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下留城”：平遙古城護城記
從1980年開始，全國一片拆掉舊城建新城的形勢，整個國家百廢待興。那個時候盛行兩句話，就是“要致富，先開路”“汽車一響，黃金萬兩”。這樣一來，到處都在開路。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拆掉舊城建新城，拓寬原來的舊馬路變成新馬路。但是很多城市不大理解怎么樣是正確的城市建設方式，在此過程中出現大量的無序拆遷。實際上，我們需要做好城市規劃，要有一個詳盡的能合理指導城市建設發展的城市規劃。
欲拆平遙城？且慢
在拆山西平遙城墻的時候，我正帶著學生在榆次做總體規劃教育實習。平遙古城離榆次很近，我向當地借了一輛小車，走了一圈去看一看，一看就嚇了一大跳，所有的東西都在拆。因為我跟我的老師董鑒泓先生1962年去平遙調查過，就認識了平遙古建文物隊的隊長李祖孝和李有華，他們看到我都還認識，他們就來跟我講，說這里要救一救，這么好的東西不要拆啊，太可惜了。我說你們怎么拆房子的？你們的規劃圖拿來我看看。當時平遙建設局的工程師王中良把規劃圖拿出來，王中良是一個很老實的地方干部，但是這個干部不懂規劃技術，他是搞市政管理的。當時說要開馬路，要開多少米？開24米寬的路，就拆掉了房屋，然后就把城墻拆掉了。在這個情況之下，李祖孝、李有華就帶我去看已經拆掉的許多明清時代建筑的殘址。
1980年平遙剛剛拆了一條大街，從西城門拆起，進去180米，這一段路已經拆掉了300幢明清建筑。
平遙城里大多數房屋都是明清建筑，要著重說一句，山西省的古城里所有的房舍、建筑大多是明清建筑，像現在你去找找看明代建筑，到哪里去找？這個地區各個古城都是明清建筑，我覺得實在太可惜了，就希望他們能很好地做城市規劃。當時，山西省建委的規劃處處長趙晉普，曾是我們同濟的學生，我教過他。他說，正好你們同濟的老師來了，可以幫助我們搞一搞建設。他就把山西省各個城市規劃部門做的圖拿出來給我們看，我一看又嚇了一大跳，忍不住生氣罵起來，我說這種圖還能叫做規劃圖？你是學城市規劃的人，怎么會做出這樣的圖？他說他也沒辦法。我一張圖一張圖地看，看了以后就覺得非常悲哀，就是所有的圖幾乎都是不合格的。趙晉普說，阮老師那你看看我們該怎么辦？我說先停下來。他就請示了一下省政府，回復說不可能。后來，我說，我們換個方式，看有沒有可能找一個地方進行試驗建設。
到了平遙不久，古建筑就不拆了。因為沒錢了。平遙當時很窮，城市領導是主張要拆的，但是拆也要工錢。我說，平遙現在停止拆老城了，城市照樣可以現代化發展，你不要用這種拆了舊城再建新城的辦法，你不拆舊城也可以建新城，我們要有合理的規劃辦法。
當時就是這位趙處長找了山西省建委主任，這個省建委主任同意由我來做一個合理的規劃，但是要求是要快，這個規劃要一個月做出來，做出來以后按不按照這個執行，不能確定。我想雖然結果不知道，
但是至少可以讓拆老城的事情停一停。那個時候正好放暑假了，我就趕快回到學校招兵買馬，挑了12個優秀的學生。我對學生們說，第一是沒有錢，咱們是去義務勞動；第二是會很辛苦，都要吃苦耐勞，并且技術水平要高，能畫能寫；第三，你還要有一點特長。當時所謂的特長其實不是指別的，主要是指會騎自行車、會攝影、會做模型。那
個時候不是人人都會騎自行車，因為調查要跑，會騎自行車肯定會快一點。然后會拍照，以前的照相是用膠卷，自己要會沖印，要會放大，因為沒人幫你做這個事情，只能我們自己做。還有一個就是會做木工、做模型，因為到那邊要自己動手做。當時挑出來的12個人后來全出了成績：“其中就包括同濟大學現任的副校長吳志強、上海規劃院的院長、廣州市規劃局的局長，還包括張庭偉，當時他是研究生，現在是美國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的終身教授。”
“老城老到底，新城新到家”
我那個時候也有四十幾歲了，我在念大學前當過兵，年齡比學生大得多。去平遙要花錢，買火車票、吃、住，就預支了教學經費3000塊錢。回來要用教學經費慢慢地還的。我每年進行的全國各地古城調查的經費要花掉一輛小汽車的錢。都是我自己貼錢的，每年在這個項目上花去15萬到20萬元之間，所以我買不起房子，用不起車子。
我到現在為止已經做了100多個古城鎮的調研和規劃，做好了就把材料上報上去。學校卻沒有專項資
金支持這件事。
