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危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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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問題研究》

2022

年第

4

期

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

實施路徑筆談*

徐步唐永勝傅夢孜吳志成

林利民孔令杰劉豐鄭安光

【編者按】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發

表題為《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的主旨演講中，首次提

出全球安全倡議以及踐行該倡議的“六個堅持”，為建設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論創新和現實指

導意義。為深刻理解全球安全倡議的豐富內涵和時代價值，推動

國際社會踐行全球安全倡議，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組織專家

進行專題研討，現擷取部分觀點，以饗讀者。

[1]

一、人類是安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吳志成認為：安全是人類最基本、最普遍的訴求和愿望，是人類生存

和發展的基本前提。沒有和平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保障，任何個人、群體和國

家都將一事無成，人類的任何美好藍圖也都將成為空中樓閣。

* 徐步，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唐永勝，國防大

學國家安全學院副院長、少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吳志成，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戰略

研究院副院長；林利民，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孔令杰，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

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劉豐，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系教授；鄭安光，南京大學

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副教授。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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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施路徑筆談

隨著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安全問題的聯動性、跨國性、多樣性更加突出，

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更加豐富，時空領域范圍更加寬廣，各種因素的交織影響

更加錯綜復雜。因此，現代安全指涉對象的多元化和多樣性更加凸顯，我們

分析思考現代安全不能僅僅局限于國家行為體層面，而應該站在全人類共同

安全和全球普遍安全的高度，將安全放在所有人的社會關系中去理解，延伸

到個體人、群體、民族和整個人類，堅持個人安全與集體安全、本國安全與

他國安全、國家安全與全人類共同安全的有機統一，不讓任何個人脫離，不

讓任何國家掉隊，致力于實現各人群、各民族、各國家的共同安全。實質上，

真正的安全只有通過人民和集體才能獲得，國家安全最終也只有在服務和惠

及個人時才顯得更有價值和意義。

在現代安全體系中，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就必須堅持人民

安全是國家最基本最核心的安全理念。一方面，人民是維護國家安全、促進

全球安全的根本力量源泉。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根基在人民，力量也在人民。

失去了人民的依靠，沒有了人民的支持，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都是無本之木、

無源之水。另一方面，維護國家安全、促進全球安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維護

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讓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得到保障，各項基本權利

得到保護，各種尊嚴和價值受到尊重，從而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開辟通衢大道。

實現人類普遍安全也必須通過維護各國人民的安全來體現，通過實現各個國

家和群體的安全穩定來保障。正如習近平主席強調，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是人類發展進步的前提。

構建人類命運與共、安危緊連的安全共同體，不僅契合中華民族5000多

年來一直追求和傳承的天下一家、和合共生的理念，也符合世界各國人民求

和平、謀安全的普遍愿望。當今世界，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各國人民

安危與共、唇齒相依，各國安全相互關聯、彼此影響。面對暴力與沖突的蔓延，

面對恐怖主義的猖獗，面對全球疫情的肆虐，面對核戰爭與核毀滅的威脅，

沒有哪個國家和個人能夠獨善其身。歷史和現實反復昭示我們，世界上既不

存在絕對安全的世外桃源，也不存在脫離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沒有一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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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憑一己之力謀求自身絕對安全，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從別國的動蕩中收

