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梁莊記

歷史轉折中的中國農村

——從《中國在梁莊》到《出梁莊記》

2015級農業推廣專業 鄒 蕾

前言

我的一生被三種簡單卻又無比強烈的激情所控制：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探

索和對人類苦難的難以抑制的憐憫。——伯蘭特·羅素

終于讀完了這本書。

準確的說是讀完了這兩本書。

我不得不用羅素的這段話來向本書的作者——梁鴻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從

字里行間，深深感受到包括作者在內的“梁莊人們”對于鄉土的依戀，這種依戀如

同大樹的根一樣深植在他們的血液里、骨髓里，難以磨滅，難以忘卻。在過去的

五天里，梁莊，這個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的普通村落，她的歷史與變遷，

歡樂與痛苦，如同一根扎在背脊的芒刺，讓我輾轉難眠，整個人陷入一種難以言

表的極為復雜的悲涼之中。

其實在閱讀之前，我很是好奇，究竟在作者筆下的梁莊究竟有怎樣的魔力，

讓這兩部作品獲得如此高的評價。讀完以后才發現，梁莊的過去或許是美麗的，

可是現在是荒涼的，甚至是傷痕累累的。雖然我的老師要求只是針對于《出梁莊

記》這本書，但我心里清楚，在讀懂《出梁莊記》之前，不得不熟讀《中國在梁

莊》。參照了后者，才可以清晰了解中國農村近三十年的真實生存狀態。在梁鴻

女士的筆下，在梁莊所有相關村民的回憶中，梁莊是真實的。在《中國在梁莊》

里開始的各種時時刻刻存在的訪問與調查，延續到《出梁莊記》再次進行詳實的

解讀，這種延續的描述，看似一種對散落在中國各個城市中的梁莊人的客觀的描

述，在我看來卻更像是一種詰問。與《中國在梁莊》相比，《出梁莊記》的視野

顯得更為開闊，所涉及的人物及其生活的歷史更具有時代的硬度。

（一） 各種各樣的死亡

不得不說，《出梁莊記》的基調是壓抑的，書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死亡。 死

亡帶給人的震撼是毋庸贅言的，但更令人揪心的是那些依然活著的人們。 在梁

莊人的眼中，人只分為兩種：已故者和幸存者。若說兩種人有什么共同點，那就

是他們都同樣的卑微。 他們來自梁莊，也可以說來自中國的任何一個村莊。他

們像吹散的蒲公英花瓣一樣，飄零各地，隨遇而安，無人問津。 書中的他們，

陌生又熟悉。作者說，那個被我們訓斥一番的電話推銷員，說不定就是你的鄉下

妹子。太陽底下無新事，城邊村、出租屋、流水線；蹬三輪、校油泵、搞傳銷……

從梁莊走出來的人們，命運無非有限的幾種；可更多的人寧愿選擇走出去，也不

愿留在村里坐以待斃。

“此后的十幾天時間，我每到一家，只要坐那么一下午，無論談論的是任何

話題，最后都會歸結到這件事上。首先是懷疑，對一畝地1750元能否順利到手

非常質疑，進而憤怒地說道多出的公共面積和多出的錢。”——《出梁莊記》第一

章 梁莊·閑話

《出梁莊記》的開篇就是關于軍哥之死的“閑話”，由此引發出了梁莊內部的

許多話題。軍哥溺水死了，他的親哥哥為了在實際上占有弟弟的低保費和土地（人

死后土地歸公家），在名義上不承認死的是他弟弟，更不予送葬。這一度成了梁

莊人茶余飯后的重要談資。這是留下的“興哥”們的命運，而走出梁莊的人呢？在

前方等待他們的，是環境惡劣、霉味嗆人的出租屋，是充斥著白色毒氣的車間，

是通體油污的工作服，是日復一日的加班勞作和捱不到頭的委屈孤獨，是野草般

的枯萎與死亡。這一切仿佛樣貌猙獰的魔鬼，居高臨下地欣賞著進入它囊中的獵

物，陰險地笑笑，并將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一舉捕獲他們。

（二）一樣的天，一樣的臉，一樣的我卻活在不一樣的世界

