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nette 50(Jeannetta Arnette)

原作書名：《Reading Feminist Theory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201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原作·編者：Susan Archer Mann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Ashly Suzanne PattersonSoutheastern Louisiana University關于本書：導讀+原著選讀的結構，選題較新較全；如果您等不及要看相似著作，譯者推薦《女性主義思潮導論》《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無論如何，請記得批判性閱讀關于譯者：網哲鄰人部2022年力作：新世紀フェミニスト劇場版：真心為妳 / まごころを、君に 3rd Impact；厭倦了“我是雙一流，你是留學生高華，ta是文學美少女”式的島宇宙角色認同，走向有終點的狠活興趣勞動的自由聯合體，或許我們有著“御宅的布爾喬亞的終歸要死的”局限性，然而，“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這冰心不在“我是真心向往XX的！相信我！”的內面，而在做了什么的歷史廢墟多余的話：譯者將表演-述行性地挑釁宣稱，女性主義理論的星叢間雖有分歧，但在徹底廢除彩禮/嫁妝這般封建宗法殘余上，是幾乎沒有理念沖突的——對資本主義父權制的牛鬼蛇神，使用破四舊炎拳罷！不信的話，不妨將本書看完吧，譯者相信本書有益于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內的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大團結與大解放

首發網哲鄰人部，屋頂授權轉載

第八章：早期現代的女性主義和帝國主義軍國主義[Militarism]是女性最古老，也是最頑固的敵人。——凱莉·查普曼·卡特，1901

引言[1]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討論了美國女性主義者如何應對非裔美國人因奴隸制而經受的內部殖民主義，以及直至民權運動勝利前，美國大部分地區實行的隔離法。本章選文考察了第一次浪潮的女性主義者如何回應19世紀和20世紀初美國政府吞并國內外的新土地。正如艾莉森·斯奈德（Allison Sneider）在《帝國時代的婦女參政論者：美國擴張和女性問題》（2008）中指出的那樣，對大多數第一次浪潮的婦女參政論者來說，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與新土地的擴張（115-116）有關。無論是在美國西部還是海外，當新的疆域被納入時，關于公民身份和選舉權的法律和憲政問題都被重新提起。這樣，圍繞“女性問題”的辯論仍與美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辯論緊密交織在一起。

美國西擴與女性問題

鑒于美國第一個婦女權利會議——塞內卡瀑布城會議——于1848年舉辦，美國的女性主義者還未充分動員為一場婦女運動、以探討墨西哥土地兼并和同年發生的墨-美戰爭。然而，有史以來關于非暴力抵抗形式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小冊子之一便是對墨-美戰爭的抗議——“論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1849] 2013）。選文99摘錄了廢奴主義者和婦女權利活動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這部標志性作品，該書關注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以及如何處理被認為不公正的法律。因為稅收為戰爭提供了資金，梭羅拒絕納稅，并因非暴力抵抗而入獄。

墨-美戰爭后，瑪法·安帕羅·露易絲·德·巴頓（Marfa Amparo Ruz de Burton）首次以英文寫就并出版了被征服墨裔人民視角的奇卡諾（Chicana，即墨裔美國人）敘事。選文102從她的小說《占居者與唐》(The Squatter and the Don, [1885] 1997)摘取的片段揭示了生活在加州的墨西哥牧民如何看待那場戰爭結束時簽署的《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the 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盡管她的小說是一部歷史架空小說，露易絲·德·巴頓將被征服墨西哥人的聲音交織在一起，挑戰那個時代的主流話語、后者把“美國道路”吹捧為公正和民主的制度(Sanchez and Pita, 1997: 7)。

十九世紀美國最血腥的戰斗是南北戰爭。事實上，這場戰爭的死傷人數遠遠超過美國從獨立戰爭至今所卷入的任何一場戰爭。今天少有人意識到，由朱莉婭·沃德·豪(Julia Ward Howe)在1870年書寫的第一份母親節公告，即直接針對這場屠戮，且旨在團結女性反對未來的任何戰爭。選文100可以看到這一反戰公告。

