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9日(2017年3月19日農歷是多少)

裁判要旨

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3年）第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旨在用人單位免于同時承擔工傷和民事賠償責任，并不當然意味著權利人的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當用人單位可以通過保險公司轉移風險，受害人要求保險公司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2.基于民法的填平原則，《社會保險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的“醫療費用”應目的性擴張解釋為因事故導致的財產性費用，受害人就財產損失主張工傷和民事賠償雙重賠償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再審申請人孫某甲訴稱：死者曹所英系其女兒，在下半途中與許某乙駕駛的江蘇茉織華服飾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茉織華公司）的車輛發生交通事故后死亡。茉織華公司應承擔全部賠償責任，茉織華公司向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鹽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簡稱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100萬元不計免賠商業險。綜上，請求茉織華公司與保險公司共同賠償各項損失合計995717.72元。

被申請人許某乙辯稱，我是在履行職務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但我不應當承擔主要責任，因為受害人是因避讓其他車輛，摔倒在我車上的，并非我的車輛刮擦受害人導致其死亡，請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實，依法判決。

被申請人茉織華公司辯稱，被申請人許某乙是在履行職務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但事故發生的地點上已與工作場所發生分離，該事故不屬于一般的工傷事故。雖然茉織華公司已經向受害人支付工傷保險待遇，但許某乙的行為構成民事侵權，申請人除工傷仲裁程序外還可以通過主張侵權責任的方式救濟。請求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申請人保險公司辯稱，駕駛員的行為屬于職務行為受害人和駕駛員同為茉織華公司員工，駕駛人的行為屬職務行為，所產生的民事責任由茉織華公司承擔，進而轉化為單位的工傷保險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的規定，在用人單位對構成工傷員工負有侵權責任時，除工傷保險外再要求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與工傷保險的性質不符。綜上，請求駁回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查明，孫某甲系被害人曹所英的母親，2017年3月19日17時許，許某乙駕駛車牌號為蘇JX8516的大型普通客車由南向北行駛至東臺市廉廣線11KM+22M路段，與同向行駛駕駛電動自行車的曹所英刮擦，致曹所英倒地被蘇JX8516號大型普通客車右后輪擠壓。曹所英受傷后經醫院搶救無效于2017年4月10日死亡。本起交通事故發生時，許某乙駕駛上述客車系從事茉織華公司安排的運輸任務，曹所英亦為茉織華公司職工，在從茉織華公司下班的途中發生本起事故。

孫某甲于2017年11月21日以茉織華公司為用人單位向東臺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申請對曹所英的工傷進行認定，該局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東人社工認字[2017]第1052號認定工傷決定書，認定曹所英于2017年3月19日17時左右，駕駛電動自行車從公司下班回家途中受到交通事故傷害，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認定工傷的情形，現予以認定為工傷。后東臺市仲裁委員會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東勞人仲案字〔2019〕第48號仲裁裁決書，裁決茉織華公司一次性給付申請人喪葬補助金28422元、一次性工亡補助金672320元、交通費500元，合計701242元。

江蘇省東臺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3日作出（2017）蘇0981民初3683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全部訴訟請求。江蘇省鹽城市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9日作出（2018）蘇09民終288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判委員會討論，于2020年8月5日作出（2020）蘇民再119號再審判決：一、撤銷江蘇省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蘇09民終288號民事判決；二、撤銷江蘇省東臺市人民法院（2017）蘇0981民初3683號民事判決；三、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鹽城中心支公司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十日內支付孫某甲587866.76元。

法院再審判決認為：在受害人已被認定構成工傷時，受害人或者其遺屬向用人單位主張人身損害賠償，人民法院一般裁定不予受理，本案存在特殊情形，受害人仍然具有訴的利益，有權提起訴訟。一、二審法院受理本案正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的規范目的是保護用人單位免于同時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和民事賠償責任，而非保護保險公司，也不意味著受害人民事賠償權利消滅。在用人單位無需實際支出賠償費用時，該規定的目的即已經實現，保險公司以該規定為由抗辯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系行為人履行職務行為引發的交通事故，依法應由用人單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保險公司則應基于保險合同的約定替代用人單位承擔終局責任。

現有證據可以證明事故發生時本案侵權人與受害人均存在過錯，故酌定由侵權人承擔60%事故責任。人身損害的賠償項目可以分為人身性賠償項目和財產性賠償項目。人身權益無法用金錢衡量，因此人身性賠償項目可以多重受償。財產性賠償項目則應受民法填平原則的約束，受害人不能因工傷事故重復獲得雙重賠償。故《社會保險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的“醫療費用”應解釋為因事故導致的財產性費用。綜上，一、二審法院未探尋法律規范的目的，直接駁回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錯誤，應予糾正，并按照相關計算方法計算保險公司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共計587866.76元。