獲穩定。一國安全不能建立在別國不安全之上，別國面臨的威脅也可能成為

本國的挑戰。面對日益復雜化、綜合化的安全威脅，人類沖出迷霧、走向光

明的最強大力量就是各個國家團結起來、同心合力，最有效方法就是和衷共濟、

合作應對。

二、全球安全挑戰及其根源

傅夢孜認為：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紀之變、世界之變、

歷史之變正在不同層面上展開。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這種變局的

廣度與深度，烏克蘭危機觸發了大國沖突的傳統病癥，成為這種變局的最新

表現。近四十年來我們所見證的自由、開放、合作、繁榮的世界似乎正在遠去，

我們所熟悉的一切難以避免地發生改變，或者說一切似乎突然間跳轉到另外

一個畫面，人類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地表現出來。任何單一的變量，無論是

新冠肺炎疫情還是烏克蘭危機，都只是百年大變局中的新變量，既非決定性的，

更非大變局本身，這些新變量有其各自的影響，而所有變量的疊加性影響卻

更為深遠，而這構成了全球安全與世界發展的挑戰。

首先，世界政治集團化、陣營化日漸清晰，至少在大國層面，美西方與

非西方對峙態勢已然表露。這種狀況與其說世界力量變化特別是中國崛起使

然，不如說是西方固有的思維形態促成。美西方硬要把中俄牽扯到一起，視

之為“戰略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以競爭取代合作、牽制取代協調，

其本質雖非完全敵對，但對抗色彩十分明確而突出。雖然“該合作的合作、

該對抗的對抗”，但對抗卻是全方位的、全域型的、分道揚鑣性的。西方抱

團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將其逐出SWIFT系統，醞釀涵蓋印太地區卻排除中國

的數字貿易協議、互聯網協議，推動排除中俄的亞太經濟框架，歐日韓澳（大

利亞）趨美抱團的陣勢突出，拜登政府糾合的民主同盟也可能成為常態性的

國際平臺，“印太戰略”的目標進一步聚集，外延也可能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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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施路徑筆談

其次，國際秩序基礎動搖，全球治理赤字增多、缺位嚴重。聯合國以維

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為己任，但在安全問題上，它既不能制止大國對外發起的

沖突甚至戰爭，更難以消除戰爭根源。多年來，聯合國既未能制止霸權國家

的戰爭沖動，也沒能阻止烏克蘭危機的發生。此外，在調查新冠肺炎疫情起

源等問題上，聯合國還不時受到霸權國家脅迫。面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戰，

聯合國共識難聚，決策效率低下，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分歧進一步擴大。聯

合國本身的改革止步不前，大國政治信任進一步削弱，都為聯合國共同應對

人類挑戰的前景蒙上陰影。在發展問題上，貿易戰損害了國家間共生互利的

基礎，拉幫結派的“小圈子化”阻礙了生產要素的正常國際流動以及國際經

貿金融等秩序安排。

最后，全球化退潮，自由主義隱退，強權政治回歸，世界安全形勢更趨

嚴峻。在全球化驅動下，數十年的世界發展與繁榮得以實現，亦使后發國家

抓住機遇努力發展崛起，相對“侵蝕”了西方的優勢。產業外包、貧富分化、

階級對立等等，激起民粹主義浪潮在歐洲和北美洶涌澎湃，反全球化、排外

主義、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國家利益至上再度興起,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

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日益暴露，自由主義被現實主義所取代，甚至成為西

方國家的基本的政治訴求。

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國經濟進一步下滑，世界及各國經濟預期被一再下

調，加之受全球化退潮影響，經濟困難局面短期內難以完全改善，各國民生

更為艱難。經濟下滑的影響延伸到政治社會領域，即經濟矛盾演變為社會政

治矛盾的可能性增大，甚至可能上升至政治沖突層面，各國對外妥協空間進

一步收窄，強硬傾向則有更大市場。國家之間的挑釁與反挑釁、壓制與反壓制、

孤立與反孤立、制裁與反制裁、威懾與反威懾等等，在不同層面逐漸表現出來。

霸權國家針對其他大國的軍事戰略調整、軍事同盟擴大、軍事機器強化，北

約可能進一步染指傳統區域以外的圖謀，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等亂象隨處可

見，這些都表明在強權政治盛行下，不可能是一個有安全邊界的世界。人們

曾經認定，大國之間的戰爭難以想象，但從未有一個大國承諾過放棄使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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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且，個別大國使用武力威脅甚至入侵其他國家的歷史一再上演。無論

