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
（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一、 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53年）的法律制度
（一）、春秋時期的社會變遷： 從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洛邑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晉。始稱春秋時期。
“國與國之相攻，家與家之相篡，人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墨子《兼愛中》)
“子弒父者有之,臣弒君者有之”. (《孟子》)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史記·太史公自序》)
①政治上，周天子大一統的宗法統治已經動搖。權力下移，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變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至“禮樂征伐自大夫出”。②經濟上，鐵器應用，牛耕推廣。井田制破壞，
私田出現。突出特點:1.王綱解紐，“禮崩樂壞”；2.大國爭霸，各領風騷。
春秋時期涌現了很多新事物:郡縣制取代分封制(秦楚晉)；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祿(上承君命,下理庶政.仕官而不領土,任職食傣)。而在法制領域，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鄭晉等國掀起的成文法運動。
（二）、春秋時期的頌成文法活動：
夏商西周三代，中國法律尚處于習慣法時期。此時期的一些法律雖經整理編纂，并有文字記錄，已成為系統化的法律，但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文法。真正的成文法要到春秋戰國時期才得以問世。
1、 鄭國“鑄刑書”。鄭國的執政子產是春秋時代的著名政治家。他有一句名言：“茍利國家，生死以之”。鄭國是一個小國，用論語的話說就是“千乘之國攝于大國之間”，處境十分艱難。子產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從容周旋于秦晉大國之間。外御強敵，內修政事，把鄭國治理得井井有條。他治理鄭國一年，手段比較強硬，鄭國人恨他，編了一首歌謠：“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以后，受到民眾的擁戴。鄭國人又編了一首歌謠唱道：“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他死后，被孔子稱作“古之遺直”；后人尊之為“春秋第一人”。
在禮和刑的關系上，子產主張禮刑并用，寬猛相濟。《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子產臨死時，對他的繼承人說：“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這是一種很清醒的認識。子產的這一主張在儒法兩家那里得到了回應：儒家繼其寬，法家繼其猛。
子產又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他主張保留鄉校，增強政治的透明度，允許鄭國人批評時政，局部開放了言論自由。在法制領域，他開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據《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書”，就是將法律條文鑄刻在鼎上，公之于眾。使法律由秘密狀態走向公開，這是中國法制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子產鑄刑書的內容已不可考。有人推測，它應當是適應春秋末期社會轉型的現實，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內容。大致是鼓勵開墾荒地，新懇地為開懇者私有財產，不準他人任意侵占。國家的軍賦按丘、按畝向土地私有者征收等。
2、鄧析制“竹刑”。鄧析是鄭國大夫。他是名家的先驅，也算是中國律師的鼻祖。《呂氏春秋。離謂》篇上記載了他的一個故事，大意是，洧水發，淹死一個富人。其尸首被人撈走，
富人家屬要贖尸，但對方索價太高，富人家屬于是找鄧析拿主意。鄧析說：不用急，他不把尸首賣給又你賣給誰呢？過了幾天，撈得尸首的人等急了，也找到鄧析拿主意，鄧析回答：不要急，他不找你買，還找誰呢。
此篇又謂：“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襦褲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日歡嘩。子產患之。于是投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依此，鄧析是為子產所殺，支持這種說法的文獻尚有《荀子·宥坐》、《說苑·指武》、《列子·力命》。
鄧析私自編制了法律規范，刻在竹簡上。故稱“竹刑”。這為他引來了殺人之禍，因為法律體現的是國家意志，私人制作是違法的。《左傳》定公九年記載：
“鄭駟顓（鄭國執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預注：鄧析“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鄧析并未接受君命，其制作竹刑屬個人行為，名不正且違法，故為駟顓所殺。不過，駟顓雖然殺了鄧析，卻不因人廢言，依舊用其竹刑。這意味著竹刑經過國家認可，有了法律效力了。
3、晉國“鑄刑鼎”。時間在公元前513年，鑄鼎頒布的是趙鞅和荀寅，著刑書的是范宣子。皆為晉國大夫。
將晉國法典鑄在鐵鼎上，史稱“鑄刑鼎”。這是中國法制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三家公晉以后，韓有《刑符》，趙有《國律》，魏有《魏憲》，都是成文法，沿續的是“鑄刑鼎”。的晉國傳統。
鄭國和晉國公布成文法是前無古人的，是對現存法律制度的挑戰，因而受到保守人士的非議和批評。晉國的叔向、魯國的孔子分別對鄭晉兩國公布成文法進行了批評。
（三）關于公布成文法的爭議。