隨著聯邦軍隊撤出南方，聯邦政府越來越多地將注意力轉向西部。早在1871年，國會通過立法，宣布“今后，合眾國領內任何印第安民族或部落，均不得被承認或認作合眾國可通過條約與之訂契的獨立民族、部落或勢力”(Sneider, 2008: 62)。1860年至1880年期間，西部各州和地區的人口幾乎翻了一倍。原住民和定居殖民者之間爆發的沖突代表了不同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之間的分歧。作為獵人和采集者，許多美洲原住民生活在更具公共性、生存導向的社會結構中，依賴于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開放。相比之下，定居者殖民主義者的生活方式建立在私有化的土地所有權和商品生產的基礎上，這意味著在這些土地上分割和圍欄。家庭農場主，以及資本主義農民、牧場主和鐵路公司，在制造跨大陸的商品形式以擴大其商品市場方面擁有的既得利益。定居者們視西部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開放邊疆”。這個“邊疆”居住著原住民，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其持續開放性為基礎，其造成的（原住民與定居者之間）矛盾爆發于19世紀末席卷西部的印第安戰爭。

羅莎·盧森堡所說的前現代社會的毀滅在西部殖民中是顯而易見的。1850年，原住民仍然控制著現今被稱為美國的地區大約一半的土地。到1880年，他們控制著這一地區的大約1/8，而今天分散在美國各地的314個留存地僅占該國土地面積的2%。當第一批歐洲人在15世紀末抵達時，原住人口約有數百萬。到20世紀初，他們只有25萬人（Macionis，[2002] 2011年；Dobyns，1966；Tyler，1973）。原住人口的大量滅絕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包括他們無力應對白人定居者帶來的新疾病、隨著西部定居帶來的野生獵物稀缺以及美國軍隊的直接種族滅絕。

盡管美洲原住民直到1924年才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選舉權，但早在19世紀70年代，一些國家立法者就越來越支持給予美洲原住民公民身份以“化解對抗行為”；這是1877年一項提案的主要動力，試圖將整個大陸的原住民轉變為美國公民(Sneider, 2008: 57 和 61)。該法案引發了激烈的辯論。許多美洲原住民拒絕獲得公民身份，因為這意味著他們的部落土地將被分裂和私有化，他們的社區力量將被削弱。

少數白人中產階級的婦女參政論者參與了這一授予美洲原住民公民權的風波。這些婦女參政論者通常是在原住民部落附近長大的女性，相較于立法者，她們從小就與原住民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選文101是由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主席瑪蒂爾達·喬斯林·蓋奇（Matilda Joslyn Gage）所撰寫的一篇文章，她在易洛魁州附近的紐約長大。她的文章《印第安公民身份》（Indian Citizenship）（[1878] 1998）描述了這類擬議法案中的“公民身份禮物”將如何使美國政府得以結束原住民部落的主權，并且“為白人對印第安土地的貪婪掠奪進一步敞開大門”（蓋奇[1878] 1998:36）。

盡管蓋奇在她的著作中譴責了美國政府對原住民的殘酷對待、且被易洛魁斯婦女委員會背書，而當聯邦政府似乎準備給予美國原住民男性以公民身份和選舉權時，她表示了自己的憤怒。就像許多其他中產階級白人婦女參政論者一樣，蓋奇擔心將投票權擴大到美國原住民男性會讓美國的女性更難獲取投票權。后一種觀點是她在1877年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大會上采取的立場，當時美國原住民公民身份和選舉權問題成為婦女權利運動所熱切關注的話題之一。在協會的新任主席克萊門斯·洛澤（Clemence Lozier）和蘇珊·B·安東尼（Susan B. Anthony）的簽名下，這一大會宣布了以下聲明，作為選民的“印第安男人”將給美國女性公民帶來“額外的危險”，他們可能會像“墨西哥人、混血兒、[和其他]無知、邪惡的男人”那樣“堅決反對女性選舉權”（引用于斯奈德，2008:63）。在同一聲明中，她們聲稱“印第安男人把他們的女人變成了承受負擔的牛馬”（斯奈德，2008:64）。通過這種方式，她們認為自己不但瞄準了原住民男人的邪惡，且仍然可以表達對土著婦女的同情。