在自由主義風行的時代，還是在現實主義占主導的時代，戰爭的威脅從未退隱，

網絡戰、金融戰、貿易戰和輿論戰等各種形式的博弈亦愈演愈烈。

林利民認為：當今國際安全困境的總根源，從根本上說，不是種種安

全問題本身，而是西方與非西方的矛盾、是美英等西方大國在應對國際安全

問題時歷來就有、一再表現出來的自私自利。

此次烏克蘭危機期間，美英等西方大國家依仗其經濟、政治、金融、軍

事優勢，誘迫世界各國在是否制裁俄羅斯問題上選邊站隊，但追隨美英等參

與對俄制裁的主要是西方國家，總數不到全球國家總數的1/4，人口只占世

界1/7。換言之，世界上有3/4的國家和6/7的人口不支持甚至反對美英等

西方國家對俄搞制裁。占世界人口1/7的西方與占世界人口6/7的非西方相

對立，這就是當前國際政治現實，也是人類難以走出國際安全困境的總根源。

美英等西方國家在談及東西方矛盾時，總是將其歸為民主制、人權和價值觀

矛盾，這是蓄意歪曲事實、誤導世界。西方與非西方矛盾的本質不在于文化

價值觀、制度和人權分歧，而在于世界財富高度分配不均，是貧富分化問題。

西方國家人口只占全球1/7，其GDP卻超過世界一半以上，人均GDP是世界

平均值的五六倍，能源資源、核擴散、恐怖主義、制毒販毒、國際走私、移民、

環境污染、氣候變暖和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都與東西方財富分配不均密切相關。

劉豐認為：當前，國際安全格局正經受冷戰結束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

在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沖擊下，相對穩定緩和的大國安全關系朝

著戰略競爭升級的方向發展，局部地區的戰爭和沖突動能遭到釋放，引發全

球安全局勢的緊張和既有安全架構的松動。

構成國際安全架構的各種組織、機制和平臺形成的歷史條件不同，發揮

的功能各異。二戰結束以來，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安全

架構。《聯合國憲章》確定了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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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施路徑筆談

的基本原則，明確限定了國際社會中合法使用武力的條件，并且賦予了安理

會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上的首要職責。在聯合國框架下，各國在軍控、

裁軍和防擴散等傳統安全領域以及其他重要的非傳統安全領域達成了一系列

多邊條約和協議，形成了一整套國際安全治理機制。隨著國際安全環境變化，

既有安全架構與各國實現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需求之間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國際安全架構的各種構成要素之間并不協調一致，甚至存在內在矛盾，

面臨較大脆弱性。理想狀態下，安全機制應該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為參與

方提供平等協商的空間。但是，也有一些安全合作形式是少數國家之間的排

他性安排，以防范和打壓假想敵為目標。在歐洲和亞洲，美國主導的多邊和

雙邊聯盟都是冷戰時期地緣競爭和意識形態對抗的產物，具有很強的封閉性

和對抗性。冷戰后美國推動這些聯盟關系的轉型和升級，不斷調整目標，擴

大地理范圍，強化軍事部署和內部協作，無視地區內其他國家的安全關切，

妨礙了其他安全機制和合作平臺的有效運轉。

國際安全架構的多樣性反映出不同國家在安全理念上的差異和矛盾。各

國的歷史傳統、政治制度和發展水平各異，也導致了不同的戰略文化、安全

理念和安全政策。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從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出發，堅持零和

思維，奉行實力至上原則，追求勢力范圍和價值觀劃線。這些理念轉化為對

外安全政策實踐，明顯違背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等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具

有很強的進攻性和破壞性。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高度重視主權原則，致力于

和平解決爭端，在國際安全治理中傾向于采取合作政策。主要大國的安全理

念必然投射到它們推動建立和維持的安全機制之中，造成安全機制的碎片化

和功能失調。

既有國際安全架構的有效性也飽受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沖

擊。冷戰后，美國及其少數盟友以人道主義干涉、打擊恐怖主義和阻止大規

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理由，繞開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頻繁訴諸戰爭和暴力手

段，制造地區性沖突，也引發了更大范圍的人道危機和持續動蕩。在應對諸

多地區安全問題時，美國動輒采取單邊制裁，阻礙政治和外交方式解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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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地區安全局勢緊張升級。

作為當今世界一體化水平最高的地區，歐洲一度被視為和平、穩定和繁

榮的成功范例。西方政界和學界普遍認為，北約和歐盟雙雙東擴可以構成維

護歐洲持久和平與繁榮的雙保險機制。然而，烏克蘭危機打破了這種樂觀前景。

現實發展表明，個別國家和集團謀求以實力擴張獲得絕對安全，擠壓其他國

家的安全空間，最終只會造成地區安全形勢惡化，讓自身和整個國際社會陷

入更大的不安全。

三、全球安全倡議具有鮮明時代價值

徐步認為：以構建安全共同體為核心理念的全球安全倡議，是習近平外

交思想的重要內容，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主席心系世界和平發展事業，情系各國人民生命安危，引領時代發展

進步潮流，為人類社會通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世界指出了清晰路徑，體

現了非凡的理論勇氣和深厚的天下情懷。全球安全倡議順應時代發展大勢，

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安全理論和當代中國安全實踐、世界各國人民對安全的普

遍訴求結合起來，深刻思考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世界和平安全問題。這一倡議

是中國在全球安全領域向國際社會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在全球安全領域的生動實踐，為應對全球安全挑戰、推進全球安全治理

