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屬什么(83年屬什么今年多大)

昆山路花園路聯排式洋房。本文圖片均由橋聲攝影

在上海虹口區，一棟特別的聯排式洋房穿越了悠長歷史被保留下來，排列在昆山花園路的一側。這棟老式洋樓極有設計感，常在影視劇中出現，初建在百余年前。十個單元連成一體，呈對稱結構，是假四層的維多利亞風格居住房，由英國建筑師設計。內部由磚木混合搭建，雕花立柱，結實又精巧。

樓道入口處的壁爐非常惹眼，與其他普通居民樓的差異于此可見，只是生火處早已在上個世紀被封堵，如今被幾輛破舊的自行車擋得嚴嚴實實。“在解放前，居住在我們這個小區的人算得上是中產，有些錢或者地位。”

老茅如今69歲，與妻子一同生活在父親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昆山花園路購置的房子。如今他的形象與他口中的“中產”顯然有些割裂，旁人若是看見，恐怕不會將二者相聯系。

正值炎夏，他穿著老舊的條紋polo衫，領角略微卷翹，休閑短褲打著腰帶，皮質拖鞋，午飯后出了門。昆山花園路7號是作家丁玲舊居，“保護單位”標識牌掛在單元門口，醒目又權威。然而順著昏暗的樓道繼續向前，便是一個簡單的家庭麻將館，屋里裝潢老舊，燈光也有些昏暗，麻將牌碰撞聲不斷從虛掩的門縫中傳來。他如往常一樣與鄰居們在這里相聚，這是他日常生活的重要戰場。

麻將散場，他回到家中燒晚飯，飯后將自己的衣物汗衫洗凈。洗內衣這件事，他沒讓妻子幫過忙，也沒幫她洗過，她也沒有主動提出過。貼身衣物不再交集就好像他與妻子的關系，共同又獨立地生活在這個房子里。妻子常和女兒抱怨他如何不爭氣，落得現在這樣慘淡的生活。如今的他沉在生活的最低處，聽著妻女的哀怨，聽著落魄朋友們的相互調侃，卻聽不到曾經那些發達朋友的召喚。“現在這個利益社會，有錢的時候跟你一起，你沒錢了對你愛理不理的人多了，這我能理解。”

正在接受采訪的老茅

光耀的父輩：從中產到沒落

新中國解放前，老茅還沒出生。那時父輩雖非大富大貴，也說得上是個中產家庭，無需擔憂生計，享福自在。茅父曾是國民政府工商局稅收辦事員，主要負責向一部分棉布商家收稅，憑借著工作身份，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和地位，也因與國民政府、商會店鋪交往頻繁，社會關系四通八達，各路都吃得開。

無論是從地理位置、建筑樣式，還是居民結構、生活方式，都可窺見昆山花園路地區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已經相當繁華。四十年代初，茅父決定用15根“小黃魚”作訂金，購下這里的房子。說起“小黃魚”，其實是1兩重的金條，稍有權勢的人家中都會備著一些金條。社會動蕩不安常會引發劇烈的通貨膨脹，在1941年到1945年間，上海物價上漲了5490倍，在往后的五年里，物價上漲更是夸張。顯然相較于紙幣，金條在亂世中的價值更穩固。入住新居，他們的生活才剛緩緩展開，這一家人的命運在時代變遷里，全不似金條那般堅固。

1949年，全國人民迎來了解放，舉國歡慶。茅父作為國民政府辦事員，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7年，他風光得意之時，托人從黑市買了一把六寸勃朗寧手槍，埋下了禍根。解放后，公安機關查到這把手槍的在案記錄屬淞滬警備區特務連，又根據槍的流向找到他，并帶走問話。

茅父細致說了關于這把槍的來龍去脈，除了去過兩次打靶場，用了七八發子彈，再無其他使用和外借情況，曾經購槍的中間人以及開持槍證明的國民政府辦事員都被請來作證。這些也只是基本調查，更多的問話則是圍繞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否參加過特務活動。

茅父把問題一一交代清楚，證明自己與特務活動無干系，經過反復核查，28天后被釋放回家。不久后，他與妻子一同被派遣到嘉定地區的基層黨委，成為勞動者中的一員，參與上海工商業聯合會農場勞動，根據安排做著翻砂、鑄鐵等工作。

父輩從中產到沒落，不過短短幾年間。生活從奢入儉，夫妻二人吃了些苦頭。好在生活又慢慢在他們的手中重新搭建起來，他們在昆山花園路的家里，迎來新生命。

謀生：身份和財富積累

如今的洋房

1953年，家中添了一個男丁，老茅由接生婆順利接生。

解放前后，這條路上有不少家私人診所，樓里也住了幾戶醫生。在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后，聯合診所成立，私人診所逐漸停診。接生婆在當時也很普遍，相當于現在的私人醫生或者是已退休的醫務人員，雖然衛生和生產條件不像醫院里那樣系統完整，但也算得上專業。彼時老茅家中已有一個姐姐，在他出生后沒多久，家里又多了個妹妹。