與恩格斯在第四章的選文41中的分析不同，這些婦女參政論者摧毀了美洲原住民婦女作為“采集經濟者”和“莊稼人”在部落中所承擔的生產性勞動與其在部落內的政治權利之間的正相關聯系。事實上，原住民婦女真正的悲劇之一是：當定居下來的殖民者將他們的“文明觀點”強加給原住民時，他們侵蝕了一些部落中原有的美洲原住民婦女與男子間共享的平等。例如，在某些原住民婦女是主要的耕種承擔者的部落（這意味著原住民婦女在部落里也有著相應的政治地位）。可是，美國政府的公職人員不但鼓勵甚至還立法讓美洲原住民男人去接管生產性活動。正如當代美洲原住民女性主義活動家威爾瑪·曼基爾（Wilma Mankiller）所寫：“我們的部落和其他母權制[matrilineal][4]的部落已經被同化，并接受了更大社會所有的文化價值觀，在接受的過程中，我們也接受了性別歧視。我們同時前進和后退。當我們看到原始價值觀被稀釋時，我們看到了更多的性別歧視。（曼基爾在《Mihesuah》，2003:42引用）

盡管這個時代的許多原住民聲音已經被歷史遺忘，但仍有一些幸存下來。[5]來自Hidatsa部落的Waheenee的選文110哀嘆道：“我們印第安人的道路”的喪失，并哀嘆她在“白人學校”長大的兒子如何教導她的人民怎樣去“走白人的路”（Waheenee，[1921} 1987）。[6]來自達科塔蘇族的Zitkara-Sa（Gertrude Bonnin）的選文109討論了她在她所就讀的印第安學校的不幸經歷。她還描述了她的母親是如何詛咒白人定居者的，這些定居者住在他們部落山附近的山坡上，像食腐肉的禿鷲一樣等待時機，對他們的土地提出索取（Zitkala-Sa，（[1921]2008: 40-43)。選文103是Tekahionwer（艾米麗·波林·約翰遜）的一首詩，描述了一位印第安妻子向她的勇士般的丈夫的告別，她的丈夫正在為保護他們的土地免受“白人貪婪的手所染指”而戰斗（Tekahionwer，1885）。

除了這些土著的聲音，第一浪潮的女性主義者對美洲原住民所采取的最具同情心和政治進步的立場之一，可以在安娜·朱莉婭·庫珀（Anna Julia Cooper）的《來自南方的聲音（A Voice from the South）》（1892年）中找到。庫珀在題為《女性VS印第安人》（[1892年] 1998年）的選文64中，直接回應了蘇珊·B·安東尼和安娜·肖在1891年全國婦女委員會上提交的論文，后者強調了美洲原住民男性的“天然劣勢”，以論證為什么這些男性不應當獲得投票權。庫珀懟道：

自由的事業不是種族或教派、政黨或階級的，而是人類的......如果印第安人被美國政府的支持者們所冤欺，婦女的使命則是懇求她的國家停止作惡并償還欠給良知的債務...讓她們停止懇求，不是因為印第安人的劣勢，也不是因為黑人的墮落，而是因為立法者有義務為她們做些什么，就像他們希望印第安人在獲取選舉權后回報他們，為他們投票那樣。（{1892}1998: 107-108)

值得注意的是，庫珀還在她1925年發表的博士論文《法國大革命時期對于奴隸制的態度》[8]中批評了海外帝國主義。這項研究側重于法國人以何種手段在其殖民地維持奴隸制，同時還在國內宣告著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矛盾。庫珀由此得出結論，殖民地的悲慘命運并不是他們所謂落后的結果，而是殖民大國用于施加政治影響、侵占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方式。

美國海外擴張與婦女問題

美西戰爭被認為是美國歷史的轉折點，當時美國將其不斷增長的工業實力轉化為全球范圍內的軍事和政治實力。從19世紀的最后十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占領了夏威夷、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和薩摩亞。它與古巴、巴拿馬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建立了保護國關系，并對墨西哥、海地和尼加拉瓜實施了武裝干預（Fain，2005）。

