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劇

論《阿Q正傳》的悲喜劇藝術和諷刺藝術

《阿Q正傳》的形式和風格，是并不單一的。是喜劇藝術，還是悲劇藝術，

這就值得研究。作品采用何種形式和風格，起著決定作用的因素，是作品所要表

現的生活內容和作家對生活的態度，以及藝術修養、藝術特長等。《阿Q正傳》

是要暴露社會的病態和國民精神的畸形，這就決定了作品的主要方面，具有諷刺

喜劇的特色。

“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生

活中有些東西本來是丑惡的，荒謬的，卻偏想裝成或說成為美好的東西，有的甚

至是真誠地自以為光榮的。作家把這種現象和實質的矛盾，暴露出來，就使人感

到可笑。笑，正是諷刺作家特有的武器。阿Q本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的丑，

不在頭上的癩瘡疤。更不在貧窮、屈辱、失敗，而在于他用種種的瞞與騙的手段，

使自己永遠得意，永遠自以為勝利。總之，他的主觀精神狀態與實際生活地位，

是那么不調和，因此，阿Q這個人物就主要不是使人覺得可憐而是令人可笑了。

魯迅在作品中，用諷刺的火光去照見人物心靈深處的腐爛，用幽默的筆尖劃

破社會上的腫毒。作者對趙太爺、秀才、舉人以及依附于他們的趙白眼、鄒七嫂

等，對社會的種種偏見，惡習，燃燒起憎惡的怒火，這是顯而易見，毋須贅述的。

至于阿Q（還包括王胡、小D、吳媽等）這樣有著嚴重精神弱點的人物，作者雖

對他們被壓迫的處境是哀其不幸，但因作品的主旨在于暴露國民性的弱點，故仍

著重寫其思想性格上的假、丑、惡的一面，因而，諷刺幽默是作品的基調。作品

前幾章對阿Q的諷刺很明顯，很集中，即使是最后一章《大團圓》，寫阿Q的悲

慘結局時，也不是用悲劇的藝術手段，而是用喜劇的手段寫出。阿Q被抓到大

堂上受審時，一見上面那人的樣子，“他便知道這人一定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

自然而然的寬松，便跪了下去了”。在審問中，阿Q雖然說的是實話，但糊涂到

了極點；畫押時，更是“阿Q精神”十足。到了游街時，他好像知道要殺頭了，

“似乎發昏了。然而他又沒有全發昏，有時雖然著急，有時卻也泰然；他意思之

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于是精神勝利法又

占了上風。作品最后一段，是用略帶幽默的諷刺手法，寫未莊的輿論。

一般地說，悲劇使人落淚，喜劇使人發笑。阿Q的結局的藝術效果與這兩

者都不同。作者以沉重而非輕松的心情，用諷刺又帶幽默的手法寫出，因而讀者

不會流淚，而是欲笑又笑不出聲。這就是因為阿Q的可悲的結局，是以喜劇藝

術形式演出的結果。

《阿Q正傳》表現了魯迅的幽默諷刺的杰出才能。魯迅繼承了中外優秀諷

刺作家的傳統。早在日本時，他就推崇果戈理了，說他“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

振其邦人”。后來更多次贊賞他的“諷刺的本領”，認為他筆下的許多人物，“到

現在還很有生氣，使我們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讀者，也覺得仿佛寫著自己的周

圍，不得不嘆服他偉大的寫實的本領”。果戈理嘲笑了那些俄羅斯的舊式地主和

官僚，但他是帶著“含淚的微笑”，希望他們改惡向善。魯迅指出了他的局限性，

說他對地主“諷刺固多”，但又寫他們“各有可愛之處。至于寫到農奴，卻沒有

一點可取了”。這原因就在于“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法捷耶夫比較果戈理和魯

迅時說：“果戈理的《外套》的主人翁是小官吏，而《阿Q正傳》的主人翁則是

小雇農，這一點足以表示出魯迅的優點，說明魯迅的人民性。”魯迅是站在人民

的立場，對剝削階級懷著深刻的憎惡，無情地加以暴露，而對于下層人物，則在

諷刺、批判他們的弱點時，同情他們的受壓迫的處境，希望他們去掉精神上的病