根據作者自己的統計，梁莊的打工者在城市打工時間最長的有超過30年，

最短的才剛剛踏上漂泊之程。《出梁莊記》主要人物有51位，51位中，外出務

工時間長達20年以上的有26個，外出務工時間10年以上的有15個，平均外

出打工時間為16.7年。看著這一批批走出去的梁莊人，我不禁聯想起兒時看過

的一部電視劇《外來妹》，想起那首膾炙人口的主題曲《我不想說》。歌中唱到：

一樣的天，一樣的臉，一樣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樣的路，一樣的鞋，我不能沒

有你的世界……這應當算作是我對農民工的最早的記憶。作為一個城市里長大的

孩子，我可能永遠無法理解他們在離開故土時的無奈。試問，如果可能，誰愿意

遠離故土、遠離家鄉？那些陪伴他們兒時成長的鄉鄰、環境、氣息，是一個人生

命初始最難以割舍的一部分。

書中很多父老鄉親，在外打工多年，無外乎是為了回梁莊蓋房、結婚、生子、

供養子女……然后再出來打工。這些農民工中的大部分如同遷徙的候鳥，來回奔

波在家鄉與打工的某個城市，甚至于有些人將生命的休止符停在了這場還未結束

的遷徙中。

中國有近2.5億農民和梁莊打工者一樣，他們是中國特色農民，長期遠離土

地，長期寄居城市，他們對故鄉已經陌生，對城市未曾熟悉。然而，他們構成完

整的農村與城市，構成完整的中國。他們是一個共同體的存在樣態，我們是如何

思考并以什么樣的姿態參與了他們的生態發展？

高樓大廈的玻璃幕墻反射著陽光，可他們卻行走在人造陽光照不到的陰影

里。城市，只是他們眼中的海市蜃樓。他們無法在這里安家，更不被允許在這里

安家。有的人在城市打工十幾年，依然叫不出該城市的名字。 梁莊已經回不去，

城市卻也留不住。他們唯有在城市的碎夢中，輕輕呼喚梁莊的名字；唯有約上三

五梁莊老鄉，在城市最廉價、臟亂的路邊攤一醉方休。僅此而已。

這是一個在《新聞聯播》上看不到的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已然成為

一個符號，在呼天搶地的悲劇和吃飽穿暖的感恩中，被媒體、企業、圍觀的各色

人等拿來說事兒。進城，討薪，下跪……這些詞你都聽過，這些事兒天天耳聞，

但這群人的苦難，《出梁莊記》里面具體而深沉的哀傷，仍然給我們一記重擊。

在西安，梁鴻見到了15個梁莊人。他們有的在那里蹬三輪車，有的賣菜或

做其他的小買賣。當梁鴻拿著“三輪車夫耍賴導致交通癱瘓3小時，萬余輛黑三

輪成××市頑疾”的舊聞，去和在西安蹬三輪車的梁莊人討論時，她聽到的是另外

一種聲音。在三輪車夫眼里，這是一個由“黑狗子”、“搶劫”和“托兒”構成的產業鏈。

“黑狗子”不是警察，也不是其他執法人員，卻被當作有執法權的人。比如協警、

治安員等都是類似身份與職能的人。“搶劫”是指“黑狗子”將“黑戶”三輪車罰沒的行

為。完成“搶劫”后，“托兒”上場了。據老鄉說，十輛車里有九輛都被“搶劫”過，每

次贖車付給“托兒”的錢，將近三輪車價的1/4。 “像這樣的沖突很多很多。每聽

到一次，我就感覺深深的哀痛。” ——《出梁莊記》第二章 西安·打架

（三）中國戶籍改革與城鎮化

“他們是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V?S?奈保爾的一句

話。梁鴻將這句話作為書中一章的題記。出了故鄉的梁莊人無論身影還是精神，

始終漂泊。梁鴻采訪完不到一年，很多梁莊人已經不在當初采訪的地方了。是制

度么？究竟是什么把他們排斥在城市之外？

今天我們打開電腦通過百度搜索“農民工”，能找到相關新聞約10,700,000篇。

這些看似關心的新聞后面，其實都在強調他們的身份存在，很多時候更像是在“消

費”他們。而在這近三十年的時間里，流動人口的稱謂也不斷地在發生著變化。

從最初的“盲流”到隨之而來的“打工仔（打工妹）”，后來又是全國人民熟知的“農

民工”，而在這之后，這種帶有明顯歧視的稱謂逐漸消失，漸漸地變成“外來人口”