貢獻了中國方案，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和世界意義。

吳志成認為：處于動蕩變革的世界，面對全球安全治理的嚴峻態勢，

各國人民對和平與安全的期盼更加殷切，對公平正義的呼聲更加強烈，對合

作共贏的追求更加堅定。對此，習近平主席充分展現負責任大國領袖的世界

情懷和歷史擔當，提出全球安全倡議。這一倡議順應當今時代發展潮流，符

合各國對加強全球安全合作的普遍期待，為解決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安全挑

戰、實現世界長治久安貢獻了重要智慧和方案。這一重大倡議是人類命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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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施路徑筆談

同體理念在全球安全領域的生動實踐，為破解人類安全困境、促進全球安全

治理提供了重要理念指引，為構建人類安全共同體注入了強大思想動力。

唐永勝認為：習近平主席的全球安全倡議體現了思想上的清醒和自覺，

根本上源于對深刻演變中的世界局勢的深刻理解和認識，其為推動全球安全

治理體系改革、破解國際安全困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重要理

念指引。

傅夢孜認為：全球安全倡議是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

之后為世界呈現的一個全新倡議，也是在國際局勢復雜變化，各種安全挑戰

疊加的時局下提出的一個有針對性的倡議，關系到未來世界穩定、和平與發展，

彰顯一個崛起大國的人類情懷、全球擔當與國際責任感。

林利民認為：全球安全倡議給達成全人類共同安全指明了方向。自20

世紀以來，為破解國際安全困境，實現人類安全、和平與繁榮，國際社會尤

其是國際進步力量一直在努力。早在20世紀30年代，鑒于第一次世界大戰

造成人類數千萬人傷亡及巨額財富損失的殘酷后果，國際社會普遍呼吁采取

措施消除戰爭威脅，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但是，當時主導國際事務的美英

法等帝國主義大國，為遮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是戰爭根源、帝國主義侵略

及爭霸導致世界大戰的事實，把裁減軍備說成是消滅一切戰爭、實現國際和

平與安全的根本辦法，為此召集了兩次世界裁軍大會。但由于帝國主義大國

各有盤算，30年代兩場國際裁軍鬧劇不但沒有解決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反

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催化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等人倡導、美英等國設計主導的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被其在戰后用來以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為名，

使其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軍事優勢及其世界霸權制度化，以確保其霸權利益

及其從舊時代繼承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遺產合法化、永久化。事實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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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其霸權利益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遺產不受挑戰，美英等國在聯合國機

制外，還建立了北約、美澳新同盟、東南亞條約組織、中央條約組織、美日同盟、

“五眼聯盟”、經合組織、G7等西方“小圈子”。由于美英等西方大國的一

己之私、維護美英等西方霸權為皈依的制度設計及其對聯合國各類機制的操

縱，二戰結束后的七十多年間，世界依然戰亂頻仍，由美英等西方國家挑起、

支持的局部戰爭從未停歇，人類遠沒有實現國際和平、安全與繁榮的夢想。

與美英等西方大國歷來倡導的各類以謀求自身霸權秩序長治久安的各類

安全倡議與實踐相比，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

不是從中國一已私利，而是從實現全人類安全、和平、發展與繁榮的歷史深度、

理論高度和全人類共同利益視角出發，爭取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困擾人類社會

的安全、發展困境，是人類通向根本解決安全困境，實現和平、安全、發展

與繁榮正確道路的“中國方案”，這一方案與美英等西方大國提出的國際安

全思路與方案存在根本性區別。

四、全球安全倡議的理論創新意義

徐步認為：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以整體的而非局部的、聯系

的而非割裂的、發展的而非靜止的思維看待全球安全問題，充分體現了這一

重大倡議的整體性、時代性和人民性。習近平主席有關全球安全問題的重要

論述，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

論，凝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超越了西方強權政治安全理論，

具有突出的理論創新意義。

胸懷世界，深刻把握全球安全的整體性。當今世界已日益成為一個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各國安全不可分割。沒有一個國家能憑一己

之力謀求自身絕對安全，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從別國動蕩中收獲穩定。應對

全球安全挑戰、實現世界長治久安，必須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

安全觀。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安全；綜合，就是要統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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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施路徑筆談

