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端夫的簡介
(1911—1974)原名孫正誼。山東省曹縣人。中學畢業后考入北平法學院。一九三五年參加一二·九運動,是北平法學院學生運動負責人之一。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大學畢業后任國民黨威海衛行政區管理公署行政處少校總干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1月15日率政訓處官兵參加組織領導了威海起義,任山東省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第一大隊隊長, 是第二十七集團軍前身部隊的創始人之一。是年2月13日率隊參加雷神廟戰斗,打響了膠東抗戰的第一槍。此后任第三軍交際處主任,蓬萊縣縣長,膠東軍區北海軍分區司令員,膠東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員兼東海區專署專員,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兼北海區專署專員,領導抗日武裝多次粉碎日、 偽軍的“掃蕩”。解放戰爭時期,任煙臺市市長,膠東軍區警備第三旅旅長,1946年9月任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三旅旅長,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二十七師師長,第三野戰軍二十七軍八十一師師長,先后參加了濟南戰役、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師長,1950年赴朝鮮作戰,任中國人民志愿軍步兵第八十二師師長兼政治委員,1952年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二十七軍副軍長。 在第五次戰役中,殲滅李承晚軍4個師,為第五次戰役的勝利創造了條件,受到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通電嘉獎。
1953年冬回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后任代軍長。1955年任第二十七軍軍長,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勛章。1956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政委。1958年到高等軍事院校進修。1960年任空軍第一高炮指揮部副司令員,參加了軍隊的條例、條令和規章制度的編寫工作。1970年1月任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1974年病逝。
阻撓解放軍解放上海,湯恩伯煞費苦心,頒下殺氣騰騰的“十殺令”
肖永銀的人物軼事
1917年6月,肖永銀出生在河南省新縣箭廠河鄉肖家灣,原名肖永寅。他5歲時母親就去世了,13歲時父親肖治學參加革命,在“肅反”擴大化中被錯誤殺害。1930年4月,肖永銀參加了紅軍,被編入紅一軍第一師三大隊任勤務員,后任軍部司號連班長。第二年春,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推行“左”傾錯誤路線,肖永銀被捕入獄 。1932年9月,紅四方面軍反“圍剿”失利,西征川陜,肖永銀被罰進“苦工隊”。他隨隊走完了三千里征程。1933年6月,他被釋放,任紅四軍十一師三十三團司號員。在反四川軍閥劉湘的“六路圍攻”時,三十三團損失慘重,營、連指揮員也大多犧牲。團長張吉厚急得直嚷嚷。這時,肖永銀走上前說:“團長,給我兩個連,我以攻為守打下去,打不退川軍,殺我的頭!”
張吉厚看看機靈的小號兵,點頭答應。肖永銀揮起手槍,帶著兩個連隊躍出戰壕沖進敵群,來回幾次拼殺,猶入無人之境,大有萬軍叢中取上將首級的氣概。張吉厚在山上見此高興得跳了起來,揮部反擊。川軍先是驚愕,后是動搖、潰敗,并一潰30余里。肖永銀率部追擊。突然,一顆冷彈擊穿了他的前后胸,肺部被打了一個手指粗的洞,隨著呼吸直冒血水。他被簡單包扎一下抬上了擔架。
部隊要轉移了,根據方面軍總部的規定,重傷員就地安排。就地安排,意味著等待死亡。張吉厚實在舍不得這個小號兵,站在擔架前拿不定主意。這時,紅四軍軍長許世友走了過來,看到張吉厚為難的樣子,問道:“怎么回事?”
“這小鬼太可愛了,實在舍不得。”
許世友揮揮大手:“舍不得抬上走嘛!
