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外閱讀】《促織》寓意探索

【課外閱讀】《促織》寓意探索

眾所周知，《促織》是清初山東淄博窮儒蒲松齡所著《聊齋志異》

（以下簡稱《聊齋》）中的名篇，歷來《聊齋》研究者均認為，《促織》

所反映的，是從里胥、邑宰到撫軍，全都是勒索百姓的家伙。其所以

如此，是因為下官“欲媚上官”，上官則欲媚朝廷，百姓的深重災(zāi)難，

乃因“宮中尚促織之戲”。蒲松齡就是這樣借《促織》揭露出“天子

一跬步，皆關(guān)民命”，從而使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對這一切負責(zé)，并以此

層層深揭封建社會官吏貪殘的根源的。因此，在大講階級斗爭的年代，

《促織》曾作為反映封建社會階級壓迫的作品而備受重視，乃至選入

中學(xué)語文課本，作為向青少年學(xué)生進行階級教育的教材。

《聊齋》研究者對《促織》的上述剖析雖然正確，然而我以為他

們并未探知作者在該篇深藏的寓意，該篇寓意何在？即辛辣地諷刺科

舉取士。然則我這樣說的根據(jù)和理由何在呢？

研究《聊齋》，首先必須注意《聊齋》是一部寓意頗深的文學(xué)作

品，這是該書最大的特點之一。正如該書清代南題跋中說的：“余觀

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此雖未免言之過分，但該書的寓意的確是

既深且豐的。那么，《促織》的寓意何在呢？請看!這篇主人公成名的

命名即寓有深意。作者何以將他命名為成名？原來科舉時代被取錄叫

成名，如唐代黃滔有《放榜日》詩，其題注云：“從此成名后作”。他

又有《成名后呈同年》詩（見《黃御史集》（三）四）。而唐代羅隱《甲

乙集》八《偶題》詩，即有“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之

句。且“成名”還有樹立名聲，亦即在某方面有成就而為人稱道之意，

如《論語?子罕》“大哉孔子!博學(xué)而無所成名”的“成名”，即是此意。

不僅如此，因“成”“盛”均為禪母、耕部，二字以雙聲疊韻而可通

假，故“成名”還有盛名之義，如《荀子?非十二子》云：“成名況乎

諸侯，莫不愿以為臣。”其“成名”即盛名之義。且前人有“十年窗

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之語（見金代劉祁《歸潛志?七》）。成

名既然有上述數(shù)意，那么《促織》中的成名因何而成名呢？他憑腹中

詩文，“操童子業(yè)，久不售”，不僅默默無聞，而且窮愁潦倒，慘遭責(zé)

打，憂悶欲死。然而只因他后來貢一只奇異的促織（蟋蟀），竟一舉

成名，不僅免去徭役，而且“以善養(yǎng)蟲名”，“俾入邑庠”，富于世家。

可見“成名”這個名字，對科舉取士的欺騙性的揭露諷刺，是非常深

刻尖銳的。

不僅如此，而且《促織》之末，作者于“異史氏曰”中說：“獨

是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這“蠹”是什么意思？歷來注《促織》

者，均以為此處的“蠹”（蛀蟲）是指篇首所說的“假（借）此（促

織）科斂丁口”的里胥（鄉(xiāng)里公差）及與征促織有關(guān)的各級官吏。如

清代呂湛恩即注“蠹貧”為“因吏胥所蠹而貧”，這就將此處的“蠹”

誤釋為動詞了，且將“蠹貧”作一個詞來注釋也殊屬不妥。其實，從

“以蠹貧，以促織富”這上下句的句式、結(jié)構(gòu)、詞性均同的句子來看，

即可知此處的“蠹”是名詞。后來各注家對此處的“蠹”均誤襲呂注，

有的注者雖將此處的“蠹”注為“蛀蟲，這里指里胥”（如人民文學(xué)

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全本新注聊齋志異》即如此）。但也是因

受呂注影響才作此注的。退一萬步說，即使成名因吏胥侵害而貧，但

也是因為他“操童子業(yè)，久不售。為人迂訥，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

才使他“不終歲，薄產(chǎn)累盡”的。因此，歸根究底，成名是因為死啃

書本，才被吏胥視為蠹魚，受其欺壓而貧窮的。因此，此處“以蠹貧”