我們推測，鄭晉兩國頒布成文法，其各自在國內遇到的阻力一定不小。因為它觸犯了作為法律“守藏人”的貴族階級的既得利益。這方面文獻缺乏，只能存疑。現有文獻披露的是來自國際的批評。代表人物是晉國的叔向和魯國的孔丘。
叔向寫信寫子產，對鄭國鑄刑書公布成文法提出批評：
“昔先王議事以制（制度，先王之制，即禮），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這是抬出先王，訴諸祖宗之法，來壓子產改弦更張，取消刑書。
“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民眾知道有了法律依據就不用害怕上面了），并有爭心（民眾會起爭奪之心），以征于書（從刑書上尋找法律依據），而僥幸以成之（卻希圖僥幸來成就他們的不良行為）。”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民眾一旦發生糾紛和爭端，就要拋棄禮儀規范，援引刑書作為依據。一絲一毫的小利都不會放過）。
這兩段話都是講鑄刑書的危害。“不忌于上”，“并有爭心”，“將棄禮而征于書”，手里有了法律依據，也就有了抗爭的本錢。會起爭端，導致社會的無序狀態。
晉國鑄刑鼎則受到孔子的批評：“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晉國大概要亡國了吧，喪失了它既成的制度，即先王之制）。
（五）、公布成文法的意義：
梅因在《古代法》里講到：東西法律都曾有一段秘密時期。有關法律知識和判斷爭訟的原理為少數特權階層所獨占。這少數特權者就成為法的守藏人和管理者。這個論述具有相當大的概括性，中國古代也不例外。西周時代的“臨事制刑，不預為法”，叔向所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都暗示了刑法的不公開性。但這里有個問題：這個不公開的刑法是臨時制定的呢，還是已有預定的法典只是不公開、處于秘密狀態？注《漢書》的師古認為：“非不預設，但弗宣露使人知之”。這可以稱作“法條預設論”；另一個注者李奇則認為：“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后乃斷其罪，不為成之刑，著于鼎也。”李奇的看法和叔向是相同的，可以稱作“法條臨時論”。哪一種說法正確呢。我傾向于師古的意見。理由很簡單。無論是商之湯刑，還是周之九刑，都是預設之刑，而不是隨機應變、臨時制作。
那么，為什么預設的法律不公開，要使其處于秘密狀態呢？答曰：“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法律處在秘密狀態就會讓一般人不可知，無從知。只知其有，不知其詳，什么是法所禁止的，什么是法所允許的，一概不知，故深不可測；因為那個法深不可測，界限朦朧，只有處處加著小心，為防動輒得咎，必須來去側身。行走天地之間，無處不感到法的威攝力，這就是威不可測。
現在再說公布成文法的意義：這可以從兩個方面認識，一個是當時段意義；一個是長時段意義。
“當時段意義”著眼于當下。我引荀子的話來說明：“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中略）皆知夫為奸則雖隱竄逃亡之由（猶）不足以免也”（《荀子·君子》）“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成相》）簡單的說，就是可以讓天下人知法、明法、守法，充分發揮法律禁奸止暴的功能。
長時段意義著眼于中國法制史的過程，① 對傳統法律觀念、法律制度、社會秩序的一種否定。法律不是少數人的私產，而是全社會公開的調節器。②開創了成文法的先例，引發起春秋戰國時期轟轟烈烈的成文法運動，客觀上為封建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③標志著法律觀念和法律技術的發展與進步。
二、戰國時期（前453----前221）的法律制度。
（一）、社會政治特點。
1、列國爭鋒。
劉向《戰國策·序》說:“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攻爭強，勝者為右”。列國之間的這種爭奪和征戰是極為殘酷的，充滿血腥和野蠻。用孟子的話說就是“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這種征戰是以無數的生命和鮮血為代價的，充滿了野蠻、殘酷和血腥。
由于戰場勝負決定國家存亡，因此戰國時代是一個武力橫行天下的時代。戰國初期，見諸史書的尚有20多個國家，經過大國兼并，形成齊楚燕韓趙魏秦七雄并立，逐鹿中原的格局。此時的周天子連名義上的天下共主也不是了。較之春秋時代，戰國時代的戰爭次數頻繁，據《春秋》記載，在春秋時期242年間各種戰爭448次。到了戰國時期僅大規模的戰爭就有222次”（ 此據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中國社會史》一書）；規模擴大、春秋時期投入兵力最多不過幾萬人，戰國時期則動輒幾十萬。攻防手段和技術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孫子兵法、吳子兵法。戰爭的目的不再是列國之間爭奪霸主，而是以兼地略土為直接目的，以王天下為長遠目標。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尊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
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日知錄》卷13《周末風俗》）
2、變法更制。
為了達到富國強兵，統一天下的目的，魏、楚、趙、韓、秦等國先后進行了變法更制。崇尚法制、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擔當了變法的主要角色。率先進行變法的是魏國，法家的先驅人物李悝以“魏文侯師”、“魏文侯相”的身份主持，改革涉及政治、經濟和法律等眾多領域。
在楚國，有吳起變法。他變法的要點是“損其有余而繼其不足”，“使私不害公”，著眼點是吏制改革（政治制度），矛頭指向“巨室”。孟子有言：“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吳起反其道而行之，因此，阻力很大。吳起的變法前后沿續十年，成效頗為顯著。楚國原本落后，經過變法迅速強盛起來。“南攻揚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并一度戰敗魏國，
“馬飲于大河”。但吳起的變法遇到保守勢力的強烈抵抗。變法中途夭折，他本人也被亂箭射死，并五馬分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