19世紀90年代，兩個主要的選舉組織聯合成立了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NAWSA），試圖為爭取美國婦女選舉權提供一個更強大的統一戰線。然而，NAWSA并沒有站在反帝主義者一邊。相反，它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分歧。許多白人中產階級的婦女參政論者聲稱無知和文盲之人沒有自治的能力Giddings, 1984; Terborg-Penn, 1998）。她們還毫無顧慮地表露出其對有色人種暴力和野蠻的恐懼。蘇珊·B·安東尼寫道，“談論給菲律賓的游擊隊自由是無稽之談，因為正是他們發動了這場戰爭。如果我們這樣做了，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謀殺和洗劫島上的每一個白人”（Anthony quoted in Hoganson, 2001: 13-14)。

即使在后來的幾年里，當這些女性主義者中的許多人在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賓主張婦女選舉權時，她們也只支持有文化之人的選舉權（斯奈德，2008:109）。這樣的限制意味著，例如，在1893年夏威夷的11萬居民中，合格選民的數量將在2700人左右（98）。選文104是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著作《論教育選舉權》（[1897] 2013）中的一篇。選文105包括蘇珊·B·安東尼（Susan B. Anthony）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撰寫的《夏威夷婦女請愿書》（[18991 2013)，以及塞繆爾·岡珀斯（Samuel Gomper）代表美國勞工聯合會對這一請愿書的回應（Gomper，[1899] 2013）。安東尼和斯坦頓敦促美國政府允許婦女在夏威夷享有選舉權，而塞繆爾·岡珀斯批評這些女性主義者的殖民主義立場。盡管他的組織支持美國婦女選舉權，但他表示，這些美國女權主義者和美國政府都無權決定夏威夷的法律。相反，如果這些婦女參政論者真的相信自治，那么應由夏威夷人決定如何制定自身的法律和政府。

在菲美戰爭期間，女性沒有服兵役所以不應享有投票權的論調死灰復燃，這在女性選舉權的支持者中引發了一些反帝情緒。1901年，卡麗·查普曼·卡特在作為NAWSA主席的講話中強調了這一點，認為“軍國主義是最古老的，也是最頑固的敵人”（quoted in Hoganson, 1998:195）。隨著基于兵役的男性特權主張愈演愈烈，卡特在訪問馬尼拉參加菲律賓與美國活躍人士的選舉權會議時正式聲援菲律賓獨立（Hoganson，2001:26）。

抗議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主要組織是1898年在美西戰爭期間成立的反帝國主義聯盟（Beisner，1968）。雖然反帝國主義聯盟不支持擴張選舉權，但也有一些婦女參政論者是該聯盟的成員。活躍在芝加哥反帝國主義聯盟的簡·亞當斯（Jane Addams）堅決反對美國進行的野蠻武裝干預（Winant，2007）。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也是其成員，盡管她沒有就帝國主義問題寫多少文章。來自蒙大拿州的著名女性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珍妮特·蘭金（Jeannette Rankin）活躍在聯盟中，也是1916年第一位當選美國眾議院議員的女性。她是僅有的50名投票反對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眾議員之一。

安娜祺女性主義者艾瑪·戈德曼（Emma Goldman）是譴責美帝國主義的第一波女性主義者中最直言不諱的人之一。在選文106《愛國主義：對自由的威脅》（1911年）中，她特別抨擊了美國在墨西哥-美國戰爭、古巴戰爭和西班牙-美國戰爭中的政策：

實際上，自負、傲慢和自我中心主義是愛國主義的本質 . . . 愛國主義設想我們的地球就那么幾個地方……有幸出生在個別被選中的地方的人，自以為比居住在其他任何地方的生物更好、更高貴、更氣派、更聰明。因此，為了將其優勢強加給其他所有人，生活在那個特定地方的每個人都有責任戰斗、殺戮和死亡。（高盛，（[1911] 1917:134-135）[10]