毒。果戈理對舊制度不滿，又有保留，而魯迅的諷刺烈火，則是要燒毀整個舊社

會。

從阿Q，我們也會聯想到塞萬提斯筆下的喜劇性人物堂吉訶德。這位充滿奇

情異想的17世紀初的西班牙鄉紳，也和阿Q有相似之處：脫離現實，耽于幻想。

所不同的是，阿Q靠幻想來逃避現實，而他是“專憑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

他不少荒唐滑稽的事，到處挨打受苦，直到臨死才醒悟過來，使人“覺得可

笑可憐”，他“其實是個十分老實的書呆子”。堂吉訶德的悲劇在于他的主觀思想

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說得好：“堂吉訶德對于自己的錯誤還應該

付出嚴重的代價，因為他以為漫游的騎士是與一切社會經濟形態同樣地可以并存

的。”作者的思想也極矛盾，他不滿于現實的黑暗，卻又找不到正確的出路，一

方面嘲笑了騎士制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理想化的古代騎士精神。所以他在讓堂

吉訶德出盡洋相的同時，又表現了人物身上許多善良高尚的東西。堂吉訶德的遭

遇和阿Q的遭遇有一點相接近，都是在一連串喜劇情節中，深藏著悲劇因素。

但是造成悲劇的根源是不同的。阿Q身上也沒有塞萬提斯賦予堂吉訶德的那些

良好品質。阿Q也是值得同情的，但人們同情的是他的苦難，而不是他的品質。

由于作者的思想立場不同，對生活和人物所采取的態度也是不同的。

喜劇雖然也有以奇特荒誕的東西作為描寫對象的，但更多的是描繪日常生活

中一些平凡的事情。就這一點來說，魯迅的《阿Q正傳》更接近于果戈理的作

品。魯迅很驚服果戈理的“用平常事，平常話，深刻的顯出當時地主的無聊生活”

的本領，稱之為“獨特之處”。魯迅自己在這方面也非常高明。阿Q這個不朽的

藝術典型，大都是通過極平凡的日常生活故事塑造出來的。閑人在街上打架，算

不了什么大事，打輸了罵一聲“兒子打老子”泄恨，也是極平常的。然而，魯迅

用精彩的幽默的筆法，略加點染，把它集中突出地寫出來，人物的精神病態就使

人為之怵目驚心了。這正是魯迅所說，諷刺作品，“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

聞’或‘怪現狀’。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

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

鄙，甚而至于可惡”，但大家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現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

可以說，事情越平常，越普遍，越不為人注意，越不以為非，而從中發掘出它的

不合理的謬誤，就越能成為出色的諷刺作品。

當然，這并不是說《阿Q正傳》只是把一些日常生活記錄下來。魯迅是用

極精練的帶著夸張的筆墨來寫阿Q的，寥寥幾筆，人物的神情就特別突出地呈

露在讀者面前。魯迅認為夸張也可以叫“廓大”，也就是把一個人和一件事的特

點放大，但“廓大了并非特點之處卻更容易顯出效果”。所謂“并非特點之處”，

也就是平時不易為人注意或察覺的東西，如果把它放大出來，使人大吃一驚：原

來如此!這就起了洞幽燭隱的效果。古今中外，多少人身上有阿Q精神，但是覺

察其丑其害的人很少。魯迅把阿Q克服怨敵的如是等等“妙法”，一個接一個描

寫出來，而且一回比一回嚴重，直到臨死還想“孫子才畫得很圓”，這已經是精

神勝利法的極致，也是阿Q悲劇的頂點了。經過這樣夸張的表現，這種精神的

全部荒謬、可恥，就清楚地展示出來了。不過，魯迅在這里非常注意不使其失真。

他深知，“諷刺小說是貴在旨微而語婉的，假如過甚其辭，就失了文藝上底價值”。

也就是說，諷刺的意思不宜過于淺露，夸張不能過分以至失真。《阿Q正傳》往

往把夸張和含蓄結合在一起。魯迅批評《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常常張大其詞，又不能穿入隱微”，近于謾罵。《阿Q正傳》雖也用夸張，但

