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乾隆(康熙雍正乾隆是什么關系)

衡量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朝代是否興盛，大抵是從軍事、政治、經濟三個方面來權衡比較的。

清朝，作為我國最后的一個封建統治的王朝，他的開創者，愛新覺羅氏本是一個強悍的民族，努爾哈赤打下江山，皇太極奠定基礎，到了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清朝的國力進入了全盛時期。

那么，以上三位皇帝，誰的國庫儲備最雄厚呢？據記載，康熙死后的國庫存銀有2716萬兩，雍正死后剩下3453萬兩，到了乾隆去世時究竟還剩下多少存銀呢？

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中，康熙的創業史是最艱難的。

順治八年，年僅八歲的康熙繼位，在位61年，是清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初繼位的時候，清政府正處于內憂外患的不穩定時期，他戰權臣、平三藩、統一臺灣、驅逐沙俄，在軍事和政治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經濟上，他執政期間實施了輕徭薄賦的土地政策，宣布停止圈地，將閑置的土地讓給老百姓耕種。

他始終秉持著“藏富于民”的思想，在全國二十多個省蠲免錢糧、丁銀、逋賦，他在位的61年時間內，清政府免除天下錢糧計銀1.5億兩。

康熙五十一年，他改革丁稅制度，將人丁改為地丁，大大減免了老百姓的賦稅負擔。

清朝初年，黃河水患一度嚴重影響到國家的收入和普通百姓的生活。

康熙將修治漕運當成他執政生涯的三件大事之一，從1677年—1687年，歷經十年時間，終于將黃河和淮河的水患問題妥善解決。

正是有了康熙帝一系列經濟、軍事和政治上的英明決策，才奠定了清朝盛世的根基。

康熙帝當年在經濟上是秉持著“讓富于民”的決策，多項賦稅的減免，加上黃河治理，國家統一等問題，導致了國庫的支出遠遠大于收入。

晚年的康熙一度標榜仁政，對于國庫虧空，戶部大臣貪污一案并沒有嚴懲，導致他退位的時候，國庫的存銀僅剩下2716萬兩。

康熙六十一年，雍正繼位。

鑒于康熙帝的國庫虧空問題，雍正上位僅一個月就著手開始了一場錢糧大清查。

他成立了一個專門審查錢糧奏銷的機構——會考府，任命怡親王胤祥主管此事。

與此同時，他還將戶部三庫的主理大權交給胤祥，命他嚴格管理財政。

雍正認為國庫和錢糧的虧空主要的原因還是與官員的貪污和勒索百姓有關。

他警告朝中百官，不得將虧空苛派民間，官員必須在規定時間內，自行將虧空問題解決，不然一律以重罪處理。

雍正二年，為了加大錢糧虧空的處理，雍正加重了處罰程度，將革職處理，改為挪銀一萬至兩萬兩的，發配充軍；兩萬以上的，一律處以斬刑。

對于因貪污、勒索造成虧空的官員一律革職抄家，用來賠償虧空。

經過多年的努力，雍正帝終于將康熙帝執政期間的虧空追剿完畢，各級官員受到雍正帝嚴政的震懾，不敢再違法亂紀。

劇照

除了清查錢糧虧空之外，雍正還將各地官員加收的“火耗歸公”，清朝初年，“火耗”作為一項不成文的規定，一直是各地方官員私人的小金庫收入，雍正帝采用了山西官員的建議，將“火耗”收入分為三部分為國家征用：

第一部分，用作地方官員“養廉”；第二部分，彌補地方財政虧空；第三部分，留作地方公用，這樣，不僅增加了地方的財政收入，又有利于官員廉政的推廣。

在國家經濟治理問題上，雍正要較康熙鐵腕許多，他明白要鞏固一個王朝的地位，必須犧牲掉官紳的利益，他要求官紳也必須和老百姓一樣服兵役、徭役，如果不想執行也可以用銀兩來免除義務。

雍正在位期間對官員貪污的整治，和陸續推出的經濟政策，促使清朝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全盛時期，他退位的時候，國庫的存銀達到了3453萬兩。

有學者曾經形容，由乾隆盛世到嘉慶之交，清朝的經濟實力已經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艙”。

