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楊貴妃的詩歌
張縣倫
馬嵬，位于今陜西省興平市西13公里處。是唐時長安通往西南官道上的一個驛站，也是第一個驛站。這個普普通通的驛站，毫無特別之處，過去很少有人知道它。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隨著震驚朝野的“馬嵬兵變”的發生和楊貴妃在這里被縊死。馬嵬便逐漸為人所知，進而聞名遐邇，聲名遠揚，成了蜚聲中外的勝地。
一千二百多年來，不少文人學士、達官顯貴到馬嵬憑吊瞻觀，寫下了大量吟詠楊貴妃的詩作。據《馬嵬志》記載，歷史上曾有人匯編過此類作品，得詩五百余首，但沒能流傳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張過，何冰先生編選的《馬嵬坡詩選》（華岳文藝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收錄有唐、宗、元、明、清以及現當代二百余位詩人的作品四百多首，既可使讀者讀詩思史，又可作為資料，供研究參考，具有較高的價值。
關于楊貴妃的詩歌，離不開相互關聯的主題，一是馬嵬的風光和意義，二是楊貴妃之死及對她的評價。寫馬嵬和寫楊貴妃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中國古代眾多嬪妃中，楊貴妃是一個奇特而復雜的人物。說她奇特，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憑借自己的天生麗質，在后宮激烈地角逐中爭得了“三千寵愛在一身”專寵地位，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二是她在封建最高層的勢力范圍內，由個人的殊榮發展到了家族的光寵，并形成了極為顯耀的權勢；三是她的人生命運離奇多變。說她復雜，一是指她曾使國人傾倒，后又傾國人；二是她沒有擅權弄柄，殺戮朝臣，顛覆社稷，但卻安榮顯貴，驕奢淫逸，放縱家族為非作歹；三是在愛情上，她是被追求者，又是被犧牲者，令人羨慕，又讓人嘆悲。因此，楊貴妃被縊死馬嵬后，眾多吟詠的詩作中便出現了迥異的觀點，甚至針鋒相對的現象。
在眾多詩歌中，諸多文人學士對“馬嵬兵變”中楊貴妃的死寄予了高度的同情，為她的死“鳴不平。”我們看看下面幾首：
馬嵬煙柳正依依，又見鑾駕幸蜀歸。
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更休怨楊妃。
唐詩人羅隱的這首《帝幸蜀》，從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黃巢軍攻克長安，唐僖宗逃蜀之事，表達了對楊貴妃之死的態度。這首詩構思別致，表現手法奇妙。而表達之意非常明白，即諷刺批評了那些把安史亂由妄加在楊貴妃身上的觀點。清同治年間詩人趙長齡《馬嵬》一詩：“不信曲江信祿山，漁陽鼙鼓震秦關。禍端自是君王啟，傾國何須怨玉環。意亦如此。這首詩簡潔直淺，觀點鮮明。安史亂由，罪責當誰，讀者不難辨知。
李益是中唐一位杰出的詩人，他曾先后兩次途經馬嵬驛，懷古抒情，寫下了三首詩歌，其中一首《過馬嵬》寫道：
漢將如云不直言，寇來翻罪綺羅恩。
托君休洗蓮花血，留記千年妾淚痕。
其時，安祿山反跡已露，有識之士早已看出。可是滿朝文武，卻沒有一個須眉男子直言諫上，改變事態。兩京淪陷，君臣西逃時，竟把罪責加在了楊貴妃身上，顯然是不公正、不
合理的。不由詩人不為楊貴妃鳴冤叫屈，“留記千年妾淚痕”，深沉之冤，不平之氣溢于言表，撲面而至。詩人在另一首《過馬嵬中》又寫道：
金甲銀笙盡已同，蒼茫羅袖隔風塵。
濃香猶自隨鑾輅，恨魄無由離馬嵬，
南內真人悲帳殿。東溟方士問蓬萊。
唯留坡畔彎環月，時送殘輝入夜臺。
長安收復，玄宗回京，一切依舊。唯有楊貴妃尸骨留在了馬嵬坡。她孤魂無依，遺恨滿腔。詩人表達的情感，極易引人共鳴。
晚唐大詩人李商隱詠寫的馬嵬詩可與李益引為同調。他的詩作鞭辟入里，揭示本質，把釀成“安史之亂”的責任完全歸到唐玄宗身上，廓清了許多迷霧。他的《馬嵬二首》之一云：
冀馬燕犀動地來，自埋紅粉自成灰。
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
這道詩首句概括了“安史之亂”初起時的情景，第二句從兩面落筆，持論確當，先說楊貴妃之死，是玄宗一手導致的；再言他西逃幸蜀，丟了皇位，也是咎由自取。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最后指明責任全在唐玄宗本人。這首詩語意深邃，觀點辨證、洞察實質，是有關楊貴妃詩中一首難得的佳作。
古來很多人認為楊貴妃是“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罪在不赦。不少詩人也持這種“女人禍國”論，在這種觀點的詩中，影響最大的當推杜甫的《北征》詩云：
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
奸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
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凄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
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
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杜甫在詩中回顧了當年的兵變和兵變后歷史的發展；對“馬嵬兵變” 做了簡單評價，維護唐玄宗之意顯而易見。在他看來，唐朝鴻運的中衰，責任不在“明皇”李隆基，而在于楊貴妃及其家族。顯然，杜甫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以儒家思想來立論的。在此觀念中，圣明的天子永遠圣明、無由指責，連唐玄宗的狼狽逃蜀也是“與古先別”。