建國后,身為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肖永銀與司令員許世友談及這段往事,許世友感慨地說:“沒想到那小鬼就是你。”從此,兩人成為生死之交。 1946年1月,春節即將來臨,肖永銀乘坐著在焦作戰役中繳獲的吉普車風塵仆仆趕往師部。鄧小平政委一見面就說:“我和司令員有事現在就走,有什么意見就跟參謀長說。”
肖永銀目送劉鄧首長出門尚未反應過來,參謀長李達卻在打車的主意,拐彎抹角地說:“唉!司令員年齡大了,眼睛也不好,也不能常騎馬呦,到邢臺治眼睛,也是坐牛車。”
肖永銀十分機靈,早已明白了參謀長的意思,爽快地說:“好吧!我把車和駕駛員都留下了。”
肖永銀搭乘秦基偉的郵車趕到永年走馬上任。肖永銀任十八旅旅長、李震任政委。 1947年4月,劉鄧首長發起豫北戰役。豫北重鎮湯陰因出了民族英雄岳飛而蜚聲海內外。此時,蟄伏在湯陰城里的不是抗日功臣,而是盜挖東陵的巨盜、國民黨暫編第三縱隊司令官孫殿英。孫已糾集部卒萬余人,且多是些土匪、漢奸、兵痞,苦心經營湯陰多年,構筑了五道防線。
一個月過去了,仍沒有破城,而且據悉蔣介石正在調兵增援。劉鄧首長也著急了,下達了強攻的命令:“限三日之內破城!”
4月30日,強攻開始了,野戰軍集中所有重武器鋪天蓋地開始轟擊。李德生指揮戰士抱著高粱稈兒填平了壕溝,躍上了城墻。就在大炮轟擊之時,孫殿英鉆地道逃跑,被十八旅五十四團活捉。
旅長肖永銀傳達了劉鄧首長的命令:“要活的,不準虐待。”當孫殿英被押進旅部,戰士們看稀奇似地圍了上來,“你就是孫大麻子?”
“兄弟多年了,兄弟多年了。”孫殿英四面鞠躬。肖永銀白了說話的戰士一眼。五十四團政委上前介紹說:“這是我們肖旅長。”孫殿英又連連哈腰:“久仰!久仰!”
孫殿英的衛兵提著兩口大箱子,形影不離。肖永銀讓戰士把他們帶下去。這時劉鄧首長來電話說:“孫殿英有兩件寶貝,馬上送到野司,這是國家文物!”
肖永銀馬上追到門外,叫回了孫殿英:“孫總司令,聽說你有倆寶貝?”孫殿英圓胖的肉臉扭曲了:“兄弟獻寶,只要不殺我。”
打開箱子,掀開一層層的絲綢,肖永銀和戰士們都驚呆了:傳說中的玉石西瓜爍爍生輝,皮為綠玉,墨綠欲滴;瓤為紅玉,鮮紅可愛;籽為墨玉,粒粒可數,渾然一體,仿佛剛切開的西瓜,簡直可以以假亂真。另一口木箱中躺著一柄青銅古劍,劍身灰黑,發出銅綠色光,可以看出年代十分久遠。孫殿英擦著臉上的汗珠,結結巴巴地介紹說:“這兩件是稀世珍寶,每一件的價值都無可估量。這西瓜是外番進貢的貢品。這柄劍是三國時期名將趙子龍的佩劍,趙子龍憑它出入萬軍,過關斬將。這都是我從西太后墓中拿出來的。為了它,我也是幾次險些丟命啊!” 1967年盛夏的一天,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員肖永銀接到駐在無錫的二十七軍軍長尤太忠的一個電話:“老肖,你好啊?你到我們這里玩玩吧?我們這里蠻不錯喲!”他知道,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正在無錫“避難”,尤太忠打電話叫他去玩,肯定是許司令員有事找他。于是,他爽快地答應了。果然,一到無錫,尤太忠一見他就說:“許司令找你!”許世友劈頭就說:“抓部隊!把部隊穩住!”肖永銀告訴他,坦克師穩如磐石,許世友粗黑的眉頭稍微舒展了一些,但眉心明顯郁結著憂愁。肖永銀耐心等待著,知道他“秘密召見”,必然有“特殊使命”。東拉西扯一陣后,許世友像是漫不經心地說道:“陶勇的孩子到處流浪呀,怎么辦?你們是不是把他們收起來呀?”