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過對話合作促進全球和地區安

全；可持續，就是要發展和安全并重以實現持久安全。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都

應得到尊重，要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反對把本國安全建立

在他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

領航定向，深刻把握全球安全的時代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

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步交織、相互激蕩。習近平主席洞察世界之變、

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明確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樣的安全理念，各國怎樣

實現共同安全”的時代課題。全球安全倡議超越西方狹隘的政治安全理論，

強調各國應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不

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各國應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分歧和

爭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不能搞雙重標準，反對濫用單

邊制裁和“長臂管轄”。國際社會應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

共同應對地區爭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

生命至上，深刻把握全球安全的人民性。安全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利

益，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

政黨的顯著標志。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集中體

現了中國人民深厚的仁愛傳統和中國共產黨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人

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把中國人民的安全利益同世界各國人民的

安全利益統一起來，通過維護中國人民的安全促進世界各國人民的安全，同

時又通過維護世界各國人民的安全更好地保障中國人民的安全。

林利民認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是對20世紀以來世界各

國普遍認同的國際安全主張的繼承和理論創新，以及對新中國歷代領導人有

關國際安全合作思想的繼承和理論創新，如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

的安全觀，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

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等；也有

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以維護西方經濟、政治、軍事霸權利益為宗旨的霸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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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評，如堅持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不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

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則，構建均衡、有效、可

持續的安全架構，反對把本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堅持通過

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反對搞雙重標準，反對濫用

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等；還有對如何在未來推進國際安全合作有可操作

性的具體主張，如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共同應對地區

爭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等。

五、落實全球安全倡議的基本方略

徐步認為：落實全球安全倡議，首先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習近平主席

全球安全倡議的理論內涵和思想精髓，同時還要做到以下三點。

一是必須樹立正確的大局觀。我們要抓住本質和全局，在我國同世界

的關系中看問題，把握前進方向。我們既要把握世界多極化加速推進的大勢，

又要重視大國關系深入調整的態勢；既要把握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的大勢，

又要重視世界經濟格局深刻演變的動向；既要把握國際環境總體穩定的大

勢，又要重視國際安全挑戰錯綜復雜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種文明交流互鑒

的大勢，又要重視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現實。我們要統籌國內國際兩

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既統攬全局、又聚焦重點，有效防范各類風

險連鎖聯動。

二是必須認清世界轉型過渡期國際形勢的演變規律。世界正在經歷的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既是大發展的時代，也是大變革的時代。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不限于一時一事、一國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闊的時代之變。必須從各

種亂象中看清本質，從歷史的維度中把握規律。經濟全球化大勢不可逆轉，

合作共贏才是人間正道。時代之變和世紀疫情相互疊加，人類社會已被深刻

改變，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對

公平正義的呼聲更加強烈，對合作共贏的追求更加堅定。關鍵是要順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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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施路徑筆談

大勢，堅持合作、不搞對抗，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不搞零

和博弈，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三是必須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中國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堅定維護以聯

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21世紀的多邊主義要守正出新、面向未來，既要堅持多邊主

義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也要立足世界格局變化，著眼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

在廣泛協商、凝聚共識基礎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堅決反對一切形式

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各國都應當承擔起各自使命責任，開展建設性對話，

堅持求同存異，為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宏偉目標發揮正能量。

傅夢孜認為：國際變局風雨如晦，全球安全倡議的落實更顯得刻不容緩，

勢在必行。中國大力弘揚全球安全倡議，推動該倡議在全球層面上更好地落

實，必須保持足夠的戰略清醒，熟悉并掌握不同尋常的國際交往、處事方式，

從容應對日趨復雜的各種挑戰。

一要保持國家形象與政策的獨立性。新中國自成立起作為一個大國被世

界尊重，就在于新中國是一個有著獨立自主立場、能夠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特

殊作用的大國。在一些大國單邊主義、利己主義、逐利主義、民族主義傾向

上升的時下，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力量崛起于世界，首先是作為一個有份量

的和平力量和發展力量，更顯彌足珍貴與重要。中國的力量壯大一分，和平

的力量就會增大一分，發展的動力也會增強一分。我們要發展鞏固合作開放、

包容互惠、相互支持的區域性和國際多邊機制，旗幟鮮明地反對集團政治是

我們面對集團化、陣營化世界的基本立場。中國不迎合、不回避也不擔心對

抗性競爭，堅持戰略自信，正視國家間難以回避的競爭性；同時盡可能尋求

與美西方國家建設性交往。面對對抗性的政治或軍事“小圈子”，也要努力

尋求在交叉領域開展和深化合作。

二要統籌發展與安全。未來國際經濟環境或將大不同于以往，全球化退

潮，地緣政治博弈風險趨升，一些國家對華“脫鉤”“斷鏈”趨勢明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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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深遠。在告別高歌猛進的全球化時代的同時，我