與杜甫持類似觀點的還有一些詩人。劉禹錫在他的《馬嵬行》中有“軍中誅戚族，天子舍妖姬”的詩句。”“戚族”“妖姬”專指楊國忠、機貴妃。從用詞的褒貶色彩上就明顯地表現出了作者的思想傾向。
明代詩人石川席在《馬嵬懷古》一詩中寫道：
玉貌紅顏稱太真，當時寄發寵恩新。
胡兒向事先忘母，是使妖姬逼上賓。
清代詩人李化楠的《楊貴妃墓》，表達的也是這樣的觀點。詩云：
香肌紅顏貌如仙，一曲霓裳絕可憐。
誰使君王西出走當時還賜洗兒錢。
這兩首詩著眼于楊貴妃的美貌及其荒淫腐化的生活，認為她是“以色禍國”，把“安史之亂”的禍由推在了楊貴妃身上。
在吟詠楊貴妃的諸多詩歌中，除了涇渭分明，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外，還有一些詩人站在其他不同的角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林則徐路過馬嵬，作有《題太真墓》（八首），其第一首寫道：
六軍何事駐征驂，妾為君王死亦甘。
拋得娥眉安將士，人間從此重生男。
林詩以楊貴妃的語氣，表達了甘愿犧牲自己保全唐玄宗、乃至整個唐王朝命運的可貴品質，把楊貴妃的死境界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尾句又暗含著對自己命運的無奈和對唐玄宗薄情寡義的譴責。感情沉郁，引人深思。
清代極負盛名的詩人王士禎《漁陽續集》中有一首《馬嵬懷古》，詩云：
何處長生殿里秋，無情清渭日東流。
香魂不及黃幡綽，猶占驪山土一丘。
黃幡綽，盛唐時長安第一優人，梨園樂工。其滑稽多智，深得唐玄宗喜愛，死后葬在驪山。詩作自然流暢，感情深沉。寫“三千寵愛在一身”的楊貴妃死后草葬荒坡，尚不及一梨園弟子，凄悲、衰嘆之情溢于言表。
明代畫家，文學家唐寅（唐伯虎）有一首《題太真圖》寫道：
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
一曲霓裳未終曲，金鈿早委馬嵬坡。
唐寅的這首詩是對楊貴妃紅顏薄命的哀嘆。
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之三云：
萬圖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
云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
這首詩描繪了唐玄宗楊貴妃在宮中和蓄意叛亂、造他們反的安祿山狂歡共飲的情景，極具諷刺意味。是對李、楊醉生夢死、不辨忠奸的譏諷和鞭撻。
清代女詩人陳葆貞在她的《楊太真》詩中表達的是另一種觀點:
一死能教國難平，馬前值得早捎生。
紅顏若向升平老，未必君王不負盟。
此論自成一家，先說楊貴妃死得有價值，再從女性的角度對她即使不死，能否和唐玄宗白頭到老提出質疑。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在眾多吟詠楊貴妃的詩歌作品中，有兩首詩不能不特別提及。
第一首是宋代末期隱逸詩人真山民的《楊妃》，詩是這樣寫的：
三郎掩面馬嵬坡，生死恩深無奈何。
瘞土驛傍何足恨，潼關戰處骨埋多。
這道詩值得稱道之處在于，詩人沖破了李楊故事本身，把同情之淚灑向了抵御叛軍、戰死
疆場的將士們。與所有沉浸于對李楊愛情的頌美、對楊貴妃沉冤的悲惋之類詩相比，真山民此詩無疑立意要高出許多。
另一首是清末袁枚的《馬嵬》，其第四首云：
莫唱長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
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
和歷代詩人的馬嵬詠懷詩比較，袁枚這首詩可以說是另辟蹊徑，獨樹一幟，角度新穎。詩的前兩句說明楊貴妃之死不必寄予太多的同情，因為“安史之亂”對老百姓造成的苦難，遠遠超過了李楊悲劇。后兩句征引杜甫詩作《石壕吏》作比：“安史之亂”造成了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和老百姓的痛苦悲傷相比，唐玄宗因荒淫誤國，導致內憂外患，引發悲劇。和飽受戰亂之苦的老百姓相比，他和楊貴妃的哀惋怨恨是渺小的，可鄙的，而且應當受到譴責。詩人代大眾立言，表達了對廣大群眾的同情。這個觀點的進步高出了歷代吟詠李楊故事的詩人，實屬難能可貴，值得稱頌。
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過：“只有憑著從對象上展開人的本質的豐富性，才可能……產生著對人的主觀感受的豐富性。”所以，對歷史人物的評論，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森林；也不能為感情所驅使，片面地下一個簡單的結論。在楊貴妃身上就體現出了這種“豐富性”。一味的指斥她為“禍水”、“妖姬”、“罪魁”，痛快倒是痛快，可終究有失偏頗，難以令人信服。正如魯迅先生在《花邊文學·女人未必多說謊》所言：“全怪罪于女人，卻逍遙了真的罪人。”反之，一味的對她的死寄于同情，而忽視了她生活的另一面，也有失客觀。無論怎么說，她直接或間接地為國家和人民帶來了不少的損失，這個事實亦是不容置疑的。公允地說，她不是“罪魁禍首”，但并不是全無責任。今天我們評價楊貴妃，不應該僅僅限于發思古之幽情，而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還歷史之本來面目，從中有所啟迪，受到啟發。
詩歌畢竟只是一種文學樣式，它的功能是有限的。然而，通過對歷代吟詠楊貴妃的詩歌的閱讀，簡析，我們可以看出不同詩人眼里的楊貴妃的不同形象。這些形象，對我們比較全面的了解楊貴妃這個歷史人物的幫助是不可抹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