盡管戈德曼因她的激進主義多次入獄，但刑期最長的是她在一戰期間因反對非自愿征兵的激進行動入獄那次。

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甚至在1921年美國反帝聯盟解散后，一些美國的女性主義者仍舊一直在與帝國主義作斗爭。1915年，卡麗·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和簡·亞當斯（Jane Addams）成立了第一個婦女和平黨（WPP），該黨呼吁著全球婦女都應當擁有選舉權，并呼吁美國婦女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尋求結束戰爭的方法。同年，WPP派代表參加了國際婦女和平與自由大會，來自中立國家和交戰國家的1000多名參與者共同通過了可以在本書的選文108中找到的決議（Addams等人，1915年）。實際上，即使僅僅是參加了這次會議也是一種英雄主義行為，因為與會者將在國內面臨嚴厲的譴責、因為其削弱了其所在國家為戰爭付出的“努力”。（Sklar et al.，1998:43和205）。亞當斯寫道，

在我看來，本次會議的偉大成就是把這些人聚集在一起。來自歐洲各地的女議員們的偉大成就是：當她們的男性同胞在敵對的戰壕里互相射擊時……在不失去愛國主義的情況下喚起了國際主義的情感，是英雄主義的最高努力。(adams引用Sklar et al.， 1998: 204)

后來，WPP成為了國際婦女和平與自由聯盟的美國分部，而該聯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際婦女和平組織 (Alonso, 1993; Schott, 1997; Rupp, 1997)。

羅莎·盧森堡論帝國主義與婦女問題

與她關于社會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論著相比，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羅莎·盧森堡關于婦女的論述是稀少的。并不奇怪，她對婦女選舉權的觀點揭示了她對階級問題的密切關注。例如，在1912年的《婦女選舉權和階級斗爭》中，盧森堡認為，拒絕賦予婦女選舉權的政府主要擔心的是工人階級婦女（將在選舉中）贏得選舉、并投票反對有利于大企業的法律。在這一解讀中，她對布爾喬亞女性的蔑視也很明顯，她認為其是依靠其它勞動為生的寄生蟲。

在她關于帝國主義的主要論著《資本積累論》（{1913,1951)中，她關注了迫使資本主義企業向境外擴張的經濟因素。對盧森堡來說，帝國主義對自然經濟的破壞例證了原始積累的過程或者說使用野蠻武力和暴力去征服前現代人民、去篡奪和私有化其土地以及將前現代的自給自足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狀況。正因為如此，她認為軍國主義是現代帝國主義邏輯的一個組成部分。選文107《作為資本積累領域的軍國主義》（1913年）是《資本積累論》的最后一章，討論了軍國主義是如何榨干可以用于更人道目的的稅收的，以及帝國政府對新的、技術更先進的武器的不斷需求是如何填滿資本主義軍備工業的金庫的。因此，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認識到了永久性武器經濟和軍工復合體的崛起——幾十年后，其他新馬克思主義者會更加笨拙地發展這些見解(Magdoff, 1969).。

在她那個時代，很少有馬克思主義者能夠比得上盧森堡對西方帝國主義破壞前現代社會關系的深切關注（哈迪斯和安德森，2004:17）。與一般視角相反，她并沒有反復強調這些組織的落后，而是專注于它們非凡的堅韌、彈性和適應性。她特別強調了歐洲帝國主義是如何摧毀世界上剩余的土著社會組織的——這些組織“提供了最具生產力的勞動過程，并為其連續性和發展提供了最好的保證”（盧森堡引用于哈迪斯和安德森，2004:16）。盧森堡在她的《政治經濟學導論》（[1908] 2004）中寫道，

歐洲文明的入侵對原始社會關系來說是一場災難. . . .從當地人的腳下掠奪土地…隨之而來的是比所有的壓迫和剝削、完全的無政府狀態更糟糕的一種特別的歐洲現象——一種生存的不確定性。(盧森堡，[1908]2004:110)

盧森堡對法帝在阿爾及利亞、英帝在印度和中國、美帝在太平洋和拉美以及歐洲在南部非洲的各種殖民活動的影響的批判中，凸顯出了對自給自足經濟之毀滅的主題。她對帝國主義如何摧毀前現代社會的關注，將激勵許多當代全球女性主義理論家，我們將在下一章中看到這點。