兄弟姐妹三人雖然出生在這個幾近沒落的家里，但憑著父母的努力經營，家中條件尚可。在重男輕女的觀念下，他自小受到家人更多的關心與疼愛。后來妹妹嫁到香港，姐姐嫁到徐匯。他們日常聯系稀少，只有到了清明時節，才會相聚一起去父母墳上祭拜。“幾千年的傳統不見了，現在社會觀念都淡薄了，大家都是一樣的。”

到了讀書的年齡，先去了昆山路小學，又到了五七中學（現四川北路街道辦事處）讀初中，“在校也沒學到什么，混了三年”。畢業后，正趕上知青“上山下鄉”，他被派遣到井岡山勞動。與他要好的同學們各自散落到了安徽、貴州、黑龍江、江西等不同的地方。他們都是他曾經的玩伴，上學期間常聚在一起打牌。

從1970年到1980年，十六歲的他在井岡山待了十年，頭六年里在田間勞動，年底按工分領報酬和糧食。后來的四年，當地在編的民辦學校老師短缺，他又被調去當了本地的編外體育老師。去當老師其實并非偶然，而是他的精心計劃。在學校讀書時沒學到什么，但他心里念著教什么不重要，關鍵在“教師”的名頭，能當個體育老師也是好的。

勞動時期他很在意為自己積累一些“身份”，也正是在這些不同身份的加持下，80年代初他從井岡山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上海，接替了父母在農場的工作。因檔案中記著“民兵連長”“大隊團支部書記”“鄉村教師”等經歷，加上擅長言談交際、思維活絡，他被安排到食堂做采購，屬行政科，不用干什么累活。靈活的頭腦和實干的能力讓他輕松勝任這份工作。

沒過多久，老茅因為一次骨折，在居委會醫療站第一次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兩人聊得來，住得也近，1983年，兩人結了婚，婚后一年育有一女。在往后的十年里，女兒慢慢長大，他們做著普通的工作，日子過得不溫不火。

洋房前的晾衣架

到了八十年代末，老茅終于坐不住了。身邊人都開始“下海”經商，賺了不少錢，別人做買賣一天賺的錢相當于他上班時候一個月的工資，這讓原本就頭腦靈活又健談的他不滿足在農場繼續“混日子”。他辭職了。在農場工作的十一年是他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往后商海里的飄搖拂去了安穩的日子。

1991年，他先跟人一起搞起了水產生意，每日早早就到董家渡第二批發市場進貨，到武定西路菜場售賣，每天有幾百的收益。天未亮透，百斤新鮮魚蝦剛被打撈上岸，“魚販們”便開始擠著爭奪貨源，有時甚至大打出手。老茅個頭不高，但有股子靈勁兒，他知道做生意不僅要靠頭腦，還要靠貨真價實的拳頭力量。在市場上摸爬滾打，他在生意上小有成就。

到了1993年，響應國家“三減兩免”政策，嫁到香港的妹妹和妹夫在上海成立了港資公司，經營機械設備，如挖土機等，大部分是二手的機器，維修后進行租賃或者售賣。他樂得參與其中，自家生意也格外出力。上海地鐵1號線在20世紀90年代修建時，他們為政府提供（租借）挖土機7臺。四年后同樣受國家政策影響，公司無法繼續經營，自然而然關閉了。

在千禧之年即將到來之時，老茅又在國際飯店附近開了皮鞋皮包零售店。他摸清廉租房的租賃政策，選好店址。這是個臨街店鋪，身后樓房正在平地而起，等這些建筑造好后，臨時商鋪便會被拆除。

這樣一場有倒計時性質的生意如火如荼地開始了。他從城隍廟等批發市場進貨，放在自己的零售店賣出。當時上海消費品市場購銷相當活躍，旅游業也蓬勃發展，沒有來過的外地人總想著到上海來看看，再加上店鋪位置優越，有不少游客光顧，本地人也愿意進來這些臨街小店逛逛。

面對顧客的身份差異，他有著一套自己的售賣標準。一天，店里來了個面生的外地客人，他從口音中就能辨得清楚，一雙鞋的價格叫到350元，客人欣然買下。同一款鞋子若是讓本地小姑娘看上，一眼就只能給到50元，他也識趣地降價售出。

在這樣“因地制宜”的買賣中，他每個月平均收入兩三萬元。四年后大樓建成，小店的忙碌也進入了尾聲。這不僅是一次買賣的結束，也是他最后一次做生意。

從在井岡山下鄉時各種“身份”的積累到辭職后在生意場里沉浮，他靠著雙手和活絡的頭腦賺到了一些錢，積累了百萬財產，似乎走出了家族沒落的背景，與妻女過上了不錯的生活。平時妻子在家全心照顧女兒生活讀書，很少會參與到他的工作中。他每月會給妻子“發工資”，普通工人上班若有2000元收入，他發給她3000元。兩人一直繳納著養老保險，為未來生活做著兜底打算。“我屬于沒出息的，別人都全交給老婆子管。”

