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五大認知范式”
作者：柴文華 段瀾濤
來源：《知與行》2019年第03期
李承貴教授新近推出了80余萬字的《生生的傳統(tǒng)——20世紀中國傳統(tǒng)哲學認知范式研究》（以下簡稱《研究》）一書，把整個20世紀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認知范式概括為五種：唯物認知范式、科學認知范式、人文認知范式、邏輯認知范式、自我認知范式，引發(fā)了人們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研究范式的再思考。“五大認知范式”與“三種解釋框架”（以西釋中、以馬釋中、以中釋中）是什么關系？“五大認知范式”的特色是什么？“五大認知范式”留給我們的思考空間有哪些？思考這些問題，有助于人們進一步反省20世紀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研究，推進當下和未來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研究路徑的深入探索。
一、“五大認知范式”與“三種解釋框架”
任何一種觀念、思想、理論都不可能是“獨化”出來的，必然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聯(lián)系。李承貴教授所概括的“五大認知范式”與前些年學界對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的思考有一定的淵源。對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的思考也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是“中國哲學合法性
”問題討論的延伸。“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雖然被一些學者稱之為偽問題，但它促進了人們對中國哲學自身的反省，引發(fā)了人們對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的思考。在對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的思考中，學界提出了種種觀點，比較突出的是“三種解釋框架”即“以西釋中”“以馬釋中”“以中釋中”。
“以西釋中”是以西方哲學的基本理論、原則、方法為參照，詮釋中國哲學。“以西釋中”可以追溯到謝無量191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人書寫的第一本中國哲學史。盡管學界多數人認為這部書經學意味較為濃郁，不能算作中國哲學史學科的開山之作，但也有學者堅持認為謝無量是中國哲學史學科的開創(chuàng)者。如果我們尊重歷史和文本的話，可以這樣說，謝著雖然不如胡適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上卷）的影響大，但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創(chuàng)立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從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的總體特征來看，他已初步具備了現(xiàn)代哲學意識，開始以西方哲學為參照書寫中國哲學史，構成了“以西釋中”詮釋框架的萌芽形態(tài)。盡管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開了“以西釋中”書寫方式的先河，但僅僅是初步的，胡適1919年出版了蔡元培作序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是中國第一部用現(xiàn)代方法書寫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在自己哲學觀和哲學史觀的基礎上，用六分哲學框架以及實用主義方法建構了他的中國哲學史。20世紀30年代初，馮友蘭出版的
上下卷的《中國哲學史》是中國人運用現(xiàn)代方法撰著的第一本完整形態(tài)的中國哲學史，他在自己哲學觀和哲學史觀的基礎上，用三分哲學框架以及邏輯分析方法建構了中國哲學史。胡著和馮著肯定了用西方哲學詮釋中國思想的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提出了系統(tǒng)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其所體現(xiàn)的是成熟形態(tài)的“以西釋中”的詮釋模式。張岱年建國前創(chuàng)作的《中國哲學大綱》是中國第一部中國哲學問題史、中國哲學范疇史，從他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的板塊劃分來看，應該算作“以西釋中”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的代表作之一。如他自己所說：“如此區(qū)別哲學與非哲學，實在是以西洋哲學為表準，在現(xiàn)代知識情形下，這是不得不然的。”20世紀50年代之后，港臺的牟宗三、唐君毅、勞思光、方東美、羅光等對中國哲學史的書寫也是“以西釋中”或“中西互釋”的延續(xù)。“以西釋中”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創(chuàng)立時期的主流詮釋框架，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創(chuàng)立和現(xiàn)代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但也含蘊了格式化中國傳統(tǒng)思想、遮掩中國傳統(tǒng)思想本然狀態(tài)的偏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