按理說，雍正帝退位的時候，給乾隆帝留下了豐厚的家產，為何到了乾隆晚年，交給嘉慶帝之時，卻已經破敗不堪了呢？

導致國庫空虛的原因無非三類：人口膨脹、物價上漲、皇權膨脹。

人口膨脹問題是朝廷取消人丁改為地丁，大大降低了老百姓的生育成本，加之，清政府持續推出的一些減輕稅賦，還富于民的利民政策，人口增長成為必然趨勢。

物價上漲的成因主要還是乾隆在位60年間，持續不斷的天災導致。

據統計，乾隆在位執政期間，共發生水災、旱災、瘟疫、地震等自然災害達14403次，年平均數分別是康熙的2.42倍，雍正的2.73倍。

頻繁的天災導致的次生災害就是糧食和農作物的大面積減收。

水災之后，農作物皆已腐爛，北方的一些土地被洪水泡過之后，鹽堿化加劇，變得不適宜耕種，大量的洪水涌入農田，造成淤泥亂石堆積，大片田地被迫廢棄。

旱災帶來的農業經濟破壞，僅次于水災，長江以北的地區，正逢農耕最殷的春夏時期，卻因旱災，造成千畝農田顆粒無收，乾隆每提及此事，經常憂心忡忡，卻沒有更好的治理辦法。

至于其他的冰雹、蝗災等次生災害，地方官員多不上報，但頻繁的發生，也對農業經濟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

作為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收入的大國，農作物的欠收，無異于對國家經濟造成嚴重的打擊。

長期的糧食短缺，人口增加，勢必導致物價的持續性上漲。

面對天災，乾隆把“拯災恤困”放在第一要務，用于救災的費用則主要來自于國庫。

“蠲免錢糧”是乾隆救災的重要舉措之一，清朝平均，每個災蠲州縣約免地丁錢糧合銀8107兩，而乾隆年間的災蠲州縣約免地丁錢糧總額至少9300萬兩，此外，還將本來無蠲免的災區應征的耗羨、漕糧、茶稅、鹽稅等豁免，其中僅漕糧一項就豁免達110萬石。

諸多的蠲免，使得乾隆年的國家稅賦收入比康熙、雍正時期明顯減少。

“賑濟災民”是救災的另一舉措，乾隆認為，災民“非賑無以糊口”，每年清廷用在賑災方面的銀兩不少于670多萬兩，糧食150萬石，如此龐大的財政支出，堪稱歷朝歷代的唯一。

乾隆還認為，天災之所以頻發，與部分地方官員“荒政”有關。

官員高高在上，沒有及時體察民情，導致一些自然災害不能防范于未然。

“荒政”在乾隆統治時期，走向了經常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軌道，同時用于此項變革的費用也劇增，一些官吏利用這一明目貪污救災款項，公報私囊，大部分的救災利好全部落入了鄉紳和官吏的口袋，真正發放到災民手里的寥寥無幾。

年年災禍頻發，饑民迫于生計變為流民，也增加了乾隆年間的社會不安定問題。

廣大災民在災禍的破壞、吏政敗壞、荒政寡效，基本生存無法保障的前提下，只能以鬧災和起義的形式來抗爭。

相比康熙、雍正年間每年僅有1到3次的災鬧現象，乾隆年間已多達138次。

比起民間少數百姓的災鬧，封建統治階級最怕由鄉保或者鄉紳、知識分子，甚至是軍隊參加的災鬧。

乾隆13年，由于廈門米價高漲，一些地方刁民和軍隊組成的災鬧就趁機奪取了米糧倉庫。

乾隆16年，安仁縣災民在鄉紳的帶領下，公然阻撓倉谷的運輸等突發的小勢力災鬧不斷在各地頻發。

到了乾隆末年，不斷有農民起義爆發，如河南拓城楊鳳儀起義、山東王倫起義、白蓮教大起義等均屬于階級矛盾的集中爆發，這些起義背后的導火索，無一例外都是因為災害引起的。

如果說，王倫起義是清代農民大規模起義的先聲，那么，白蓮教則是撥開清朝虛假繁華，成為清朝經濟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點。