尤太忠和肖永銀兩人會意地相互看了一眼。海軍中將陶勇,原名張道庸。陳毅愛其驍勇善戰,為其更名“陶勇”。中國海軍建立之初,陶勇受命指揮中國三大艦隊之一——東海艦隊。在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的“鐵腕”之下,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文化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東海艦隊司令陶勇在被“打倒”之后不久,突然溺水身亡。陶勇的夫人也在劫難逃,以施“美人計”和進行敵特活動等罪名被關押起來,后屈打成招,跳樓自殺。“陶宅”被查封,東海艦隊司令的兒女們被逐出家門,流浪露宿于上海街頭……陶勇的孩子們流浪街頭,深深地刺痛著許世友的心,許世友于“避難”中關注著東海艦隊司令的遺孤(東海艦隊歸南京軍區建制)。
聽到許世友這么一問,肖永銀和尤太忠像當年并肩攻城略地一樣,相當嚴肅認真地商量起來。最后商定,由離上海近的尤太忠派人把陶勇的孩子收起來,再轉送南京肖永銀處,由肖永銀安排。
肖永銀回到南京,很快,東海艦隊司令的3個遺孤由尤太忠秘密轉送給他。孩子們從大到小排成一排站在他面前,衣衫襤褸,面色蠟黃,最小的才13歲。肖永銀鼻子一酸,摸著陶勇幼子的頭說:“當兵吧。”
由陶勇的孩子開始,便發生了以后被人稱作“招兵買馬”的事件。各地被“打倒”的軍隊干部,很快便獲悉了這么一塊凈土,于是從四面八方送來了自己已力不能保的愛子嬌兒:被“火燒”的云南軍區后勤部長的兒子,官貶河南某農場、原六縱司令員王近山的幾個孩子,乘火車的,坐輪船的,步行的,紛紛投奔而來。肖永銀無法拒絕這些昔日戰場上的“戰神”們的后代,下了一道命令:“男的,只要是軍隊上、地方上干部的子弟,家庭不行的,就收起來。”于是南京軍區裝甲兵的營房,倏忽間來了許多“娃娃兵”,大的十六七歲,小的十三四歲。
然而,盡管收容是在極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造反派們仍舊嗅到了蛛絲馬跡,通過內線情報傳遞,弄清了“狗崽子們”的藏身之地,幾個造反派組織準備聯合行動,到南京軍區裝甲兵軍營去抓人。這些將軍的后代聽到消息后,個個摩拳擦掌,準備與來犯者拼個你死我活!
肖永銀眉頭緊鎖。他必須制止這場流血,他是受他們父輩之托保護這些孩子們的,他必須對得起那些曾經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們。他打算連夜秘密把孩子們送過江去,在長江以北,有一片荒野山地,是裝甲兵的訓練基地,對外屬軍事禁地,一旦轉移到那里,孩子們也就進入了安全之境。
“給我兩條船,夜晚用一下。”他進了軍區作戰部,開門見山地說。對方怪異地看著他:“船么?一條也不能給!非軍事目的不能隨便動用。”裝甲司令火了,一拍桌子:“我渡長江時,百萬雄師就是坐木船來的!不給船,照樣能過江去!”當晚,肖永銀派人找了兩條民用小木船,把孩子們送到了裝甲兵訓練基地。
第二天,造反派們意外順利地長驅直入,然而兵營里已經沒有了一個小孩子。造反派惱羞成怒,一狀告到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那里。
幾天以后,一個長途電話打到了南京軍區,總理辦公室查問有無此事。軍區其他負責人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就此問題做出“是”與“否”的回答。有人忿忿地說:“找肖永銀來!禍是他惹的,兵是他招的,讓他自己來回答。”
肖永銀應召而來。聽了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內容,他卻輕松地笑笑:“總理問嘛,如實報告情況!我簽名!如果總理找我去,當著群眾的面,發脾氣,甚至打我兩耳光,我沒意見!總理那么忙,我不應該給總理找麻煩!可是,如果我們兩個人,門一關,我就要說:‘總理啊,這是后代喲!’”說完,肖永銀草擬了一份電報,如實地向總理報告了“招兵買馬”的情況。
周總理似乎默許了裝甲司令的“招兵買馬”,此后再未過問此事。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結束。一天,在軍區司令部里,一位首長臉上帶著不冷不熱的表情扔下一句話:“我到了北京,上級問我收了多少兵,我說不知道。”炮兵司令扯扯肖永銀的袖子,不解地問道:“他這是什么意思?”肖永銀心里明白,首長是反對這件事,他微微一笑,話里有話地對蒙在鼓里的炮兵司令員大聲說道:“他的意思就是那么個意思。”炮兵司令搖搖頭,不知道他們打的什么啞迷。這時,又有一個領導說話了:“不像樣子!收的兵不夠格,弄幾百小孩子,干脆辦‘兒童團’算了!”會后,某領導就此事發電報上告,副總參謀長親自過問此事。總參謀部來電:你們裝甲兵招了多少新兵?查查。夠格的留下,不夠格的清退回去。
“肖司令,我看事情難辦吶,”裝甲兵司令部參謀長滿面愁容地說,“即使我們想留,怕也不能全留下。真可惜,這些娃娃有的是太小了”
“娃娃嘛,總會長大。我們這么大的裝甲兵,養幾百個娃娃算什么?過幾年就是一條六尺男兒。要當兵并不是反革命,紅軍時代得一個兵不易呢!不能清退回去,退回去,他們好多人家已經沒有了。”
“可怎么辦呢?”參謀長拍拍桌子上的電報。
肖永銀一字字,一行行,翻來覆去,看了半天。“嗨,有了!你來看,核心是不是這幾個字?”他用手點著“夠格”“不夠格”:“我們全都合格,不就完了!”
