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怎么死的(韓非是咋死的)

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適應戰國末期治理亂世的歷史環境,對秦王朝統一中國功不可沒。在國產動漫《天行九歌》中，九哥韓非表面漫不經心、玩世不恭，經常流連風月之地，實際聰明絕頂，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吸引了一大波粉絲。

韓非子是戰國時期韓國貴族，出生于戰國末期韓國的都城新鄭。韓非精于“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文章出眾，連李斯也自嘆不如。韓非將自己的學說，追本溯源于道家黃老之術，他對老子《道德經》有相當大的研究，《韓非子》中，著有《解老》、《喻老》等篇，集中表述了韓非的哲學觀點。韓非是戰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目睹戰國后期的韓國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法制、養非所用、用非所養的情況，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采納。韓非認為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

韓非的法治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后來韓非的書到了秦國，秦王非常贊賞韓非的才華。《史記》載: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可知當時秦王的重視。見到這個人，竟然能雖死無遺憾，可見在秦王的眼中，韓非的文章是作得極為成功。

于是，秦王嬴政發動了對韓國的戰爭，要求韓國迅速交出公子韓非，免得生靈涂炭!對于韓國人來說，一個公子可保萬民，那當然是得換，這就是公子生存的意義。何況這公子在韓國日趨衰弱的情況下，還多次上書進諫，希望韓王變法圖強，而對于韓非來說，在自己本國，多次上書都直接被無視，始終沒有任何采納的意向，更別說重用了，或許借此機會，有更好的發揚機會。于是，韓非入秦。入秦后，韓非與秦王大談了《存韓》的大道理，據說還離間了秦國的君臣，使得秦王政對韓非大倒胃口，晾在一邊去了。韓非回韓國回不了，存秦又不見用。還落到了秦國“重臣”李斯、姚賈的手里，遭到了暗害而亡。

韓非之死見于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殺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在《韓非子》全書，若按涉及人群劃分，可分為五類：君主、官員、民人、知識分子、法術之士。五類之中，除君主外，其余四類，互有交叉、交融，但分類的界限，是存在的。韓非屬不屬于法術之士，韓非自己，沒有像“我是共產黨員”那樣，明確說過；但韓非在《問田》中，正面回答堂溪公，“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透過此言，假如說韓非對于法術之士，正像魯迅晚年在那封《答托洛斯基》信中所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是自以為光榮的”一樣，視己為其中一員，應當不是什么牽強、穿鑿之論（司馬遷《老子韓非列傳》太史公曰的那段話，也應視為此意） 因此，韓非對于法術之士的議論，也就可視為韓非自己的某種心聲吐露，尤其是韓非對于法術之士生死處境的動情描述。 “是以智法之士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矣。”（《韓非子孤憤》） 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 十分肯定，毫不含糊。 《和氏》一文，更明確指出，法術之士，必死的原因，即法術之士所得罪的三個對象： “則法術之士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二子（吳起、商鞅）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 “群臣士民之所禍也”，“大臣苦法”、“細民惡治”，這說法不管客觀屬實，臣與民，已是對頭；再加上“明法術而逆主上者”、“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以反主意（反人主之意）與同好惡爭，其數不勝也；”（《孤憤》） 對立一面，官、民、君三者，盡在其中。 一個社會，除了官、民、君，還有誰？ 這么一種“全民公敵”、“無黨孤特”（《孤憤》）的瀕危處境，韓非在《奸劫弒臣》中，將其概述為“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于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于世者也。”——“至死而不顯于世者也”，已算好的結局，真正的要害，在“求安，幾不欲難哉！”。逆世而行，千夫所指，唾沫星兒如百八十條消防水柱，還得加上一個動輒翻臉、一怒即殺的“嚴天子”，可不是“求安，幾不欲難哉！”么？ 韓非們即使不死，也早已斷絕了活路，——終將走向死路。 所以，當堂溪公言之諄諄地告誡韓非：“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非的回答，卻顯得義正詞嚴，直率而不夠禮貌（倆人之間，可能存有年齡差距）：“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鄉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韓非認為，堂溪公雖是一番好意，但不了解自己，誤解了自己，甚至，傷害了自己。同時，“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之句表明，韓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決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準備。

韓非的法家學派的法治理論對春秋戰國之際進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專制的封建國家起了重大的作用，并成為秦王朝的統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