們需要做好善后，消除其留下的問題，同時努力推動新型全球化。繼續倡導

多邊主義，共促全球發展合作，避免發展中國家經濟困難演化成社會和安全

問題。發展是前提，安全是保障，沒有安全，發展等于歸零，因此，我們要

尋求有安全的發展，要把發展與安全緊緊扭在一起，強化風險意識、底線思維，

積極預判風險，努力予以化解。

三要優先經營周邊，做厚做強戰略空間依托。從產業鏈安全而言，產業

鏈的無限延伸雖可攤薄生產成本，但難以化解產業安全甚至國家安全之虞，

因此周邊應該成為補鏈、建鏈的重要地帶，真正使周邊成為內循環的外沿，

外循環的前沿，在統一國內大市場過程中努力與周邊對接，擴大從周邊國家

的進口，增大對周邊國家的投資，增強中國地緣經濟輻射力。讓中國經濟增

長的成果更深更廣更多地惠及周邊地區，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

劉豐認為：面對當今世界面臨的嚴峻挑戰，中國主張推動構建均衡、

有效、可持續的全球安全架構，這并不意味著完全推翻既有架構，而是著眼

于這些架構的完善和升級。在這一過程中，各國尤其是主要大國需要共同承

擔維護國際和平、增進安全合作的責任，維護聯合國在國際安全治理中的核

心地位，平衡各國自身安全利益和全球共同安全利益，維持大國戰略關系的

穩定性。

國際安全架構需要體現均衡性。國際體系中的安全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

維護共同安全才能更好保障個體安全。在完善全球和地區層次安全架構時，

需要以系統思維加以推進，包容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在制定和實施安全戰略時，

不能單純著眼于一國自身安全，也需要考慮別國安全，將個體安全與共同安

全結合起來。

國際安全架構需要增強有效性。聯合國在國際安全治理中的權威性應得

到尊重，繞開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單邊強制措施甚至是武力干涉不具有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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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施路徑筆談

性，也會遭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抵制和反對。地區安全熱點問題的解決需要堅

持政治和外交方式，通過利益攸關方之間的對話協商管控危機，促成階段性

協議直至最終解決方案。

國際安全架構需要形成可持續性。在主要大國的協調基礎上，各種安全

組織、機制和平臺需要更加協調和相互促進。安全機制的強化既要著眼于解

決緊迫而突出的熱點問題，又要立足于培育國家間持久的良性互動。全球和

地區層次的安全架構與經濟架構之間也緊密關聯，二者相互支撐才能構筑國

際和平穩定的堅實基礎。

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保持了總體和平和穩定，維持了較高水平的經

濟一體化和經濟發展。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積極參與地區安全合作，與

周邊鄰國妥善處理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中國—

東盟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等合作形式。與強調制度化水平、以聯盟擴張為主線

的歐洲安全模式相比，亞太安全架構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強制力有限。但是，

現有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大多以尊重地區國家的主權原則和獨立自主為基礎，

滿足了彼此通過協商和對話方式處理敏感問題的期待。中國與周邊國家共同

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形成了適應本地區實際和需要的基本經驗，也為國

際安全架構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鑒。

唐永勝認為：大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發展方面擔負著更多的

責任，在氣候變化、綠色發展、核不擴散、局部沖突等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

上有著廣泛而相近的利益訴求，需要共同面對逐漸增多的全球性和跨國性風

險和威脅。

在國際秩序變遷過程中，國際力量結構將繼續發生變化，原有的霸權邏

輯、強權政治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關于新秩序的主張及實踐也不可能

輕易得到確認和適用。在國際秩序構建中，大國必須要有大國的責任擔當，

新的秩序只有具備足夠的包容性和公正性，才能引導全球政治和國際安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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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可預期的方向發展演變。

面對一些企圖將中國排擠出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的企圖，我們不應隨之

起舞，更不能被帶亂節奏，而是要以更大的決心和更有力的舉措深化與外部

世界的交流合作，擱置或淡化一些暫時難以解決的分歧，避免無意義的爭論，

不斷積累戰略互信與共識。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為深刻變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確定性。