當時平遙調研也是我們自己拿錢，各種日常開銷都要自己拿錢。當時我去之前，我就跟學校幾個主要老師講這件事，一個是系主任董鑒泓教授，一個是古建專家陳從周教授。陳從周教授給了我很重要的啟發，他說，對于這些城市來講就是一句話叫“老城老到底，新城新到家”，新舊分開。這個建議很有智慧。
后來系主任董鑒泓教授也到平遙來了，過來了之后具體做了一點指導，系主任董鑒泓教授也到了，給了我們精神上的支持。
我到了平遙以后就發現，平遙有非常珍貴的文物遺產價值，有很重要的東西。其中一個就是平遙的城墻，平遙的城墻是后周時期留下來的，像這么古老、完整的城墻中國沒有幾個，實在是罕見呀！當時，全國一片拆城風。當時只有4座城墻還留著：第一座是平遙，只拆了一個口子。第二個是西安拆了一半，還留了一半。第三個是荊州，因為湖北荊州的城墻本身就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第四個是東北的興城，袁崇煥明末在東北抗擊金兵的城市。因此我們就說這四座古城是當時中國僅存的相對完整的古城，這些古城都可以列為國家級的文物保護單位。當時，荊州城和西安城已經是國家級的文保單位了，進入這個級別的名錄以后就能有機會把它保住。
同時，我在平遙古鎮又發現了兩處重要的古建筑：一個就是雙林寺，雙林寺里存有二千多個元、明、
清以來優秀的雕塑，這個雕塑之精良，內容之豐富，應該說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如普通山門里的四大金剛，人家的四大金剛就是“風、調、雨、順”，一般是穿上盔甲的武將裝束。雙林寺里的四大金剛竟穿著露臍裝，肚子、胸部都裸露到外面。它們是元代的雕塑。
另外，我們常見的十八羅漢，一般是什么降龍羅漢、伏虎羅漢，然后是沉思羅漢、長眉羅漢等，雙林寺里的也不是這樣，他們是怒羅漢、啞羅漢、醉羅漢、睡羅漢、病羅漢，元代的雕塑非常有特色，很人性化、生活化，把人的神態用羅漢的形式表現出來，很仿真的，有活靈活現的感覺。另外，一般常見的觀世音菩薩是男身女相，而他們做的是女身女相，胸部高的，屁股大的，側身坐著，一看就是漂亮女子的形象。尋求“護身符”
最特別的是雙林寺的韋陀像，看那渾身隆起的肌肉，活脫脫就是中國的男性維納斯。中央美術學院的專家們說這個是世界級瑰寶，這些羅漢像是從來沒有在其它地方見到過的，是驚世駭俗的。
還有一個就是鎮國寺，鎮國寺是唐末的，是北漢天會七年（963年）建的。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寺廟第一個是南禪寺，第二個是佛光寺，第三個就是鎮國寺，而年代早晚排序依次為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的寺廟都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但鎮國寺當時卻不是，因為當地沒人申報。我們立刻決定申報。我讓學生們把鎮國寺的相關材料準備好，把古城墻首先畫成考古建筑圖，我拿這個去報批，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就有譜了。若是有了這個認定稱號，平遙古城就有了免于被拆的“護身符”了。
平遙的那些明清的民居，也都特別精良，這中間還有很多很好的東西，比如它的文廟大成殿。大梁上寫著金大定三年（1163年）建。甚至城市當中的市樓，建的時候是清康熙二十八年，都明確寫在那里。這些建筑中光明代的東西就多到幾百個，還有那些像城隍廟、清虛觀，一看就是元代、明代建的。但是，當時山西省留存了全國65%的古建筑，到處有精品。想要得到保護，不讓它被拆遷破壞，我們還必須想方設法拿到這個“護身符”。
我們日夜奮戰了一個月以后，我帶著做好的材料，專門去匯報，我們把圖做得很好，希望讓那些領導們能看得懂并認同。我先給縣里領導匯報，然后再跟省里領導匯報，然而，縣里和省里領導都沒有表示出較大的興趣和支持，然后我就想辦法，直接把材料送進了北京。
我一個人背著圖紙，問縣里借車。當時借的不是汽車，是自行車，想借自行車推我的行李，結果沒借到。我就只好自己背著走，一共是7里路，路不遠，但要扛著行李、圖紙，當時還下著雨，很不方便。我渾身是泥漿，我走到火車站，乘夜車從平遙坐到了太原，然后到太原轉火車去北京，到了北京見到了國家文化部文物處處長羅哲文，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阮老師，您趕快去想辦法洗個澡吧！”當時，我完全就是像叫花子一樣，渾身又是泥，又是水。我把規劃和圖片資料給羅哲文、鄭孝燮先生看了，他們都傻眼了，說這么好的東西，一定要保護。我提出請他們去一趟，當時羅哲文和鄭孝燮都是重量級的專家，人也很熱心，先前搞保護和考察古建筑時我和他們已經熟悉了。