的“蠹”，揆情度理而言，當(dāng)是喻成名是個死啃書本的蠹魚。由此可

知，將“以蠹貧”的“蠹”解釋為吏胥是不對的。此處“以蠹貧”的

“蠹”，表面上是指蠹魚（蛀書蟲），實則暗喻成名是只知埋頭死啃書

本的蠹書蟲。這樣解釋，不僅是從《促織》譏諷科舉取士的寓意而得，

而且也是從成名貧困的根本原因（“操童子業(yè)，久不售”，致使“為人

迂訥”則被里胥欺壓）而得的。須知，蒲松齡這種以蠹魚喻埋頭死啃

書本（“操童子業(yè)，久不售”）的成名，并非憑空臆造，原是有所本的，

如唐代名家韓愈于《昌黎集》五《雜詩》中，即有“豈殊蠹書蟲，生

死文字間”的詩句。韓詩此處的“蠹書蟲”，即喻埋頭死啃書本而食

古不化，不合時宜的書生。不僅如此，以蠹魚喻書生，在《聊齋》中

也有成例，如也是譏刺科舉取士的《素秋》中的書生俞恂九，死后即

化為“蠹魚徑尺，僵臥其（指棺材）中”。由此可知，蒲松齡所說的

“獨是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對科舉取士的譏刺是多么辛辣尖

銳。而《聊齋》另一名篇《書癡》中的書癡郎玉柱，祖先遺留“積書

盈屋”。他則“晝夜研讀，無問寒暑”，至“年二十余，不求婚配”。

雖“每文宗臨試，輒首拔之”，但卻“苦不得售”。何以如此？其女友

顏如玉說得好：“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書）耳。試觀春秋榜

上（指春試考進士之榜和秋試考舉人之榜），讀如君者幾人？”這于

成名“以蠹貧”的“蠹”是死啃書本，真是極好的注腳。

蒲松齡生于科舉時代的清初之際，其時，清沿明制，故仍以八股

取士來強化其政治、文化統(tǒng)治。蒲松齡自幼飽讀詩書，才高學(xué)富，早

歲即頗有文名，深為當(dāng)時名家施閏章、王士禎所激賞。但他在科舉考

試中雖于十九歲就考取了秀才，但其后卻屢應(yīng)省試不中，一直考到五

十一歲時，才放棄應(yīng)舉，七十一歲始援例成一貢生。他因久困場屋，

深知其中苦況，故對科舉弊端與丑惡黑暗看得清楚，揭得深刻，諷得

辛辣，批得尖銳。他雖因受時代和階級局限不可能從根本上自覺否定

科舉制度，但在他所著的《聊齋》中，卻有相當(dāng)數(shù)量的作品，以嬉笑

怒罵之筆譏刺科場衡文不公和賄賂公行的丑惡行徑。如《司文郎》《賈

奉雉》《王子安》《于去惡》《續(xù)黃粱》《三生》《三仙》《苗生》《素秋》

《郭安》……就是揭批嘲諷科舉取士的名篇。

遺憾的是，歷來的《聊齋》研究者雖均知蒲松齡于《促織》是以

古喻今，即借明代故事揭批清代弊端，對該篇深隱的譏刺科舉取士不

公的寓意卻均失察。在《促織》中，蒲松齡所寫的故事雖堪稱離奇，

但“操童子業(yè)，久不售”的成名，卻因貢一奇異促織“俾入邑庠”而

一舉成名，這對科舉取士本身就是一個絕妙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因

為，它通過成名以貢一促織而入邑庠的故事表明：科舉取士中，有的

士子是通過不正當(dāng)手段來獵取功名的。

蒲松齡所以在《聊齋》中將寓意深隱于離奇曲折的故事中，固然

是出于文貴含蓄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的需要，同時也是因為他所處的是一

個文網(wǎng)甚密的時代，因此，用含蓄手法深寓本意，也就可以免災(zāi)避禍

了。正因為這樣，所以要求《聊齋》研究者必須結(jié)合作品的寫作時代，

作者的身世、思想，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特點，并聯(lián)系《聊齋》的

其他有關(guān)篇章，進行深入細致的探索。只有這樣，才能知其寓意，得