光第則笑稱：“仆不讓君獨為君子。”

9月28日，六人提牢由西門出，其他人尚自懵懂，劉光第卻是熟知刑部制度的，西門是押赴刑場的通道，忍不住厲聲大罵“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憒爾！”

臨刑前，劉光第“倔強自若”，“神色淡定如平日”，頭斷后，尸身不倒，觀者驚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