中國應積極探索和實踐更高水平的開放，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不尋求

建立狹隘的“小圈子”應對外來壓力，只要不自我孤立，任何力量都阻擋不

了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發展，中國的對外關系就會保持基本的戰略穩定，

那種動員盟友孤立中國的企圖也不可能達成。從較長時期來看，一個國家的

發展必然要依托現有國際體系來實現，而不可能一下子超出現有條件而實現

跨越。無論從戰略上還是策略上講，中國都應該成為國際體系中積極的參與者、

變革的推動者、多邊主義的踐行者。這些努力將有助于促進大國關系向更具

建設性方向發展。

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實現國家發展和進步，是推動大國關系共同進化

的重要前提條件。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沉著看待和應對外部安

全環境的重大變化，不回避也不夸大，不幻想也不冒進，是實現國家長治久

安的大戰略要求。從長遠看，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立足的基礎還是在于切

實把國內事情辦好，如此才更有條件處理好對外關系，以國內治理水平的持

續提升影響全球治理的發展方向。當前尤其不能被一些戰略迷霧所干擾，須

適應世界變局的內外要求，堅定不移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實現高質量發

展與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其中尤其要處理好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共同認

知與自主協調之間的關系，并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完善，達成動態有益的平衡，

不斷提升戰略韌性和發展潛力。

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不是也不應該是大國權力爭奪的延續，更不是著

眼于取代原有世界霸權，而是世界歷史進程中催生育化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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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施路徑筆談

這個過程需要以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完善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作為關鍵支撐，

也必將為世界政治和大國關系進步提供發展動力。

六、全球安全倡議對海洋治理的指導作用

鄭安光認為：全球海洋約占地球表面積的71%，是人類共同的家園。全

球海洋安全治理事關世界和平和人類福祉。全球安全倡議為全球海洋安全治

理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施路徑，是推動全球治理的又一精準“中國方案”。

實現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必須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

當前全球海洋治理面臨的各種挑戰，沒有國家能夠憑一己之力解決，需要國

際社會攜手應對。只有國際社會形成安全共識，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

持續的安全觀，才能通過合作應對人類共同面對的海洋安全問題，建立有效

的國際海洋規則和秩序。

實現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必須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摒棄冷

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不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當前，國際海洋安全面

臨的最大威脅是海洋霸權國固守傳統海權思想，強化自身海上力量優勢，對

其他新興海上力量崛起橫加打壓，挑起地區海上爭端。二戰以后，美國憑借

自身海洋霸權四處干涉，充當“全球警察”。面對新興大國崛起，美國并不

甘心失去自身全球霸權的重要基礎——海洋霸權地位。奧巴馬政府提出“亞

太再平衡”，計劃將戰略重心東移到“從西太平洋和東亞地區至印度洋和南

亞的弧形地帶”。一方面把其60%以上的海空軍力量部署在亞太區域，另一

方面通過軍事援助等方式推動亞太盟友與伙伴的能力建設，制衡中國海上力

量崛起。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戰略”，明確提出要維持美國在印太地區主

導權。拜登政府不斷強化“小圈子”式的集團政治，升級美日澳印“四邊安

全機制”，建立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牽頭發起“印太海域態

勢感知伙伴關系倡議”，給亞太海上安全制造了新的不穩定因素。美國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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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思維，奉行單邊主義，醉心于打造“小圈子”，搞集團政治，挑動陣營

對抗，其目的是維護美在全球霸權地位，其倡導的“航行自由”實質上是“橫

行自由”。為維護全球和地區海洋安全，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海洋霸權，

反對組建針對他國的“小多邊集團”。

實現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必須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