和“流動人口”。盡管在稱謂上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平權”，但實際上的權利卻很少

有變化，他們仍然只能“暫住”在自己的蝸居，時刻等待改變他們人生際遇的“風

雨”。 人生下來最本能的需要就是要活下去，要解決衣食住行問題，簡言之就是

要求生存。長期以來，中國在這方面表現的尤為明顯。在農村土地制度變革之前，

人為地將大量的勞動力舒服束縛在土地上，可是過低的生產效率又無法養活這么

多人。于是，當農民有了一點點可選擇的自由之后，追求更好的生活就是人的本

能的一種體現。在社會保障水平不能涵蓋所有人或者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的情況

下，進入低技術水平、低環境標準的非正規部門就成為低收入人群求生存的唯一

手段。生存權是一項基本人權，但當低端部門就業者的生存權不僅不能得到認可，

更會遭到剝奪和沖擊。針對傳統服務業和低端第三產業對流動人口有巨大吸附作

用的特點，大城市紛紛清理低端產業，對“五小門店”和小百貨、小建材等各類市

場進行整頓，整合清理了一批不具備基本條件的小門店、小企業，減少低端就業

崗位對流動人口的過度需求。除此之外，更是在就業政策傾斜，就是優先促進本

地人就業，以抑制流動人口。而這無疑剝奪非本地戶籍的外來低收入人群的生存

權，人為地將部分外來人口趕出城市。事實上，由于這些流動人口沒有本地戶籍

(也就沒有福利)，他們為這個城市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他們的存在也沒有

威脅到城市的安全與秩序。因此，驅趕他們是不公平的，政府不可能依靠自己的

意志決定什么樣的人才能進入這個城市，應該尊重自發秩序，尊重市場的需求，

更應該尊重這些人的權利。

梁鴻和鄉親們口中“掙了很多錢”的虎子有一段對話。在西安謀生近20年，

虎子還是打定主意“打死也不在西安定居”。

“都在這兒20年了，在這兒待的時間和在梁莊都差不多，還不算是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時候都不是西安人。”

“為啥不住這兒？”

“人家不要咱，咱也沒有想著在這兒。”

“那多不公平啊，憑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給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錢買

個戶口也是個空戶口……分東西也沒有你的。連路都不讓你上，成天攆……”

——《出梁莊記》第二章 西安·小天使

（四）中國制造

梁莊外出打工者中，進入工廠的也有不少。2012年元旦，梁鴻在鄭州碰到

一個同村人。他曾經在一家著名的臺資工廠工作過。她如此描述這個年輕人：他

是一個很酷的年輕人，深陷的眼睛，目光逼人，突出的光亮的前額，頭發剃得很

短，幾乎能夠看到青色的頭皮。這個年輕人叫梁平，話很少。長時間接觸后，梁

鴻才打開他的話匣子。在那家工廠，梁平是生產線上的一名普通工人。梁鴻在書

中寫道：“在說到工作身體不能動時，梁平扭過身，頭低著，把兩只胳膊撐在桌面

上，胳膊、手腕一動不動，雙手也不動，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飛快地纏繞著，‘你

看，就這樣，一個動作就幾秒鐘，來回不停，完全和機器一樣。往一個槽里插零

件，其它身體的哪個部位都不能動。’他的表情夸張、僵硬，就像一個沒有知覺

的、肢體呆板的機器人。”這不就是卓別林《摩登時代》的翻版嗎？

這個年輕人還說，在工廠時，屬于他的時間很少，除了吃飯時能和工友說幾

句話，別的時間，不是工作就是睡覺。工廠有籃球場等一些體育設施，工人也沒

時間玩。作者也問過梁平收入。在這個工廠，先是3個月的實習期，實習期過后

是6個月的考核期。在這9個月中，如果不加班，一天工作10小時，一個月只

能拿到1200元的工資。作者在調查中發現，梁莊人所在的很多工廠，目前只按

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發工資。懷揣著發財夢離開家鄉的梁莊年輕人們，進入

到富士康和其它大工廠才發現自己變成了一臺機器，沒有自己的時間，拿著最少

的工資，全部生活只有工作、工作、工作。“他想找對象結婚，沒有可能；他想漲

工資，沒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沒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離他還很遠。”