裝甲兵很快起草了一個報告:共招新兵多少名,經過半年的嚴格訓練,考試及格多少名,在此期間,共發展黨員多少名,團員多少名,多少名經過訓練已補充部隊,多少名還在繼續訓練。報告有鼻子有眼,完整詳盡,無懈可擊。果然,上面在接到這份報告以后,再沒有“繼續追查”。
“黑兵”風波過去一段時間后,許世友從大別山回到了南京。“哎呀,許司令,真難呀!我死頂呀!”肖永銀一見許世友,連連跌足長嘆。許世友哈哈一笑:“你頂,就頂住啦!”
1968年初的一天,在南京的肖永銀接待了兩位特殊客人。客人來自河南,上前遞上一張蓋有大紅印鑒的介紹信:河南項城縣農場革命委員會,要求外調“走資派”王近山的問題。
肖永銀突然感到心頭一陣酸楚。王近山是他的老首長,兩人同年加入紅四方面軍,又同時在劉伯承、鄧小平領導下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王近山是六縱的司令員,肖永銀是六縱第十八旅旅長,后來,王近山是十二軍軍長,肖永銀是十二軍副軍長兼參謀長。解放戰爭后期,王近山家庭鬧“改組”,喜歡上了自己妻子的嫡親二妹,鬧起了離婚,兵團政治部查下來,肖永銀作為唯一在家的軍領導參加了陪審大會,沒想到兩人因此產生誤會,遠在川東受到“缺席審判”的王近山以為這一切都是肖永銀讓他難堪,此后的20年內兩人一直疙疙瘩瘩,一切都公事公辦,形同路人。從朝鮮戰場回國后,兩人就再也沒見過面,但是肖永銀還是聽說了王近山的一些事情:“改組”事件最后鬧到毛主席那里,王近山由中將降為大校,由北京軍區司令員降為河南某農場副場長。外調人員開口便說:“王近山是我們農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希望你能揭發他的歷史問題。”
肖永銀勃然大怒,嘿嘿冷笑兩聲:“你那個農場,萬把人吧?王近山當個副場長,你們覺得官兒夠大了吧?要我看來,王近山是解甲歸田了!王近山政治上無錯誤,歷史上從不反黨反毛主席,你們沒有理由去揪他,斗他!”
那些造反派在當時的小報上刊登了《訪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肖永銀》一文,落魄中的王近山看了大慟,隨即讓二兒子來看望肖永銀。王近山的二兒子對肖永銀說:“肖叔,我有兩件事:一是我想當兵,二是父親的問題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處理。”肖永銀當即表態:“你當兵沒有問題,這個我可以想辦法解決。”對于第二個問題,肖永銀沉思了一會兒,說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你回去,替我帶三句話給你爸。第一句話,我問候他;第二句話,叫他不要參加造反派,要是參加了,將來新賬舊賬一起算,對他不利;第三句話,他的問題是中央定的,問題的解決還是要靠中央,等時機成熟,直接致書毛澤東。”至于給毛主席信的內容,肖永銀出主意道:“第一,自己有錯誤應該檢討;第二,沒有的問題要講清楚;第三,說一說想法,自己年齡不大,還想為黨工作,請批準回部隊繼續作點貢獻。黨的‘九大’即將召開,恰是一個好機會,信可由許世友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二兒子回去把肖永銀的囑咐說了,王近山聽了,也信了。
1969年春,中共中央“九大”即將在京舉行,王近山寫了3封信,讓人捎給肖永銀。一封給毛澤東,一封給許世友,一封給肖永銀。3封內容一樣的信掂在肖永銀的手中,第一句話是:“我叫王近山,今年53……”肖永銀拿著信就去找許世友:“許司令,王近山給你寫了封信,另一封是給毛主席的,只有你能見到主席。”許世友立刻說:“好,我把它直接交給毛主席。”許世友沒有食言,王近山的信沒有經過“二傳手”直接到了毛澤東手里。
“九大”會議期間,一天休息時,毛澤東心情極佳,面帶著微笑把許世友召到自己身邊:“許世友哇,你不是要王近山嗎?”許世友立即點頭稱是:“是哇,我要,如果主席同意的話。”毛主席爽快地說:“那就把王近山給你吧!”就在這談笑聲中,揮手之間,王近山的命運決定了。
遠在河南農場的王近山聞知詳情后,激動得熱淚盈眶,一連數日,他喃喃自語:“黨中央毛主席,還有這么好的老戰友,都沒有忘記我‘王瘋子’啊!”