一、人民法院應否受理本案

司法實踐中，受害人構成工傷，受害人或者其遺屬向用人單位主張人身損害賠償，人民法院一般裁定不予受理，主要是因為原告缺少訴的利益，也即通過訴訟解決糾紛的必要性和實效性，因為《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二條已經限制了當事人通過侵權之訴讓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責任的請求，人民法院再受理此類案件不僅無助于解決糾紛，而且增加了訴訟成本。故一般情況下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裁定不予受理此類案件。但是，該規定并不排除人民法院基于案件的特殊情況，予以受理。

本案中，除用人單位茉織華公司之外，還有保險公司作為被告參與訴訟。保險公司參與訴訟不僅可能影響當事人的訴訟利益，而且將保險合同、侵權、勞動、工傷等法律關系納入同一訴訟中。這些隸屬于不同領域的法律關系在本案中不僅緊密相連，而且可能直接影響裁判結果，實有通過同一訴訟程序查明事實，澄清法律關系之必要。

因此，本案的特殊性決定了原告起訴具有訴的利益，符合訴訟要件，一、二審法院將本案納入受理范圍并作出判決是正確的。

二、工傷保險金與人身損害賠償金的關系應如何理解

首先，從請求權的性質分析。

工傷待遇請求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定的勞動者發生工傷后，向社會保險機構請求工傷保險待遇的請求權，屬于勞動法領域的請求權，其目的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

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因侵權行為產生的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旨在矯正因侵權行為導致的利益失衡狀態，保護民事主體的人身財產權利。

兩者無論從權利義務主體的關系、請求權基礎、權利性質等方面均有顯著區別。就人身利益而言，兩種請求權不存在請求權選擇性競合的問題。在法律性質上，因同一事故產生兩項請求權，于人身利益的范圍內可以并存。

其次，從《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的規范目的分析。

盡管在法律性質上，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和工傷保險待遇請求權并存，不存在障礙，但不代表受害人必然可以得到雙重賠償。法律如何處理兩項請求權的關系，仍然取決于立法者采取何種法政策。

從比較法來看，世界各國在該問題上主要存在“擇一選擇模式”“取代模式”“兼得模式”“補充模式”四種模式。其中，“取代模式”和“補充模式”是主流模式。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二條規定“依法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統籌的用人單位的勞動者，因工傷事故遭受人身損害，勞動者或其近親屬向人民法院起訴用人單位請求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告知其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處理。”從該規定不難看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我國選擇的是“取代模式”，即以工傷保險取代侵權賠償。勞動者遭受工傷事故后，只能請求工傷保險給付，而不能依侵權責任法的規定向用人單位請求損害賠償。

然而，任何一種法政策，必然有其特定的規范目的，包含特殊的制度利益。因此，對法政策規范目的的探求和對制度利益的考察，是準確理解和處理該類糾紛的關鍵。

采取“取代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取代模式”有利于減輕用人單位責任、節約社會資源、和諧勞資關系、維護社會穩定。在用人單位已經為勞動者繳納了工傷保險費用情況下，如果再讓其承擔侵權責任，將過分地增加用人單位的成本，違背了工傷保險創設的目的。

工傷保險的建立，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減輕雇主的責任并使其責任社會化。如果用人單位不僅要承擔工傷保險費的繳納義務，而且還可能因侵權行為支付損害賠償，則用人單位的工傷責任不僅沒有因工傷保險制度的建立而減弱，反而比工傷保險制度建立前進一步加重，這與創設工傷保險制度的目的嚴重背離。

可見，《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二條規定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用人單位因侵權行為（實際）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對用人單位的責任限制，是該規定的核心制度利益。

同時，每一特定的法律制度，都存在相應的合理邊界，對保險公司的責任限制，并不屬于該規定保護的利益范圍。該規定旨在讓用人單位免于實際支付相應的賠償款，但無論是通過文義解釋還是目的解釋，均不能得出該規定意味著受害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經消滅的結論。一、二審法院未在論證《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二條規范目的的基礎上，繼續分析保險公司的責任問題，而是徑行駁回申請人的訴訟請求不當，應予糾正。