的分歧和爭端。由于西方殖民體系等歷史原因，當今世界上有不少國家之間

存在島礁領土主權爭端。據初步統計，全世界近60個國家存在島嶼爭端，占

世界沿海國總數的40%。除島礁主權爭端外，世界各國還普遍存在海洋劃界

爭端。目前，全球已經確定的海洋邊界約有三分之一，剩余邊界的劃定要比

已解決的更加復雜和困難。許多海洋劃界涉及島礁主權的歸屬，而島礁歸屬

及海洋劃界涉及海洋資源的支配與利用，往往夾雜政治、民族感情等因素，

如長期懸而未決，將不利于相關國家的友好往來，甚至引發地區沖突。通過

談判協商和外交途徑解決爭端，維護海洋和平與安寧的最有效途徑，是建立

海洋持久和平與安全的基礎。

實現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海

洋安全包括傳統安全問題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前者涉及地緣政治競爭、島礁

領土主權爭端等，后者則與海上恐怖主義、海盜行為以及海洋環境污染、海

洋災害等相關。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代表的國際海洋法體系形成后，

各國軍事力量正面沖突的情形大為減少，然而非傳統安全的威脅逐步上升。

進入21世紀后，隨著海洋作為綜合性戰略空間的地位日益提升，海洋領域的

國際競爭和爭奪明顯加劇，傳統安全威脅更趨嚴峻，國家間島嶼主權爭端、

海洋劃界分歧以及海上軍事威脅時有發生。同時，海洋領域的非傳統安全挑

戰也日益增多：圍繞海洋資源開發利用問題的國際糾紛不斷；海洋科考、環

境保護等公共事業發展面臨一系列挑戰；海盜及其他海上犯罪行為增加；海

外貿易和海洋航運等面臨的安全風險也呈上升態勢。因此，在海洋安全治理中，

必須統籌傳統海洋安全威脅和非傳統海洋安全威脅，不僅不可偏重某一方面，

還要兼顧二者之間的關系對海洋安全治理可能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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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施路徑筆談

孔令杰認為：全球安全倡議為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

平和安全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提出了實施原則、路徑和方法。

在南海地區和平與安全上，中國應努力做到如下幾點。

第一，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強調南海的和平安寧

由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維護。中國和東盟國家是搬不走的陸地和海上近鄰，

南海問題不是中國和東盟及東盟成員國關系的全部，中國愿意與各方一道努

力，通過對話化解分歧，通過磋商匯聚共識，通過合作增進互信，共同將南

海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

第二，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及真正多邊主義，反對任何國家在

南海地區搞單邊主義、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近年來，美國宣揚維護所謂“基

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聲稱中國在南海的海洋主張及維權行動違反包括《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在南海問題上以大欺小、恃強凌弱，并以

捍衛公平正義及地區盟友的正當海洋權益為幌子，大搞集團政治，先后推出

“印太戰略”、四國機制、AUKUS，升級與地區盟友的海上安全合作，加強在

南海實施所謂“航行自由行動”，拉攏域外盟友全面介入南海問題，挑撥部

分域內國家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對抗。對美國的種種霸權、霸道、霸凌行

為，中國一方面表示堅決反對，向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澄清事實真相，另一

方面亮明底線、劃出紅線，及時做出有力回應。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我們“決

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第三，堅持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強調中國和東盟國家

基于協商一致原則共同擬定“南海行為準則”。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

國家達成《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承諾通過自我限制、信心建設、海上合作

等措施共同維護地區秩序，并在全面有效落實《宣言》基礎上，依照協商一

致原則磋商達成“南海行為準則”，努力構建可妥善照顧各方合理關切、有

效管控分歧和沖突、實質推進海上務實合作的一整套規則、機制和制度。經

過幾年的不懈努力，中國和東盟各方排除各種干擾，已經完成“準則”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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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讀”，并一致同意加快磋商進度，努力盡早達成更加實質、有效的“準

則”。我們相信，“準則”將和《宣言》一樣，成為中國與東盟成員國通過

共同擬定行為規范，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地區安全架構的具有里程碑意

義的文件。習近平主席反復強調，“國際上的事情由各國商量著辦”。事實上，

南海地區的安全事宜，應該由中國和地區內各國商量著辦，南海地區的安全

架構是否令人滿意，中國和地區內各國最有發言權。

第四，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地區問題，反對外來干涉，

反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中國和南海地區國家在歷史上均遭受西方列

強的侵略、剝削、殖民，無比珍視來之不易的民族獨立、國家自強、地區和平，

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

基石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倡導并踐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于有關各方在南海

的島礁主權、海洋劃界、海洋權益爭端，中國恪守《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和

平解決國際爭端、禁止訴諸武力、國家同意等國際法原則，提出“主權屬我、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倡議，堅持通過談判解決有關爭端，在最終解決這些

復雜敏感的爭端前，由爭端當事方協商管控分歧、妥處爭議、管理沖突，避

免局勢升級、影響雙邊或地區關系大局。

【責任編輯：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