一個月后,南京火車站。從鄭州開往南京的硬座車廂里,走出一對身穿褪色軍裝、像是進城走親戚的鄉下夫婦。年老的丈夫一手拎著舊皮箱,一手拎著竹籃子,竹籃子里裝著幾只老母雞和地瓜、玉米等雜物。年輕一些的妻子一手抱著一個孩子,一手牽著一個孩子。可他們一下車,3名軍職干部就已躬身迎候在站臺上。他們是27軍軍長尤太忠、60軍軍長李德生、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肖永銀。老部下們見到這位老農裝束的老頭,立即“啪”地一下敬禮。這位老農裝束的人正是原六縱主帥王近山。
王近山看到了肖永銀等人,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他拉著肖永銀的手,說:“過去,我錯怪你了!”肖永銀一聽,眼淚也跟著出來了。他扶著王近山找了個地方坐下,很動情地說:“不要再提過去,你清楚就行了。你現在的問題,首先不是當官,是解決黨籍。我已經給你想好了,你先到江蘇建設兵團去,當個副參謀長,那兒上上下下我都打招呼了,你在那兒恢復黨籍。”按照肖永銀的安排,幾個月后,重新恢復黨籍的王近山回到了南京軍區,任副參謀長。此時,肖永銀已調任軍區參謀長,成了老上級的直接上級。 1971年9月13日夜,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事,那就是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叛逃。許世友在半夜用電話叫醒了得力助手肖永銀。許世友的大門永遠為肖永銀敞開。除此,誰也不行,并規定了聯絡暗號,只有警衛戰士知道。
許世友聽到汽車喇叭聲,快步走出臥室迎接:“剛才中央辦公廳來電話,說中央跑了個大飛機,要我們嚴密監視。所有的飛機不準上天,所有的軍艦不準出港!今晚我倆值班。”
肖永銀望望年老的許司令:“你休息,我值班!”軍艦不出港好辦,一個人開不走,需集體作業。飛機可不保險,那是一個人的事。于是他抓起電話要通了所有的飛機場,都是一個命令:“所有機場派駐一個步兵營,把汽車都放在跑道上!”他又要通了所有的軍港:“把軍艦全部控制起來!”
事件發生的第二天,也就是14日上午,周恩來總理親自要通了許世友臥室的紅色專用電話。一番密談后,許世友走出來對肖永銀說:“林彪跑了,那個飛機摔在了溫都爾汗!”
善后事宜比較麻煩,林彪的死黨大多在上海,且手握兵權,于是擒拿他們的重任落在了許、肖的肩上。9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密召許世友入京,并關切地指示他棄飛機而乘專用火車。凌晨兩點,許世友又回到南京,一切都是在極為秘密中進行。十幾分鐘后,肖永銀已坐在了許世友的臥室。“主席叫我們把‘三國四方’抓起來。你愿帶誰去就帶誰,立即行動!”
肖永銀只帶了5個人:軍區保衛部長、保衛科長、保衛干事、秘書、警衛員。當天就乘火車抵達上海。
“三國”是指南京、上海、杭州,“四方”是指空軍政治部副主任江騰蛟、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五軍政委陳勵耘、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周建平。
肖永銀一行6人便衣抵達上海。清晨,肖永銀要通了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電話,講得很簡單:“我來了,派個破吉普車,不要好車!調兩個師進來,把上海控制起來,不準空四軍通行!立即調一個連來,占領延安飯店。如果有進攻,至少給我抵抗四個小時!”