鄭孝燮說的“刀下留城”
我請他們去了以后，全國政協常委去了，當時的山西省省長也跟著到了平遙。鄭孝燮跟山西省省長交流說，這些規劃是“刀下留城”的規劃，是高水平的規劃，你們應該認真地執行。我就想要趕快把它變成紅頭文件。于是，當場就請他們把這個話寫下來，然后請鄭老簽名，在我們當時的會議紀要上寫上這幾句話：“這個規劃是高水平的”。然后，省長馬上就批示，希望按照規劃認真執行。
我說這還不算，這個規劃能不能執行，還需要錢，沒有錢無法執行。那時候還沒有設國家文物局，羅哲文當時是國家文化部文物處處長，每年的文物保護經費歸他管，我后來跟他說：“平遙的古城墻應該是國保單位，肯定沒問題。你能不能給點修繕文物的錢？”他說單位是有筆錢，但是這個錢是專款專用修長城的。我說你自己以前也說過，所有中國的長城為什么沒有保護好？是由于各個城市都有城墻，城墻是洪武年間跟明長城是同時修的，也就是說全國所有的城墻幾乎都是從洪武三年開始，各地自己修的。萬里長城是中央政府修的，而這
些城墻則是各地方政府同時修的。我據理力爭：
“你自己也講過除了北方的長城還有南方長城，所有的城墻都是一個體系的。”這些平遙的城墻跟長城是同一個體系的，是萬里長城的延伸部分。他說這個話有道理，是這么一回事。我提出能不能多撥點款，然后他就一下子撥款8萬元。
當時，在1980年代的時候，8萬元不容易，是筆大數字了。
8萬人民幣直接撥到平遙，專款專用維修城墻，我就怕這筆款不落實，我就叫當時的同濟研究生李曉江在北京盯著看這筆錢是不是真正撥出來了，撥出來以后這筆錢是不是到了平遙，到了平遙以后是不是這個錢用在城墻的修繕上，一定緊緊盯著。李曉江就做了這個重要的事情。
他盯著這筆錢匯出了，然后這個錢就批到文化部財務處，他到財務處看，看錢匯出去沒有，用什么方式匯的，銀行匯款還是郵政匯款還是銀行轉賬。后來他打電話跟我聯系，我叫他趕快趕到平遙去。趕到平遙以后錢還沒到，我說你在那兒等著，等著過兩天錢到了就去找縣長。縣長一開始不相信，不相信國家文物部能批這么多的錢，根本不相信有8萬。后來銀行的行長拿著支票的抄件就找縣長去了，是手抄件，因為那個時候沒有復印機，縣長一看高興得不得了。
我讓李曉江在平遙建立古城保護的修繕委員會，然后成立一個古城墻修繕的工程隊，把建筑工程師調過來修城墻。我要他落實了再回校。李曉江在同濟研究生畢業以后到北京工作，現在是中國城市規劃院的院長。跟我到平遙去的這十幾個學生，回憶起平遙那段經歷，都還會激動、興奮，覺得干成了件大事、有意義的事。
從“刀下留城救平遙”這件事當中我也有很深的體會，我發現，不懂技術的人在那里搞技術，是最大的缺陷。我在平遙做規劃的時候感到很嚴重的問題是缺乏技術干部。舉個例子，當時平遙縣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懂什么是“單行道”。我們做平遙規劃時，認為平遙古城里馬路還比較寬，可以用“單行道”的方式來通車，就沒有必要來拆房修路了。但“單行道”這個名詞平遙人都不懂。
他們更不能理解什么是修復，什么是維護。維護和修復是不一樣的，當時，許多技術干部不懂。從平遙回來以后，后來還有其他的城市，比如麗江的保護、新絳的保護，還有江南古鎮的保護都需要懂保護理念和技術的人去搶救我們的古城和古建筑，后來我還開辦了一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干部培訓班，利用我這個同濟大學老師的身份，同時我正好又兼任國家建設部城建領導干部培訓中心主任的身份，給干部們介紹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一些專業知識。
后來就是因為有了這一批初步懂得城市歷史文化保護的干部，有了這些人員，才有了這些古城保護的具體工作的落實和成績。我開玩笑說這些人全是我派到古城里去“臥底”的。當他們在古城里發現了保護工作被刻意破壞的情況，便通知我去搶救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