最后，從保險公司承擔保險責任的前提條件分析。

保險公司承擔責任的依據，是其與茉織華公司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公司承擔保險責任的前提，系茉織華公司應承擔侵權責任，而茉織華公司系對其員工許某乙在執行職務時發生交通事故承擔替代責任。故保險公司成立保險責任，需考察兩層替代責任是否成立。

本案中，保險公司認可其與茉織華公司的保險合同的效力以及本次事故發生在保險期間內。

職務行為的認定，可以從行為外觀、行為目的、行為與職務內在關聯等方面綜合判斷，至于行為是否發生在用人單位的場地并非主要考慮因素。

本案中，許某乙在接送單位員工下班途中，駕駛茉織華公司所有的車輛，發生交通事故導致曹所英身亡。許某乙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在侵權行為發生時無論從行為外觀還是行為目的來看，均系為茉織華公司利益服務，且與其司機身份具有內在聯系，符合職務行為的特征，茉織華公司對此亦予認可。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該職務行為引發的風險和損失，應當由用人單位茉織華公司承擔。前文已經論證，《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的規范目的，僅在于避免用人單位（即本案茉織華公司）實際承擔賠償責任，而非意味著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也非旨在免除其他民事主體的責任。

故而，當該人身損害賠償額，能被保險公司的交強險和商業第三者責任險涵蓋，用人單位無須實際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時，則并不違反《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的規范目的。保險公司以該規定否認茉織華公司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進而主張免除其保險責任的抗辯理由不能成立，應不予支持。

三、損害賠償數額應如何計算

工傷保險屬于社會保險，是指勞動者在工作中或在規定的特殊情況下，遭受意外傷害或患職業病導致人身傷害，勞動者或其遺屬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

勞動者的工傷保險待遇請求權，源于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可見，憲法賦予了公民獲得社會保險的權利，這種憲法權利充分體現了國家對公民生命健康權益的高度尊重和重視并具體體現在民法和社會法等法律規范中。

通過這些法律，憲法建構出一種基本的價值秩序：生命健康等人身權益具有優先的法律地位，其與財產權益不同，體現了人的尊嚴，是公民人格發展的基礎，不能用金錢衡量。

人身損害賠償，只是用財產賠償的方式，盡可能填補侵權行為對受害人及其遺屬造成的損失和生活困難，恢復被侵權行為破壞的社會秩序，并非意味著生命健康等人身權益的物質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五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四十六條等法律規定均貫徹和體現了憲法的這種價值秩序。

因此，人身損害與財產損害存在顯著區別，對人身損害的賠償不受填平原則的限制，受害人不存在多重受償的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受害人可以同時獲得工傷和人身損害賠償的所有賠償項目。

賠償是以恢復損害為目的，除懲罰性賠償外，賠償數額不能高于損害數額。顯然，無論是工傷賠償還是人身損害賠償均非懲罰性賠償。財產性賠償項目，仍應受民法填平原則的約束，受害人不能因工傷事故獲得雙重賠償。否則，將明顯違背一般人的公平感和民法損害救濟的基本功能。而且，受害人獲得超額賠償或補償，受害雇員因此而增加額外收益，也與“受害人不應因遭受侵害獲得意外收益”這一公認的基本準則相違背。

在機動車事故責任糾紛中，既涉及人身性賠償也涉及財產性賠償，其中財產性賠償仍應適用填平原則，受害人不得重復受償。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第四十二條雖然僅明確規定醫療費用不能雙重受償，但該條文并不能當然地從反面解釋為受害人對其他財產性費用可以重復受償。對于法律條文的理解，最重要的是探尋法律背后的規范目的。因此，在法律條文既未明確涵蓋，也未明確排除其他賠償項目時，對財產性費用的賠償，應受民法填平原則的調整。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的“醫療費用”，應當目的性擴張解釋為因人身損害產生的各類財產性費用，主要包括誤工費、醫療費、營養費、住院伙食補助費、交通費、住宿費、喪葬費等費用。上述費用在工傷保險待遇中已經取得部分均不予賠償。

當然，為了最大限度保護權利人，在計算財產性費用的賠償額時，如果工傷和民事賠償的賠償額的計算方式不同，可以按照對權利人最有利的方式計算。即，權利人已經獲得了工傷賠償后，在主張民事賠償時，如果民事賠償項目計算額高于工傷賠償額，權利人仍有權就差額部分取得賠償，這種裁判方式并不違反填平原則。

總之，裁判的藝術在于對法律條文和社會矛盾的精準把握，為此，我們應該在民事裁判中熟練運用各種解釋方法，準確探尋法律含義和保護范圍，平衡各方利益，方能作出妥當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