第一波浪潮和第二波浪潮之間的反戰著作

我們以寫于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間最著名的女性主義反戰著作之一來結束這一章。選文111，節選了弗吉尼亞·伍爾夫著名的反戰論文《三個基尼金幣》（1938年）。這篇文章的誕生是她對一個身處上層階級的男人要求她加入他的努力以防止戰爭的邀約的回應。盡管伍爾夫是和平主義者，但她用這種形式對父權特權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并解釋了為什么（或應該）女性的立場與男性在軍國主義和戰爭問題上的立場完全不同。讀者可以在這里找到她著名的聲明: “. . . 事實上，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想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是整個世界。"（2008:313）。

結論

這一章的選文說明了回顧重尋我們的歷史性過往對于增進我們對美國婦女運動理論和實踐的理解的重要性。然而，與女性主義關于其他主題的學術工作相比，對婦女運動第一次浪潮如何應對美國海外的帝國主義的關注較少[12]。在任何女性主義文獻中都很少看到提及這一主題的內容。因此，我們希望這一章能刺激更多早期現代性中女性主義、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之間關系的研究。

注釋

1.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關于現代帝國主義的其他主要著作包括：約翰·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研究》（[1902] 1971）、魯道夫·希爾夫丁的《金融資本》（[1910] 2007），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7]1996年），以及約瑟夫·熊彼特的《帝國主義和社會階級》（{19191 1955)。

2.本引言部分摘自蘇珊. A.曼《女性主義與帝國主義，1890-1920：我們的反帝姐妹——美國女性主義社會學的行動缺失》，《社會學探究》，2008, 59 (4): 461-489)。作者感謝約翰·威利和Sons的轉載許可。

3-參見peace.ca/mothersdayproc（檢索2014年3月3日）。

4.關于“母系（matrilineal）”一詞是否更準確地描述這些部落有著爭論。“母系（matrilineal）”指的是通過母親追溯血統。而母權制（matriarchal）指的是女性對男性與孩子的支配統治。一些人類學家聲稱，從來沒有過母權制社會這種存在。

5.本章中的美洲原住民著作得以保存，因為齊特卡拉-薩學會了英語。在印第安學校，Tekahionwer是混合血統，有莫霍克人父親和一個英國母親，瓦希尼把她的故事告訴了一個感興趣的人類學家。

6.見californiaindianeducation.org（2013年10月8日檢索）。

7.見poemhunter.eom/i/ebooks

tekahionwake_2012_5.pdf（2014年10月28日檢索）為Tekahionwer的詩。

8.安娜·朱莉婭·庫珀1925年的論文后來于1988年出版，名為《奴隸制和法國革命者：1788-1805年》

9.反帝國主義聯盟成員的政治跨越了政治光譜，聯盟包括致力于自治的左翼分子，如W. E. B. Dubois，致力于海外殖民地的自治；而種族主義者如瓦琳娜·豪威爾·戴維斯（杰弗遜·戴維斯的妻子）嚴重反對菲律賓成為美國領土，是因為其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黑人（Davis引用Foner和Winchester，1984:235）。不過，聯盟的大多數成員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反民主性質以及感到這樣一種諷刺，一個前殖民地（美國曾是英國的殖民地）成為殖民大手子。

10.見ucblibrary3.berkeley.edu（檢索自2014年10月28日）。

11.盡管這些第一次浪潮的組織被稱為“國際”組織，但它們只包括歐洲和北美第一世界國家的代表（Ferree和Tripp，2006年）。

12.艾莉森·斯奈德的《帝國時代的婦女參政論者：美國擴張和婦女問題》（2008年）和克里斯汀·霍根森的《為美國男子氣概而戰：性別政治如何激起西班牙-美國和菲律賓-美國戰爭》，1870-1929 (1998)提供了一些迄今為止關于第一波女性主義者對帝國主義的反應的最佳女性主義學術研究。

本章翻譯：煮魚，another，柴來人，エミヤたにゆき本章校對：春埼美空僅供學習目的，譯文基于CC BY-NC-SA 4.0發布歡迎規范轉載歡迎有志者私信加入或投稿（翻譯或原創）：lab_on_roo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