2011年10月下旬，梁鴻來到青島。小柱原來在這里的電鍍廠打工，用氰化

物為金屬表面去污增光。氰化物是一種劇毒。在老鄉的幫助下，梁鴻走進一家電

鍍廠，很快就領教氰化物的厲害。她在書中描述道：“一進到車間門口，一股巨

大的蒸汽浪潮沖我而來。這蒸汽濕度和濃度很高，呼吸一下，就像吸進去一塊冰

冷的厚重的濕氈，塞住鼻孔和嘴巴，有猛然窒息之感。”進到車間深處后，“空氣

濃度似乎更高，有顆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嗆水時吸入滿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

都像嗆到什么東西”。而鼻腔，有“金屬的質感，硬、澀、銹”。梁鴻觀察到，即使

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人都不戴口罩。老鄉解釋說，車間溫度高，濕度大，戴上口

罩，呼吸不上來。“干這個活兒就是慢性自殺，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

死。”梁莊老鄉悲嘆道。他們還說，小柱就是氰化物中毒而死的。梁鴻查過資料，

吸入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是，一些器官充血、水腫、糜爛。她的哥哥開診所，小柱

生前，哥哥嫂嫂經常給小柱輸液，發現“小柱噴出來的血發臭發腥。”

梁鴻從老鄉那里了解到，在這樣的工廠里，有類似小柱這種死亡征兆的人還

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樣，活著回到故鄉，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沒有活

著回去。梁鴻引用了里克爾《世界上最后的村莊》中的一句話，作為祭奠：“離

棄村落的人們流浪很久了，許多人說不定死在半路上。”對死亡的人，工廠通常

是補償幾萬塊錢了事。“告，上哪告？有錢能使鬼推磨，咱到哪也告不贏。告了

國病灶”的身份存在著。從中國農村的農民收入來看，鄉村經濟確實在發展，可

是無論從傳承意義的道德習俗還是求知方面的文化，梁莊們都處在一種斷裂與衰

退之中。這種狀態是如此的讓人無能為力，似乎在轟轟前行的歷史巨輪面前，這

一切終將被碾壓得粉碎，最后消失殆盡。梁莊，作為中國近30年“被”消失的40

萬個中國農村的縮影，在城鎮化的進程中逐步走向衰敗和滅亡。我們一方面在感

慨現代城市發展如此迅猛的同時，一方面卻忘記了那些在城市背后將要絕塵而去

的鄉村。在這本書中，梁莊兒女所發出的每個“聲音”都可看作是他們的內心獨白，

是他們對外部世界的重新定義，是個人思想觀念的表征。每一種思想又都是一個

符號。正如實用主義哲學認為的那樣，人類不能脫離符號進行思索和表達。人的

心理也是借助對語言符號的使用而形成和表現出來。“如果人不具備使用符號的

能力，那么精神、自我和社會就會處于一片混亂之中，或者失去了存在的根據。”

作為一個離開的梁莊人，梁鴻女士像一個有原罪的人一般，寫下他們的故事。她

首先批判的是自己：“責備制度、批判他人是我們最普遍的反應，但卻唯獨忘記，

我們還應該責備自己……我們也是這樣的風景和這樣的羞恥的塑造者……我們

應該負擔起這樣一個共有的責任，以重建我們的倫理……如果不能對‘自我’提出

要求，那么，我們也不可能擁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可是，她又是如此的

沮喪，終究是沒有辦法——沒有辦法為他們的困境找到出路，沒有辦法面對自己

“心中的悲涼和清晰的漠然”。

書的最后，她決絕地說：“我終將離梁莊而去。” 但和千千萬萬背井離鄉的人

們一樣，她也永遠無法真正離開她的梁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