沒有這種弊病，做到“穿入隱微”，含有深意。如小說寫捉阿Q時，竟出動了一

隊兵，一隊團丁，一隊警察，五個偵探，趁黑圍住土谷祠，正對門架好機關槍，

還臨時懸了二十千的賞，如此興師動眾地來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阿Q。更有諷刺

意味的是，阿Q還在里面昏睡，直到捉出門外，才有些清醒。通過這一夸張的

情節，有力地暴露了統治階級的殘暴和虛弱。這樣描寫是否太遠于事理呢？魯迅

后來在譴責段祺瑞政府用機關槍對付請愿學生時，借題發揮說：“那時的事，我

以為即使在《阿Q正傳》中再給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過山炮，也不至于‘言過

其實’的罷。”所以這種描寫，雖屬夸張，但沒有違背生活的真實，并且是反映

了本質的真實，使諷刺力量發揮得更強烈。當然，既是藝術，既有夸張，也就不

應用實際生活的人和事來和作品一一對照，要求絲毫不差。我們不應忘記，“‘諷

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

《阿Q正傳》所用的諷刺筆墨是很精練的。這種精練，除了文字的簡練之

外，主要表現為作者善于從生活中選擇、提煉最有典型意義的事件或細節。作品

中趙秀才與假洋鬼子到靜修庵“革命”的一段描述，不過二百多字，含義卻十分深

刻，把人物丑惡卑劣的靈魂揭露得淋漓盡致，真是絕妙。這兩個反動人物的“革

命”行動是這樣荒謬不經，但又完全符合他們的身份、處境和思想性格的邏輯發

展，令人可信，既是夸張的，又是真實的，高度典型化的。還應指出，這個生動

真實的情節之所以含義格外深遠，還由于它具有象征意義，反映出了武昌起義后

的社會本質：一方面是趕跑了清朝皇帝，一方面是各種反動勢力紛紛乘機篡奪革

命果實，照舊騎在人民頭上。在未莊，“革命”就表現為打碎了靜修庵里一塊“皇

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老尼姑被當作清政府，挨了趙秀才們“不少的棍子和栗

鑿”，庵里又不見了一個宣德爐。這是多么辛辣而又意味深長的諷刺。

這樣的描寫，在作品中并非僅見。革命風聲傳到未莊時，趙太爺與阿Q對話的描寫，

多為人們所稱道。一向不把阿Q當人看待的趙太爺，居然怯怯地迎著阿Q低聲叫“老Q”了。

幾句對話，把阿Q飄飄然的狂態和趙太爺的惶恐狡猾，都神情畢肖地表現出來了。還有，《不

準革命》一章中，假洋鬼子“白著眼睛”對幾個閑人胡亂吹牛，同樣是讓人物通過言語動作，

“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丑態畢露。這些都顯示了魯迅的深刻洞察力，高超的捕捉形象的

本領和杰出的諷刺才能。

有時，作者信手拈來的詞語，也盡收諷刺之效。《續優勝記略》寫阿Q挨了假洋鬼子幾

棍子，卻去向小尼姑泄憤，調戲她，以博得“賞鑒家”的大笑而得意，作品最后寫道：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細細咀嚼，“九分”這個生造的詞，既略帶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聯系

