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劣紳的意思(土豪劣紳的意思是什么生肖)

費孝通先生的《中國士紳》。其中就涉及到一個問題，中國現代史上的“土豪劣紳”到底是怎么來的？

在我們現在的話語中，“土豪”已經變成了有錢人的代名詞，而“劣紳”這個詞就完全消失了。傳統中國社會的“鄉紳”階層已經消失了很多年了嘛。可是，就在100年前，打倒土豪劣紳，那可是革命動員的重要口號。現在這個詞，好像只能在看那個時代電視劇的時候才能一閃而過了。那么回到這個問題，“土豪劣紳”這個詞是怎么來的？

關于這個問題，我自己的認識都迭代了好幾個版本。

最早，我覺得，“土豪劣紳”，這就是一個革命詞匯而已。當年既然要革命嘛，那革命的對象當然要被宣傳成壞人。鄉紳階層，那本來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到了一個個具體的人，其中當然是有好有壞，有修橋鋪路的，就有魚肉鄉里的；有德高望重的，就有臭名遠揚的。在革命時代里，他們被普遍描述成迫害窮人的惡棍，也可以理解。

但是后來發現，這個認識有問題。近現代中國的鄉紳，確實有一個劣化的過程，他們承擔的社會責任不如古代中國的鄉紳多，和農民的關系比古代中國要惡化，這也是事實。那怎么解釋這個現象呢？

我過去以為是因為取消科舉制。大量農村鄉紳，原來是有逼自己的子弟好好讀書上進，考試做官的傳統的。但是清末的時候，科舉制取消了，對于這些家庭來說，子弟明確的上進之路消失了，那鄉紳的精神品質自然就劣化了。這個觀點，我以前在節目里也講過。但是你也聽得出來，用純粹的精神性的原因來解釋一個社會現象，往往解釋力都是不夠的。

但是卞博士這次跟我講費孝通的《中國士紳》這本書，打開了看這個問題的一個全新的視角。

中國現代史上之所以大面積出現土豪劣紳，原因可能是兩個：第一個是產業全球化問題。第二個是中國城市化問題。你看，兩個原因，都是經濟原因。而不是我們過去以為的思想原因和道德原因。

首先我們得理解一下“土豪劣紳”這個詞背后的含義。在中國古代社會的鄉村，鄉紳不僅是財富的聚集者，也是文化的擁有者，甚至還是鄉村道德和社會精神的維護者，他們和普通農民是共生關系。那為什么到了中國現代史上，同樣一幫人，他們和農民的關系突然就變成了對抗關系，在革命話語里就變成了無惡不作的“土豪劣紳”。

我們來想象一下，在近代中國的某個鄉村有這樣一個家庭，我們就叫它王家吧。王家租種了當地士紳張老爺家的土地。春種秋收，一年忙活下來，給國家交完皇糧，再給張老爺家交完租子，剩下的糧食可能剛剛夠一家老小的口糧。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就那樣，但是農耕經濟的波動性也不小，一旦遇到水旱災荒，今年夠，明年就有可能不夠吃。

但王家也并不會覺得特別慌張。為啥？他們還有兩個對付經濟波動的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搞點家庭手工業。我們都知道，古代中國有一個傳統，叫做“男耕女織”,男的在地里干活，女的在家織布。這織出來的布，可不光是自己穿，這些布其實是當時農戶的一種重要的生產剩余，可以拿出去賣，換錢的，這是家庭的重要收入。費孝通先生就說，自己小時候曾經在家幫自己的祖母織過布，他母親結婚的時候，還收到過一臺織布機當禮物。

可是到了近代中國，國門打開，洋貨涌入，就紡織品來說，無論是價格還是品質，那些農戶自己織的土布，就完全喪失了競爭力。因為經濟全球化，中國農村普通人家的一條生計就被斷了。

那回到社會關系上，鄉村里面農民和士紳的關系，如果還有地主和佃戶的關系，就會變得非常脆弱和緊張。因為沒有家庭手工業收入做調節，雙方之間就完全變成了零和博弈：你多收一點，我就少吃一點。你如果還正常收租子，可能就意味著這家農戶今年的口糧就不夠了。農民又沒有其他渠道可以補足這筆收入。

所以，當時的士紳，或者說地主會覺得很奇怪，我這租子也沒漲，可是下鄉收租行為引發的敵意和反抗大增。對，對你士紳來說，這是傳統的交易，但是對農民來說，這抗租抗糧已經是為生存權而戰了，他們是正義的。

遠在天邊的英國紡織廠，農民看不見摸不著怪不了，但是上門收租子的士紳，那可是現成的逼命的惡鬼啊，你想，這士紳的道德形象還好得了嗎？當然就變成了“土豪劣紳”了。

還有一個原因。

還記得我們剛才說，中國古代社會的農民有兩條對付經濟波動的方法。家庭手工業是其中一個。那另一個呢？其實就是士紳和農民之間的熟人關系。

你想啊，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大家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你家是地主，是士紳，我租種你家的土地，正常年景我當然要交租。但是，如果遇到年景不好，我們家都要餓肚子，要活不下去了，鄉里鄉親的，那個租子你還真的收的下去？要是因為催租子催得太緊，把人給逼死了，你也會落下一個“為富不仁”的惡名，這在熟人社會里，是很不劃算的名譽損失。

所以，遇上災年的時候，紳士很可能就會主動免去一部分租子，甚至送給佃戶一點糧食，幫助他們度過災年。

只要是熟人社會，這種民間的調節機制會大量存在。天天見面的人，受輿論環境的約束，還要做個案決策，人再心狠也狠不到哪里去。

但是近代社會伴隨著城市化，問題來了。城市里的生活質量開始大幅度超越鄉村，大量的士紳開始搬到了城里居住。他們在城里買房、生活，把孩子送進洋學堂，接受新式教育。那他們在鄉下的田產怎么辦呢？那還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啊。當然就是委托人去代管。

這些受委托去找農民佃戶收租的人，你管它叫二地主也好，叫職業經理人也好，反正他不是士紳本人。

這就帶來兩個問題。第一，這批人也要收入啊。他們這部分收入也只能出在田租里面啊，所以客觀上就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第二，這才是最根本的問題。這些二地主、職業經理人，他們很少考慮鄉里鄉親的情感因素，更不會考慮士紳本人的名譽問題。

說白了，作為中間商賺差價，他們要的是利益最大化，至于損失了士紳的名譽、惡化了士紳和佃戶的關系，他們才不管呢。甚至有的關系惡化，就是他們拿雞毛當令箭的結果。原來鄉里鄉親的關系，變成了一個執行契約的冷冰冰的組織關系，那當然就失去了很多處理問題的彈性和人情。

于是，士紳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就徹底惡化了。“土豪劣紳”的現象就這么被塑造出來了。

這就是我對這個現象的理解的又一次升級。

你看，一個帶有強烈情感色彩、道德色彩的社會現象要想真正被理解，我們就得一直往下挖，一直挖到那個沒有情感色彩、沒有道德色彩的最底層的社會變遷，我們才有可能看到它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