賭博人生，一場空夢

搓麻將作為娛樂

這樣累加式的人生本應豐盈優渥，更不必為生計憂愁。然而老茅不僅繼承了父親在農場的工作、父親買下的房子，還從父親那里“繼承”了一些危險的嗜好。如果說父輩的人生是陡然衰落的，到了老茅這一輩，一家人的生活正在他長久的惡習下面臨著慢性萎縮，直到徹底塌陷。

夜晚降臨，澳門賭場聲色漸起，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于此揮金。第一次來到這里，他嘗到了賭的甜頭，本金擲出，多倍收益，這讓老茅和同伴們的澳門之行逐漸變得頻繁。“我04年關店了，07年開始去澳門，和門口的鄰居一起。那時候一下子去了七八回，七天回來了，回來歇個把禮拜，沒事又走吧。”

2006年到2009年三年之間，他已經來了澳門八次。走進永利娛樂場，時尚與奢華撲面而來，像是進入了一個瑰麗的花花世界。不同于那些住著賭場總統套房的VIP玩家，他們只能算是散戶，在遍地的賭桌前尋歡游走，玩累了就吃飯消費。

“我是賭得不多，他們賭得多。我每次賭五六萬。輸得多，也有贏的，沒贏的你不會一直去，偶爾也贏。但是賭博這個事，贏了三萬還不夠，贏了五萬就開心得像小孩一樣，心想今天運氣蠻好的，明天再來。”

他有許多賭桌上的“哲學”，如今篤定說起的“十賭十輸”，倘若放在十幾年前初到澳門賭桌時，也只當耳邊雜風，聽聽也就過了。在大與小、輸與贏之間的失衡中，他的人生似乎在幾年間被清零了。從初中學校到澳門賭場，從撲克麻將到賭池下注，從一毛兩毛到十萬二十萬，輸多贏少是常態。三年的澳門之旅是他賭博嗜好的巔峰，每次帶的錢不多，但是與朋友們來的頻率很高，這里總有著什么吸引著他再次前往。欲望在這里膨脹，也在這里被擊潰，百萬積蓄進了別人的口袋。“但我還沒到賣房子的地步。”

賭場的一切都化作一種無窮貪念，最后鬧得血本無歸。“我輸過最多十幾萬，但是十幾萬也很可惜的。回過頭來想想，十幾萬靠辛苦賺的錢，你要多少年，到一瞬間全沒了。”

第八次前往澳門后，他回到了上海，也不再來往這個紙醉金迷的城市。像父親在人生風光時買了一把槍，賭博這個隱形的槍口始終對準著他和他整個家庭。錢財散盡，光輝消弭，他退休了，和妻子靠著固定的退休金生活。

“現在朋友請我，有時他們說，老毛走。他請我飛機不要緊，但我也沒錢再去賭，他不可能請你賭資對吧？沒到這個關系層對吧？有朋友說飛機票來回，要我跟去，但看著他們賭我心里難受。賭的人像吃鴉片一樣有癮，賭博就是這樣的。”

洋房里封起來的壁爐

千禧年以來，四川北路附近城市建設發展迅速，商業繁榮了，居住人口減少了，大都動遷到郊區，生活氣息不像以前那般濃烈。退休后老茅的活動范圍不常超過他熟悉的那些街道，他不愿意擺弄手機下載購物軟件，也不高興學如何掃描二維碼，在疫情緊張的當下出入靠著一張身份證，仿佛還過著以前的時光。他身旁的朋友也多是一些街坊鄰居老相識，大部分是像他這般的“閑人”。

他們因此處是文化保護區沒有拆遷得以長久生活在這里，又因經濟或其他個人因素沒有搬到更舒適的住處。在這些鄰居里，也有和他一起去澳門賭博的人，他們的情況也很類似，家底幾乎被輸干凈。如今幾人還常一起在家庭麻將館里打牌，輸贏不過百十塊。“上海老年人喜歡打麻將，就是幾十年下來父母輩傳的，上海到處小區里都是打麻將的棋牌室。”

上一輩家庭的沒落，讓他在解放后的生活里緊跟時代的變化，努力積累著身份和財富。然而生活中的他還有另一個身份——賭徒，這是他與妻子的差別。他也會慶幸妻子長久以來勤儉持家，否則現在的日子恐怕更加艱難，所以在面對妻女的責難時，他默然接受。他好像已經接受從曾經家境殷實到解放后沒落，從“下海”積累財富到把錢散光的種種起伏。他擁有著賺錢的能力，也有著戒不掉的嗜好，經歷了有錢時的風光豪擲，也度過著潦倒而受人冷落的黯淡時光。“我有過小錢，但愛吃喝玩樂，沒辦法。現在破落了，你再叫我到澳門去，我也沒錢去啦。”

老茅在昆山花園路出生，七十年后仍然守在父親用15根“小黃魚”換來的房子，平淡生活。而這個家庭往日的光輝，早如那樓道里被封堵的壁爐，連余燼也無蹤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