當時在上海的警備力量有3個師,林彪死黨控制了一個師約5000多人。
上午10點,上海市革委會主任王洪文也接到中央的通知:找肖副司令聯系。兩人商量好在錦江飯店解決!
于是,王洪文抓起電話要通了王維國:“中央有個指示,請你到錦江飯店10樓來看一下。”王維國走進10樓,王洪文迎了上去。王維國一步跨進門,看到屋子正中端坐的肖永銀,驚呆了。與此同時,保衛部長、科長的兩支槍同時抵住了他的腰。王維國束手就擒。
剛剛抓獲王維國,許世友的電話就來了:“你不要到杭州去了,去不得!他們連主席的專列都敢炸,何況你一個副司令,他們會把你扣起來!你想辦法讓陳勵耘到上海來嘛!”
擒陳勵耘頗費了一點周折。當時二十軍政委南萍兼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陳勵耘兼第二書記,如果僅通知陳到上海會引起懷疑,因此也通知南萍,讓南萍陪同前來。誰知南萍的夫人也要到上海來,走進飯店,南夫人一眼望到保衛科長的背影就癱在地上差點叫出聲。保衛科長原是許世友的警衛戰士,她認識。只聽肖永銀冷冷地宣布:“陳勵耘!你被捕了!”而后向南萍作了解釋。順利地解決了王維國、陳勵耘,王洪文算是開了眼,領教了肖永銀的機智和指揮才能。因此,他提議由上海作東,請肖副司令吃飯。慶賀完畢,肖永銀向許世友報告:“那兩個東西都搞到手了。”回南京時,王洪文為肖永銀派了兩部好車,外加南京路上好八連護駕。
回到南京,他來不及休息就讓秘書要通了軍區空軍司令部的電話:“周副司令嗎?肖副司令讓你來一下,有事找你!”
周建平來到了設在原國民黨國防部舊址的軍區大院。對周建平,肖永銀比較客氣,煮熟的鴨子飛不了,另外也都是熟人。周建平走進屋內,肖永銀客氣地點點頭:“老周啊,請坐!”
“老周,我問你個事。聽說上海巨鹿路有個小型會議,你參加了沒有?“
周建平猶如五雷轟頂,頓時傻了眼,知道事情已經暴露,雙手抱頭痛哭流涕。肖永銀擺擺手,周建平被押了下去。
肖永銀“平三國,滅四方”已經幾天沒有睡覺,勞苦功高。因此,許世友特設家宴招待這位得力的助手和老鄉。
彭德清的大事年表
1911年(宣統三年)生于福建省同安縣翔風里彭厝村。(現在為廈門翔安區新店鎮彭厝村)
1926年參加農民協會。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任共青團同安縣委組織部部長,泉州市特委書記。后任晉(江)南(安)中心縣委書記,中共(南)靖(平)和(漳)浦中心縣委書記,中共同安縣委書記,閩南第二游擊支隊政治委員。堅持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1937年,任閩南抗日義勇軍獨立大隊大隊長。
1938年,任新四軍第二支隊四團連政治指導員,教導總隊第二大隊政治教導員,挺進縱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第四團政治處主任。后任蘇北指揮部第五團政治委員,第三縱隊政治部副主任,第七團政治委員兼團長,蘇浙軍區第三縱隊副司令員。率部多次挫敗日、偽軍的“掃蕩”,多次擊退國民黨頑軍的進攻,為民族獨立和解放、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勛。
1945年,任蘇中軍區三旅旅長。
1946年,任華東野戰軍第十二師師長,第三野戰軍二十二軍、二十三軍副軍長。
1949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七軍軍長。
1950年11月,率二十七軍參加抗美援朝的多次重大戰役。
1954年,調任華東海軍副司令員、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兼福建基地司令員、政治委員。
1955年被授予海軍少將軍銜。
1965年,調國家交通部任副部長。
1968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但是粟裕大將和周恩來總理為其辯護,使得反革命集團無可奈何。
1977年,他領導“阿波丸”沉船的打撈工作,取得圓滿成功,推動了求助打撈事業的迅猛發展。是交通部建立蛇口工業區的決策者之一,對深圳特區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過特殊貢獻。
1981年任交通部部長,兼任中國航海學會理事長。
1983年彭德清退居二線,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仍然關注國家和交通戰線的大事,頻頻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寫出多篇有份量的調查報告,對指導現實工作具有重要參考。
1999年6月10日病逝于北京。
二戰時期希特勒手下的大將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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