乾隆帝在位后期，不僅僅是吏政敗壞，起義不斷，皇權的膨脹也是造成國庫虧空的原因之一。

相比康熙和雍正，乾隆帝是比較懂得享樂的皇帝，在年年災荒，國庫空虛的情況下，乾隆帝仍然保持下江南，微服私訪的習慣，雖然是微服私訪，實際上，在銀兩的開銷上卻是十分巨大的，他每到一處，當地的官員都會極盡所能討好，鋪張浪費自然是不可避免。

為了享樂，大肆修建園林宮殿，乾隆在位期間，拓建了長春園和萬春園。

在此期間，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政策在乾隆年間全面盛行，西方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工業發展也逐漸由手工業過渡到蒸汽時代，在生產力上面的落后，加速了國力的衰退。

連年對緬甸征戰和應付國內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也加大了對國庫的耗損。

除了上面個人生活奢靡和戰事頻發之外，乾隆晚年重用大貪官和珅也是造成國庫虧空的另一導火線。

據《喊亭雜錄》記載，當時的成親王府比較富有，庫銀達80萬兩，而和珅家的庫銀存量是成親王府的23倍，就連康熙年間，戶部的存銀都沒有和珅家多。

乾隆帝為什么在執政期間不但不嚴辦和珅這樣的大貪官，反而還要將他視作重臣留用，難道是乾隆帝真糊涂了嗎？

雖然乾隆在晚年期間皇權膨脹，過分將權利集中在自己手中，但是他又無法有足夠的精力去一一處理，這勢必需要一位信得過的寵臣來代替他行事權利。

和珅雖然自身的廉潔程度不夠，但是論理財能力和外交能力卻是無人能及的。

乾隆正是看到了國庫虧空的問題，處理戶部的事宜，不僅僅要會守財，更重要的還是要會理財，和珅這方面的能力比前幾任戶部官員都要強，所以，乾隆帝即使知道和珅在背后的貪污問題，也是盡量做到不將事情鬧大，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統統放過。

而作為乾隆帝的得力干將，和珅自然也并不是全無表示的。

平時日常的奇珍異寶的進貢不算，單是乾隆五十五年，由他牽頭創辦的議罪銀制度，就讓乾隆很是滿意。

雖然，議罪銀制度是通過繳納一定的銀兩來幫部分貪官或者犯罪的官紳免罪的罰款，但其最后的去向，也是流向了日漸空虛的國庫。

這也是乾隆遲遲不愿動和珅的原因之一，雖然他賺錢的方法有些見不得光，卻是及時削減了清廷的財務危機。

盡管如此，和珅的這些斂財計量也終究抵不過巨大的開銷支出，何況送往國庫的銀兩和和珅的巨富財產相比，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包庇和珅，等于就是在容忍貪污腐敗的盛行，頻發、嚴重的自然災害引發了多方面的社會危機，加上乾隆不計后果的一些賑災政策，遠遠超出預算的官方支出，流民泛濫，社會動蕩不安等種種因素糾結在一起，導致國家的財政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此時，乾隆帝對和珅等貪污官吏的包庇，無異于在玩火自焚，將官吏腐敗問題毫無保留的暴露在民眾眼前，促使統治階級日漸喪失了民心。

乾隆盛世的假象伴隨著頻發發作的天災和由此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在乾隆末年，嘉慶初年，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到乾隆離開帝位，清廷的國庫存銀由乾隆鼎盛時期的7390萬兩，一直保持在6000-8000萬兩之間，而乾隆六十年，國庫庫銀為6939萬兩。

雖然在金額上未見太大的減少，但是乾隆年間的物價一直處在不斷攀升的狀態，此時的幾千萬兩白銀，早已急劇縮水，通貨膨脹導致的財務危機，還是為嘉慶帝的繼位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困難，而等到嘉慶二十五年的時候，國庫庫銀只剩下了3121萬兩。

大清帝國，幾代帝王的延綿，最終，一切都成虛妄矣。

《天災視角下的乾隆盛世衰落緣由探略》張祥穩 中國知網

《中國全史百卷本》中國知網

《清代戶部銀庫收支和庫存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