上文“十分”，又鞭撻了阿Q。

在《阿Q正傳》中，對阿Q，由于著力剝露其精神勝利法，作者一反其他

作品的寫法，結合人物的言語、行動，用了較多的心理描寫。平時的一閃念不說，

僅就他躺在土谷祠里的幾次思想活動描寫來看，就深化了人物的性格，推動了情

節的開展。一次是他賭贏的錢被搶走了，如有所失地走進土谷祠，頭一回有些“感

到失敗的苦痛了”。但他立刻又轉敗為勝：自己打了自己兩個嘴巴，仿佛是自己

打了別個一樣。這表現他的精神勝利法較前又有了新的發展，使他在任何情況下

都永遠“勝利”。一次是在擰了小尼姑的臉以后，他飄飄然飛了大半天，翻進土谷

祠，竟然有些“不能收其放心”，合不上眼了。這次想女人的心理活動，導致了阿

Q的“戀愛的悲劇”。再一次是革命風聲傳到未莊，阿Q和趙太爺對話之后，飄飄

然回到土谷祠酒已醒透，說不出的新鮮和高興，“他的思想也迸跳起來了”。這一

番關于造反的胡思亂想，是阿Q似的革命黨的靈魂的寫真，也為阿Q日后的“大

團圓”埋下了伏筆。作品有關人物心理描寫，也增強了作品的喜劇色彩和諷刺力

量。

魯迅在小說里，一般總是讓思想傾向從場面情節中自然流露出來，不直接出

面對作品中的人物事件進行主觀的評價。但《阿Q正傳》有例外。它雖然也有

不少“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的寫法，但因是為阿Q“立傳”，而根據紀傳體的通

例，對于所傳之人，可以議論評價，因而作者在一些地方直接出面評論。第一章

序言，說明立傳緣起，除了描述阿Q身世之外，還借題發揮，譏評時弊。以后

各章，在描寫、敘述阿Q行狀和其他人物的言行時，也不時加以剖析。如說到

阿Q挨打，本來阿Q是無辜，眾人卻認定錯在阿Q。“所以者何？就因為趙太爺

是不會錯的。”又阿Q挨了趙太爺打，眾人為何反而仿佛格外尊敬他呢？一則怕

他真是趙太爺本家，二則也如孔廟里祭祀用的太牢一般，雖與豬羊同是畜生，“但

既經圣人下箸，先儒們便不敢妄動了”。正是這種迷信心理，使人們認為趙太爺

必不錯。經作者一評點，把社會上的趨炎附勢和盲目的習慣勢力的荒謬，都揭露

出來了。在敘述阿Q永遠得意時，評曰：“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

一個證據了。”既譏諷了阿Q，又把阿Q精神與當時的一些國粹家掛上了鉤。又

如阿Q由于擰了小尼姑而想女人，作者用反話評述道：“中國的男人，本來大半

都可以做圣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了。”一方面諷刺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條，

另一方面又譏諷了無恥的假道學先生們。這類作者出面的議論剖析，是與人物的

言語、行為和心理活動的描繪糅合在一起的，不僅沒有累贅之感，而且是作品中

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有點像相聲中捧哏兒的語言，把隱藏在人物言行思想活

動深處不易為讀者看出的東西，加以評點，能引導讀者去思考此中的豐富內涵；

或者由此作適當的引申，引導讀者去聯想類似的其他現象和事物。這些地方，語

言極為精粹，幽默，辛辣，三言兩語，就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顯示了魯迅的獨

特語言風格。

我們著重論及了《阿Q正傳》的諷刺喜劇特點，但決不意味著否定作品的

悲劇因素。就阿Q的思想性格來說，主要是個否定性形象；但就其社會地位和

命運來看，又值得人們同情。“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阿Q

的求生愿望終于被毀滅，他的人格被別人和被自己糟蹋，確也使人感到惋惜。魯

迅在創作時，不僅動機和目的是嚴肅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他深深地為民族為人

民憂慮。他一再對改編者說：“我之作此篇，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為目的，其中情

景，恐中國此刻的?明星?是無法表現的。”在逝世前不久又說：“《阿Q正傳》的

本意，我留心各種評論，覺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銀幕以后，大約也未免隔膜，

供人一笑，頗亦無聊。”如果把《阿Q正傳》主要當作悲劇理解，以為作者對阿

Q主要是“哀憐”；或者把它看作滑稽劇，以為只是滑稽可笑，那就與作者的本意

和作品的實際相去很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